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愛萍
2016年12月22日08:2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黨的文獻》2016年第6期，系該期刊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處於內憂外患的嚴峻境地。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國民黨蔣介石置民族危亡於不顧，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調集數十萬大軍，於1933年9月對中央紅軍發動第五次“圍剿”。由於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艱苦卓絕的長征和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陳雲作為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輕的成員，在這場決定著中國革命前途、民族命運的革命與反革命兩種力量的大搏斗中，發揮了獨特作用。
一、擔負起指揮紅五軍團掩護中央紅軍轉移殿后的艱巨任務
長征初期，紅軍行軍的戰略態勢是：紅一、紅三軍團做左右兩路開路先鋒，紅九、紅八軍團保障左右兩翼，中革軍委兩個縱隊居中，殿后任務由紅五軍團擔負。撤離前夕，黨中央、中革軍委決定給紅五、紅八、紅九軍團派中央代表，分別由政治局常委陳雲及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凱豐擔任。中央的安排突顯了紅五軍團殿后任務的艱巨和對陳雲的倚重。
隨后，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找陳雲談話。朱德介紹了紅五軍團的情況。周恩來介紹了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參謀長劉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的情況，並鄭重囑托陳雲：殿后有許多預料不到的事情，為全軍整體利益，要作好犧牲的准備。中央派你擔任中央代表，負責全軍后衛，要果斷處理緊急情況，加強對紅五軍團的領導。
這副擔子對於此前從未有軍隊任職經歷的陳雲來說，實在是太重了。但陳雲沒有畏懼，毫不含糊地向朱德、周恩來表示堅決完成任務。到紅五軍團后，陳雲以頑強果敢的意志，有條不紊的風格，對部下體貼入微的魅力，穩定部隊情緒，凝聚全軍將士意志，艱難跋涉，日夜血戰，先后完成掩護主力紅軍突破三道敵人封鎖線的任務。陳雲“作為后衛部隊的政委，有責任設法保障后衛部隊不落后，有時六天六夜不能睡覺”(《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中央紅軍突破三道封鎖線后，一場更慘烈的惡戰即將開始。蔣介石判明紅軍西進戰略意圖，任命何健為“追剿”軍總司令，兵分五路專事“追剿”紅軍。蔣介石在湘江以東部署包圍圈，投入近30萬兵力，自東向西收縮，企圖以優勢兵力在湘江東岸全殲紅軍。
紅軍已無任何退路，必須拼死渡過湘江。紅五軍團梯次布陣於湘江東岸掩護中央紅軍主力，其三十四師掩護軍團主力。因軍委縱隊負載甚重，行動遲緩，紅五軍團殿后掩護的戰斗英勇慘烈。12月1日，紅軍主力渡過湘江，陳雲也隨紅五軍團軍部過江。此時，西側敵人已開始急速合攏，而紅五軍團部分部隊仍滯留東岸與敵激戰。陳雲見狀，果斷派人過江給紅五軍團十三師師長陳伯鈞等送了一封信。信中寫道：“這是緊急關頭，關系中國革命的命運，希望你們下最大決心，趕快拉過湘江。”（陳伯鈞：《從第五次反“圍剿”到遵義會議》，《中共黨史資料》第13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頁。）接到命令后，十三師連夜急行軍45公裡，搶在敵人合攏之前渡過湘江﹔擔任紅五軍團后衛的三十四師被阻湘江東岸，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而全軍覆沒，師長陳樹湘壯烈犧牲。
陳雲與紅五軍團指揮員盡最大努力率領全軍將士，完成長征初期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的艱巨殿后任務，並盡量保存了部隊力量。紅八軍團嚴重減員，12月13日，中革軍委命令紅八軍團編入紅五軍團。根據軍委命令，陳雲和劉伯承對紅五、紅八兩個軍團進行整編。
二、在遵義會議上堅定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作出重要貢獻
湘江之戰后，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中國革命再度陷入危急關頭。毛澤東力主中央紅軍放棄原定繼續北上湘西的計劃，前往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周恩來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經過通道、黎平兩次中央會議，毛澤東的建議被採納，黨中央決定轉兵貴州，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
