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昕
2016年12月19日07:5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含圖片）原載於《黨史博覽》2016年第10期，系《黨史博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33年12月，李克農、周恩來、滕代遠（左起）在福建建寧。
滕代遠作為紅一方面軍副總政委兼紅三軍團政委，參與指揮了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期間中央蘇區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戰役。前三次作戰是在朱德、毛澤東直接領導下完成的，從第四次反“圍剿”開始，滕代遠是在朱德、周恩來直接領導下指揮部隊作戰的。
一
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由上海遷至瑞金，博古（秦邦憲）以臨時中央負責人身份兼管蘇區中央局的工作。他對前方反“圍剿”的作戰指揮進行干預，提出所謂“先發制人”的方針，要求紅軍部隊轉移到江西省撫河西岸，攻佔敵重兵據守的江西南豐和南城。這種暴露紅軍意圖、易受敵人夾擊的錯誤命令，雖經朱德、周恩來的一再抵制，但紅一方面軍還得被迫執行。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下的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總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的意見，做出了一個關於今后作戰計劃的指示，提出紅軍“分離作戰”的方針（史稱“上海計劃”），將中央紅軍和部分地方武裝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撫河、贛江之間牽制敵人﹔一部分先入閩作戰，再回師北上，兩部分合攻撫州與南昌。當時在前線的周恩來、朱德和各軍團領導人，包括彭德懷、滕代遠在內，都反對這個方針，認為這是“兩個拳頭打人”分散兵力的錯誤計劃。博古還為此特意來到紅三軍團司令部駐地，與彭德懷談話，他與項英對“分離作戰”計劃奉若聖旨。
1933年7月1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東方軍之組成及干部配備和指揮關系的指示》，命令以紅三軍團彭德懷、滕代遠部為主，包括紅軍第十九師周建屏、蕭勁光部組成東方軍，任命彭德懷兼東方軍司令員，滕代遠兼東方軍政治委員，袁國平兼東方軍政治部主任。為配合作戰，閩西紅軍第三十四師周子昆、曾日三部和閩贛軍區的部分地方武裝也統歸彭德懷、滕代遠指揮。之后決定進攻福建寧化和清流，消滅敵盧興邦部。
7月2日，紅三軍團各部隊在彭德懷、滕代遠帶領下，冒雨從江西撫州的頭陂一帶出發，於4日到達閩贛邊的石城。他們實地觀察了解到，清流城三面環水，一面靠山，敵人利用天險加修了工事，城防堅固，據險防守，不易攻破。而位於寧化縣東北部的泉上，居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土堡圍牆高約8米，厚7米，周長近千米，相當堅固﹔駐有敵軍盧興邦部第三〇七團及殘余地主武裝400余人。土堡內儲有大批糧食、食鹽等物資，是周圍數縣逃亡地主負隅頑抗的反動堡壘，威脅附近蘇區的安全，也是東方軍東征的一大障礙。於是，他們研究后決定先攻泉上，當天便擬出作戰方針向朱德、周恩來並轉項英發出電報。收到朱德、周恩來同意先攻泉上的回電后，紅三軍團以紅五師尋淮洲、樂少華部為先頭梯隊，紅四師張錫龍、彭雪楓部為后續梯隊，向泉上疾奔。
