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5日10:27 來源：人民政協報
熱愛祖國、獻身祖國的崇高風范
孫中山的偉大緣於他為中華民族畢生奮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說：“愛國心重者，其國必強，反之則弱。”在近代中國國運式微、民生日蹙的內憂外患情形下，是孫中山先生敢於冒著殺頭甚至毀家滅族的危險，率先高舉反清革命的大旗，掀起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浪潮。孫中山先生常言：“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麼呢?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他一生一直以愛國若命、一息尚存、不忘救國鞭策自己，在思想、情感和行為上，表現出熱愛祖國、獻身祖國的崇高風范。
本來，他有一份令人羨慕的醫生職業，可以憑此過上安逸舒適的生活，但他毅然將自己的安危富貴置之度外，公開向清政府專制統治挑戰，表現出熱愛祖國、獻身祖國、勇於擔當的愛國主義精神。1894年，在上書李鴻章，寄希望於改良弊政以救危亡的嘗試失敗后，孫中山立即意識到隻有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專制統治，才能“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在興中會的誓詞中，他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奮斗綱領﹔在《興中會章程》裡，他又率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孫中山又更進一步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以“三民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革命動力。民國建立后，孫中山認為“必先從根本下手，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搖。”表示“欲舍政事，而專心致志於鐵路之建設，於十年之中，筑二十萬裡之線，縱橫於五大部之間”。但是當宋教仁慘遭暗殺后，孫中山如夢方醒，始知欲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民生幸福，非去袁世凱不可，毅然發動“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雖然再次被迫流亡海外，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救國救民的志向，而是不斷地喚起民眾，組織力量，先后三次在廣東建立革命政權，對內反對軍閥割據，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對外反對列強的侵略和掠奪，直到臨終前夕，他仍念念不忘昭告國人：要不爭地位，不計權力，攜手同心，共圖救國。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孫中山始終是一位頭腦清醒、目標明確、海納百川、志存高遠的愛國者。他曾明確指出，要振興中華，就必須“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如此中國才能“轉弱為強，易舊為新”。同時，他對那些民族虛無主義者不以為然。自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義和團運動之后，一些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一天高過一天”，由於要崇拜外國，仿效外國，便以為“無論什麼東西，都是要仿效外國”，這種見解和思想，在孫中山看來“真是謬誤到極點”。他在演講和論著裡，多次旁征博引地說明中華民族在思想水平、道德素質、創造能力等方面，並不比其他民族遜色，就連在外國的留學生，學習成績都比外國的學生更好一些。他相信，如果我們中華民族能一面“恢復我一切國粹”，一面“去學歐美之所長，”定能在不久的將來，甩掉貧窮落后的帽子，“和歐美並駕齊驅”，甚至駕歐美而上之。
孫中山在海外游說革命，也得到東西方國家一些友好人士的支持和同情，但他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不泥古，不守舊，不崇洋，不媚外，在強調對外實行開放主義的同時，始終不忘“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這個基本道理，相信改造中國，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他認為“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法，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在孫中山看來，任何國家都必須尊重民情國史，不能完全照搬外國的制度、習俗和思想文化來改造我們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認為那些“不研究中國歷史風俗民情，奉歐美為至上”的留學生們，將有“引歐美以亂中國”的危險。他相信“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在確信工業化、現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隻能順不能逆的同時，堅定地主張各個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必須因應各國的具體國情之異而異，必須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之路，在認識和實踐上表現出高度的文化自信。
天下為公、心系民眾的博大情懷