慘痛的教訓，使中央領導層許多同志開始反思“左”傾路線的錯誤﹔同時毛澤東在長征途中作了大量說服工作，在中央及紅軍領導層中贏得越來越多的支持，特別是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明、陳雲、張國燾組成﹔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四人。長征初期，陳雲隨后衛部隊行軍，離中央所在的先頭部隊有幾天的路程，未能參加通道、黎平兩次會議，沒有參與遵義會議之前中央領導層中的思想交鋒、轉變醞釀過程。
在貴州黎平的洪州司，博古約陳雲和劉伯承談話，告訴他們“要改變方向走”﹔但陳雲“不知道他們開會沒有”。（《陳雲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頁。）此時，陳雲與劉伯承已離開紅五軍團，分別擔任中革軍委縱隊政委和司令員。在赴遵義途中的團溪，張聞天又單獨約談陳雲，使陳雲了解到第五次反“圍剿”中由於領導錯誤而造成的損失。到遵義后，陳雲與張聞天受周恩來之邀談話，陳雲明確表示贊成張聞天提出的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意見。（參見《陳雲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191頁。）中央領導層中大多數意見的一致，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奠定了基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陳雲出席遵義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言，闡述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陳雲堅定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中國革命關鍵時刻毫不猶豫地投了毛澤東的贊成票，為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作出重要貢獻。后來陳雲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寫道：“遵義會議上我已經很了解幾次軍事指揮之錯誤，（是）贊成改變軍事和黨的領導的一個人。”（1940年7月10日陳雲自傳。）“毛主席在會上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篇文章裡講到的那些。”（《陳雲文集》第3卷，第435頁。）
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陳雲這一票非常重要。在會上，博古作關於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不承認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戰略戰術錯誤。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左”傾錯誤的報告，批評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在這種情況下，陳雲如果不鮮明亮出支持毛澤東的態度，參會的四名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就會出現2：2的狀態，這對在危難中艱難推進的中國革命事業極為不利。
后來，毛澤東在回憶遵義會議歷史情況時指出：“經過遵義會議，我們改變了錯誤的路線。終於我們這些人從少數變成了多數，黨沒有發生分裂。”（《毛澤東有關遵義會議的部分論述（一九四五年五月——一九六四年三月）》，《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就是積極擁護四中全會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出來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現在把這個賬挂在我身上，我要聲明一下，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頁。）陳雲就是毛澤東說的“贊助”正確路線的一個重要成員。
陳雲的思想轉變過程是在長征中完成的。前面已提到，長征途中召開的通道和黎平會議，是促成黨內思想轉變的兩次重要會議。毛澤東在這一轉變中起了關鍵和決定性作用。陳雲沒有參加這兩次會議，且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革命斗爭，無論在蘇區還是長征初期，都與毛澤東少有接觸。但陳雲在思想上對“左”傾路線的異議，從1933年1月隨博古從上海轉移到蘇區之初就顯露出來。他在擔任全總黨團書記的工作中，注意反思和糾正蘇區工人經濟斗爭中出現的“左”傾錯誤，根據蘇區社會經濟實際情況，同全總委員長劉少奇一起，成功指導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擬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盡力保護和促進蘇區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陳雲在思想上傾向於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他曾回憶說：在瑞金時，“共產國際講毛主席的路線是右傾。但是我覺得，毛主席講話很有把握，而博古他們講的是‘洋道理’”。“李德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得中國的實情，又不懂得調查研究。……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情況。”（《陳雲文集》第3卷，第433、433—434頁。）長征初期的戰況，使陳雲進一步清楚地認識到，軍事指揮上存在嚴重問題，但“總覺得在困難中以團結為重”（1940年7月10日陳雲自傳。）很重要。
