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當起義的經過及其歷史意義

兩當起義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共陝西省委直接領導下，由習仲勛等共產黨人具體策劃和組織實施的一次比較完整的兵運斗爭。起義是在陝西彬縣、鳳翔、鳳縣不斷准備、謀劃，在鳳縣決定，經省委同意，部隊換防到甘肅兩當時進行的，故稱“兩當兵變”。

一、起義准備

從1929年開始，根據中央對陝西工作的指示，中共陝西省委（1929年3月至1930年7月為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提出，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重點工作是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組織兵變、擴大紅軍，要求有計劃地派得力同志到“反革命”軍隊中去，發動士兵的日常斗爭，進行有組織的兵變，總的目標是把我黨所掌握的秘密武裝逐步改造為公開武裝，壯大紅軍力量。

駐陝西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曾與共產黨人有秘密交往，並在思想上傾向於共產黨的方針政策，中共陝西省委先后秘密派遣李秉榮、李特生、習仲勛等黨員進入該部開展兵運工作。

1930年2月6日，習仲勛根據中共武字區組織的指示，利用關系打入長武縣的反馮（玉祥）地方武裝畢梅軒部開展兵運工作，利用與該部支隊長王德修的同鄉關系，暫留該支隊活動。按照省委“黨員盡量設法下連任職”的具體指示，隨后到該支隊二連任見習官。

1930年3月下旬，習仲勛、李秉榮、李特生在長武縣的藥王洞召開會議、成立黨小組，由李秉榮負責。決定以二連為中心，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爭取全支隊成為黨所完全控制的力量。不久，黨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派在支隊擔任軍需文書的中共黨員劉書林赴西安匯報請示工作。省委同意在該支隊建立黨組織，發動士兵進行日常斗爭。7月，習仲勛隨二連移駐長武縣亭口鎮，與鎮騾馬店主王子軒結拜兄弟，並使騾馬店成為黨的秘密聯絡點。

1930年中原大戰時期，楊虎城被任命為十七路軍總指揮兼陝西省政府主席，王德修部被收編為陝西騎兵第三旅三團二營，習仲勛任二營二連特務長，負責該連地下黨的工作。隨后，部隊移防彬縣。隨著十七路軍的發展壯大，中共陝西省委向該部派遣人員、發出指示，計劃組建一支規模較大的聯合武裝，該旅被列為爭取聯合的三支武裝之一。按照省委要求，習仲勛等人經過一年的努力，該部二營已有黨員三十余人，建立了士兵支部，成立了營黨委會。

1931年5月，陝西騎兵第三旅三團二營改編為陝西警備第三旅第二團第一營，並移駐鳳翔縣進行集中整訓，習仲勛擔任營黨委書記。11月，該部奉命到達鳳縣，在兩當、成縣一帶與川軍作戰。戰后，該團一營駐扎在鳳縣，其中營部和一連、機槍連駐扎在鳳縣縣城鳳州，二連駐扎在鳳縣雙石鋪，三連駐扎在甘肅兩當縣。期間，習仲勛以特務長身份為掩護，通過宣傳教育啟發士兵覺悟，通過個人言行關心士兵疾苦，通過整頓軍紀掌握部隊，不斷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增強了黨組織的凝聚力和號召力。以習仲勛為書記的營黨委和各連支部組織健全，經常開展黨的活動，起到了掌握和控制全營的中樞作用。同時，積極了解和掌握鳳縣情況，結識進步人士，建立秘密集會地點。1932年初，習仲勛與鳳州城模范國民小學教師劉尚志（字希賢）等四人義結金蘭，並拍照紀念。隨后，習仲勛以劉尚志家為秘密集會點，經常召開地下黨員會議、研究工作，開展兵運活動﹔還以打獵、游玩作掩護，經常在鳳州城外的南岐山、猴石山和張果老洞等地集會，交流情況，布置工作，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實施兵變奠定了基礎。

二、主要經過

中共陝西省委對該部兵運工作十分重視。1931年春，該部駐扎彬縣時，省委派省委委員焦維熾到一營黨的地下組織討論起義問題。該部駐扎鳳翔后，省委派軍委書記李杰夫又到一營，秘密召開三天營黨委會議，提出一營立即舉行兵變，拉出隊伍，奔赴蘇區。習仲勛等認為條件尚不具備，特別是兵變后兵力單薄，無外部配合接應，極有被消滅的可能，因此均未起事。

一營黨組織的活動，引起了該部上層軍官的注意。該團團長曹潤華對王德修及其下屬軍官不信任，採取“摻沙子”的辦法，逐步更換了連級軍官。1932年初，曹潤華決定一營二營互換防地，將一營調往甘肅省的徽縣、成縣一帶。消息傳出后，全營出現強烈對抗情緒，因為官兵大部分是乾縣、禮泉人，不願意離開家鄉到更遠的山區。

