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留在上海的身影和足跡

1922年11月，孫中山和宋慶齡在滬合影

武昌起義前，孫中山曾十余次來到黃浦江畔。1911年12月至1924年11月，他與上海結緣更深，在滬先后有過寓所三處，並以此為戰斗陣地，開展了一系列重要活動。今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150周年的紀念日，讓我們追尋先賢留存在我們這個城市的足跡，紀念這位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第一處行館：對近代政局產生影響

1911年12月25日早晨，孫中山從海外乘英國郵輪“狄凡哈”號經香港駛抵吳淞口。在薄霧細雨中，滬軍都督陳其美派出的軍艦“建威”號進行護航﹔ 黃宗仰等在一艘懸挂兩面革命軍旗幟的專用汽艇上，前往迎接。當身穿黑色西裝的孫中山面帶微笑，在黃浦江海關碼頭（今漢口路外灘）登岸時，天空晴好，恭候這位辛亥革命領袖的各界人士爆發出了熱烈的歡呼聲。

隨即，孫中山乘牌號為“176”的汽車去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愛儷園（今上海展覽中心一帶），接見同盟會骨干和相關人士﹔ 午后，他又赴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100號伍宅，與滬軍都督府外交總長伍廷芳等會晤，了解南北和談情況。

傍晚，孫中山入住滬軍都督府安排的寶昌路408號（今淮海中路650弄3號）。這裡原屬法國人屠榭之產業，是一幢法國式的三層花園洋房，坐北朝南，每層有拱門式結構的房間八個，都帶內陽台﹔外立面為磚牆，深灰色相嵌著暗紅色﹔ 前院和左右兩側都是碧綠的草坪，旁邊種植小梧桐樹，圍著竹籬笆。

孫中山在行館時，為了籌建“主持對內對外大計”的政府，他頻頻約見軍政要員和社會名流。12月26日和27日的晚上，孫中山兩次舉行同盟會最高干部會議，討論組織臨時政府的方案﹔會上，針對有人主張內閣負責制，孫中山嚴肅地指出：“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沖，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12月30日，孫中山又主持召開同盟會本部臨時會議，修訂同盟會暫行章程，發表宣言批評“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言論﹔這天，他還接見新成立的以“研究廣義的社會主義”為宗旨的中國社會黨負責人，暢談革命主張和社會主義，宣布“余實完全社會主義家也”，表示自己“竭力贊成”社會主義，號召“廣為鼓吹，使其理論普及全國人心目中”。

孫中山在行館時，為了鼓舞民眾，他屢屢接受新聞媒體採訪。在接受上海《民立報》記者採訪時，他語重心長地說：“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與此困難戰，則過去之辛勞將歸於無效。”數日后，又應請為這份由同盟會元老於右任創辦的報紙寫下“戮力同心”的題詞，並手書“‘Unity’is our watch word”的英文題詞，希望革命黨人始終團結一致。當上海英文報紙《大陸報》記者問及是否從海外攜來“巨款”，他明確回答：“我未攜金錢來，所攜來者革命之精神耳！”上海法文報紙《中法新匯報》總編輯莫耐斯梯埃採訪后，在發表的《孫中山採訪記》中提到：“大院四周停了數輛轎車和‘西克桑’車。我們立即知道，屋內有許多來訪者。出示名片后，我們便被引到一間由餐廳臨時改為辦公室的屋子”，“孫中山一陣風似地走進來，活生生地站在我們面前，我們立即認出了他。還是像我們多次在照片上見到的那樣，他的臉龐充滿了智慧和力量。初次接觸，乍一看來，他是謹慎的，但目光深邃，炯炯有神，上唇蓄著細而密的小胡子”，“我們立即表示了對革命成功的祝賀……又問：您對所建立的共和體制有明確方向了嗎？孫答：我個人贊同汲取美利堅合眾國和法蘭西共和國的各自長處，選擇一種間於兩者的共和體制”。

在六天裡，孫中山起早摸黑非常忙碌，幾乎沒有空閑，所以報紙稱他是“一刻千金”。據相關史料記載，上海工商界為了支持新政體，慷慨資助了七百萬兩白銀。

1912年元旦，孫中山離開行館，在數千人的歡送下，從上海北站乘專車赴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4月1日，孫中山卸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旋返上海。4月19日，上海《民立報》報道：日前孫中山“由中西紳商公請至寶昌路四百零八號洋房內”，出席了歡迎會。

經歷百年風霜的孫中山行館舊址，相繼做過啟秀女中、上海第十二女中、淮海中路小學的校舍。現在，它基本保持原來的面貌，雕梁畫棟依然清晰，顯示出不一般的氣勢。可以說，這幢房屋是醞釀籌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政府的地方，它曾對近代政局產生影響，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婚后寓所：夫婦同心改造國家

