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春奇
2016年11月04日08:3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含圖片）原載於《黨史文匯》2016年第9期，系黨史文匯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順應民心 開創偉業（中）——中國共產黨為何能鑄造輝煌
歷史的新紀元：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新中國的誕生代表著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帶領中國人民完成了第一個歷史任務，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結束了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帝國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的主人。中華民族將以嶄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共產黨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國家、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重任，中國歷史揭開了新篇章。
A.抗戰勝利后的“兩個世界”
抗戰勝利了，戰爭就要結束了，國民黨統治區是個什麼狀況？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又是什麼樣呢？
我們可以借用美國人約翰·S·謝偉思的實地調查來講述。謝偉思生於中國成都，美國駐華外交官，是一個地道的中國通。1944年6月20日，謝偉思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中國的局勢和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關於國民黨統治區的情況，他寫道：“中國面臨經濟崩潰。軍隊和政府機關人心渙散，士氣民心低沉。沮喪情緒廣為擴散，普遍感到絕望……政府和軍事機構從上層到基層到處都是空前規模和明目張膽的貪污腐敗，綱紀廢弛。受通貨膨脹之害最重的知識分子和工薪階層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中。農民對濫肆征兵、征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強制性攤派的不滿，已經不斷擴大，而且越來越強烈……國民黨謀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絕聽取進步的批評意見，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
在發出這份匯報的一個多月后，謝偉思參加了“美國軍事觀察組”，來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和全組成員都有相同的感覺：“我們來到一個不同的國家，碰到不同的人。”這裡的“精神氣質和氣氛”與國民黨統治區明顯不同，他記述道：“那裡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言辭和行動上都如此。官員和人民與我們的關系，以及中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都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談到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時，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對他們完全沒有奴顏婢膝之態……衣著和生活都很簡朴，除農民外，幾乎每個人都穿同樣普通的、用土布縫制的中山裝。在衣著、生活或接待方面，我們看不見炫耀虛飾的現象。這裡到處都強調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魚水關系。士氣是很高的，戰爭看來接近了，而且是現實的。這裡沒有失敗主義，而是信心十足，沒有厭戰情緒。”
謝偉思所觀察到的兩個不同的世界正是中國抗戰勝利后中國的實際狀況，二者眾多的“不同”已經明顯決定了二者的不同的命運，而這一切均與中國人民的未來命運息息相關。
B.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建立聯合政府的努力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圖通過和平的途徑來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民主主義中國，主張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早在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三次大會上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
這個主張一經提出，獲得了國共兩黨之外廣大中間勢力的大力支持。10月10日，中間勢力最具影響力的政黨———中國民主同盟發表政治主張，鄭重表示：“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聯合政府已成為國民黨之外黨派的共同政治訴求。其實，早在中共提出聯合政府主張之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於1943年開羅會議期間就曾向蔣介石建議：“應該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與延安的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
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為了維護其一黨獨尊的政治地位，極力反對中共提出的聯合政府的主張。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為了應付國內外輿論，為內戰准備時間，提出了邀請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到重慶進行談判的建議。
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外局勢和國民黨的內戰陰謀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認為應當因勢利導，首先是反映人民在長期戰亂后休養生息的強烈意願，爭取通過和平的途徑來實現中國的進步和發展。黨中央經過反復研究，決定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政治口號，毛澤東接受邀請赴重慶談判，同時人民軍隊做好進行自衛戰爭的各種准備。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前往重慶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毛澤東親赴重慶，充分顯示中共謀求和平的真誠願望，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社會輿論的高度贊譽。在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努力下，談判最終達成了若干協議，但就在協議墨跡未干之時，國民黨卻置國內外輿論於不顧，於1946年6月26日悍然發動了對中原解放區的軍事進攻。全面內戰由此爆發。
由以上可以看出，抗戰勝利初期，中國共產黨一直在為建立一個民主進步的聯合政府而努力，並且獲得了國內外的廣泛支持。可在一心維系獨裁統治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武裝炮聲下，這些努力沒有達到效果，但我們黨為和平、民主、團結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喚醒了中國社會各界人士，使人民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民心，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面對國民黨軍隊氣勢洶洶的全面進攻，黨領導解放區軍民沉著應戰。人民軍隊在全面內戰爆發后的頭8個月內殲敵71萬余人，挫敗了國民黨的全面進攻，使其“速戰速決”的反革命計劃破產。
C.第二條戰線的斗爭
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了進行內戰，向美國大量出賣中國權益。美國也企圖把中國變成它的勢力范圍，因而對國民黨政府給予多方面援助，包括派軍事顧問團、海軍陸戰隊來華等。駐華美軍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胡作非為，激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民族義憤。1946年12月24日，美國兵在北平強奸一名中國女大學生，觸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駐華美軍暴行的運動。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廣州、台北等地學生紛紛舉行集會、罷課和示威游行，全國共有50多萬學生參加抗議活動。學生的愛國斗爭，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廣泛聲援。這場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人民運動，很快發展成為我們黨領導的配合武裝斗爭的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第二條戰線。中國共產黨適時地提出在國統區人民為生存而斗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的廣大陣線，使第二條戰線的斗爭更加廣泛、深入地發展起來。
全面內戰開始以后，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經濟形勢急劇惡化。大批民族工商業瀕於倒閉。農業經濟嚴重萎縮，農村飢民遍地。公務人員、教職員和學生的生活陷入極端的困境。廣大民眾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掙扎。1947年5月，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在全國興起。5月20日，京滬蘇杭地區16所專科以上學校5000余名愛國學生，沖破憲警阻攔，在南京舉行“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游行。學生們高呼“反飢餓”“反內戰”等口號向國民參政會請願。同一天，北平學生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大游行。上海、天津、重慶、福州、桂林、濟南、長沙、昆明等地的愛國學生也通過罷課、游行等方式參加斗爭。同五二○學生運動相呼應，國民黨統治區其他方面的人民運動風起雲涌。1947年間，20多個大中城市中，先后有320萬工人罷工。在農村，廣大農民反抗抓丁、征糧和征稅。2月28日，台灣人民為反抗國民黨暴政，舉行了武裝起義。蔣介石政府內外交困，已處在全國人民的包圍之中。
D.農民翻身做主人
經過一年多的作戰，人民軍隊先后挫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使戰爭形勢發生了有利於人民的變化。人民軍隊的總兵力發展到195萬人，武器裝備也得到很大改善。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接著，中共中央召開十二月會議，毛澤東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制定了徹底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勝利的政治、軍事、經濟綱領及一系列方針政策。據此，1948年4月，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進一步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人民解放戰爭的新形勢，要求在解放區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土地制度改革，以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支援解放戰爭。
