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平
2016年12月23日08:0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黨的文獻》2016年第6期，系該期刊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在1938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科學命題。這一劃時代命題的提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在於毛澤東長期對中國革命路線的深刻思考，包括他對國共合作與大革命時期經驗的總結和教訓的吸取、在遵義會議上對“左”傾錯誤的初步糾正以及對共產國際指導方針和工作方式的反思。黨外民主人士梁漱溟在1938年初訪問延安，與毛澤東進行了六次“交換意見”，對毛澤東進一步思考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一、全面抗戰初期梁漱溟訪問延安的緣由
五四運動時期，梁漱溟受好友李大釗的影響，閱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但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理論與梁漱溟的倫理本位、中國文化至上等思想針鋒相對，基於此，他便對馬克思主義持否定態度。同樣，梁漱溟當時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綱領的中國共產黨也並無好感。他認為中國需要的是“革命的建設”，而中國共產黨“革命而不建設”，“濫用其破壞斗爭的手段”。紅軍長征之后，他依然對中共存有偏見，認為其已“幾於消滅”，“僅僅靠軍事來掙持黨的生命，而在政治上則是失敗的”。（《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頁。）在他看來，中國社會構造是追求“散漫和平的”，極具調和性和妥協性，“中國政治問題，不是用階級斗爭的方法可以得到解決的”。（《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7頁。）總之，梁漱溟認為，中國共產黨在“認識老中國”上錯誤地搬用西方理論，遑論“建設新中國”。
然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共產黨所作出的一系列舉措令梁漱溟刮目相看。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以后，國民黨軍隊抗戰不力、節節敗退。反觀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大義面前摒棄前嫌，提出並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全國各黨各派團結一致抗日﹔組織和領導發動了“一二·九”運動﹔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此，梁漱溟深有感觸：“以瀕於消滅之共產黨，年來轉變其政治路線，放棄對內斗爭，要求團結抗日，尤以西安事變所表見者為最好，遂得全國同情，抗日戰起聲光幾出國民黨之上。”（《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8頁。）他甚至認為，“從抗戰前，以至抗戰初段，使我們心裡最欣喜的事，是中國共產黨放棄對內斗爭，是國家較進於統一”（《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4頁。）。
隨著對中國共產黨認識的轉變和赴延安一探究竟願望的加深，梁漱溟開始計劃訪問延安。1937年底，國共關系剛剛有所緩和，梁漱溟就先於其他民主人士向國民黨當局提出考察西北的要求。在共產黨的幫助下，經國共雙方協調，1938年初，時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參議員的梁漱溟前往西安。“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實是延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2頁。）梁漱溟訪問延安，為期18天。他此行帶有兩個動機，即實地考察和意見交換。“其一所謂考察者，不是考察別的，是專為考察共產黨的轉變如何﹔其二所謂交換意見者，不是交換旁的意見，是專為求得國家進一步的統一，而向中共負責人交換意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梁漱溟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頁。）並且，他坦言道：“若論其意緒動機，則蘊蓄已久。”（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梁漱溟回憶錄》，第177頁。）梁漱溟此次訪問延安的第一個動機為“看”，想通過實地考察來探清中國共產黨的現狀，弄清楚中共的轉變，是真轉變還是假轉變。為此，他參觀了陝甘寧邊區政府、黨部、機關、學校，考察了邊區的土地改革、民主選舉制度，學生、婦女組織，等等。參觀過程中對梁漱溟觸動最大的是，與國民黨統治區域不同，邊區“人與人之間情趣增加，精神上互為感召流通”（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梁漱溟回憶錄》，第179頁。）。並且，“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裡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4頁。）。梁漱溟訪問延安的第二個動機為“談”，就如何實現團結抗日和國家統一的問題詢問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意見。在訪問延安期間，梁漱溟多次與毛澤東、張聞天、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深入交談。其中，梁漱溟與毛澤東“交換意見”次數最多、時間最長。他后來回憶道：“在延安談話最多的是毛澤東先生。前后共談八次。有兩次不重要，一是他設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臨走之前，他來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兩個鐘頭。最長者，就是通宵達旦。——這樣有兩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頁。）
