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殿卿
2016年11月22日09:1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含圖片）原載於《黨史博覽》2016年第10期，系《黨史博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在戰爭年代，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領袖群體中一面威震敵膽的旗幟。土地革命時期，他與張雲逸一起領導了百色起義、龍州起義，組織創建了聲威浩大的紅軍部隊和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中，他與劉伯承統率的劉鄧大軍，血戰太行山，開辟冀魯豫根據地，戰績赫赫﹔解放戰爭期間，他是受命指揮決戰淮海、百萬雄師渡江南下的總前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再掌軍權，把人民軍隊建設納入現代化軌道。作為統帥，鄧小平麾下的將領雖多，但很少有一位將領像劉華清那樣，與其相識相交60年，長期形影相隨，攜手戰斗，始終受到他的信任和支持。劉華清與鄧小平的關系，是中華民族軍事史上一代將帥傳奇。
1938年，劉華清與鄧小平初次相見，劉華清護送鄧小平赴第一二九師履職
全國性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中央按照國共合作抗日的協議，於1937年8月將陝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第一一五師、第一二○師、第一二九師等三個師。9月，各部從陝北先后出發分別東進、北上，開赴抗日前線。年底，以劉伯承為師長、張浩為政治委員的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駐扎在晉東南和順縣、遼縣（今左權縣）一帶。是時，年僅21歲的劉華清，在一二九師司令部任秘書處主任。
說是秘書處，實際上隻有劉華清這位“主任”，手下一個秘書也沒有。戰爭年代，首長都不配秘書，師長、政委也一樣，講話稿無須代筆，有時連文電起草也親力親為。但是，秘書處主任職責范圍不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管機要科兼任機要科長﹔二是管隊務科﹔三是負責司令部來往客人的接待———除部隊內部，也包括地方上的黨政領導人。有時，還要接待國民黨方面來部隊聯絡的軍政要員、地方官員。此外，秘書處主任還有一項任務，就是跟隨師首長外出開會或下部隊，既當秘書又當參謀，同時還要負責首長安全。就是在執行這一任務時，劉華清第一次見到了鄧小平。
第一二九師東渡黃河抵達抗日前線后，張浩和劉伯承緊密配合，一面化整為零，以營或連為單位開展游擊戰，打擊日軍﹔一面組織工作團深入山鄉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政權和游擊隊，工作非常出色。遺憾的是，不久他即患了嚴重的腦病，難以堅持正常工作。1937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安排他回延安療養，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接替他，任第一二九師政治委員。
1938年1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在山西省洪洞縣馬牧村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劉華清接受任務，先護送劉伯承到馬牧村參加會議，然后接鄧小平赴遼縣第一二九師履職。