東方軍入閩作戰，從攻打泉上開始，就受到部分中央領導人的干擾。他們不顧實際情況，盲目指揮，不斷要求攻打城市。彭德懷、滕代遠堅持原則，在朱德、周恩來的支持下，根據紅軍歷來作戰的戰略戰術，從實際出發，同他們進行了斗爭。7月6日，部隊到達距泉上僅7公裡的湖村時，接到軍委代主席項英反對首攻泉上的電報，他指示還要首攻清流。此刻，滕代遠正在前敵指揮部與彭德懷一起指揮紅五師尋淮洲、樂少華部包圍泉上。同時，敵盧興邦部旅長張興隆率第三○九團正從清流方向增援泉上。彭、滕於7月10日發出《關於攻打泉上的戰斗部署的報告》，准備使用大部兵力攻下泉上土堡。但是，項英還是強調先攻清流、連城，命令東方軍隻留一個團圍攻泉上，其余部隊立即轉移清流南，或消滅清流撤退之敵，或配合紅三十四師打擊連城增援之敵。7月11日，彭、滕仔細研究了項英的命令，認為這是脫離實際的方案，即刻發電聲明情況，提出自己的意見，並得到朱德、周恩來的支持。朱、周於同日給項英連發兩電，說明先襲泉上才易打擊敵人的增援部隊，不能採取積極進攻清流的辦法﹔指出目前多雨，各河漲水，流急水深，大兵團運動不便﹔加以天熱多病，三軍團沿途已留下500多個病員，令紅三軍團主力過清流河是不妥當的。對於項英的錯誤命令，朱德、周恩來在致項英的電報中說：“請勿直接命令彭滕曾周，使他們無所適從時時請命，反束縛其不能機斷專行。”彭德懷、滕代遠決定不顧項英意見，採取圍點打援，攻下泉上再打清流。紅軍相繼襲佔福建歸化（今明溪）、清流及泉上古堡，重創盧興邦部。其中，泉上戰斗戰果輝煌：活捉國民黨寧化縣長黎群薰，斃敵團長程思海以下官兵300余人，俘敵900余人，繳獲步槍700余支，迫擊炮3門，機槍3挺，手槍60支，大洋1萬余元和大批糧食、食鹽。隨后，東方軍劍指連城縣。
二
彭德懷、滕代遠指揮部隊圍攻泉上之時，同時命令紅三十四師及紅四師一部進至連城周圍布防，准備待機收復。中革軍委領導人不顧前線戰場的實際情況，命令彭、滕直取連城，他們在地圖上標示的位置，劃定了從北向南進攻的路線。滕代遠因連日指揮泉上戰斗，加上盛暑酷熱，已經病倒。他感冒發燒，心情很不好，看到中革軍委一封封主觀臆想的電報，更加煩躁，以致多日未能痊愈。彭德懷抱怨說：“不叫部隊做群眾工作，讓立即去進攻連城，限時限刻到達，並指定攻擊點（從北向南攻擊）。你要改變他的錯誤部署，下級改變上級企圖，必須完全負責……”為了安撫這位自平江起義以來就在一起的老戰友，彭德懷囑咐滕代遠臥床靜養，不用焦急，先弄清敵情再說。彭總帶一個偵察排到前方偵察了一整天，發現如果按照中革軍委的指令從北向南直攻連城，不僅是啃“硬骨頭”，而且地形對我十分不利，我軍完全處於仰攻地位，連攻擊點也找不到。他們偵察到連城東南35公裡處的莒溪隻有敵區壽年第七十八師第二三四旅第四六七團丁榮光部駐守。鄰近的朋口是一個四面高地環繞的小圩場，處於連城至龍岩、長汀兩條大道的交叉口，戰略地位重要，而守敵僅為丁團的一個營。如果改為由南向北先攻莒溪、朋口，既可打擊連城和龍岩的援敵，又可順勢北取連城。滕代遠在病中聽到此消息，心情轉好，立即表示同意。隨即，兩人聯名向朱德、周恩來並轉中革軍委發電，提出改變作戰方案的建議。朱、周還對改變后方案的長處做了說明。經過這樣反復爭論，建議才獲得批准。連城縣的朋口戰斗，是東方軍最主要的戰斗之一。
