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罪我，公已無言”——徐懋庸與魯迅

　　1977年2月7日，著名翻譯家、雜文家徐懋庸先生因病逝世。3月初，家屬收到有關方面通知：“徐懋庸同志犯有嚴重錯誤”，不許開追悼會。后來，追悼會補開了，不過時間已是1979年4月12日，距他逝世超過了兩年。這一次，他被稱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國文藝界和社會科學戰線的老戰士”，悼詞中說：“徐懋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堅持真理的一生，是艱苦奮斗的一生”。

　　徐懋庸一生的榮辱都與魯迅相關

　　1911年1月15日，徐懋庸出生於浙江省上虞縣下管鎮一個貧苦手工業者家庭，從小聰穎好學，5歲即進入本村方山小學就讀，成績不錯。因為家境原因，高小畢業后即輟學。1926年徐懋庸參加了大革命，后遭當地政府通緝，逃亡上海，考入國立勞動大學半工半讀。畢業后任教於浙江臨海回浦中學。在此期間，他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並模仿魯迅的風格創作雜文，惟妙惟肖。1932年11月，徐懋庸翻譯的《托爾斯泰傳》出版，他當即決定給魯迅寄上一本，還寫了一封問好求教的信。收到贈書與來信，魯迅當夜作復，自此兩人開始了密切的書信往來。有人統計過，自1933年到1936年8月5日，他們共通信52次。

　　1935年3月，徐懋庸准備出版《打雜集》，請魯迅作序，一向關愛青年作家的魯迅痛痛快快地答應了。他在序中說：這部雜文集“和現在切貼，而且生動、潑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民國文壇第一牛人的推舉，無疑使初入文壇的徐懋庸名聲大震。

　　然而，生活的戲劇性無處不在，有時連當事人也未必看得明白。就在徐懋庸初露頭角的時候，“左聯”注意到他，委派宣傳部長任白戈找他談話，邀請其加盟。不久，他就被選為左聯常委，擔任宣傳部長。次年，“左聯”領導成員田漢、陽翰笙被捕，任白戈因身份暴露不得不逃亡日本，徐懋庸又擔任了“左聯”書記。徐懋庸進“左聯”，一方面固然進一步接近了作為“左聯”實際盟主的魯迅，另一方面又莫名其妙地置身於左翼文壇的紛爭中。

　　1936年，圍繞“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左翼文壇爭論得煙巴火熏，前者是周揚提倡的，后者是魯迅支持的。魯迅倒是主張兩個口號並存，周揚卻覺得隻有“國防文學”才唯一正確。此時的徐懋庸給魯迅寫了一封信，談了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反對“不以工作、隻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信中還說：“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的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諂，先生都沒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眩惑群眾，若偶像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我覺得不看事，而隻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卻把我寫字糊涂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這封信的口氣生硬、霸道，甚至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味道，這自然惹起了魯迅的極大不快。一九三六年八月，魯迅在《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發表《答徐懋庸並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一層層批駁徐懋庸的有關責難。批評他“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裡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裡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一副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業績”，徐魯從此分道揚鑣。

　　公道地說，對徐懋庸的這封信，魯迅的反應確實有點過度

　　年輕人寫信不知輕重，讓自己心裡不爽，作為長輩的魯迅在回信裡狠狠教訓一下，也在情理之中，但將牽涉到第三方的來信與回信公開發表，實在有激化、擴大矛盾之嫌。魯迅逝世之后，徐懋庸送了一副挽聯，實際上也表達了他對魯迅此舉的看法，挽聯曰：“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然而，在魯迅那面看來，自己這樣做卻理所當然。他在回擊徐懋庸時，根本沒想到這封信只是徐一人的意見，而認為是代表周揚一伙的。他在給楊霽雲的信中說：“其實，寫這信的雖然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試一細讀，看那口氣，即可了然。”這裡有必要簡單說一下魯迅與周揚的關系。魯迅與周揚早先並沒有過節，但周揚在“左聯”存續期間，刻意排擠魯迅，打擊與魯迅交好的馮雪峰、胡風。“左聯”解散也有些自以為是，只是派茅盾通知魯迅一下。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上，又流露出鮮明的宗派主義傾向。魯迅既然覺得徐懋庸是周揚的代言人，自然要大批特批了。

　　離開上海后，徐懋庸去了延安，他將“左聯”的解散及與魯迅的爭執原原本本地匯報給了某位領導，得到理解並認為：此次爭論，是在由內戰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關頭發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后來這位領導還鼓勵他解決入黨問題，親自為其挑選入黨介紹人，建議他將家屬也接到延安來。然而，世事如雲，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中期，時時想著翻篇的徐懋庸又因為曾經與魯迅的爭執重新成為“罪人”，被貼上“右派”、“反革命”的標簽，受盡磨難，以至臨到逝世，依然不能蓋棺論定。說他一生都活在與魯迅爭執的那個“包袱”裡，一點也不為過。

　　好在這個世界終究會往前走，無論徐懋庸當年給魯迅的那封信中的觀點是對是錯，一個新的時代根據歷史的本相作出客觀、公正的結論，這本身就值得慶幸。

　　(作者為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