1月8日，高級干部會議結束。當天，總部派了兩輛汽車，劉華清便隨同鄧小平等數人一起乘車從馬牧村出發。同行的還有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部長彭真一行。彭真他們也是來馬牧村參加高級干部會議的。
汽車是繳獲的日本老式卡車，燒木炭，車況很差。山區的路不好走，坑坑窪窪，走不多遠就拋錨。幸好兩個司機都是老把式，鼓搗鼓搗對付著開。
汽車走走停停、顛顛簸簸地走了三天，經曲沃、翼城、陽城、晉城、高平等地，到達長治。這幾天食宿均由彭真安排。他是山西人，與地方政府人員比較熟，走到哪個縣都有人招待，且吃得好、住得好，隨行人員無須費心。到長治，彭真他們目的地到了。大家一起吃了最后一頓飯，彭真與鄧小平握手作別，劉華清隨鄧小平等上車繼續趕路。
車開動了，劉華清馬上想到的是，下一步食宿怎麼辦？離開總部時，他想到千裡迢迢要走好多天，曾問過總部的管理人員：“我身上沒帶一文錢，路上吃住怎麼辦？”管理人員說領導沒有交代，按慣例都是自行解決。時間緊，劉華清來不及再向更多人了解，就匆匆上車出發了。
很快，汽車抵達武鄉縣，鄧小平與大家先后下了車。這裡屬根據地范圍。只是由於鄧小平行動須保密，行前大家還都化了裝，不能以他的名義找地方政府。車停下后，有幾個小孩子圍攏過來，沒人出面接待。劉華清既著急又緊張。他在武鄉東村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先請鄧小平住下來。吃飯問題，他隻得如實向鄧小平說明：從師部出發時沒領錢，總部也沒有給帶，首長吃飯問題不好解決。
鄧小平聽后略一沉思說：“我身上有錢，你同我一起去吃，其他人你找村干部商量。”劉華清鬆了一口氣。但他想，沒有解決首長吃飯的問題，哪能再用首長的錢，遂說：“鄧政委，讓警衛員陪你去吃飯，其他人員我們一起找村裡安排。”鄧小平同意了。
時值三九嚴冬，天寒地凍。晚上，劉華清與隨行的官兵七個人擠在一間房子裡，大家互相依偎著，不覺得冷，多日路途辛苦，很快都發出呼嚕聲，劉華清卻難以入睡。他考慮著第二天如何走，可能遇到什麼情況，最擔心的是汽車，千萬別再出什麼事。天還沒大亮，他就起來陪著司機發動汽車。
兩輛汽車，一輛留在了長治，而這一輛是比較好的，也還是時常熄火。昨天宿營后，司機就檢修，第二天天不亮又起來修，試著發動，折騰半天也沒發動著。最后，他垂頭喪氣地告訴劉華清，一個零件壞了，沒備件，汽車坐不成了。
劉華清有思想准備。與其離開縣城后再徹底動不了，還不如現在就不用，在這裡或許可以搞到馬匹。他向鄧小平報告后，便去縣政府聯系找馬。縣裡一位負責人說：“馬不好找，隻能解決個四五匹。”等了一會兒，果真牽來四匹馬。劉華清便請鄧小平和警衛員先行，他和其他幾個人徒步行軍。好在路已不遠，走山路，步行有時可以走捷徑，比馬也慢不了多少。隻用一天時間，他們就到了遼縣西河頭第一二九師師部駐地。
見鄧小平到來，張浩很高興。1月18日，他親自主持召開了由師部機關、直屬單位官兵參加的歡迎會。會后，鄧小平與張浩、副師長徐向前、參謀長倪志亮等分別交談，了解一二九師進入山西前線以來的詳細情況。
不久，前往洛陽參加蔣介石召集的第一戰區、第二戰區將領會議的劉伯承回到西河頭。從此，鄧小平與劉伯承開始了長達13年的親密合作。劉華清也有幸成為了戰將林立的劉鄧大軍中的重要一員。
戰爭年代，劉華清長期在劉鄧帳前麾下工作、戰斗
1938年初，為打掉日軍的囂張氣焰，第一二九師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接連打了長生口、神頭嶺和響堂鋪等多次伏擊戰。戰斗頻繁，對上對下電報量大，劉華清作為兼職的機要科長，除電報收發管理外，有時還要起草文電，幾乎時時不離首長左右。
4月，為了打退日軍的“九路圍攻”，劉伯承率一二九師主力移師遼縣以南的西井和南北委泉、源泉一帶﹔鄧小平則暫留在遼縣師后方指揮所，做組織群眾、整頓游擊隊和地方武裝的工作。這段時間，鄧小平非常忙。分身無術，鄧小平把劉華清作為自己的得力助手。一些地方工作落實情況不明，他派劉華清去檢查﹔重要會議有人缺席，讓劉華清代表他去傳達文件、指示，部署工作﹔有時幾個會議時間沖突了，鄧小平則讓劉華清代表他出席會議，發表講話。鄧小平信任、放手，劉華清也一絲不苟、勇於負責，彼此配合得非常默契。