陳雲的思想與行動表明，他對“左”傾錯誤路線由懷疑到否定的過程是自覺、獨立的。正是從實際出發、選擇符合國情的戰略策略的正確立場，決定了陳雲在遵義會議上堅定支持毛澤東正確路線的鮮明態度。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形成中國革命成熟的堅強領導核心，為我們黨從挫折走向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証。遵義會議被視為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陳雲作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在這一偉大的歷史轉折關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為紅軍長征的勝利推進，為贏得共產國際對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作出重要貢獻
陳雲的穩健、成熟使他在黨內逐步脫穎而出，受到黨中央、中革軍委的倚重。紅軍四渡赤水后，中革軍委決定北渡金沙江，陳雲被任命為渡河司令部政委，指揮部隊上船。紅軍僅憑六條船渡江，行動神速有序，用幾個晝夜的時間全部過江，“沒有損失一人一馬”。在這幾個晝夜中陳雲“幾乎沒有合過眼”。（《陳雲文集》第1卷，第15頁。）北渡金沙江的成功，使紅軍擺脫幾十萬國民黨追兵，取得戰略轉移決定性勝利。在指揮渡江的過程中，陳雲再次顯露出非凡的組織領導才能。他辦事的周密和穩妥，受到中央領導層普遍認可。過江后，陳雲“曾幾次奉中央命往來於各軍團之間，傳達中央及軍委的命令”（1936年7月2日陳雲自傳。）。劉英回憶說：“毛主席等中央縱隊的領導同志認為陳雲很有能力，善於指揮，部隊也信服他。所以，哪裡需要，就派他到哪裡，就像政治局的一個代表。”（劉英：《我所知道的陳雲》，《黨的文獻》1996年第2期。）
陳雲還受命短期兼任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中央政治局會理擴大會議后，紅軍短期在此停留休整。期間，陳雲指導中共西昌特支成員陳野萍，發動西昌和冕寧地下黨的組織，建立革命委員會，組織抗捐軍。在冕寧縣城陳雲協同周恩來召開有當地干部參加的總政地方工作部會議，成立冕寧縣革命委員會。冕寧縣革命委員會為組織抗捐軍，召開千人大會，當場就有四五百人報名。由於正副隊長拒絕登記老的、少的、不能脫離生產的分子，結果隻登記50余人。此事引起陳雲對“游擊隊如何去組織群眾運動”的深刻思考。他分析四川的階級狀況和群眾基礎后明確指出：依據四川群眾運動的經驗與群眾要求，可以大大發展抗捐軍組織，必須糾正冕寧的關門主義錯誤。（參見《陳雲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5頁。）
紅軍飛奪瀘定橋、進入瀘定縣城的當晚，陳雲出席中央負責人會議。據陳雲回憶，“會議主要決定了兩件事：一是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二是派我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陳雲文集》第3卷，第505頁。）受命后，陳雲快速作好出發准備。在離隊秘密赴滬之前，陳雲將在會理附近從事群眾工作的思考，以《游擊隊如何去組織群眾運動》為題撰寫成文，發表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總政治部合編的《前進報》第一期。（收入《陳雲文選》第1卷，第92—96頁。）這篇文獻反映出陳雲不僅已具有超強的組織、執行能力，且思想深刻、敏銳，文中關於群眾武裝斗爭的思想、關於利用統一戰線擴大共產黨力量的思想，已完全從“左”傾錯誤思想的軌道脫離出來。
在黨組織安排和掩護下，陳雲7月上中旬抵滬。紅軍長征開始后，蔣介石在調重兵對紅軍圍追堵截的同時，瘋狂破壞黨在白區的組織，上海地下黨遭到嚴重破壞。陳雲到滬前后，情況進一步惡化。陳雲從報上看到，自首叛變並認識他的人有72個之多，在上海恢復黨的組織難以進行。通過黨的關系，陳雲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取得聯系，受命赴蘇﹔9月上旬，抵達莫斯科。共產國際七大8月20日閉幕。陳雲到后，同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團成員王明、滕代遠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的接見。（參見《陳雲年譜》（修訂本）上卷，第210頁。）
在共產國際七大上，各國黨的代表對中國革命的現狀極為關注。因中央紅軍過湘江時唯一的一部大功率電台被毀，黨中央和紅軍與共產國際失去電訊聯絡。王明、康生利用中外報刊相關報道，對黨和紅軍情況的介紹膚淺而不全面。共產國際借助中國白區報紙對紅軍長征情況的了解，“隻限於長征表面現象和外部情況，而且常有失實之處和充滿浪漫色彩”，並夾雜著“消極悲觀情緒”。（羅燕明：《從傳奇到真相：陳雲1935年在莫斯科的報告糾正了共產國際對長征的認識》，《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期間，曾展出過一幅中國紅軍戰士身著破衣爛衫的宣傳畫。這幅畫反映出共產國際對中國紅軍了解的不准確。