中國的土地問題是個老問題。“耕者有其田”已經斷斷續續地喊了2000多年。歷史上農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綿延不絕，但是農民戰爭即使改變了朝代，也沒能改變農民的命運。然而中國這個“千年難題”，卻由中國共產黨解決了。
土改前的舊中國，各階級土地佔有狀況是極其不合理的。佔人口總數10%的地主富農，佔有的土地達到了百分之七八十。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中國共產黨於1946年5月4日發出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提出：“在廣大群眾的要求下，堅決擁護廣大群眾在反奸、清算、減息、退租、退息等斗爭中，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1947年7月至9月，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個徹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綱領，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解放區各級領導機關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隊深入農村，發動群眾，組織貧農團和農會，控訴地主，懲辦惡霸，徹底平分地主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熱潮。到1948年秋，在一億人口的解放區消滅了封建的生產關系，長期遭受地主階級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生產積極性大為高漲。黨的土改政策，獲得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參軍、支前成為了他們的自覺行動，僅山東一省，國共內戰時期就向共產黨部隊輸送了95萬兵員，動員了1106萬民工、民兵幫助部隊運送物資。不僅如此，黨領導的農村改革，還徹底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和農民的精神世界。農民翻身做了主人，進入了新天地。
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這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志，這正是黨不忘初心的真正體現。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堅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方針﹔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這就使得黨能夠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從而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和風險而贏得勝利。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對土地問題雖也有成套的理論，但直到在大陸失敗，也沒有拿出有效的辦法。內戰期間，國民黨加給農民的實物和金錢負擔，就超過1936年的4至5倍，有的地方甚至超過20倍。
E.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
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節節勝利的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團結爭取和鼓勵支持，促使各民主黨派和許多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的轉變。1948年1月，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宣布要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國民黨民主派實行聯合，在香港正式合組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選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宣布“當前之革命任務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與此同時，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中國致公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確表示了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號召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各階層代表人士熱烈響應，並陸續擺脫國民黨的阻撓，通過各種渠道進入解放區，參與籌備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工作。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
F.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亡和新中國的成立
歷史到了這個時候，孰勝孰敗已經一目了然，國民黨政權的覆亡只是時間問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地分析戰爭形勢，以宏大的革命氣魄和高超的指揮藝術，及時抓住戰略決戰的時機，選定決戰方向，並針對不同戰場的特點制定作戰方針，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大戰役，共殲敵154萬余人，使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大大加快了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進程。以三大戰役為標志的戰略決戰的勝利，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一座光輝的裡程碑。人民群眾在戰略決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支前民工達886萬人，出動擔架36萬余副，大小車100萬余輛。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中共中央於1948年9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最后打敗蔣介石、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作了思想、政治、組織上的重要准備。1949年3月，又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制定了促進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方針，確定了革命勝利后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藍圖。毛澤東特別提醒全黨同志，在革命勝利后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命令，人民解放軍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廣大地區舉行規模空前的全面大進軍。4月23日，解放軍佔領南京，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告覆滅。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任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起草共同綱領，擬定政府方案，全面展開籌建新中國政權的工作。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回顧了中國革命的奮斗歷程，指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中國，隻能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為人民政協制定共同綱領提供了指導，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作了政治理論准備。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豪邁地宣告：“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政協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這次政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展示了新中國的宏偉建設藍圖，是新中國的建國綱領。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前，它具有臨時憲法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天安門庄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震撼了全世界，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作出的偉大歷史貢獻，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於，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歷史性的巨大成就：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
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這個歷史時期裡黨領導人民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A.全面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
在新民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上，黨領導人民確立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即：國體———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國家結構形式———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我們又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確立
誕生在救國救民時代大潮中的中國共產黨，其革命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讓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充分保障人民權利，根據中國國情，黨領導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議行合一，由人民代表行使民主權利，實現人民當家作主。1949年12月，中共要求各地迅速召開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以發揚民主，加強人民政權建設。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中共為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種准備工作，體現了人民民主精神。到1952年底，人民代表會議已經成為一項經常的制度，在全國各地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來，為后來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奠定了基礎。