隨著戰斗的勝利，抗日根據地逐步拓展，老部隊日益壯大，新部隊也不斷組建，師司令部的老科長們陸續都被派到部隊任職，劉華清也產生了去部隊帶兵、到第一線打仗的念頭。一次黨組織生活會上，劉華清談了自己的想法。鄧小平不留余地地答復他：“你現在還不能離開機關。”至於原因，鄧小平說，一是當秘書主任、機要科長的，知道許多高級機密，不能馬上離開領導機關﹔二是師政治部有許多人也派出去了，那裡急需要人，准備安排你去政治部工作。劉華清無話可說，痛快地表示服從組織決定。
1938年7月，劉華清由一二九師司令部調至政治部，任宣傳科長，代理部長。
為及時傳達貫徹軍委、總部指示精神，統一官兵的思想、意志，一二九師政治部創辦了一個油印的內部刊物，名叫《抗日戰場》。刊名是劉伯承親自起的。由劉華清牽頭，在政治部選了幾個人負責編輯、刻印和分發。劉華清上過三年多私塾，新學堂念了幾個月，這在師機關已經算是文化人了﹔參加刊物編輯工作的其他幾個人，水平也差不多，所以編稿、刻印，大家都很吃力。而刊物，不管是內容還是版面，難免粗疏。鄧小平、劉伯承對《抗日戰場》很重視，每期都看，很認真地提意見，指導編寫稿件、刻板、印刷。他們還常在上面發表文章，講游擊戰的戰略戰術、抗戰形勢和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劉華清也在上面發過文章。特別是每次檢查部隊工作后寫的情況總結，基本上都在《抗日戰場》上摘登。
作為宣傳科長，劉華清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每半月至一個月左右要寫一份“講話材料”，講形勢、講任務、講政策，以及各方面的注意事項，供連隊指導員講課和早晚點名使用。這種“講話材料”要經鄧小平審查簽發方可付印。經常寫，情況熟，格式相對固定，劉華清寫起來快。有時鄧小平看一遍就簽發了﹔有時主要內容沒講到或重點不突出，鄧小平就指出問題，由劉華清修改﹔有時鄧小平還親自動手改，甚至重新寫。這種講話材料，也在《抗日戰場》上刊登。此外，作為正規文件和上級刊物的補充，黨中央、毛主席的講話、指示，軍委、總部有些文件、宣傳提綱，有時也要通過《抗日戰場》刊登，為各級領導干部學習、工作提供參考。所以，不管是在機關還是部隊，《抗日戰場》都很受歡迎。寫稿子、編稿子的過程，也是刊物編輯人員自身學習提高的過程。若干年后，劉華清還多次講到，師首長，特別是鄧小平政委手把手教寫稿子，指導編《抗日戰場》的這段時間，是他理論水平、寫作水平提高最快的時期。
除《抗日戰場》這一定期刊物外，宣傳科還要根據部隊任務需要，有針對性地隨機編印一些專題材料，如《臨時緊急教材》《抗戰宣傳手冊》《日軍厭戰材料》等等，下發連隊。這些材料大都是根據部隊當前任務和官兵思想實際突擊編寫的，材料新鮮、內容集中，有很強的針對性、戰斗性。譬如《臨時緊急教材》，主要是為准備某項政治斗爭、某次戰斗編寫，斗爭的指導思想、目的要求及戰斗敵我雙方情況、戰場地形、注意事項等，均要寫清﹔《抗戰宣傳手冊》通常是為某項政治運動、宣傳攻勢編寫，提示宣傳要點是什麼、口號是什麼，貫徹執行中有哪些應注意的主要問題等﹔《日軍厭戰材料》則主要是翻譯、摘錄繳獲的日軍官兵的信件，通過他們親眼看到、親身感受到的情況，如“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很厲害”，“中國的老百姓都反對我們”，“現在我們隨時都可能陣亡”等，以及日軍家屬來信反映國內“政府高壓統治，沒有自由”，“受戰爭影響，家中飢餓困苦”等，瓦解敵軍，提高部隊士氣，教育官兵堅定勝利信心。
隨著部隊戰略展開，劉伯承、鄧小平等師首長經常到魯西、冀南等地區檢查、指導工作，司政機關需有人跟隨他們活動。作為宣傳部代理部長，劉華清是鄧小平下部隊主要陪同人員之一。這時，他們工作生活在一起，無話不談，相交日深。劉華清晚年在回憶錄中，生動地記下了他一次隨鄧小平下部隊中的趣事：