由於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成果、實行獨裁專制統治，並做著皇帝夢，孫中山在上海發動了“二次革命”。討袁之役失敗后，袁世凱企圖暗殺他未得逞，又下令解散國民黨。被迫再次流亡海外的孫中山在東瀛重新集結革命力量，組織中華革命黨並任總理，籌劃“三次革命”，以期“掃除專制政治，實現完全民國”。這時，宋慶齡的爸爸宋耀如在為孫中山處理英文信件，宋慶齡剛從美國威斯裡安女子學院畢業，遂赴日本與父母會合。由於宋耀如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定支持者，宋慶齡幼年就知道孫中山的英雄事跡，並留下深刻印象。當她見到孫中山時，通過日常的接觸，更是仰慕他一直為國為民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隨著交往的加深，孫中山也深感“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1915年10月25日，孫中山和宋慶齡在東京舉行了庄重的婚禮。

1916年5月1日，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暫住薩坡賽路(今淡水路)14號陳其美寓所。一個多月前，隻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凱迫於形勢，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大總統自居。孫中山繼續領導反袁斗爭，於5月9日在滬發表 《第二次討袁宣言》，旗幟鮮明地表示：“袁氏未去，當與國民共任討賊之事﹔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

5月18日，陳其美在滬被袁世凱的鷹犬暗殺。陳其美時任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孫中山聞訊極為悲痛，不顧自身安危去吊唁，並在祭文中贊揚他“百折不撓，以明所守”。

5月19日，宋慶齡也回到申城。孫中山不顧危險，親自前往碼頭接她。至於夫婦倆的臨時住處，宋慶齡晚年在一張便箋上寫道：“1915年(按：應為1916年)孫先生從日本東京暗暗到上海。他住在法國報館（L’echo chine）樓上總編輯的房間裡。”“L’echo chine”即《中法新匯報》，報館設於由洋涇浜填筑的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東首﹔正因如此，孫中山和宋慶齡均曾以“55Yang King Pang，Shanghai”（上海洋涇浜55號）作為通信地址。那時，雖然風聲很緊，孫中山仍堅持出門開展工作，宋慶齡積極給予配合和支持，她在寫給梅屋夫人的信中說：“有一些事情他必須親自處理，因為隻有他才能在這艱難的年代拯救中國，使之免遭滅亡。因此，為了國家的利益和得救，我必須冒許多危險。”到了6月，孫中山和宋慶齡悄然租用環龍路63號（今南昌路59號）作寓所。馬路對面的環龍路44號（今南昌路180號），則成為中華革命黨本部事務所，由朱執信、廖仲愷等負責日常事務。

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譴責聲中嗚呼哀哉。僅隔三天，孫中山在滬發表宣言，一針見血地指出：“恢復約法，尊重民意機關，則惟一無二之方。”接著，他又發表談話，提出質問：“一切政令仍為帝制黨所把持，欲望大局之進步，安可得乎？”此后，為了開展政治宣傳，孫中山曾奔忙於各處，例如：7月17日，他在張園（今北起南京西路、南抵威海路、東至石門一路、西達茂名北路的范圍）的茶話會中，闡述了國家“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8月16日，他赴浙江進行視察，強調“國家之基礎，是建筑在人民身上”﹔9月28日，他在徐園（遺址在今康定路、昌化路一帶）接待華僑討袁敢死先鋒隊，作演講時呼吁“若有反對共和之証，乃當起而鋤之”﹔10月31日，黃興在滬病逝，孫中山多次前往致祭，並向各地同志致電告哀﹔12月21日，上海各界舉行黃興追悼大會，孫中山撰寫挽聯曰：“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縱九等論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試問夷惠誰賢，彭殤誰壽，隻十載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12月23日，黃興靈柩返歸桑梓，孫中山親自執紼送到碼頭，望著載棺木的軍艦起航，不禁眼睛濕潤，宋慶齡默默遞上了一塊手帕。

1917年2月，孫中山在滬完成 《民權初步》（初名《會議通則》，又名《社會建設》）一書。孫中山鑒於“國體初建，民權未張”，“今后民國前途之安危若何，則全視民權之發達如何”，“集會者，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所以他參考歐美的相關著作，在該書中詳細介紹了開會議事的程序和規則以及特殊情況處理等，向民眾灌輸人人平等和理性的自律自覺意識。

7月1日，張勛在北京把退位的溥儀抬出來宣布復辟。當晚，孫中山在滬召集一些政界、軍界的要員在寓所商議時認為：反對這種倒行逆施，“不但是共和與帝制之爭，實為全體國民反抗武人專制之爭”。大家決定，通電全國，討伐張勛。數日后，孫中山離滬南下護法。復辟鬧劇雖僅十二天就收場，但《臨時約法》被廢棄的局面沒有改變﹔因而，不久孫中山在廣州宣誓就任海陸軍大元帥，成立護法軍政府。

孫中山和宋慶齡婚后在滬第一個寓所，靠近環龍路、馬斯南路（今思南路）口，系一幢坐北朝南的灰色法式假三層洋房，每層各有兩大一小三間，底層和二層各有一個橢圓型拱門式陽台。當年，樓上為辦公室、書房、臥室，樓下為客廳、餐室、會客室，南面有轉牆，另外三面圍竹籬笆﹔ 前院的方形草坪軟若碧毯，清香飄逸，夫婦倆工作之余曾在這裡打網球。他們在此居住了一年左右，為了確保安全，起先是秘密的，到袁世凱死后，該寓所才以“環龍路六十三號孫宅”或“環龍路本宅”見諸報端。其間，宋慶齡給自己在美國留學時結識的女友亞歷山德拉·曼·斯利普寫信，曾談及：“我丈夫一向是一位中國政治的改革家和我們共和國的締造者。”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原來的寓所建筑被拆除，造起了上海科學會堂“思南樓”。