10月15日，陳雲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報告了中央紅軍長征及遵義會議的一些情況。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曼努依爾斯基、候補書記弗洛林聽取匯報。陳雲以親身經歷，生動敘述中共中央怎樣率領長征隊伍在極為凶險的外部環境下，通過激烈的黨內爭論、領導核心的變化、決策層的改組、軍事策略的靈活調整，擺脫重重危機，取得對敵斗爭勝利的過程。陳雲坦率地說：“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像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錯誤時期需要共產國際出面干預的情況，再也不會有了。”“我們黨能夠而且善於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我們擁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無畏、為實現共產國際總路線而斗爭的干部隊伍。”陳雲指出，共產國際七大展示的紅軍宣傳畫不真實。“我們的敵人才把我們畫成這樣”。“紅軍根本不像這幅畫上畫的那樣穿著破衣爛衫。展出的一些照片上的部隊，都是兒童團或赤衛隊，決不是我們紅軍的正規部隊”。（《陳雲文集》第1卷，第9、33—34、34、13頁。）
陳雲的報告使共產國際對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有了初步了解。曼努伊爾斯基興奮地說：“這是極其珍貴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來我們還不曾有過外國黨的這類材料。”“今天我們看到的東西與我們迄今所看到過的完全不同。我們看到了一個確實在中國成長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氣勃勃的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頁。）共產國際的肯定，支持了正在逐步形成的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在陳雲之后，1937年夏、1938年春，中共中央又派王稼祥、任弼時到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以贏得共產國際進一步支持。1938年6月和9月，共產國際先后以文件形式表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550頁。）季米特洛夫還托王稼祥回國轉達：“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王稼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戰勝張國燾、王明的機會主義路線，實行正確的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支持。
陳雲向共產國際報告后不久，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勝利結束。在黨和紅軍從瀕臨危亡關頭，到逐步走出險境，艱難邁向領導全民族抗戰的關鍵時刻，陳雲在共產國際的報告，為歷史進程的發展，起了重要助推作用。
陳雲在共產國際還發揮了一項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這就是驗証共產國際與中共通訊聯系的真實性。自紅軍長征與共產國際失聯后，雙方一直為恢復電訊聯系而努力。在共產國際1935年11月派張浩帶回密碼本后，中央即開始恢復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工作。經過一段努力，通訊准備工作就緒，在首次聯系時，雙方都需要驗証對方的真實性。共產國際讓陳雲承擔這項任務。陳雲在離開長征隊伍前，劉伯承為掩護他，曾給友人和胞弟寫過兩封信，藏於竹皮暖水瓶底部夾層中，此事隻有中央領導層極個別人知道。故陳雲在首次通訊中機智問對方：“陳雲來我們這裡時把信和錢藏到了什麼地方了”。對方答：“放在暖水瓶的底部和裡面了。”由此確定雙方電台聯絡的真實與可靠，使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順利恢復。（參見《陳雲年譜》（修訂本）上卷，第216頁。）
四、為后人留下了解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珍貴歷史文獻，是中國共產黨向世界宣傳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第一人
陳雲在當時非常艱難的條件下，共撰寫三份有關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情況的歷史文獻。這三份文獻不僅在當時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后人了解、研究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留下了十分珍貴的史料。