“一次，我隨鄧政委到邢台地區檢查工作，地方黨送來了一布袋現洋。鄧政委叫我清點一下。我很少摸過銀圓，更不用說一下子這麼大一堆，眼都看花了。我很認真地一塊一塊數起來，數得很慢。鄧政委笑了，說：‘看來你真是窮人的孩子，沒見過銀圓。’他教我先用10元摞成一柱，其余的比著堆就行。我如法炮制，很快就數完了，正好400元。”
1938年12月7日，第一二九師機關和直屬隊移駐涉縣赤岸村。翌日，劉華清接到通知，去北方局黨校學習。
1938年春，第一期開學時，劉華清曾要求去學習，因當時機關干部變動大，師首長沒有同意。接到第二期調學的通知，鄧小平首先想到了他。
參加黨校第二期學習的100多名學員，大都是八路軍的旅、團級干部。彼此間，有在戰場上並肩戰斗的戰友，也有聞名已久的新交，大家聚在一起學習都非常興奮。一下子結識這麼多聲名赫赫的戰友，劉華清自然也很高興。1939年4月底，第二期學習結束，學員們均很快離校返回部隊，但劉華清被留下來。由於其學習成績優異、表現突出，北方局黨校經與八路軍總部、一二九師商定，將劉華清留下來任校黨總支書記，主持舉辦第三期學習班，做集訓組織領導工作。
黨校第三期於1939年5月開學。這一期擴大了招生人數，有200多人。作為黨校總支書記，劉華清要擔負從行政管理到各科教學的全面領導工作。根據實際情況，劉華清首先抓了黨組織建設，高度重視發揮各級黨組織的作用。同時，總結前兩期的經驗，健全完善了行政管理、課程教學、軍事訓練等各項制度。考慮到學員文化水平差距較大，實行打破條塊界限，按學員文化程度合理編組，使學員之間可以互相學習、互相幫助。由於措施得力、辦法靈活，第三期集訓班搞得很有特色，軍地干部團結，上下關系融洽，學員成績也普遍較好。北方局的同志對此次集訓非常滿意，要求劉華清“認真總結一下”，並向八路軍總部、第一二九師再次提出，希望劉華清能留下來，繼續在黨校工作一段。北方局征求劉華清的意見，他婉言謝絕。第一二九師態度也非常明確：劉華清要趕快回部隊，另有安排。
9月初，學員畢業前，劉華清突擊寫出了《北方局黨校工作的幾點經驗教訓》一文。之后，他便回到第一二九師機關。當月，他即被任命為師供給部政治部主任。
劉華清不願意留在北方局黨校，原是希望能到前線部隊帶兵打仗，沒想到卻要自己做后勤工作，他實在心有不甘。然而，到職工作一段后，他才理解了師首長的良苦用心。
對第一二九師來說，后勤供給工作尤其重要。紅軍改編以后，國民黨政府雖然給八路軍撥發了部分軍餉和軍需物資，但標准極低，數量很少。隨著根據地開辟、部隊發展，大量軍需物資補給需自行籌措。戰爭環境下，籌措物資不易，有了物資存放同樣不易。彈藥、服裝、醫藥和工兵器材等，部隊一時發不下去、運不出的就藏在群眾家或深山密林中。因此，第一二九師供給部工作頭緒多、轄屬人員多、攤子大，兵站、倉庫、醫院、工廠等分布方圓數百裡，工作難度非常大。一段時間以來，師首長明顯感受到供給工作很不得力。
第一二九師供給部設政治部不設政委，組織、宣傳、保衛和民運等整個供給部的政治工作，全由政治部主任負責。劉華清到任后，找了一名熟悉情況的干部陪同，騎著馬到一些重點倉庫、軍械修理所、被服廠等單位，做了調查，發現問題很多。當時，槍支彈藥是最寶貴的，但有的庫存槍支竟全都生了鏽。其他物資，損毀、丟失現象也大量存在。查其原因，主要是部隊組織紀律鬆懈，管理不到位﹔部分干部貪圖安逸，工作馬虎，甚至生活上貪污腐化。劉華清如實向鄧小平、劉伯承匯報了情況，建議立即對供給部進行整頓。師黨委、首長一致支持劉華清的意見。
通過整頓，供給部上下團結，大家工作熱情空前高漲。1940年6月，第一二九師根據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把邊區縱隊供給部合並到師供給部，使師供給部在生產、籌措物資的質量、數量，保障、供給水平方面都大幅提高。在是年秋進行的百團大戰等戰役戰斗中，供給保障任務完成出色，受到部隊普遍歡迎和師首長的好評。
