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昭禮：不同化名建殊勛

廣西百色起義紀念館的陳列

陳昭禮烈士殉難處紀念碑（武夷山市郊七馬槽蜈蚣嶺）

核心提示

開國初，周恩來曾問潘漢年：那個叫“小周”的福建人哪裡去了？得悉犧牲，乃親自修書給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張鼎丞，指示要專門為“小周”修建烈士墓。

所說的“小周”，即是陳昭禮。讓人嗟嘆的是，其人其事，在黨史、軍史上不是被淹沒，就是遭忽略……

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致函閩北、閩南臨委，任命陳昭禮為閩北臨委總書記。

1931年百色起義后，鄧小平給中央的報告說，右江根據地工作難以展開，“后來我和陳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當成績”。

《賴傳珠日記》載，1937年12月26日，從延安到漢口太和街26號新四軍軍部，“開始和軍長秘書陳希周結識”。

1940年，李濟深對前來拜訪的陳嘉庚說：“余所派閩人陳才，往閩北視察，行至崇安界，被陳儀用人暗殺。”

陳昭禮，陳豪人，陳希周（小周），陳才，四個名字，四種不同身份，卻同出一人。從以上摘錄可見，當年這是何等重要之人物。

陳昭禮福建黨組織的重建者

陳昭禮，1907年農歷三月生於福州，就讀省立福州第二中學時，受國文老師鄧儀中（鄧拓之父）進步思想熏陶，參與編寫學潮宣言和傳單。1923年考入復旦大學，開始系統地接觸馬克思主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任中共復旦大學首任學生黨支部書記，組織學生支援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

1926年12月，北伐東路軍入閩，陳昭禮受中共中央委派回福州，和特派員王荷波一道，幫助建設福建黨組織，並於翌年1月任中共福州地委書記。1927年3月，代表福建黨組織赴武漢參加中共“五大”，會后留中央機關工作，擔任中央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秘書。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福建黨組織慘遭破壞。7月，陳昭禮和陳明受中央密派，分頭回閩北、閩南，負責重建福建黨團組織。8月中旬，中央來信指示，福州、南平、邵武、建寧屬閩北，“閩北臨委總書記陳昭禮”。

根據中央關於閩北臨委“工作中心應漸移福州”的指示，陳昭禮於9月間潛入福州，成立了中共閩北臨委福州辦事處。在兩個多月內，奔走於崇安（今武夷山市)、建甌、福州等地，將閩北所屬各地被打散的黨團組織，又重新恢復、建立起來。

10月間，陳昭禮與陳明、羅明領導的中共閩南臨委聯系，參與籌備福建黨的各縣代表聯席會議。會議於1927年12月4日在漳州舉行，成立了中共福建臨時省委，陳明任書記，陳昭禮任省委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至年底，全省建立了2個市委、5個縣委、4個特支、8個擬建縣委的新局面，全省黨員從300多人發展到1000余人。

1928年4月，陳昭禮代表省臨委赴崇安領導發動上梅農民暴動，在閩北打響了反抗反動統治的第一槍。

6月，省臨委代理書記陳祖康叛變投敵，陳昭禮機警逃脫誘捕后，採取應急措施，及時轉移黨組織，接著召集並主持省臨委緊急會議，處理了陳祖康叛變后出現的問題，並派代表去中央報告。又於7月3日召開省臨委擴大會議，作出農民運動、士兵運動等6個方面的決議，使全省的革命形勢穩步前進。9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陳昭禮任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經他的建議，省委在廈門、福州舉辦了兩期黨的干部訓練班。至1928年底，全省有20多個縣有縣委組織，黨員發展到3000多人。

1929年春，陳昭禮赴上海向中央匯報和討論福建黨的建設，並就中央對福建的指示和紅四軍入閩問題提出建議。5月中旬，陳昭禮受命代理福建省委書記。值得提及的是，福建早期黨史文件，多出於陳昭禮手筆。

陳豪人百色起義的發動人

1929年7月間，陳昭禮接中央之命，轉赴南寧，化名陳豪人（取“好人”諧音，黨內則稱陳導民），通過粵系反蔣將領介紹給主持廣西軍政事務后不滿蔣介石的俞作柏和李明瑞。經過推心置腹的交談，李明瑞表示了殊途同歸之宿願。