7月29日，滕代遠抱病隨三軍團主力前進至連城西南鐘屋村（今中復村）設下司令部后，和彭德懷一同下達了攻擊朋口的作戰命令：“決於明（30日）向朋口攻擊前進。”隨后率領部隊連夜出發，迅速包圍朋口、莒溪。30日凌晨，紅四師和紅十九師向朋口之敵輪番發動進攻。區壽年聞訊后，馬上從連城派出第四六六團鐘經瑞部火速增援莒溪、朋口。滕代遠於夜晚到第一線直接向守敵喊話，展開政治攻勢。紅軍部隊受到鼓舞，士氣高昂。7月31日凌晨，紅軍一舉沖上山頭，攻克朋口。同時，紅五師全殲了由莒溪向朋口增援的敵軍。紅十九師乘勝進佔莒溪。敵軍第四六六團、四六七團兩個團被紅軍全殲。紅軍於8月2日佔領連城，追敵於姑田、小陶，東方軍共殲敵一個旅三個團，俘敵旅、團長以下官兵2000多人，繳槍2000多支，軍糧1500擔，籌款萬元以上，勝利地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作戰任務。敵第七十八師受到沉重打擊，師長區壽年回憶說：“這次失敗是本軍最大的恥辱，尤其撤退時之混亂，更令人痛心疾首。”8月1日，彭德懷被中革軍委授予一等紅星獎章，滕代遠被授予二等紅星獎章（第58號）。
3日凌晨，東方軍追擊部隊到達姑田，正值敵軍集合隊伍准備逃竄。東方軍迅速靠近猛沖猛打，區壽年部猝不及防，頓時大亂，紛紛丟棄槍械行李，奪路而逃。東方軍先頭部隊尾追敵軍到永安西南的小陶，殲滅區師一個團，殘敵更加驚慌失措，一晝夜狂奔85公裡逃至永安，狼狽不堪。
從攻打朋口和東方軍各部正在連城休整之時起，中革軍委和方面軍總部即在部署第二階段作戰方案，令東方軍乘敵部署完成之前，破壞其計劃，打擊將樂、邵武兩翼，以備與敵決戰。對此，彭德懷、滕代遠做了研究，認為閩北的順昌、將樂一帶渡水困難，器材缺乏，給養奇缺，遠離后方，實難完成任務。於是，他們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議：第二階段作戰，東方軍應取道寧化，集結建寧。這既能“行動秘密”，利於“攻擊邵武、光澤、將樂之敵”，又能乘敵進攻黎川之機，“殲其一兩個師，給第五次‘圍剿’當頭一棍”，“調動北線敵人，紊亂其部署”。但是，這一正確建議沒有被中革軍委採納。15日，朱德、周恩來發布命令，宣布改組東方軍，以紅三軍團、紅十九師、紅二十一師第六十一團組成。要求主力次日分途向閩北挺進。
26日，東方軍主力攻佔了順昌的洋口和延平的峽陽，擊潰了國民黨軍劉和鼎部的三個團，繳獲大量軍需用品，截獲火輪3艘，食鹽15萬斤，籌款10萬元。30日，彭德懷、滕代遠在洋口發布命令，指揮紅三軍團第四、五兩師迎擊敵人援兵，奪取延平。同時命令紅十九師周建屏、蕭勁光部克服一切困難挖坑道，爆破順昌城。東方軍擺下陣勢，對延平只是佯攻，用意在於誘敵。見到第十九路軍的援軍已經出動，便令各部加緊佯攻延平，好把水口、沙縣的“大魚”釣出來。（由於敵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行動謹慎，老謀深算，遲遲不派援軍，東方軍此戰未能大量殲敵。）同時命令紅四師第十團胡牟、張發力部和紅五師第十三團李天佑、毛畢（賁）虎部沿閩江東下，堵擊援敵。東方軍在夏道鎮使用猛烈炮火夾擊，迅速殲敵一個營，又追敵至水口鎮擊潰兩個營，繳獲步槍百余支，重機槍3挺，汽車2輛，火輪8艘，滿載子彈的木船4艘，食鹽7萬斤。
9月18日夜，東方軍急速迎著國民黨軍前進。紅五師第十三團在西芹的芹山與敵第六十一師第三六六團遭遇。雙方從南北兩坡搶佔芹山主峰，東方軍先敵一步搶佔了主峰，隨即與剛登上主峰的敵人展開肉搏。指戰員們以頑強的意志，打敗了號稱第十九路軍中最有戰斗力、從未打過敗仗的“鐵軍”三六六團，斃敵200多人，俘敵400多人，繳獲了敵軍團旗一面，步槍500余支，機槍20余挺及大批軍需用品，創造了紅軍一個團在運動中殲敵一個團的新戰績。紅十三團李天佑部被東方軍授予“英雄模范團”的稱號。滕代遠獲悉后連聲稱贊：“芹山戰斗打得好！”彭德懷高興地拍著李天佑肩膀說：“小鬼，別看你年紀輕，指揮打仗可真有本事！”