1953年3月頒布的《選舉法》規定，年滿18周歲的中國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就使人民的選舉權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同時，為舉辦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共選舉出全國人大代表1226名。這些代表，包括了統一戰線各階級和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其中，中共黨員668人，佔總數的54.48%，非中共黨外人士558人，佔45.52%。這樣的代表構成，充分體現了代表性和廣泛性。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體現著一個國家的民主追求和民主品質。為此，1953年12月毛澤東親自主持憲法起草工作。他說：“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法，從黨的主席、政府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將來我不做黨和政府的主席了，誰來當也要按照它做，這個規矩要立好。”1954年6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正式公布，交付全國人民討論並征求意見。在此后近3個月的時間裡，中國各界共有1.5億多人參加了憲法草案的討論，提出118萬多條修改、補充意見和問題。飽受數千年封建專制統治的中國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享受到如此充分的民主權利，享受經過長期革命斗爭所得來的勝利成果。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憲法還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使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在新中國第一次獲得了憲法的保障。這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體現了兩大原則，即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把中國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政治制度用根本大法形式確定下來，並指明了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奮斗的正確道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的確立。這是黨帶領中國人民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制度保障。中共依據自己的奮斗目標，結合中國實際國情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並賦予其中國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從制度上確保了人民民主。人大代表工作和生活在人民群眾之中，與人民群眾保持著天然的、緊密的聯系，對憲法、法律，對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的貫徹實施情況體會最深刻，對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了解最深入，對方方面面的民生問題感受也最直接，因而能夠更全面地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願望和呼聲，這是中國人大代表制度的重要優勢。
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后，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任務宣告結束。1954年12月，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並通過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指出，人民政協的基本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繼續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通過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的團結，更廣泛地團結全國人民，並向有關國家機關反映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就國內外重大事項和重要人事安排進行協商，共同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這次會議，解決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人民政協的性質、地位、作用和任務的問題，解決了政協與人大、政府之間的關系和相互配合問題，進一步鞏固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我國長期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中共八大正式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確立為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相互關系的基本方針，從而進一步確立了社會主義條件下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基本格局。
中國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其中，漢族人口最多，佔90%以上，但少數民族分布的地區極為廣泛。實行什麼樣的民族政策，事關各民族能否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當家作主，事關各民族自身的發展繁榮，事關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相互關系，事關國家的統一。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民族區域自治確定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策之后，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頒布《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對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機關的組成、自治機關的自治權利等重要事項作出明確規定。1954年憲法以根本大法形式確認了這一制度，並一直堅持實行。它將民族自治地方規范為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三級，縣以下的少數民族聚居區設民族鄉。隨著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5個民族自治區和相關自治州、自治縣的先后成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得以實現。這對於中國在任何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始終保持國家完整統一、促進民族團結互助和民族發展進步，具有重大而長遠的意義。
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確立，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堅持不忘初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這些制度符合我國國情，有利於保障人民當家作主，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擴大人民群眾有序政治參與，保証人民廣泛參加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形成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集中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
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在短短3年內就根本扭轉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留下的混亂局面，實現了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預期的巨大成績。與此同時，我國社會經濟中出現和積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問題需要黨採取新的方針來解決。這就使得對國民經濟實行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提到日程上來。
1952年9月，毛澤東提出“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指導方針和大致設想。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后來正式表述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准這條總路線。
黨採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方針，充分利用3年來所創造的經濟、政治條件，實行以多種過渡形式改造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具體政策，積極而又循序漸進地完成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初步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經濟制度。這是黨依據新中國成立后經濟、政治條件的新變化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黨的總路線、總任務及發展戰略上的重大轉變，是符合新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和規律的。經過廣泛深入的學習、宣傳和教育，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全黨獲得了統一認識，也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成為團結和動員全國人民共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的新的綱領。