習仲勛在鳳縣縣城西門外主持召開營黨委會會議商議對策。他認為，黨組織基本可以控制部隊，士兵覺悟提高，向往光明﹔特別是換防消息傳出后，士兵出現強烈對抗情緒﹔一營駐地遠離團部，周圍駐軍又少。會議決定，利用換防之機舉行兵變，並派劉書林、張克勤到西安向省委匯報。省委同意舉行起義，並指示起義后，將部隊拉到旬邑與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劉志丹部匯合。隨后，省委派省委軍委秘書長劉林圃為特派員、張克勤為向導趕赴鳳縣。劉林圃到鳳縣后，直接到了二連駐地雙石鋪與習仲勛等人見面。習仲勛主持召開了營黨委會議，劉林圃宣布省委決定，習仲勛等人表示堅決執行省委決定，並議定了起義行動方案、行軍路線等具體事宜。

3月底，曹潤華下達換防命令，要求一營二營4月1日開始行動。1日早，王德修帶領一連、機槍連隨營部從鳳州出發，途經雙石鋪﹔二連隨營主力一起向兩當進發。當日黃昏，部隊行至甘肅兩當縣城與三連匯合后宿營。晚9時左右，劉林圃、習仲勛、李特生在兩當縣城北街的一個騾馬店主持召開營黨委擴大會議，全營擔任排長職務的黨員干部參加。習仲勛向大家介紹了劉林圃，並講了開會的意圖。劉林圃以省委特派員身份宣布了省委關於舉行起義的決定，並對起義做了具體安排。營黨委會決定，當晚12點舉行起義，行動結束后在北門外集結、統一撤離。

4月2日凌晨，各連官兵按計劃同時行動，該營三個連和機槍連部分士兵約300多人到縣城北門外集合，起義初步成功。為避免意外變故，營黨委決定兵變隊伍趁天未亮時撤離兩當，沿廣香河向太陽寺方向前進。早上9點多，習仲勛在太陽寺召集會議，研究部隊改編、干部配備和行軍方向事宜。會議決定，將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習仲勛任隊委書記、吳進才任支隊長、劉林圃任政委，支隊下編三個連。部隊從太陽寺出發后，在寶雞市陳倉區西部過渭河，經通洞峪、赤沙、香泉，進入隴縣八度、東風鎮和千陽縣的高崖、花花廟，行程數百裡，與當地保安團作戰十多次，均取得勝利。當部隊行至甘肅省靈台縣頁嶺時，與國民黨正規軍楊子恆部一個連遭遇。為保存實力，習仲勛當即召開隊委會，決定連夜向岳御寺開拔。到達目的地后，被土匪王結子的數百名步兵、騎兵包圍，激戰數小時，支隊官兵傷亡慘重，彈藥消耗殆盡，失去戰斗能力，除少數人跑出去外，其余被繳械。三天后，在長武縣亭口一帶打探敵情和渡河地點的習仲勛、左文輝得知部隊北進失利的消息，為最終沒有把這支部隊帶到陝北蘇區而抱憾不已。

三、歷史意義

習仲勛等人領導組織的兩當兵變，為陝甘地區革命武裝的創建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培養鍛煉了一批干部，也有力地配合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發展，在西北地區的革命斗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一是動搖了國民黨在西北地區的統治基礎。兩當兵變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意義”的武裝起義，揭開了以“創造新的工農紅軍”為目的的西北第二輪“革命兵變”序幕，它和后來陝西黨組織在陝甘地區組織領導的靖遠起義、西華池起義、巉口起義、蒿店起義、耀縣起義等武裝起義一起，喚起了西北人民開展武裝斗爭的政治覺醒，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在西北地區的反動統治，對國民黨軍隊起到了一定的瓦解和破壞作用。

二是探索了“白色”建軍的具體模式。清澗、渭華、旬邑等武裝起義失敗后，劉志丹在陝北特委榆林紅石峽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三色建軍”思想：即通過紅色、白色、灰色三種模式創建黨獨立領導下的革命武裝。兩當兵變是我們黨運用“比較完整的兵運工作”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的一次武裝兵變，形成了西北共產黨人創建陝甘紅軍最實際、最簡潔的方式，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准備了條件。

三是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黨的骨干分子。兩當兵變雖然未能實現與劉志丹率領的紅軍陝甘游擊隊主力匯合的原定計劃，但在血與火的考驗中鍛煉和培養了習仲勛等黨的優秀軍政干部。這些先輩們根據部隊實際積極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培育了許多革命骨干，他們在兵變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在以后的革命活動中顯示出頑強的斗爭精神，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四是對習仲勛后來的革命活動產生了深遠影響。兩當兵變是習仲勛參加革命后參與領導的第一次重大革命活動，19歲的他正是革命的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兩當兵變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記。以這次事件為標志，他由一位黨員積極分子成長為一名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人和軍事指揮者，並與劉志丹、謝子長一起創建和發展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為中國革命戰略重心由南方轉向西北創造了條件。（省委黨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