從9月上旬開始，蔣介石部署的第五次“圍剿”已在中央蘇區北面展開行動。為此，周恩來連電臨時中央及蘇區中央局，提議調東方軍迅速北返江西，電報說：已“命令彭、滕於4日結束戰斗后，集結延平附近，准備回師”。但是，中革軍委堅持要東方軍消滅第十九路軍的“基干兵團”，打下順昌、將樂，完成第二階段任務后再回師。這樣一來，上級發出的不同命令傳遞出不和諧的信息，導致順昌、將樂的敵人憑堅城固守，東方軍未能攻克，貽誤了第五次反“圍剿”的有利戰機。
三
1933年9月，李德進入中央蘇區，開始參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指導。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作戰。
28日，國民黨軍侵佔黎川。博古、李德震驚於黎川一城的失守，急於收復黎川城，命令東方軍襲取黎川，以便保住“國門”。紅軍的幾個主力軍團被他們調來調去，周旋於敵軍主力和堡壘群中作戰，搞得十分疲憊，不僅未能御敵於國門之外，反而使紅軍遭到很大損失，喪失了數千名紅軍指戰員的寶貴生命。彭德懷和滕代遠接到博古、李德的電報后，分析了敵情，認為直接襲取黎川是強攻強敵，對我不利，決定將部隊先集結於泰寧待命，然后襲擊邵武，誘敵深入，將其殲滅。於是命令東方軍各部迅速從各駐地撤出，分左右兩縱隊集中泰寧，各部隊日夜兼程於10月4日前抵達泰寧以北地區。東方軍在行軍途中，先后接到項英兩封電報，項英要求他們“要消滅硝石、資溪橋以及黎川附近之敵”，認為隻有這樣“才能貫徹這次戰役的目的，開展戰局”。而且不顧部隊長途行軍極為疲勞和翻越閩邊大山的困難，要求“注意加速行動的時間”。電報同時嚴厲指責“彭、滕又要圍攻邵武，忽視上級命令，或將延誤軍機。戰機緊迫，對於命令執行不容任何遲疑或更改”。在戰機如此緊迫的情況下，接到上級的命令，彭德懷和滕代遠感到十分為難，同時從電報中察覺到統帥部顧慮重重。10月10日，彭德懷、滕代遠向朱德、周恩來提出建議：“硝石東南為河水所阻，恐不易強攻，東方軍應以一部繼續作有力佯攻，催促敵援，主力集結機動，消滅援敵，並努力求得先打擊其策應部隊。”朱、周認為這個建議可行，便將原報轉發中革軍委，要求“立刻復電，以便命令”。彭德懷回憶：“領導者李德不待圍死之營（敵）消滅，強令三軍團立即向硝石（黎川、南城之間）進攻，鑽進硝石這個死地。”隨即彭德懷、滕代遠急電中革軍委，反對上述命令，這次建議幸而獲准，避免了紅軍嚴重的損失。彭德懷在《自述》中也憤憤地說道：“但他們的全般部署、命令已下到各軍團，連迫擊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實際中國這一帶的十萬分之一圖，就根本沒有實測過，只是問測的，有時方向都不對。”滕代遠在回憶錄（未發表）中寫道：“我們深深感覺到中革軍委顧問李德最低劣的指揮，完全是按照中國過期的、不正確的軍用地圖計算的。指揮作戰時，相差距離與時間每次都在一天遠的路程，指揮失調，缺乏機動靈活。”
1933年10月中下旬，敵軍以堡壘為掩護，開始集結兵力。彭德懷、滕代遠認為：“主力擺在堡壘周圍，疲勞兵力，日間暴露，有敵機轟炸，晚上大多數露營，消耗兵力特甚。”他們於10月23日至25日三天內連續三次向中革軍委提出了向外線出擊、進行機動作戰的建議，說明在敵人大舉集中，並利用堡壘掩護、謹慎穩進的情況下，紅軍應集中主力，離開敵人堡壘地帶，戰略上向東北之金溪、貴溪、東鄉、景德鎮一帶穿行作戰，首先消滅敵浙贛邊區趙觀濤部，建立東北作戰區，進而威脅敵人控制的蘇、浙、皖等心臟地區，調動敵軍主力部隊北返，離開中央蘇區。他們懇切希望中革軍委領導“以遠大眼光過細考慮”這些建議。但是，博古等人無視他們的建議，迅速予以否決。27日，中革軍委追加一份電令，以軍委代主席項英的名義，命令東方軍堅持在黎川一帶敵人重兵集結、筑有堡壘群的地區作戰，插到堡壘地域間隙中消滅敵人，而且專橫地提出：“軍委已決定了戰役問題，望轉告彭、滕，停止建議。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斗。”