孫中山是一位在珠江三角洲香山縣翠亨村成長起來的革命家。“生而為貧困之農家子”的孫中山，如同舊中國農村中許多貧苦人家的孩子一樣，自幼就參加勞動。“生於畎畝，早知稼穡之艱難”的孫中山，對受苦的農民大眾始終抱有真摯的同情。他后來多次對宋慶齡說，從小時起，他就想到“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這樣困苦下去。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也正是童年時代的經歷，使孫中山從對農民的同情出發，很早就萌發了改變農民大眾困苦生活狀況的意願和振興中華的思想。
青少年時期，就開始為父母和鄉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以此來減輕他們的負擔和痛苦。1883年7月，孫中山從夏威夷回到了闊別5年的家鄉。在家鄉，孫中山看到翠亨村風貌依舊，和5年前沒有什麼兩樣，還是那麼美麗和貧困，處處充滿陳舊的氣氛，落后得不見一線生機。如狼似虎的差役，貪贓枉法的官吏，求神拜佛的鄉鄰，抽鴉片、納妾、濫賭的富人，連白薯也吃不上、依然過著苦日子的農民，一切都依舊令人窒息。有感於此，孫中山在幫助家庭做些農活、自修國學、加強鍛煉、強身健體的同時，還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參與一些改良鄉政的活動，如修建村路、打更防盜、安裝街燈、清掃街道及衛生防疫等公共事務，后來甚至致書鄉賢鄭藻如，希望這位退休的洋務官員在家鄉帶頭效法西方改革社會，興辦農桑、興辦學校，然后在各地推廣。他相信農業、禁煙、教育三件事情，“有關於天下國家甚大，倘能舉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
孫中山青年時代的理想是做一名醫生，治病救人，但當他認識到國家衰敗和人民貧窮的根源后，便毫不猶豫地放棄自己早期行醫濟世、救死扶傷的理想，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反抗封建專制統治和外國侵略者的革命道路。1912年，他在嶺南學堂演講時就說，他主張推翻清政府，就是因為這個政府是人民貧困、國家積弱的禍根。可見，孫中山革命的動機，就是要解除人民的疾苦，挽救民族的危機，振興中華。
孫中山還十分推崇“天下為公”的思想，常以《禮記·禮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來表達自己的最高社會理想。1905年，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就明確表示，“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強調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就是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主義”。他說：“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與權力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對於如何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孫中山認為應有世界眼光，開放心態，獨立人格和進取精神。尤其是以“為四萬萬人謀幸福”為目的的革命黨人，更應該保持自身的革命性和公德心。他說“真革命黨，志在國家，必不屑於升官發財”，並一再告誡革命黨人：“革命黨不要錢，要錢的不是革命黨”。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類社會天天進步。在孫中山看來，要人類天天進步的方法，當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種宗旨，互相勸勉，彼此身體力行，造就頂好的人格。他相信，人類的人格既好，社會必然進步。
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時，孫中山以大總統名義發布命令：“官廳為治事之機關，職員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階級，何取非分之名稱？”並強調：“總統在職一天，就是國民的公仆，是為全國人民服務的。總統離職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隊伍裡去，和老百姓一樣。”他反復告誡革命黨人，民國成立后，應當讓人民當家做主，使人民有“政權”可以充分管理國家大事，政府有治理國家事務的“治權”，為人民做實事、辦好事。這樣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可以增加人民的福祉。替眾人服務，做人民的公仆，是孫中山民主民權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山精神的具體表現。
尤為難得的是，孫中山不僅這樣說，而且也這樣做。在《家事遺囑》中，孫中山表示：“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除個人廉潔自律，始終“持平民主義，不欲於社會上獨佔特別階級”外，孫中山在用人方面也兼容並包，唯才是舉，既不結黨營私，又不利用職權打擊報復。1912年2月，廣東各界紛紛致電孫中山，請他同意讓其兄孫眉擔任廣東都督。蔡元培也熱心支持這個建議。但是孫中山堅決不同意。他認為“粵督任重”，其兄“質直過人，而素不嫻與政治”，“決非所宜”。1922年，孫中山內定謝遠涵為江西省長。有人不同意，因為此人曾向袁世凱檢舉過革命黨人。孫中山解釋說：“謝遠涵不但江西人都知道他，北方的官紳也都知道他。他轉變過來了，發表他當省長的消息，不但可以影響江西的舊人員，而且可以影響北方的舊勢力。”
追求真理、與時俱進的優秀品質
孫中山常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則亡”，“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
