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哪兒了？”——懷念我們的父親杜重遠

　　打開電視機，在熒屏上，第一次看到一個親子節目標題：《爸爸去哪兒了？》，我和妹妹先是忡怔，繼而心雨婆娑。這是我們姐、弟、妹三人幼年、青年直至而今“晚霞”之齡，常問媽媽和自己的一句話：“爸爸去哪兒了？”

　　蠟筆畫中的爸爸

　　在我（杜毅）的記憶深處：抗戰勝利的第二年，我3歲，弟弟兩歲，妹妹尚在襁褓中，媽媽歷盡艱難，將三個失怙的生病兒女從新疆攜回到上海，住進了爸媽當年的婚房，也是為愛國人士、地下黨聚點而購豪宅———位於霞飛路（現淮海中路）一幢地中海式寬大花園別墅。抗戰勝利前夕，新疆軍閥盛世才殘酷殺害了爸爸之后，又讓我們染上結核病，以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回到上海，我們住進了這座氣勢恢宏、果樹蓊郁的花園洋樓，它依舊靜悄悄。

　　一個秋日黃昏，我熱度稍退，騎上小童車，溜出了黑色鍛花大鐵院門，在寬闊、寂寥的人行道上，追逐梧桐落葉。待我騎車繞回，看到一位行人伴一個小男孩，站在大鐵門外。他注視著我，又彎腰對小男孩說：“看見麼？騎童車的女娃娃，就是那位我常與你說起的抗戰愛國烈士杜重遠的女兒。”男孩好奇地朝我看。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邊，我蹬車挨近他，他和藹地對我說：“回去告訴你媽媽，我們都很懷念你的爸爸，向你爸爸致敬。”我聽不太懂“烈士”“致敬”這些詞，但我聽懂了“杜重遠”這個名字，那是我小時候在新疆常抱著我站在大院門口的爸爸。下雨天，他會撐起傘對我說：“這把傘就像祖國，她能為你擋風遮雨，但你也要好好愛護她。”在新疆，媽媽為我們父女倆畫的蠟筆畫裡，爸爸總在我身邊。回到上海，回到“畫外”，我就再也沒有看到爸爸了。

　　當晚，媽媽扶我上床睡覺時，我問媽媽：“爸爸去哪兒了？”媽媽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說：“寶寶睡吧，媽媽唱一首催眠曲，你就會知道了。”她拿起夏威夷吉他，橫放在膝蓋上，開始彈奏。在那特別舒緩、悅耳的琴聲中，媽媽唱道：“寶寶要睡覺，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覺。媽媽坐在搖籃邊，把搖籃搖。抗戰勝利了，爸爸回來了。回來了，在夢中，爸爸夸我好寶寶。今夜睡得好，明朝起得早，花園裡去採個大葡萄……”

　　我不明白，爸爸回來了，為何媽媽唱哭了？我睡意昏沉，翻過身，睡去了。

　　我們因結核病的傳染性，一天小學、初高中也沒上過。媽媽在我們病床旁提速授課。待我們康復后，在親友們一片驚嘆聲中，我們3人都以高分考入了上海3所大學名校。弟弟（杜任）比我和妹妹都聰慧：在媽媽講述中學課程時，他已在預習“微積分”，並與遠在英國劍橋大學做生物化學院士的姨媽在信上討論“生命的奧秘”。他沒有問媽媽“爸爸去哪兒了”，而是自己查閱上世紀30年代爸爸刊登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等雜志上大量的抗日宣傳文章：“自述”“老實話”“戰區巡禮”等。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爸爸“自述”九一八事變的《虎口余生》：“事變發生時，余適因事未在省城。因念所辦瓷業公司向為倭人所嫉視，益以我年來排日甚烈，更為彼等所切齒，今如貿然回省，實不啻飛蛾投火，自尋禍患。然轉念六十萬血汗，五百口員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賴，我獨遠避，將何顏以對股東，以見同人？於是決意冒險歸省……抵省，滿街殺氣，殊少行人……隻有殺斃之華警與慘死之商民，橫臥道中，傷心慘目，為之揮淚……越二日，余約張公（中央銀行總裁張公權）赴公司參觀。中行同人以公司遠在城外（近日軍轟炸之北大營），咸雲不可。張公獨然諾之。至則見全體員工仍勤奮工作，甚為感動。謂余曰：此后，君之事業即余之事業，無論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輟……乃噩耗頻傳，謂日人必欲得余而甘心。旬日以來，竟以排日罪名，無端逮捕十余人，非刑拷打，慘無人道。亡國之民，真不如治世之犬矣！”