陳豪人的公開身份是廣西省政府秘書長，實際身份是中共廣西軍委負責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蔣上層人物中積極開展統戰工作，一面深入國民黨軍隊，秘密組織發動兵運。中央通過各種渠道隨后派來的40多名黨員干部，絕大部分是通過他的職務方便和單線領導，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薦安排到南寧教導總隊擔任政治教官或連排軍官。不久，他又推薦張雲逸任廣西警備大隊長，由教導總隊抽數十名黨員任連排長，使這支武裝掌握在中共手裡。

8月底或9月初，中央代表鄧小平（化名鄧斌）到廣西，經中共廣西特委負責人雷經天介紹，和陳豪人接上關系，並演出雙簧：明的是鄧小平在陳豪人的領導下任省政府秘書，暗中則由陳豪人掩護並協助鄧小平領導廣西黨的全面工作。

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聽陳豪人代表中共的誠心勸告，在南寧誓師反蔣。10月初反蔣失敗，俞作柏經法屬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護照原因而滯留南寧。陳豪人和鄧小平及張雲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黨員）等，帶領廣西警備第四、五大隊和教導總隊舉行南寧兵變，繼而撤往右江的百色和左江的龍州。

10月22日，陳豪人和鄧小平抵達百色，決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裝力量在右江舉行起義。11月2日，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區舉行武裝起義和創建紅軍。

11月上旬，鄧小平在龍州會見李明瑞，布置了左江地區的起義工作后，前往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走后第二天，警備第五大隊蒙志仁部突然在龍州叛變，隨后中央來電，欲讓鄧小平留桂坐鎮，但已來不及追回。

起義迫在眉睫，成分復雜的起義部隊又處在幾股敵人的監視和包圍之中，面臨敵我決戰時刻，陳豪人勇挑重擔，周密安排。12月11日，百色城頭升起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的紅旗。由於前期工作准備充足，整場起義兵不血刃。翌日，陳昭禮和張雲逸在平馬宣告分別就任紅七軍政治部主任和軍長職務（當時未設政治委員），同時就任的還有參謀長龔楚。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紳、土匪等反動武裝2000多人，突從西南面向百色城進攻，佔據了城內部分街道。此時，張雲逸領導的主力部隊在隆安、果化未歸，駐百色的紅軍隻有5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文職人員。陳豪人臨危不懼，與許卓、葉季壯等迅速有效地組織反擊。經4小時激戰，將數倍來犯之敵全部擊潰。

對敗退龍州的李明瑞，陳豪人耐心幫助和爭取他參加革命，下決心在左江地區扛起紅旗。與此同時，俞作豫等改造廣西警備第五大隊工作也取得成果。在《七軍前委報告》中，陳豪人向中央建議，在紅七軍成立后，中央應保留紅七軍和紅八軍的建制，讓張雲逸和俞作豫分別做軍長而不是師長，任命李明瑞擔任紅七軍和紅八軍的總指揮。

1930年2月1日，龍州起義成功，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誕生，俞作豫任軍長。經考察和了解，陳豪人和張雲逸介紹李明瑞入黨，由李明瑞協調指揮兩軍攻打南寧。

南寧之戰受挫后，陳豪人在鳳山盤陽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代李明瑞承擔了責任，並向中央建議，“請派黨的責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龍州工作……並請派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來百色工作”。3月，中共中央給紅七軍前委的指示中，提出“軍應設軍政治委員”，命鄧小平重返廣西任此職。

6月，鄧小平從紅八軍駐地經東蘭到河池，與陳豪人會合，出任軍委書記和紅七軍、紅八軍總政委，在左右江根據地的發展中負全責。陳豪人任軍委常委兼紅七軍政治部主任。

7月至10月，紅七軍主力回師並恢復右江沿岸蘇區后，陳豪人協助鄧小平開展整訓、整頓工作。鄧小平在1931年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右江根據地豪紳化的領導“把持了黨及政權，辦事機關派人去改造，他們可以阻止你與群眾接觸，派去的人實在太弱”，“后來我和陳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當成績”。