所謂“順應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孫中山看來，就是要不斷學習，與時俱進，成為時代風潮的引領者，社會進步的趕路人。在近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孫中山先生一直不斷地學習，始終堅持與時俱進，日日趨新。其一生最大的嗜好是“革命”與“讀書”。他常說：“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隻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生活。”他認為革命黨就好比為一個國家的醫生，醫生沒有知識，怎能為國家治病，多次告誡革命黨人，讀書貴在有恆，知識積累越多，就越能服務於革命和建設，有利於國家和社會。他說：“一般人讀書，不認真不要緊，我們革命黨人卻千萬不可不認真。因為一般人讀書，或是為個人的前途，或是為一家人的生活，他讀書不認真，成敗得失，隻他個人或其一家。革命黨人則不然，一身負國家社會之重責，如果自己讀書不認真，事情做錯了一點，就不但害了我們的黨，連整個國家社會也被害了。”
他一生從不停止探索的步伐，從不拒絕修正自己的思想主張，從不排斥外來的優秀文化和進步學說，總是審時度勢，兼收眾長，益以新創，努力趕上時代的潮流。
他回國以后，無論是在兵馬倥傯之中，還是艱困危難之際，經常手不釋卷。由於他好學深思，廣泛地接觸到世界的先進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間，始終比別人更明了世界大勢，見解更高更遠。早期，他想借地方實力派和開明的官僚來改良鄉政和建設國家，但在《上李鴻章書》得不到回應后，便很快轉向進行反對清政府的民主革命。后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孫中山先生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潮的影響和西方民主政治得失之啟發，以“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創新”作為處理中西文化關系的方針，創立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但是，在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中，孫中山始終力主對西方文明採取開放的態度，借鑒“歐洲強國之本”和“治國之規”，學習西方“窮理日精，機器日巧”，“興物利民”“地盡其利”以及“恤商”“保商”“興農務”等方面的經驗，在吸收西方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中，尋覓“上乘”的策略思想和革命道路，使古老而又停滯不前的中華文明重獲新生，使落后挨打的中國“格外振興”。
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又積極籌劃和參與民國初期的經濟建設，到處演講，宣傳實業救國，主張修鐵路、改善民生，構筑了《建國方略》，提出了《實業計劃》，為中國的現代化描繪了宏偉藍圖。尤其是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敗后，孫中山深刻地認識到必須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國共兩黨的合作，才能把中國民主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
孫中山在談到自己的革命活動經歷時曾說：“文奔走國事，三十余年，畢生學力盡瘁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甚所不能擾﹔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先后發動了十次大的武裝起義，可謂屢敗屢戰、從不氣餒﹔辛亥革命后，又三次在廣東建立革命政權，堅決捍衛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維護民主法制，確保民生幸福，敢於同中外反動勢力作斗爭，可謂愈挫愈奮，從不放棄。一生失敗多於勝利，挫折多於成功，但他一直負重前行，樂觀自信。他說：“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孫中山這種堅忍不拔、百折不撓、樂觀自信的奮斗精神，也得到了國共兩黨人士的高度認同。共產黨人陳獨秀在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十分沉痛地表示：“我們沒有了為國家為民族刻苦奮斗四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了！”這真是“我們極大的損失”。
為了創立獨立自由的國家，保護國家及民眾的利益，孫中山先生雖屢遭挫折，但從不退縮，從不放棄，始終堅信隻要“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則終有最后成功之一日”。事實上，任何外來威脅、內部分裂和暫時失敗，都未能動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1925年12月孫中山到達天津時，段祺瑞政府派了葉恭綽、許世英二人為代表到天津迎接，孫中山在病榻上接見他們時，得知段祺瑞要“外崇國信”、召開“善后會議”后，極為憤慨，對著兩個代表厲聲斥責說：“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麼還來歡迎我呢？”並表示“假如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就革命了！”直到彌留之際，他還念念不忘“和平、奮斗、救中國。”
參加辛亥革命的吳玉章頗為感慨地說：“中山先生那種忍辱負重、堅持革命的精神，使他在屢次革命失敗時不灰心、不氣餒。相反地，常常引古話所說‘失敗是成功之母’作為教訓，不屈不撓，再接再厲。”
（胡波 中山大學歷史學博士，教授，廣東省中山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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