　　沿著爸爸筆端，弟弟似乎聽到了悲壯的歌聲：1933年2月，杜重遠帶著學生前線政工團，動員剛從雲南到滬的聶耳等，一起開赴熱河前線，鼓動抗戰士氣。日軍對熱河發動了空襲。敵機在空中盤旋、俯沖，擲下一枚枚炸彈。一顆炸彈在一孩子身旁爆炸，可憐幼小的孩子半身血淋淋挂在樹梢……杜重遠帶去的青年兵團見狀，都背起自制硬紙棺材，高舉的橫幅上寫著“誓不生還”，與義勇軍騎兵齊刷刷沖向敵軍。杜重遠站在四家子（今內蒙古赤峰敖漢）前線近處，演講鼓動將士，炮火聲中，他帶頭唱起了《誓詞歌》：“家可破，國須保，身可殺，志不撓！”一片歌聲，一片哭聲。

　　“囚徒不忘救國”

　　弟弟閱讀的抗日雜志《號角》，突然中斷了。1933年《生活周刊》被查封，主編鄒韜奮流亡國外。白色恐怖下，柔石、楊杏佛、史量才相繼倒在被暗殺的血泊中。爸爸不顧個人安危，以他實業家的身份，又辦起了《新生周刊》。日寇欲攻上海，又找借口，《新生周刊》中一篇“閑話皇帝”，被敵寇指罪：“侮辱天皇，有礙邦交。”下令中國當局查封《新生周刊》，判刑杜重遠一年零兩個月，並不得上訴。爸爸在法庭上大聲抗議：“中國法律被日本人控制了……”

　　當他被法警五花大綁押上囚車時，青年學子們痛哭失聲，憤怒的人群追著囚車，涌向漕河涇第二監獄。上海律師聯合公會代表們的一次次上訴，均被駁回。媽媽是留日學習國際法的法學博士，她以專業的法律知識，逐條駁斥，以妻子的語言“夫在冤獄子在腹”寫出萬言《抗告書》，又以她精通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語言譯出，刊登在國內外報刊上，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外輿論嘩然。國內地下黨組織了“支持新生復刊”“釋放杜重遠”的大規模示威游行。

　　爸爸在獄中，大量閱讀了地下黨孫達生送來的《馬列主義問題》《社會發展史》等書籍，屢屢回憶起1931年11月，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情景：當時的周恩來第一句話就是“我們見面就是朋友了”。他嘉獎爸爸：“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佔東北后，到處演講，鼓動抗日救國，你這種精神是值得敬佩的。正和我黨方針相符。咱們站在一條戰線上了。”爸爸深深感動：共產黨在積極抗日，救國有望。

　　弟弟看到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和后來的“和平解決”，都有爸爸忙碌的身影。爸爸初入獄時，正值張學良從國外歸來，張學良當即寫信托高崇民向爸爸表示慰問，並表達他將設法營救的信息。爸爸回信首先糾正了他從國外帶回來的錯誤思想，並告誡他“先安內，后攘外”已使中國陷入自相殘害，敵寇長驅直入的危境。張回信：“幾年來教訓頗多，特別是一年來，由於認識上的錯誤，一誤再誤。決心改弦更張，希望老朋友不要摒棄我。”接下來，爸爸又寫信，托高伯伯找到與爸爸兄弟相稱的杜斌丞去說服楊虎城與東北軍聯合，並另信函勸張學良放下架子，需要與楊解除雙方部下的一些誤會，又做張學良聯共抗日的思想工作。他與高崇民、盧廣績和其他友人聯名向張學良寫一建議書：“不能對蔣介石抱幻想，不能繼續打紅軍，消耗實力。抗日運動已被逐步鎮壓下來，日本勢力日趨鞏固。現在東北軍集中在西北，有利整訓隊伍，如實現三位一體聯合，是目前抗戰最有利的形勢。”張學良被深深打動。

　　這次有歷史意義的會面，習仲勛叔叔生前記得：

　　1936年4月，張學良趁去南京開會之機，轉道上海，會見當時尚在服刑，但已轉移到虹橋療養院的杜重遠。為保守秘密，這次歷史性會見由地下黨員孫達生安排在療養院外的一片小樹林裡。杜重遠精辟地分析了當時的抗日形勢，明確指出聯合抗日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張學良告訴杜重遠，通過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經同陝北紅軍達成合作抗日的秘密協議。1936年9月，杜重遠刑滿出獄后，於11月29日，冒著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危險，來到西安，再度做張學良的工作，堅定其聯共抗日的決心。這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爆發還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中共中央當時對杜重遠這次西安之行極為重視，葉劍英曾為此向周恩來和張聞天專門發了電報，對此次行動作了報告。

　　張學良對蔣介石苦諫聯共抗日、槍口一致對外，均告失敗后，萬般無奈，不得不兵諫。

　　西安事變發生后，親日派何應欽蠢蠢欲動，提出討伐西安，引起內戰，“以戰逼和”，也即降日。當時爸爸因欲供應抗日前線軍需物資，已在江西又辦起一座“光大瓷廠”，張公權首先支持，由中央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實業銀行出資，江西省還出公股20萬元，公司董事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盧作孚、黃炎培等名流和實業家。

