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凱 陳曉燕
2016年11月17日08:14 來源：人民政協報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主席王昆侖先生不僅是著名的紅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報人。
王昆侖有著傳奇的一生。他曾險些遭到特務暗殺，也曾對《紅樓夢》的研究有著獨到的見解，還曾創辦了《團結報》。
今年是《團結報》創刊60周年，特以此文，紀念王昆侖先生做出的貢獻。
王昆侖出生於江蘇無錫一個書香世家，讀中學時因病輟學，沒有讀完，后來考上了北大。
五四運動時，王昆侖在北大學生干事會講演股工作，經常外出演講，號召國人抵制日貨，有一次學生大游行，王昆侖被逮捕，警察見他長了個娃娃臉，以為是誰家小孩跟著學生玩，於是把他釋放了。后來王昆侖作為學生代表與北大三位同學南下，在上海拜見了孫中山先生，孫中山介紹他參加了國民黨，王昆侖由此成為北方第一批國民黨黨員。
北大畢業后，王昆侖先是在天津南開中學教書，后來到廣東參加革命，在黃埔軍校潮州分校任政治部秘書和政治教官。北伐時期王昆侖在軍中從事政治工作，1930年代初擔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和立法委員，此間與孫曉村、曹孟君、錢俊瑞等人組織南京讀書會，不久又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險遭特務暗殺
1935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下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在無錫萬方樓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王昆侖作為南京讀書會的代表參加了會議。萬方樓是王昆侖父親的私產，位於黿頭渚王家太湖別墅內。
會上，曹亮傳達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錢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勢和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報告，王昆侖陳述了國民黨左派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於右任、經享頤等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情況。會議共商了抗日救國大計，並決定在讀書會的基礎上建立救國會，以推動國共合作，一致抗日。這次會議后來被稱為“萬方樓會議”，參加萬方樓會議的人員萬萬沒有料到，他們的行蹤已引起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注意，王昆侖更是被列入了監視、暗殺的黑名單。原軍統少將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這位王委員（指王昆侖）將在無錫的黿頭渚太湖別墅請客，他名義上是請客游園，實際上是要召開一次秘密反蔣的重要會議。去的客人都是反蔣革命人士，並有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參加。這在當時是相當重要的情報，也是戴笠認為最適合逮捕王昆侖的時候。”
沈醉奉命率領一個行動小組，早早趕往無錫布置、監控，幾天后，參加萬方樓會議的人員陸續抵達，首先到的是王昆侖和王楓兄妹，接著有吳茂蓀、孫曉村等人，還有幾位穿著講究的中年人。這些人都是當時的社會名流，王昆侖還是立法委員，沈醉怕擔責任，所以沒有動手。這幾天沈醉還安排了一名內線進入萬方樓探聽消息，但卻一無所獲。據沈醉回憶，萬方樓會議后，戴笠叫他繼續注意偵查、監視王昆侖的動向，戴笠准備在上海暗殺王昆侖，曾經問沈醉有沒有把握在租界內動手，但不知什麼原因，這個針對王昆侖的暗殺行動最后不了了之。
一生最愛是“紅樓”
眾所周知，王昆侖不僅是政治活動家，而且還是著名的紅學家，他在抗戰期間撰寫的《紅樓夢人物論》至今仍是紅學愛好者的必讀之書。
20世紀40年代，王昆侖在重慶陸續寫了一組評論紅樓人物的文章，在夫人曹孟君主編的《現代婦女》雜志發表。這組文章一共19篇，1948年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以《紅樓夢人物論》之名出版發行。后來王昆侖還與女兒王金陵一起創作了昆曲劇本《晴雯》，受到觀眾的熱捧，王金陵曾經接受採訪說：“父親研究《紅樓夢》，很早就對晴雯這個人物感興趣，他說晴雯沒有半點媚骨，同襲人是對立的，她是反抗的奴隸，解放前在重慶時他就寫了《晴雯之死》。1961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周總理委托他負責紀念辦公室的工作，這激起了他寫戲的願望。戲寫出后，總理親自觀看並提了不少意見，我們又做了修改。”
關於王昆侖的這本《紅樓夢人物論》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1948年，一個身無分文的青年離開河南老家到武漢從軍，在一家書店讀到這本書后愛不釋手，但又無錢可買，於是便在書店捧讀，眼看就要看完時，部隊卻突然開拔去了台灣。這位青年留下了滿腹遺憾，沒想到在台灣一家小書店他又看到了這本書，但仍然沒錢買，於是便趁店員不備把書揣走了，后來他說：“這本書一口氣看了七遍，我覺得非常對得起這位作者，一點兒也沒有罪惡感!”這位“竊書賊”就是后來名滿台灣的著名詩人周夢蝶，《紅樓夢人物論》在台灣出版后，周夢蝶買了到處送人，這段趣事也隨之傳播開來。
《紅樓夢人物論》是王昆侖早期的作品，此后王昆侖便再也沒有類似的重要作品問世了。據王金陵介紹，“父親一生喜愛文學，但遠在四十年代之前，早已舍棄個人愛好，從政多年”﹔1949年后，王昆侖相繼擔任了政務院政務委員、北京市副市長、民革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一系列重要職務，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貢獻。
《團結報》首任社長
20世紀50年代中期，民革有一本內部發行的刊物———《民革匯刊》，雖然起到很大作用，但其規模太小，不能滿足民革黨內的需要。時任民革中央宣傳部部長的王昆侖同志，深感僅有一個《民革匯刊》是不夠的，盡管這時民革辦日報的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但辦一個小型周報還是有可能與必要的。他向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匯報了這一想法，得到領導的支持。
1956年2月，民革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民革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王昆侖建議將原有的雜志《民革匯刊》，改成一份四開一張的周報，定名為《團結報》。王昆侖負責創辦《團結報》，對民革黨員和聯系人士，進行了許多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為民革的思想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民革六十年》一書中這樣記載《團結報》的創刊：“1956年4月25日，經過長期籌備，民革中央機關報《團結報》創刊。這份報紙是為了加強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推動全體黨員進一步加強自我教育和改造，貫徹民革‘三大’提出的加強團結、教育、改造原國民黨及與原國民黨有歷史關系的中上層人士，特別是其中散處在社會上的中上層人士的要求而創辦的。報名‘團結’，包含民革同志對過去歷史的深刻總結和對未來的期盼。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才能進步，團結和教育密不可分。戰勝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反動統治，建立人民的新國家需要團結﹔克服前進中的困難，建成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全中國人民的團結﹔民革黨員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改造自己，不斷取得進步，也需要團結。《團結報》的創辦，對於溝通民革組織和黨員及所聯系社會人士，推動他們學習，促進他們更好地團結和改造，起著積極的作用。”
《團結報》是目前唯一一家由民主黨派主辦且公開發行的報紙。當時新聞界有人稱它是“中國報史上的第一份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民主黨派辦的報紙。”60年來，《團結報》已經由一張報紙，發展為“六位一體”的全媒體傳播格局，成為統戰主流媒體。
1985年8月23日，王昆侖與世長辭，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會上致悼詞，稱他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卓越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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