百團大戰后，八路軍部隊有了較大發展。1938年春成立的冀南軍區，由初始以地方部隊為主，發展到轄有5個軍分區、14個主力團。根據地也擴展到西連太行，東臨山東，南接豫北，北通冀中，約2800平方公裡的廣大地區。第一二九師原旅長、東進縱隊司令員陳再道任軍區司令員，第一二九師政治部原副主任、東進縱隊政委宋任窮任軍區政治委員，多名紅軍干部、戰功卓著的將領在這裡擔任領導工作。但由於部隊發展快，官兵中很大一部分是地方原先的游雜武裝、社會青年轉的，黨組織不健全，部隊組織紀律觀念也較差。1940年11月底，一二九師黨委、首長專門開會研究了這一問題。大家一致認為，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部分新入列的官兵對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缺乏認識，頭腦中黨的觀念淡薄。下一步必須在這些部隊集中抓一下政治建軍教育，要加強黨的建設，增強官兵黨的觀念，解決建立“黨軍”的問題。根據鄧小平的提議，會議研究決定，將劉華清調往冀南軍區，任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后任部長。
劉華清到任后，在軍區政治部主任劉志堅直接領導下，遵照鄧小平關於要貫徹落實建設“黨軍”問題的指示，從健全黨的領導體制入手，抓了政治建軍。在此基礎上，開設政治課，有步驟地對部隊進行傳統作風、紀律、政策教育。與之相隨，組織各軍分區部隊開展了創建模范黨支部活動。隨著這些工作和措施的落實，軍區部隊政治面貌煥然一新，官兵組織紀律觀念顯著增強。劉伯承、鄧小平等師首長到軍區一些新組建的部隊視察后很高興，說“像人民軍隊、黨的軍隊的樣子了”。
1943年9月，劉華清作為政治骨干被選調參加了北方局黨校的整風學習。整風學習尚未結束，1944年6月初一天，劉華清接到上級通知，要他迅即到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此前，一二九師師部已與八路軍前方總部合並），鄧小平政委找他談話。他立即向主持黨校工作的楊獻珍請假，弄了一匹馬，星夜趕往八路軍前方總部。
見到劉華清，鄧小平很高興。簡單詢問了北方局黨校整風學習情況后，鄧小平說：“這幾年你的學習工作表現不錯，進步很大。根據中央指示，冀南和冀魯豫兩軍區合並為新的冀魯豫軍區，急需干部。現決定你去擔任新軍區組織部部長。你抓緊去報到，把工作抓起來。”接受任務，劉華清當即揮鞭上馬，趕往冀魯豫軍區機關駐地范縣報到。
1944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處於最后斗爭的前夜。形勢發展使劉華清備受鼓舞，他再次向鄧小平表達了希望到前線帶兵打仗的願望。1945年元旦后，組織上滿足了他的要求，調任他為冀魯豫軍區第六軍分區政委。當年10月下旬，部隊整編后，他被調任為第二縱隊第六旅政委。
此后，從對日軍最后一擊，直至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劉華清都率部拼殺在戰斗第一線。劉華清與鄧小平再沒有面對面直接的工作接觸，所有的是一次次軍事會議上匆匆見面，簡短的囑托、問候。但是，鄧小平密切關注著劉華清的成長進步。
1949年春，遵照中央軍委指示，全軍統一整編，劉鄧大軍（即原第一二九師，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劉華清被任命為第二野戰軍第十一軍政治部主任。他與鄧小平再度相見，已是1949年9月，全國解放大局既定，新中國誕生前夕了。
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委以新責重任，劉華清不辱使命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電示總前委：“二野亦應准備於兩個月后以主力或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將解放、開辟和建設大西南的任務交給了劉伯承、鄧小平統率的第二野戰軍。