孫中山故居：歷史性的會見

1918年5月初，由於西南軍閥和政客陰謀改組護法軍政府，孫中山憤然辭去海陸軍大元帥職務。6月26日，他乘船回到上海。

隨即，孫中山入住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旅居加拿大的幾位華僑鑒於這位開創共和的元勛與夫人長期居無定所，就集資贈送一座住宅﹔ 他聞訊后不肯接受，經大家反復勸說並考慮到便於革命工作，他才接受下來。這是磚木結構的歐洲鄉村式小洋房，外牆飾以灰色卵石，屋頂鋪蓋洋紅色雞心瓦﹔底層為客廳和餐廳，樓上是書房、臥室和小客廳﹔樓前有正方形草坪，三面繞以冬青、香樟和玉蘭等。從此，夫婦倆終於有了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在書房內，孫中山曾一次又一次地沉思，總結革命經驗，探索革命新路，並發奮撰述完成了《孫文學說》（又名《心理建設》）和《實業計劃》（又名《物質建設》）等，他的重要著作《建國方略》即包括《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個部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孫中山熱忱支持，他立刻致電徐世昌“責以不能為賣國者庇護，且不能妨礙學生與各界之愛國運動”。經孫中山指派，上海 《民國日報》 總經理邵力子於5月6日赴復旦大學，在該校飯廳發表演講，通報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 全體學生熱血奔涌，馬上行動起來，聯合上海各學校通電營救北京的被捕學生，並籌建上海學生聯合會。5月29日，上海學聯正在考慮總罷課后該如何動作，孫中山又派代表約見負責人，鼓勵學生喚起民眾，與各界聯合起來，同時建議學生抓住時機，大膽去租界游行，擴大影響。那時，租界不准學生游行，一旦學生與巡捕起沖突被抓，根據所謂“領事裁判權”，中國律師不能出庭辯護，孫中山特聘請了外國律師，以便在需要時出面交涉。5月31日，上海學生破天荒闖進租界公開舉行愛國示威游行，在社會上產生極大的影響。6月2日，孫中山在寓所接見上海學聯會長何葆仁、總干事朱承洵，聽取此次游行經過和一些教會學校阻撓破壞的情況匯報后，他高興地說：“你們能攻破上海這個 ‘頑固堡壘’，是很了不起的勝利！”在對五四運動進行支持的過程中，青年運動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所產生的巨大力量、新的思潮對廣大青年的強大號召力，也給了他深刻的印象，使他開始調整革命的方略，以便“重新創造一個全民所有的新國家”。10月10日，孫中山在滬宣布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廢除舊的總章，公布新的規約，設本部於環龍路44號。

1920年11月25日，孫中山由滬赴粵重建護法軍政府﹔ 翌年5月5日，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發動叛亂﹔ 他指揮反擊受挫，於8月14日回到上海。

不久，李大釗由杭州到申城，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並受中共中央委托到上海孫中山寓所拜訪，兩人曾多次交談。李大釗對歷史、哲學的獨到見解，以及對世界思想潮流、國家政治建設等的精辟看法，都引起年長二十余歲的孫中山的重視。兩人談興甚濃，論及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竟接連幾個小時不止。李大釗在后來撰寫的 《獄中自述》 中，記述了這次歷史性的會見：“釗曾親赴上海，與孫中山先生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中山先生與我等暢談此問題亙數小時間……”宋慶齡也曾回憶此情景：“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

在此前后，孫中山還會見了共產國際使者維經斯基(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蘇俄代表越飛等。尤其是從1923年1月18日起，孫中山在寓所同越飛數次交談，商討國民黨改組等問題。1月26日，他們聯名發表了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2月15日，他由滬赴粵，在廣州設大元帥府，就任大元帥。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標志著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11月17日，孫中山由粵返滬，在寓所接見各界人士，闡述了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11月19日，在寓所舉行記者招待會，申明謀求和平統一的主張。11月22日，孫中山毅然偕宋慶齡等離滬北上，他再也未回來，因積勞成疾於翌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臨終前，留下了《家事遺囑》，其中說：“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

孫中山逝世后，宋慶齡繼續在原址居住，直至1937年冬移居香港。抗戰勝利后，宋慶齡回到上海，將該寓所移贈給國民政府，作為孫中山的永久紀念地。如今，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早已名揚海內外，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故居內部陳設絕大多數是原物，並根據宋慶齡生前的回憶按原樣布置。

上海孫中山故居和寓所舊址、遺址，都是申城寶貴的文物資源，它們見証了一段風雲激蕩的歷史，凝固了一代偉人的光輝足跡，構成了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朱少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