二、梁漱溟與毛澤東的六次“交換意見”
毛澤東與梁漱溟20年前就相識於北大，可謂既有師生之情，又有同事之誼，彼此也相互敬重，二人“交換意見”也都是開誠布公的。在會面時，梁漱溟特意攜帶《鄉村建設理論》等數本著作贈予毛澤東。據梁漱溟回憶，交談過程中毛澤東“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8頁。），“在談話結束之后，我就是在通宵的長談之后，懷著這樣的舒暢心情，退出他的住室”（張希賢等：《毛澤東在延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頁。）。
毛澤東與梁漱溟的六次實質性交談，主要圍繞以下三個主題展開。
第一，中國共產黨策略的轉變及對國家政權建構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對內斗爭是一時放棄呢，抑永久放棄？”（《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6頁。）“今后中國共產黨是否必要取得政權呢？”（《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7頁。）這兩個問題困擾梁漱溟許久，是他到訪延安首先要弄明白的問題。為此，梁漱溟先問過張聞天，后又詢問毛澤東的看法。關於第一個國共合作的問題，毛澤東指出：“相信國共前途隻會團結，不會分裂。”關於第二個共產黨政權主張的問題，毛澤東反問梁漱溟：“我們不是已經有一部分政權了嗎？”至於將來是否會加入到國民政府中去，毛澤東表示“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參見《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0頁。）
梁漱溟在抗戰伊始就力求以中間人士之力實現國內團結，以達到國家政令軍令之統一。為此，他試圖從中共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對立的角度來說服毛澤東放棄武裝革命。梁漱溟認為，中共現在是“靠軍事維持一條黨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0頁），今后應走放棄對內斗爭的政治路線。他還提出，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對內完成社會改造是中國問題的“國是國策”，應一並解決而不是分別解決。那如何解決呢？他認為“這當然要全國各方開誠相商，共同決定”（《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2頁。）。即是說，共產黨要放棄武力斗爭，同國民黨、中間勢力等各方力量團結統一起來。毛澤東雖然表示同意梁漱溟關於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是“國是國策”的觀點，但仍堅定地表示要堅持軍事上獨立自主。從本質上講，梁漱溟的方案只是一廂情願的改良主義方案，這種方案早在國民革命時期就已被証明是行不通的。
第二，抗戰初期的時局和前途。經過觀察和交談，梁漱溟相信中國共產黨是真正摒棄前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抗日。他說：“他們不願再事內戰的情緒很真切。”（《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7頁。）可即使國共已實現聯合抗日，仍不能消除他對抗戰前途的悲觀心理。他后來回憶說：“我在那時（1938年1月）眼見得崩潰之象，當然不免悲觀。”（《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3頁。）毛澤東則堅定地說：“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隻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性不存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9頁。）他從國際、中方、日方三個方面分析，向梁漱溟介紹了他的“中國的團結+世界的援助+日本國內的困難=中國的勝利”的“抗戰公式”（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頁。）。毛澤東堅定的語氣和嚴密的分析一掃梁漱溟的悲觀情緒，他后來說，毛澤東的觀點“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3頁。），“確使我頭腦開竅，一掃悲觀情緒，受益良多”（《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0頁。）。
第三，抗戰勝利后中國政局的走向問題。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幫助梁漱溟樹立了對抗戰勝利的信心，但梁漱溟仍十分擔憂抗戰勝利后中國的政治走向。共同抗日是國共雙方合作的基礎，一旦這個基礎消失，雙方將如何抉擇？這是梁漱溟深感困擾的問題。他通過與中共多位領導人交談后，了解了共產黨的政治理想雖與三民主義有相通之處，但也有根本性的區別。他還了解到共產黨的近期目標和長遠計劃，並將其概括為“三段論”：“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由於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產。”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梁漱
溟並不支持和認可。他堅持的是“一段論”，即“中國政治上趨於民主化，和經濟上趨於社會化”。並且，“其前進是同時前進，互相推動著前進，相攜並進，以抵於成”。可見，毛澤東和梁漱溟堅持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綱領和政治路線，二人爭論的也是這個問題，“所以通宵達旦，談之不盡的就在此”。（《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4頁。）