11月7日，紅七軍第一次黨代會在河池召開，選舉前委，鄧小平為前委書記，陳豪人當選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動委員會書記。會議在爭論中，通過了中央代表鄧崗（拔奇）的報告，同意執行中央指示（時值推行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廣東小北江建立根據地。

1931年2月，陳豪人和鄧崗經廣州到上海向中央匯報。此行曾被一些人說成脫離組織當逃兵。事實上，鄧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豪人、拔奇兩同志即於全州離開來中央。”1960年，張雲逸回憶說：“鄧、陳回上海，是通過全州黨的地方組織，找到了紅七軍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黃一平同志，由黃設法使他們秘密地通過白區出去的。”

3月9日，陳豪人除向臨時中央政治局口頭匯報外，還遞交了長篇報告《七軍工作總報告》，對百色起義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實事求是的深刻總結。

陳希周中共抗日隱蔽戰線三杰之一

1931年4月，陳豪人受中央派遣，裝扮成商人離開上海，和李碩勛（李鵬之父）分別以紅七軍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員的身份，前往湘桂邊尋找紅七軍。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跋涉，未能通過敵人的關卡，隻得折轉上海。可上海的中央機關因顧順章和向忠發的叛變而遭到破壞，接不上關系，遂往杭州和妻子潘超人會合，不久又遷居上海，參加左翼文化活動，並多方尋找黨組織。

1933年10月，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派人來找陳豪人談話，恢復他的組織關系，並以進步人士面目出現，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1月，十九路軍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與紅軍達成抗日反蔣協定。陳豪人化名陳希周，潛回福州，做十九路軍上層的統戰工作。經弟弟陳昭涌（陳碧笙，共產黨員）介紹，他會見了李濟深及陳銘樞等人，繼而在陳銘樞幕府內工作，積極推動反蔣抗日。

翌年福建事變失敗，陳希周隨陳銘樞和李濟深撤到香港，聯系彭澤民、梅龔彬、宣俠父等地下黨員和各界民主人士，廣泛開展愛國統戰工作，並參加宋慶齡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活動。3年間，他時而香港，時而上海，時而日本東京，從事秘密工作。在香港九龍，陳希周和北伐名將葉挺比鄰而居，過從甚密。

1937年，葉挺受命在漢口組建新四軍，出任軍長，陳希周任秘書。不久，新四軍軍部遷南昌，陳希周留守漢口，任新四軍駐武漢辦事處主任。后來，武漢新四軍辦事處和八路軍辦事處聯合辦公，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周恩來、董必武也都在漢口，陳希周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圈裡都以“小周”相稱。

國民黨七十軍軍長李覺（湘軍何健之婿）曾通過國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向共產黨要干部幫助工作。1938年3月，陳希周和李覺面談，深得其信任和授權，任軍部上校參議兼戰時步兵干訓班主任。

干訓班開辦之初，中共湖南省委就派來郭超、馬式材等黨員干部，他們在陳希周的掩護和配合下積極開展工作，到1940年5月第三期干訓班結束時，七十軍中的共產黨員已發展到50多人。

李覺回憶說，當時部隊在元氣未恢復的情況下輾轉作戰，全賴陳希周帶的新生骨干從中支撐。但好景不長，蔣介石很快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曾一天兩次給李覺發來“親譯密電”，查詢陳希周的來歷。李覺復電：“陳是始終如一擁護抗日，並無任何軌外之行，我可以負責。”這才使陳希周得以繼續在七十軍中工作。

1940年5月間，蔣介石和何應欽第三次給李覺發來“親譯密電”，指明陳希周、馬式材均系共黨危險分子，應從速除掉。得知密電內容后，陳希周坦然表示，為了減少蔣的注意，准備辭去七十軍的職務，但並非一走了事，而是去重慶，到那裡有很多朋友，盡量爭取回第三戰區來，幫助軍長做堅持抗戰的工作。