實現國家工業化，是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理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實現國家獨立和富強，使中國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全黨和全國人民把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上來，積極投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並指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一五”計劃規定，5年內國家用於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投資總額達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多兩。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58.2%用於工業，其中又把88.8%用於重工業建設。國家工業化建設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工人階級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知識水平的基礎上，將熱火朝天的勞動競賽運動逐步發展成為以改進技術和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中心的全國范圍的技術革新運動。鞍鋼技術革新能手王崇倫發明和改進了“萬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3年的勞動定額。大同煤礦工人馬六孩和他的伙伴們創作了一套巷道快速掘進法，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每一秒鐘都為創造社會主義社會而勞動！”這種充滿時代精神的口號，反映了五年計劃的宏偉目標正在化為千百萬職工的實際行動，鼓舞著中國工人階級忘我地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斗。農民用努力增加生產，積極交售糧棉的實際行動支援工業建設，出現了李順達這樣的勞動模范。工程科學技術人員在工業化中大顯身手。大批高等學校和各類專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服從國家分配，不懼艱苦，奔赴祖國各地工業建設的最前線。為從組織上保証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黨中央從各方面抽調優秀干部充實到工業戰線，培養他們成為行家裡手和領導骨干。據不完全統計，1952-1954年，全國抽調到工業部門的干部共有16萬多名。
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各項指標大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大大小小的建設項目不勝枚舉。“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國家工業起飛時期的增長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的艱苦奮斗中，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步伐在扎扎實實地向前邁進。
在貫徹總路線的過程中，黨探索並穩妥解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途徑問題。對個體農業，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土地入股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逐步過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農業集體化。對個體手工業，也採取類似的方法，逐步實現手工業集體化。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黨在恢復經濟的實踐中，創造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這些本來為幫助私營工商業克服生產困難而採取的措施，事實上引導私營企業在生產關系上發生程度不同的變化，使其絕大部分成為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並受工人監督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黨從總結經驗中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
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裡，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國初步建立起公有制佔絕對優勢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消滅一切剝削制度，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偉大歷史貢獻。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於，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
B.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取得歷史性的巨大進展
首先，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逐步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信、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毛澤東生前，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並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同時，我們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
正是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斗，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自豪地宣布：“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就為中國經濟獨立自主地、持續地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基礎。
其次，盡管經過了兩次大的起伏，中國經濟的發展從總體上看，是相當快的。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3年到197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9%，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1%。從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來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發展到1976年的2031億度﹔原油從1949的12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4.83億噸﹔汽車產量從1955年年產100輛發展到1976年的年產13.52萬輛。從國家經濟實力增強的情況來看：按當年價格計算，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為679億元人民幣，1976年增加到2965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這個數字雖然還不高，但在原有基礎上的增長是很明顯的。
再次，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隨著建設事業的推進，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佔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近4億人，而且使9億多人的人均佔有糧食量比5億多人時增加了近200斤。
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農村居民從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鎮居民同期從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佔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從1949年到1976年，小學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5億人﹔中學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到5836.5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56.5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長起來。醫療事業也得到蓬勃發展。
鄧小平在1979年明確地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30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這些進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優越性的初步而有力的顯示。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始終不忘初心，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不斷把為人民造福事業推向前進。
C.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重要的積極成果
在探索剛剛起步時，毛澤東就論述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具有中國特點的思想和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基本原則，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闡明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此后，黨又進一步總結經驗，對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初步作出了正確的論述，提出了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兩步走的發展戰略，並且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重要原則。
在執政條件下加強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方面，毛澤東最早覺察到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號召共產黨人提高警惕，同這種危險作斗爭。同時，他又十分警惕黨在執政以后可能產生的種種消極現象。為此，他提出：共產黨員必須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自覺地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依靠人民群眾行使這個權力，並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必須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平等待人﹔必須防止在共產黨內、在干部隊伍中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堅決反對黨內和干部隊伍中的腐敗現象﹔必須切實解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闡明的這些重要思想，系統地回答了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之后，對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探索，積累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以創造性的內容為馬克思主義寶庫增添了新的財富。這些思想成果，為黨繼續進行探索並系統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這是對於黨在這個時期的主題和主線、本質和主流所做的科學概括。正因為黨帶領人民取得上面所講的巨大成就，中華民族才得以光榮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國才能以嶄新的姿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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