5月底，劉華清（已被任命為金華市軍管會主任）在剛解放的金華市接到命令，任第二野戰軍軍事政治大學（簡稱“二野軍大”）黨委書記兼政治部副主任，並被要求即刻前往報到。
接到命令，劉華清迅速趕到南京接受任務。是時，鄧小平在上海主持華東局工作，劉伯承和參謀長李達接見了他。劉伯承歷來講話簡潔明快，與劉華清的談話依然如是：新解放了大片土地，解放軍本身也不斷擴大，建軍、建政都需要大量干部。現在軍委已經把解放、建設雲、貴、川、康大西南的任務交給了我們。所以，解決干部問題，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這是個新任務，有困難，要想辦法克服。我們會全力支持你，但工作靠你帶大家去干，還要干好。
二野軍大，前身是中原軍區軍事政治大學。渡江戰役后，於5月4日由河南許昌遷到南京。考慮到培訓任務的需要，二野經請示中央軍委批准，擴充了編制，同時改稱第二野戰軍軍事政治大學。校長、政委，均由劉伯承兼任。特種兵縱隊參謀長徐立行任教育長，劉華清任黨委書記兼政治部副主任。此外，學校再沒有其他領導。學校日常工作，由徐立行和劉華清一起主持。
學校初建，且要大批招生，工作千頭萬緒。劉華清到任后，首先抓組織工作。他和徐立行經反復研究，從隨遷的中原軍大的工作人員和部隊中調整了一批有辦學經驗、有帶兵經驗的干部，擔任校務部、供給部、衛生部，以及政治部所屬的組織、宣傳、保衛等各部門領導和工作人員，並發動大家各司其職、各盡其責，迅速展開開學准備工作。
二野首長對軍大辦學、招生非常重視。6月23日，軍大正式開學。在這前后，兼任著校長、政委的劉伯承司令員，二野副政委張際春、參謀長李達都先后到軍大視察，做過報告。9月初，主要課程基本結束，學員快畢業了，學校突然接到通知，鄧小平要到軍大看望大家。劉華清非常高興：“鄧政委這時來，正好給學員做一個畢業分配的動員報告。”
9月12日，鄧小平到了軍大。他首先聽取了劉華清關於教學情況及學員思想狀況的匯報，看了相關的材料。接著，劉華清陪同他視察了學校的校舍環境，看望了教員、學員。鄧小平對學校的工作，特別是廣大學員的精神面貌，十分滿意。最后，他給全校教師、學員做了一次令人難忘的報告。
報告開始，鄧小平開宗明義地提出：“我今天給大家講一個問題，題目叫‘過關’。古代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今天的革命青年要過的‘關’無數，但大關隻有三個，一個是帝國主義關，一個是封建主義關，一個是社會主義關。”他說，這三個“大關”，每個參加到革命營壘的人必須要過，問題是有人過得去，有人過不去。那麼，這“三關”怎樣才過得去？我要說，“三關”過得好不好，關鍵在於立場。立場站穩了，就過得去﹔立場沒有站穩，關就不好過。如果腳踏實地，站得穩穩的，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難。要站在犧牲自己一切，為人民謀解放、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立場上，這就叫無產階級立場，也就是革命者的品質。為人民服務，就要拋棄一切個人利益、名譽地位，這才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鄧小平的講話既有理論又有生動鮮活的實例，且語言風趣幽默。
1950年1月底，最后一批學員出發后，劉華清與徐立行率校直機關人員由浦口乘火車離開南京，向西南開進。