后人把陳希周和怪杰宣俠父、隱杰梅龔彬並稱中共抗日隱蔽戰線三杰。

陳才少將巡視員倒在軍統槍下

1940年5月，陳希周到重慶后，征得中共南方局同意，化名陳才，由李濟深引薦，在其任副主任的全國戰地委員會就職，領少將軍銜。

7月底，陳才巡視完江浙前線后，抵江西上饒，住七十軍軍部。由於蔣介石多次嚴令各部嚴防共產黨滲入，李覺等七十軍領導人感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已是有名無實，陳才鼓勵他們不要悲觀失望，喪失信心，隻要堅持長期抗戰，就能取得最后勝利。此時，在七十軍工作的地下黨負責人郭超已暴露身份，被列入第三戰區黑名單，江西省委通知他盡速撤退到延安學習。陳才乃安排郭超以考察武崗分校名義離開七十軍，並交給他蓋有軍部關防的信箋和路費。他本人在對七十軍內黨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后，也准備回福建崇安岳母家探親，為家屬從桂林遷來崇安作准備。

陳才在七十軍的一進一出，沒能躲過軍統的密探。時任贛州專員的蔣經國，也曾專門派人求見陳才，探聽虛實，試圖收買。

8月初，陳才從上饒一到崇安，即被軍統特務秘密監視。8月13日，他告別岳母和表妹陳良瑛，與警衛乘坐班車回上饒，特務們已密謀好暗殺計劃。那天，在客車上靠近陳才兩旁坐著兩個特務。車行至離崇安城三公裡蜈蚣嶺處，事先埋伏在那裡的三個特務持槍劫車。陳才的警衛員發覺情況有異，剛准備拔槍反擊，即被車上特務槍殺，猝不及防的陳才也倒在軍統的槍下，年僅33歲。特務將陳才拖下汽車丟在路旁草地上，為混淆視聽，捏造了中共游擊隊鋤奸消息。

案發當天，陳良瑛急電七十軍和當地國民黨政府。李覺得悉，即派軍部秘書主任到崇安協同料理喪事，將棺木停放在縣城南門余慶橋內，等待結案。此時，愛國僑領陳嘉庚率南僑慰勞團恰好來崇安視察，見之，乃問陪同的國民黨崇安縣長劉超然，回重慶后又把目擊經過向李濟深作了通報，李濟深認為陳才血案系福建省主席陳儀所為。陳嘉庚和胡愈之分別在海內外書刊發表文章，揭穿國民黨頑固派假抗日真反共，謀殺共產黨要員的罪行。

對這次慘案的發生，李覺甚為憤怒，以致軍統頭子戴笠不得不事后親到福州，深夜造訪時任國民黨第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的李覺中將。李覺后來脫離蔣介石集團，參加湖南起義，晚年著文回憶說：“我對希周同志品德學問非常佩服……（他）宣傳和執行共產黨的持久戰和堅持必勝的信心，對我感受很深，受到他革命氣概感染，使我后半生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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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禮犧牲后，黨派人從重慶到桂林，安置其妻子兒女。1949年廣西解放后，時任廣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張雲逸派人到桂林尋找戰友家屬，護送他們到北京。有關部門將陳昭禮的兩個小孩送進干部子弟學校，安排潘超人到全國工商聯工作（1964年退休）。

1950年，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接見民主黨派人士時，特地同潘漢年和梅龔彬提起陳希周：那個叫小周的福建人哪裡去了，怎麼沒看見？1952年4月11日，周恩來致信福建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張鼎丞，指示要把陳希周的遺骨從崇安遷葬福州，在福州修建陳希周烈士墓，供后人瞻仰。

烈士墓剛修好，潘漢年冤案猝發。生前與潘漢年關系密切的陳希周竟然“連坐”，被說成是第三黨，或者誣指他消極脫黨，從紅七軍直接去了香港，充當可恥的叛徒。於是，陳希周的墓碑被砸，孩子工作受影響。一度在黨史、軍史中，百色起義無其名，組建新四軍也沒他的份。

1983年，潘漢年冤案正式獲平反。1985年8月12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文林山烈士陵園隆重舉行陳希周骨灰安放儀式。1992年，陳昭禮殉難處也建立了紀念碑。

陳昭禮既不是某些影視作品中那個戴眼鏡凡事附和的書呆子，也不是李立三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叛徒、第三黨，而是早期中共黨史上一個頂天立地的重要人物！

（作者單位為省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