陳雲留下的第一份歷史文獻，是長征路上撰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此件發現時，名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下簡稱“乙手稿”），保存在1956年中央辦公廳從莫斯科接收回來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文件中。手稿不完整，隻有乙部分，沒有甲部分﹔沒有標明作者，也沒有寫作時間。此件收入《陳雲文選》時，題目改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
“乙手稿”自1956年一直存放中央檔案館，1981年底，在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會同中央相關部門，對遵義會議有關情況進行專題調查時，此件才被提供利用。
具有豐富檔案鑒別經驗的中央檔案館專家對此件作了認真考証，確認是“陳雲同志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報告提綱”。考証中，有的同志認為手稿中使用了不少簡化字，從而“懷疑手稿是否陳雲同志當年所寫”。專家們下了很大功夫，比照同期黨中央、團中央及各地方組織的文件中所使用的簡化字，確認“手稿中的簡化字與這一時期出現的簡化字基本一樣”。為慎重起見，中央檔案館將手稿使用的紙張與同期中央形成的其他文件的紙張進行比照，結果完全相同。於是確認“手稿產生於三十年代中期是可信的”。（參見朱世榮：《關於〈（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幾點考証》，《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因為此件關系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檔案館於1982年4月23日將手稿復制件分送給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聶榮臻等領導同志，請他們辨別鑒定。陳雲對這份手稿進行仔細辨認，5月18日，通過秘書轉告中央檔案館：“這份東西是我的筆跡，是我在遵義會議后，為向中央縱隊傳達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因為手稿來源於莫斯科，陳雲特別指出：“這個傳達稿不是在莫斯科寫的，而是在遵義出發后的長征路上寫的。”（參見朱佳木：《聽陳雲同志談黨史》，《論陳雲》，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頁﹔朱世榮《關於〈（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幾點考証》，《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胡喬木根據歷史資料分析，確定陳雲遵義會議傳達提綱寫成日期為：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傳達時間在3月11日以前。胡喬木於1984年11月25日致信陳雲，報告考証情況。陳雲11月27日批示：“同意喬木同志的考証。具體時間記不清了。因為瀘定橋會議時決定派我回上海，因此，我隻能肯定傳達時間不會超過瀘定橋會議時間。”（《胡喬木關於陳雲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成文時間的考証致陳雲的信及陳雲的批示》，《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985年1月，在全黨隆重紀念遵義會議召開50周年之際，“乙手稿”在全國各大報上發表，引起史學界特別是黨史學界普遍關注。這份文獻為弄清遵義會議真實情況提供了可靠依據，有力推動了對遵義會議的研究。
陳雲留下的第二份歷史文獻，是他1935年10月15日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報告的俄文記錄稿。這份文獻是中央檔案館1996年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部門保存的有關共產國際檔案中找到的，題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報告》（下文簡稱“記錄稿”）。“史平”是陳雲在莫斯科時的化名。
經翻譯和整理，“記錄稿”最先公開發表在《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2005年陳雲誕辰百周年時，中央文獻研究室將“記錄稿”收入《陳雲文集》，題為《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記錄稿”清楚敘述了紅軍長征從出發到與四方面軍會合的經過，深刻分析了紅軍在戰略轉移中取得勝利的原因及失誤，精辟概括了軍事戰略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及糾正。“記錄稿”的翻譯稿長達2萬多字，內容詳實、生動，為后人了解紅軍長征提供了珍貴可靠的史料。其中的部分內容，早在題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的文章中出現過。該文最早刊於1936年《共產國際》（中文版）1至2期合刊上，1954年在國內內部刊印。所以，軍史、黨史界對該文批露的內容並不陌生。
