陝北旌旗

1935年9月17日，中央紅軍突破臘子口、翻越岷山，到達甘肅哈達鋪。在這個商貿發達的小鎮上，先頭部隊意外繳獲一份山西商人帶來的《晉陽日報》，上面有這樣一段報道：“陝北劉志丹、高崗匪佔領六座縣城，赤化人民七十萬，擁有正規軍五六萬人，游擊隊赤衛軍和少先隊共二十余萬……現在陝北情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仿佛……”

隨后，在哈達鋪郵局找到一份更加權威的《大公報》，印証了這一消息。

報紙被快馬加鞭送到中央機關，毛澤東興奮不已：“看來，劉志丹在陝北至少開辟了一塊根據地。”

到陝北去！此時的中央紅軍離開瑞金已近一年，轉戰十省，疲憊已極，極需一個休整的落腳點。這時候，在黃土高原上，陝北紅軍以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斗志守著一塊根據地，為萬裡跋涉而來的中央和主力紅軍准備好了一個家。

一道道山來一道道水，

咱們中央紅軍到陝北

陝北，陝西省最北部的黃土高原。東臨山西、北接內蒙古、西接寧夏甘肅，南至金鎖關一線，正好與盛產小麥的關中平原分割開來。

吳起，地處甘肅、陝西交界的八川兩澗間。80年前，它是一個僅有十余戶人家的小鎮子。

1935年10月18日，14歲的放羊娃高起陽和伙伴們看見，從頭道川那邊來了部隊。10月的天已經很冷，大多數人還是單褲、單衫，光腳丫子穿著草鞋。部隊真長啊，一隊接一隊，整整走了一天還沒走完。“鎮上的人都不知道是什麼軍隊，除了老人、小孩，全跑了！這些部隊一進鎮子，就在牆上、石崖上寫‘中央紅軍北上抗日！會合劉志丹紅二十六軍！’，識字的人看后，又趕緊把村裡人喊回來了：‘是咱紅軍的隊伍！’”

到陝北了。走進吳起鎮，指戰員們一眼看到黃土窯洞門口挂著“赤安縣六區蘇維埃政府”的牌子，辛酸和喜悅涌上心頭，淚流滿面地呼喊：“到家啦！我們終於到家啦！”

同一路轉戰走過的地方都不同，這裡的老百姓對紅軍打心眼裡擁護和熱愛。他們掏空了面缸，甚至割下還沒長熟的穗子，為戰士們端來熱騰騰的蕎麥面﹔他們敞開大門，掃淨窯洞，歡迎戰士們住進去……

當年隻有15歲的雷梅英，和爺爺一起，照顧了三名紅軍傷病員，一家人似的生活了半年多。第二年5月，戰士們傷好歸隊，拉著爺爺的手哭得話都說不出來：“革命勝利了，我們一定回來看您！”直到去世，雷梅英都記得這幾名紅軍的名字，她常常念叨“不知道他們怎麼樣，可能已經犧牲了吧？”

真的到家了。

10月20日，陝北紅軍游擊隊隊長張明科和聯絡員劉景漢，在吳起鎮洛河東岸半山坡的一孔窯洞裡見到了毛澤東。陝北紅軍找到了中央，中央也在這片溝壑遍布、紅沙飛揚的黃土高原上，深深地扎下根來，直到1947年3月。

山丹丹花開紅艷艷，

共產黨領導咱打江山

紅軍在哈達鋪讀到的1935年8月出版的《大公報》報道，陝北紅軍已“佔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軍五六萬人……”毛澤東在冷靜分析后認為，這個數字可能是國民黨地方軍閥夸大之辭，“能有一萬也就好了。”

實際上，此時的陝北有一個師的主力紅軍、一個正規獨立團、幾十個游擊支隊，總兵力5000余人。

“如果你熟悉這裡的地理風土，就知道，5000人也是了不起的。”重訪吳起鎮時，宣傳干部樊燚成告訴我們，“陝北高原土地貧瘠，地廣人稀，即便是進入本世紀初，一個山坳裡也就兩三戶人家，八九戶人家就是大庄子了。”

