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電影事業的開端

延安電影團的成立

黨中央初到延安時，作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延安沒有任何攝制電影和圖片的機構，甚至沒有照相機和攝影機。

1936年前后，曾有個別外國和香港的自由記者包括埃德加·斯諾夫婦到達陝北拍攝了少量資料。后來，根據地很快被國民黨嚴密封鎖，中外記者皆不得進入，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抗戰形象得不到正面的宣傳和廣泛的傳播。

為了真實地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積極地宣傳抗日，黨中央決定創建中國共產黨自己的電影隊伍。

周恩來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親自選擇了左翼電影人———著名進步導演兼演員袁牧之和攝影大師吳印咸，在香港購買了一架二手的16毫米攝影機和稀有的電影器材。

1938年，享有國際聲譽的荷蘭紀錄電影大師約裡斯·伊文思計劃去延安，拍攝敵后游擊戰爭的紀錄片，卻因國民黨當局阻撓而未能成行。當得知黨中央正在籌建的電影團即將開赴延安時，伊文思冒著風險，將自己的“埃姆”35毫米攝影機和幾千英尺膠片贈送給即將成立的電影團。

有了這兩架攝像機和電影器材后，吳印咸又盡傾私囊購買了三架照相機，延安電影團具備了拍攝電影的基本條件。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袁牧之和吳印咸化裝成八路軍戰士，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人員來到延安。

1938年8月，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在延安成立，為八路軍總政治部唯一的直轄機構，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兼任電影團團長。最初，電影團隻有7個人，之后又調來徐肖冰等從事過電影和愛好電影的同志，地址設在大砭溝口南側的半山坡上。

從此，在中國西北貧瘠的黃土高原，在延安的山溝裡，幾位電影人，憑借一些簡單的電影器材，在延安異常艱苦的物質條件下，開始了對延安抗日根據地紅色歷史的電影和圖片記錄，開創了人民電影事業的先河。

首部紀錄片的拍攝

延安電影團成立后，立即開始了由周恩來在武漢就確定的長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拍攝工作。

1938年10月1日，電影的第一組鏡頭在黃帝陵開拍。在國家危亡的歷史時刻，《延安與八路軍》這部電影從這裡開始，把中國共產黨“誓為抗日救亡之先驅”的決心昭告天下，動員人民奮起抗戰、誓死保衛祖國、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

電影團攝影隊完成了在延安的拍攝后，隨即奔赴八路軍的敵后抗日根據地。

在1939年以后的一年多時間裡，攝影隊靠兩條腿跋山涉水，櫛風沐雨幾千裡，穿越敵人的層層封鎖線，走遍了八路軍所轄的晉綏邊區和晉察冀邊區等抗日前沿，拍攝了大量珍貴的電影素材和圖片。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大夫救死扶傷的電影資料和經典照片，就是此行在晉察冀根據地拍攝的。

不幸夭折的影片

《延安與八路軍》的拍攝工作完成后，攝影隊返回延安。

鑒於延安條件有限，黨中央決定派電影團負責人袁牧之和創作《黃河大合唱》的著名作曲家冼星海二人赴蘇聯進行電影的后期制作和音樂的創作，並考察和學習蘇聯先進的電影制作和管理，為中國人民電影事業發展做准備，毛主席在楊家嶺為二人餞行。他們攜帶35毫米的電影素材，歷時半年多，於1940年底到達莫斯科。

然而，在電影尚未完成制作時，蘇聯就遭到德國侵略，《延安與八路軍》的底片和樣片在戰爭混亂中不幸散失，使這部本應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部電影就此夭折了。冼星海也於1945年病逝於蘇聯。

極其幸運的是，同期拍攝的少量16毫米電影素材因制作技術原因未帶走，得以保留在延安，尤其是保留了白求恩大夫的全部電影素材，使我們今天可以看到1938年秋至1940年初，延安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寶貴歷史圖像。

電影團以后又拍攝了《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九一運動會》《南泥灣》（原名《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等20余部延安時期的重要活動和資料影片。尤其是影片《南泥灣》，記錄了三五九旅把南泥灣從荒山開墾成“陝北江南”的過程。

延安電影團的成員們，克服了膠片有限和非正常感光性能的困難進行拍攝，克服了沒有現代電影后期制作條件的困難，使用延河水、手工、日光、攝影機進行影片的洗印、拷貝，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電影的攝制，為延安大生產運動留下了完整的圖像資料，也為后人理解“延安精神”保留了真實的歷史影像。

（作者為延安新聞紀念館原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