3月初，二野軍大遷抵重慶。學校各單位分散駐在重慶市郊山洞至歌樂山一帶。此前，遵照中央軍委指示，在重慶成立了以賀龍為司令員、鄧小平為政治委員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基於是，二野軍大也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軍事政治大學（簡稱“西南軍大”）。據此，第二野戰軍各部的隨營學校、軍政干校也依序改名西南軍大分校（四川、雲南、貴州、西康等各地共設八個分校）。西南軍大和各分校編制機構，除個別分校隨部隊領導變更做了調整外，基本不變。西南軍大總校校長、政委，依然由擔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劉伯承兼任，徐立行仍為教育長，劉華清依然擔任校黨委書記兼政治部副主任，但教學對象發生了根本變化。
按照西南軍區指示，軍大總校接收國民黨各級軍官7000多名，其中上校至中將1500名。這些人絕大多數屬起義或投誠軍官，極少數是被俘的。但劉華清清楚，他們與解放戰爭初期、中期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官是不一樣的：其中大部分人並非是真正分清了是非，棄暗投明，而是戰斗到最后，走投無路使然。他們中間雖然也有左、中、右的區別，但總的看，反動立場、觀點根深蒂固，態度比較頑固。要使這些人徹底轉變立場、觀念，站到人民一邊，絕非易事。針對這種情況，劉華清主持召開黨委擴大會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4月29日，由1000多名上校以上國民黨軍官組成的高級研究班舉行開學典禮。在典禮儀式上，劉華清做了動員講話。講話中，他在具體闡釋教學方針、教學計劃的基礎上，開誠布公地強調，在教學中要堅持教學民主、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等五個原則。他說，教育內容以歷史唯物主義為重點，主要課程是中國近代革命史和社會發展史，輔以形勢、政策教育。不管什麼課程，都提倡“自由思想”，在學習中自由地研究問題、討論問題，講心裡話、暴露真實思想。在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研討中辨明是非，提高覺悟，明確自己的人生方向。
進入西南軍大的國民黨軍官，無論是被俘的，還是起義、投誠的，入學前都心存恐懼和疑慮，認為這裡名義上是學校，實則是“集中營”“感化院”，自己也不是什麼學員，而是被送來軟禁、“變相監視”的。到校后，他們受到熱烈歡迎，領導、教工噓寒問暖，整潔的住房、良好的飲食，有序而寬鬆的管理環境，使大家都深受感動。學習結業，高級研究班31名學員聯名上書軍大黨委，感謝各級黨組織的培養教育，表示堅決服從組織分配。
12月中旬，各教學班學員先后結業，分別舉行了結業典禮。在西南軍大總校學習的7000多名國民黨軍官，除極少數混進學員隊伍的匪首、惡霸、現行反革命分子，按照有關規定移交政法部門查處外，學校黨委均根據學員的表現、專長和健康狀況，進行了妥善安置。
安置去向公布后，學員們大喜過望。大家一再真誠地向學校表示感謝，很快離校開始新的生活。若干年后，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在工作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績，有的還成長為軍地中高級干部或專業人才。
1951年1月，按照中央軍委的統一規劃，西南軍大改建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步兵高級學校。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達任校長兼政委，余秋裡任副政委，徐立行任副校長兼訓練部部長，劉華清任政治部主任。學校的任務，除保留一個學員隊繼續舉辦改造國民黨軍官的高級研究班外，主要進行正規的步兵軍官教育。
劉華清參加了學校改建和教學調整工作。同年9月，他被任命為第十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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