當時，5000人的紅軍隊伍已經控制了陝北、隴東30多個縣，陝甘邊根據地人口達到100萬。

黃土高原上，革命已成燎原之勢。而這星火的傳播，要從一所中學說起。

1923年，陝西學子李子洲、魏野疇從北平來到榆林，應進步人士杜斌丞之邀，到榆林中學任教。在北京求學時，他們就已經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回鄉的另一個任務，是受中共北京區委和李大釗的委托，到陝西開展活動。

榆林，是一座明朝修建的戍邊古城。如今，這座城市已經因盛產石油、天然氣而富裕，榆林中學也早已遷至古城外新建的開發區。進古城探訪，老校址仍在，背倚城牆，還留有幾孔當年上課的窯洞。

近一個世紀前，就在這簡陋的窯洞裡，新文化、民主思想、馬克思主義學說振聾發聵﹔講台下，一個個求學的青年如飢似渴。這其中，就坐著將來領導陝北革命的英雄人物劉志丹。榆林中學時期樹立的革命理想，成為他矢志一生、百折不撓的追求。

紅色的星火在黃土高原上點燃。1926年6月，中共榆林、綏德地委成立，米脂、葭縣、吳堡、清澗、延長、安定、膚施發展黨支部、黨小組，黨員人數近400人。黨組織成立后，明確提出“黨到農民中去”的號召，黨的力量很快發展到農村。

上世紀20年代末的幾年，陝北大旱，飢荒不斷。官府的苛捐雜稅反而越來越名目繁多，人口稅、羊圈稅、槽頭稅、煙筒稅、印花稅、騾櫃稅，無奇不有，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李子洲、劉志丹、謝子長、李象九等黨組織領導者，積極發動群眾，開展武裝斗爭，於1927年10月、1928年5月組織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先后在清澗、延川、安定、保安、渭南、華陰等十多個縣揚起革命旗幟。雖然起義最終失敗，但革命的火種已經扎根，黃土地覺醒了。

對面家溝裡流活水，

橫山裡下來些游擊隊

一些人認為，陝北紅軍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是因為當地軍閥勢力較弱，而陝北地處偏僻，不足以引起國民黨中央軍的重視。隴東學院教授曲濤卻認為：“實際上，陝北有地方軍閥井岳秀，有國民黨西北軍，革命力量與之相比非常薄弱。大革命失敗，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都保留下一支隊伍，惟獨陝北清澗起義、渭華起義，可以說是全軍覆沒。在這麼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沒有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百折不撓的斗爭意志，是不可能堅持下來的。”

渭華起義失敗后，李子洲被捕，病逝前，他在家書中寫道：“我不怕死，我一個人犧牲了，還有更多的人活著，將來的社會是光明的，不要為我傷心掉淚。”

抱定革命必勝的信念，起義失敗后，劉志丹、謝子長開始了長期的游擊戰爭，在陝甘地區組織了70多次武裝暴動和兵運斗爭，雖屢屢失敗，九死一生，卻總是從失敗中總結教訓，重整旗鼓，終於在陝甘邊區建立了共產黨獨立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

1930年10月，南梁游擊隊首戰二將川，旗開得勝，消滅張廷芝一個騎兵連，繳獲戰馬40多匹、槍20余支。接著又擊潰了合水縣民團的進攻，一時南梁游擊隊名聲大振，當地群眾編唱歌曲頌揚劉志丹：“正月裡來過新年，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來真勇敢，他帶上隊伍上橫山，一心要共產。”

在陝北，劉志丹領導窮人鬧革命，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人人都敬重他。一次，紅軍來到一個村庄，群眾不明真相，見隊伍來了就跑。劉志丹和戰士一起把老百姓家裡的地掃得干干淨淨，把水缸擔得滿滿的，吃了老百姓的糧，錢藏在“灶王爺”的懷裡。喜歡唱信天游的老百姓又編了歌謠：“半夜裡來敲門，問你是哪部分？隻要說是老劉的人，趕快迎進門。哪裡有老劉，哪裡人最稠。男女老幼都圍滿，話兒拉不夠。”