從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東方軍等紅軍部隊在敵人堡壘周圍，東奔西突，完全陷於被動局面。11月7日，彭、滕聯名向中革軍委再次建議，速將紅軍主力調離敵堡壘地區，指出紅軍在敵堡壘周圍，“等於貓兒守著玻璃（缸）裡的魚，可望而不可得”。毛澤東曾尖銳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也不了解中國工農紅軍的情況，不做調查研究，聽不得不同意見，生搬硬套在蘇聯有效、在中國行不通的戰略戰術，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
四
1933年12月下旬，中革軍委決定重組東方軍。彭德懷、滕代遠隨司令部移駐建寧縣城。他們這一對老搭檔堅持原則，保留自己的正確的意見，執行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多次同中革軍委某些領導人發生爭執，提出過不合他們胃口的意見，表現出共產黨員遵守紀律與堅持實事求是精神的高貴品格。這樣做的結果是：彭德懷被免去中革軍委副主席的職務﹔滕代遠被撤銷了紅三軍團政委的職務，調離紅三軍團。
調離紅三軍團，不僅滕代遠內心郁悶，彭德懷也非常生氣。他於12月19日致電博古等提出意見：現在戰爭環境，軍中高級干部不宜輕易調換，滕同三軍團群眾有一定聯系，請求免調滕代遠。博古沒有回電。滕代遠是紅三軍團的創建者之一，在軍團任職數年。他素來平易近人，愛護干部，關心群眾。軍團上下對他印象很好，他對軍團也深有感情。滕代遠於1933年12月24日在福建建寧司令部同彭德懷一起，簽發了最后一道命令后，連夜從建寧城關出發，奔赴瑞金。
在粉碎蔣介石第一至第四次對中央蘇區“圍剿”戰役中，滕代遠與彭德懷密切協同、配合默契，互相關心，服從大局，得心應手地指揮紅軍大兵團作戰。彭德懷回憶說：“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時，特別是第三次反‘圍剿’，蔣介石以50萬大軍，分為三路長驅直入，我紅軍僅3萬人多一點，絲毫不亂，一一將其粉碎，那是不容易的事。在反對第五次‘圍剿’時，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比以前任何一次要好得多，可是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果。”
“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戰略方針，使得第五次反“圍剿”戰役遭到嚴重的失敗，迫使紅一方面軍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西征，實行戰略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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