　　歷史不會忘記

　　在爸爸百年誕辰紀念之時，習仲勛叔叔曾深情緬懷：“杜重遠根據親身的實踐，不相信蔣介石政權能夠把抗戰進行到底，因而拒絕在國民黨政府做官。為了抗日，他不願留在上海辦實業。雖然他為振興江西景德鎮的陶瓷工業和創辦重慶的光華瓷廠耗費了許多心血，但為了國家社稷，他不安於重返瓷業。國外友人勸他去美國，也被他婉言謝絕。為了進一步發揮自己在抗日斗爭中的作用，他分析當時的形勢，看中了新疆。他想幫助他的留日同學、當時擔任新疆省督辦的盛世才，把新疆建設成抗日基地。這個時期的盛世才高舉抗日旗幟，偽裝進步，提出聯共聯蘇的口號，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前去新疆。杜重遠去新疆考察並於1938年在武漢征得周恩來的同意后，於1939年1月，毅然放棄大城市的優越生活條件，攜帶家屬前往經濟落后、生活艱苦、交通閉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學院院長。他把學校當做培養人才、訓練抗日干部的基地，組織學員到群眾中去宣傳抗日，學校辦得生動活潑、有聲有色，卻遭到盛世才的忌恨。盛世才捏造種種罪名，瘋狂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杜重遠首當其沖。從1939年底被停職、軟禁起，杜重遠經歷監禁拷打，嚴刑逼供，始終堅貞不屈，直至被秘密處死。到現在他具體犧牲的時間也沒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他的家屬子女也遭到殘酷迫害，一家人被關在結核傳染病院裡，從此罹下各種疾病，遭受終身痛苦。”

　　習叔叔指出：“杜重遠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一身正氣，剛直不阿，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在中國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候認識共產黨，並毅然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和學習。”（《人民日報》1998年4月1日）

　　杜任獲知爸爸苦難、奮斗、悲壯的一生，他也發奮圖強、懸梁刺股般學習。但他身體單薄，積勞成疾，於上世紀90年代初離開了我們。當時恰值媽媽肺癌晚期。回望媽媽幼年喪母，中年喪夫，晚年身患絕症，再遭喪子之痛。我們決定提前舉辦80壽慶，讓媽媽擁有一個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個快樂生日。中央統戰部領導、上海市領導、海內外親友匯聚一堂，小樂隊奏起，在眾人歡唱《祝你生日快樂》的歌聲中，弟弟靈柩悄然運往墓地。媽媽華服靠坐首席座位，雖然虛弱，臉色蒼白，但笑容燦爛。弟弟的墓志銘冉冉升展在眼前：“沒有花香，沒有樹高，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

　　妹妹常問：“爸爸去哪兒了？”———她是遺腹女，沒有見到過爸爸。上世紀80年代末，她抱病編輯注釋了《杜重遠文集：還我河山》，因而她最知道爸爸的抗戰行蹤、心境和煎熬。她也知道了而今爸爸的故事已走出國門，並出現在美國基辛格博士的書桌上。那兒有一本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二戰歷史權威、著名漢學家RanaMitter撰寫的暢銷書《中國，被遺忘的盟友》。Rana教授用10年的時間沿著爸爸宣傳抗日的足跡，了解中國抗戰14年的史跡。Rana十分了解爸爸的一生，在世界名校哈佛、牛津、劍橋、斯坦福大學聯合召開的國際研討會《杜重遠和他的世界》（2010年1月8日）上，總結發言如下：

　　“杜重遠英年早逝，但他的愛國熱忱和高超的能力，使他在政治、新聞、出版、外交、教育、文學、實業、金融、瓷業改良等眾多領域，作出了杰出貢獻。杜重遠猶如一條紅線，串起了國、共兩黨及民主黨派的許多最高層人士和活動。可以說，研究透徹杜重遠的一生，也就基本研究透徹了整個中國的抗戰史。中外史學家一致認為：他是那個時代中國最徹底無私的、愛國先烈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名和事跡，將永遠不會被歷史湮滅。”

　　1999年春，二老的墓雕落成，墓雕有兩米多高，西班牙紅大理石，頂端刻有蜿蜒長城和烽火台，並漢白玉爸爸媽媽浮雕半身像，一對和平鴿呢喃，聳立在綠樹如幄，鮮花似錦中。感念黨中央和上海市委，給予如此殊榮，安排爸媽在這樣好的地方安息，也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家”。每逢中秋、清明，我們“常回家看看”，傾聽爸媽愛國利民的教誨……

　　（杜毅 杜穎 本文作者為杜重遠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