1932年12月，南梁游擊隊整編為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1935年1月，轉戰於延川、清澗、綏德的各路游擊隊改編為紅二十七軍，兩支紅軍總計5000余人。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寫道，這支隊伍“在劉志丹指揮下，可以用無線電與西部和南部的紅軍主力部隊直接聯系。當南方的紅軍開始從閩贛根據地撤出后，這些陝西山裡人大大加強了自己。”

石榴樹上開紅花，

邊區就是咱的家

荔園堡，坐落於甘肅南梁百裡梢山的中心，當時雖然隻有十幾戶人家，已算是南梁山區一個較大的村鎮。1934年11月7日，這個小村一下子來了3000多人，處處彩旗飄揚，鑼鼓喧天，比過節還熱鬧。精神抖擻的紅軍、游擊隊，頭扎白毛巾的陝北老鄉，個個喜氣洋洋。

這一天，小小的荔園堡創造了歷史。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勝利召開，西北第一個邊區蘇維埃政權——南梁政府正式成立。

老百姓喜上眉梢。他們不是來看熱鬧，而是來選舉：雇農5人選一個代表，貧農10人選一個代表，中農20人選一個代表。共選舉出工人、農民、紅軍戰士、游擊隊員等120多個代表，再由代表共同選舉產生政府組成人員。邊區政府誕生后，所有的政策、決議，都由老百姓參與討論制定。

被稱為“清音樓”的荔園堡戲台臨時改成了大會主席台，主席台上，劉志丹向人民選出的政府主席習仲勛授印。習仲勛時年僅21歲，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當地農民賈生秀、張步清分別被選為政府副主席和土地委員長。政府下設土地、勞動、財政、糧食、肅反、工農監察、文化、婦女等委員會。同時，還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和陝甘邊區赤衛軍總指揮部，劉志丹當選為軍委主席，朱志清為赤衛軍總指揮。

清音樓對面的古廟，挂上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大牌子。打這裡，陸續制定了土地革命、發展生產等“十大政策”。為保護農民利益，邊區的政策規定：根據地中心區域分配土地，敵佔區和邊緣區暫時不分﹔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從政府辦的牧場中提供牛、羊、馬匹給貧苦農民幫助耕種﹔耕者有其田，甚至給國民黨士兵留下了口糧田，歡迎他們隨時回家。

邊區還實行開放的經濟政策，搞活流通貿易，開設集市，歡迎白區商人來蘇區做生意。一次，一位商人給紅軍小戰士送了一包香煙，小戰士生氣地扔掉，說：“這是糟蹋人呢！”商人以為是給得少了，不知該怎麼辦。習仲勛知道后，帶著這個小戰士專門去向商人道歉。商人高興地說：“早知道是這樣，我來這裡做生意還怕什麼呀！”一傳十，十傳百，很多商人都來南梁做生意。他們來的時候，馱的藍白布匹、粉連紙、紅綠紙、油墨、食鹽等邊區緊缺商品，紅軍的一些軍需品也從南梁集市換來。

連國民黨的報刊也感嘆：“在所謂的陝甘邊革命區內，十分注意恢復經濟，解決窮人吃飯問題。用軍保民，用民養軍。我們剿共如忽略了經濟，即一切組織，均不能確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發揮效力。”

南梁中心蘇區出現了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景象，人民翻身作主，自己的事情自己說了算，隻見百姓不見官，成了老百姓向往的好地方。人口從295戶不到一千人，不到一年時間增加到近千戶、5000多人。當地的民謠唱道：“石榴樹上開紅花，邊區就是咱的家。誰敢動它一星土，豁出性命保衛它！”

1935年2月，陝北紅軍成功地粉碎了圍剿，根據地的范圍發展到東起黃河、西至環江、南到淳耀、北至長城的廣大地區，在20多個縣建立了革命政權，游擊區擴大到陝西和隴東的30個縣。