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編輯《陳雲文選》時，中央檔案館提供了《英勇的西征》。不少同志認為，“施平”就是“史平”，建議將該文收入《陳雲文選》。秘書將此文送至陳雲審閱，陳雲看后明確表示：“沒有用過‘施平’這個名字，也不記得在莫斯科寫過這樣的文章。”（朱佳木：《聽陳雲同志談黨史》，《論陳雲》，第199頁。）
出人意料的是，黨史學界少部分學者因“記錄稿”的出現對“乙手稿”有了新的爭鳴。《黨的文獻》首次公開發表“記錄稿”時，冠名《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而事實上，“記錄稿”沒有並重講兩個問題，主要講紅軍長征，遵義會議情況講得很少。由此有人突發奇想，提出“記錄稿”就是“乙手稿”的“甲部分”﹔“甲部分”主要介紹紅軍長征情況，“乙手稿”主要介紹遵義會議情況﹔並進一步提出，“乙手稿”不是陳雲在長征路上撰寫的遵義會議傳達提綱，而是向共產國際匯報中的一部分。
《（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和《英勇的西征》請陳雲辯認是在同期，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陳雲的確認十分明確：前篇是自己在長征路上寫的“傳達提綱”﹔后篇不是自己撰寫的文章，也沒有用過“施平”的名字。這說明，陳雲當時有著十分清楚、准確的記憶。另外，了解這段歷史情況的同志都知道，中央在瀘定橋會議上，確定陳雲的任務是“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並沒有授命陳雲赴共產國際匯報紅軍和黨的情況。“記錄稿”多介紹紅軍長征情況，對遵義會議情況未詳細展開，符合陳雲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和規矩的風格。
當然，“乙手稿”的確存在歷史之迷。在人們沒有發現它的“甲部分”，沒有徹底弄清楚它為什麼會存放在前蘇聯的共產國際檔案中的時候，疑問會始終存在。但筆者認為，對於黨史中的重大史實，包括中央領導集體成員生平中的重大史實，特別又是經過本人確認、權威部門反復鑒定，並經中央批准公諸於世的史實，在沒有確鑿歷史資料為據的情況下，憑主觀分析下結論的作法是不可取的。相信隨著歷史資料的不斷挖掘，歷史之謎終會解開。就像當年陳雲“記錄稿”發現時，人們搞清楚了《英勇的西征》是根據陳雲“記錄稿”改寫的。
陳雲留下的第三份歷史文獻，題為《隨軍西行見聞錄》（下文簡稱“見聞錄”）。該文現已作為“乙手稿”附錄，收入《陳雲文選》。
“見聞錄”是一篇珍貴的歷史文獻。它以紀實散文體，生動、具體、真實敘述了中央紅軍自1934年10月中旬從中央蘇區突圍西征，到1935年6月陳雲離開期間紅軍長征的經歷，詳細記載了連破敵人四道封鎖、轉兵貴州、搶渡烏江、智取遵義、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兵臨昆明、巧渡金沙、勇奪瀘定橋等主要戰役、戰斗，客觀、公正描寫了紅軍英勇無畏的豪邁氣概和傳奇經歷，生動刻劃紅軍官兵一致、與人民群眾的魚水深情，以及共產黨領袖平和、親切、感人的形象，有力駁斥了國民黨對紅軍的誣蔑。
“見聞錄”是1935年夏，陳雲在上海尋找地下黨關系和等候去蘇聯的一個多月緊張、危險的環境中著手撰寫，最后成於莫斯科。為便於公開發行和流傳，陳雲在文中巧妙以“廉臣”為筆名，假托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的口吻，記述紅軍長征歷程。由於用第三者面目出現，“見聞錄”得以在國外和國統區廣泛流傳，1936年3月巴黎《全民月刊》首先刊載，接著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隨后傳回國內，多家報紙轉載，出版多種版本。“見聞錄”的社會影響遠遠早於和大於“乙手稿”和“記錄稿”。
“見聞錄”比斯諾的《西行漫記》早面世一年多。所以，陳雲不僅是中共黨內向世界宣傳紅軍長征第一人，也是世界上以親歷者身份真實宣傳紅軍長征的第一人。這是陳雲對中國革命的特殊貢獻。該文不僅使國內人民真實了解了共產黨和紅軍，也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進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贏得了廣泛的國內和國際支持。1937年7月31日，陳雲為支持黨在國外從事的抗日宣傳事業，把“見聞錄”的版權，移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法國巴黎創辦的《救國時報》。
總之，陳雲作為參加中央紅軍長征中最年輕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為紅軍長征的勝利作出了獨特而重要的貢獻。在這場事關中國革命方向和命運的艱苦卓絕斗爭中，陳雲以其高度負責的責任感、清醒堅定的政治頭腦、積極主動的創造精神、干練務實的作風，以及對中國紅軍長征、歷史轉折中的中國革命事業的生動描述和深刻思考，給后人留下難忘的教誨和深刻的啟迪。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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