在國民黨軍隊對江西中央蘇區接連發動大規模圍剿，迫使中央及多路紅軍戰略轉移的時候，在西北貧瘠的黃土高原上，陝北人民以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斗志，守住一塊碩果僅存的根據地，為萬裡轉戰而來的中央和主力紅軍准備好了一個家。

背景

陝北紅軍征戰記

1927年10月 李象九、謝子長等人在清澗發動起義。同年12月，起義部隊在韓城宣布成立西北工農革命軍游擊支隊。

1928年4月 李子洲、劉志丹等人發動渭華起義，成立工農革命軍。

1927年10月至1931年間 劉志丹、謝子長等在陝甘地區多次組織武裝起義，后組成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

1932年12月 根據中共陝西省委決定，陝甘游擊隊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

1934年7月 中共陝北特委在陝北十多支游擊隊的基礎上，成立了陝北游擊隊總指揮部，謝子長任總指揮。9月，總指揮部撤銷，組建陝北紅軍第一、二、三團，后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八十四師。

1935年2月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謝子長、劉志丹先后任主席。此后，陝北紅軍在西北軍委會領導下，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使陝甘、陝北兩根據地連成一片。

1935年9月 紅二十六、二十七軍與由鄂豫皖根據地轉移到陝北的紅二十五軍在延川縣永平鎮會師。不久三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副軍團長劉志丹，政委程子華。10月，紅十五軍團取得勞山戰役勝利后，並同到達陝北的紅一方面軍在吳起鎮會師。11月3日，紅十五軍團編入紅一方面軍建制。

1937年9月 陝北紅軍部隊同其他紅軍部隊一樣，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延伸

陝甘邊蘇區十大政策

一、 土地政策 沒收富農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參加勞動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中心地區分土地，邊境地區不分。田、苗一齊分﹔沒收地主富農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給雇農、貧農和缺土地牛羊的中農﹔紅軍家屬分好田地，具有分地的優先權﹔階級劃分以主要生活資料的來源和剝削或被剝削的程度來決定﹔爭取與改造流氓參加生產。

二、財經糧食政策 鼓勵農民生產﹔成立牧場，養豬喂羊﹔糧食供應是保証軍糧和民生，建立流動倉庫，分散儲藏，對群眾不動員糧，也不“歡迎”糧，靠收買民糧供給軍隊﹔財、糧來源主要是取之於豪紳地主，並有計劃地向敵人奪取﹔在白馬廟、荔園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眾交易，保護小商人，允許其來蘇區做生意﹔發行蘇區鈔票，流通金融，解決市場缺少零錢的困難。

三、軍事政策 自願的兵役制，群眾參加游擊隊后，經過一個時期的訓練，成建制編入紅軍隊伍。在戰斗動員上規定了各種條例，在軍紀上也規定出新的條例﹔在赤少隊的基礎上廣泛地成立游擊小組﹔獎勵群眾買武器，買到新武器則給特別獎勵，收繳敵人的武器歸自己使用﹔成立軍政干部學校，培養部隊的軍政干部﹔成立民間遞步哨，幫助紅軍做情報工作﹔對犧牲的戰士和赤少隊員付給埋葬費和撫恤費。

四、文化教育政策 興辦學校，推動農村青少年教育。

五、統一戰線政策 在地方軍閥、民團、老城區和哥老會中開展統戰工作，盡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六、民政勞資政策 給雇農發單衣、棉衣、手巾等﹔孤寡、殘疾人、紅軍家屬，均實行救濟。

七、肅反政策 對敵探和証據確鑿的反革命分子實行鎮壓，如群眾願意保，不殺亦無損於革命的，可保釋感化﹔對確有証據的反動豪紳地主採取殺掉的辦法，反之隻向他們要糧索款並不殺掉﹔對犯人區分主犯和從犯﹔處決犯人經過群眾大會決定，公開執行。

八、知識分子政策 對政策上清楚的知識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適當工作。

九、廉政政策 貪污10塊大洋要槍斃﹔干部犯了錯誤要處分。

十、各種社會政策 頒布並宣傳禁煙、禁賭、放足等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