三、六次“交換意見”形成的思想交鋒與交融
圍繞中國共產黨抗戰初期轉變、抗戰前途、戰后建國三個主題，毛澤東與梁漱溟存在著爭論，而爭論的原因又在於雙方對中西過去歷史文化有著不同的看法。
第一，近代以來中國落后的原因是文化失調還是政治腐敗？毛澤東和梁漱溟都認為造成近代中國落后的根源出在中國內部。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指出：“外界問題（帝國主義）雖是有的，但中國內部問題大過外界問題。”（《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頁。）毛澤東讀到這裡寫下批注：“問題在社會崩潰，外患成為障礙。原因在於自身這是對的。”（陳晉：《一九三八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一次爭論》，《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5期。）所不同的是，梁漱溟將問題歸結為文化失調，而毛澤東則認為根本在於政治制度。《鄉村建設理論》中提出：“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3頁。）梁漱溟認為文化因素是導致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根本，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好的，只是五四運動被打倒后失調或者說斷裂了。他還認為，中國發展的關鍵是首先是要先將中華文化修復好，而不是依靠“歐風美雨”或馬克思主義的改造。毛澤東對此表示反對，他在《鄉村建設理論》的批注中反問道：“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治分裂？”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社會文化的危機，不是政權的斷裂和分裂，根源在於中國社會文化的“舊體制”，即舊的生產關系和政治制度妨礙了中國的進步。同時他批評梁漱溟的觀點是“統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參見陳晉：《一九三八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一次爭論》，《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5期。）毛澤東認為，中國舊有的政治制度是落后腐朽的，正如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總結的：中國近代喪權辱國的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頁。）。因此，要動員群眾將其打破、重建，由破而立。簡而言之，二人的分歧就是“文化與政治”之爭，體現出主觀唯心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傳統社會認知方面的差異。
第二，中西文化產生差異的根源：生活方式還是生產方式？梁漱溟闡述了中國近代落后的原因在於文化失調的觀點之后，力圖從中西文化不同的角度入手來論証這一觀點。他認為中西文化迥異，西方文化是“個人本位”，而中國文化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這個觀點毛澤東也表示贊同，但他並不認同梁漱溟提出的生活組織方式的不同是中西文化存在差異的根源。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提出：“西洋人從來是團體生活，自宗教開端，以至於經濟、政治，處處皆然。而中國人從來缺乏團體生活，處處像是化整為零的樣子。”“零散則無力，組成團體則力量強大。”（《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93頁。）他認為不管是過去的宗教國家，還是今天的民族國家，西方人民過的都是團體生活，重視契約，形成合力。而中國人散漫、消極，力量分散。雖然中國人也講“四海一家”“天下為公”，但“小起來甚小，大起來甚大——然真所謂大而無當。因這樣無邊際的東西，抓也抓不著，靠也靠不得也”（《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94頁。）。對此，毛澤東認為梁漱溟認識得不夠深刻，沒有看到倫理關系和組織關系背后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毛澤東指出，“倫理關系是上層建筑，他的下層基礎是農業經濟”，“這些都是封建制度與資本制度不同之結果”。（陳晉：《一九三八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一次爭論》，《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5期。）
第三，救亡圖強、民族振興的途徑：鄉村和平建設還是階級暴力革命？關於這一點，毛澤東與梁漱溟都認為解決中國問題關鍵在內部，也認為這個內部指的是社會基層，得從基層改造著手。不同的是，梁漱溟的改造方案是溫和的鄉村文化建設，毛澤東則提倡並推動農村土地改革運動和階級革命。
是否存在階級，是否需要暴力革命，不僅是一個認識問題，更是一個立場問題，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梁漱溟是針鋒相對的。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構造有其特殊性，隻有“職業分途”，沒有階級對立，他說：“我平素認定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構造，所有封建社會資本社會這一套觀念都適用不上。”（《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18頁。）“沒有階級，所以不能用武力統治，而只是以教化維持秩序”（《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21頁。），所以要用鄉村改造的方式恢復秩序。他認為在中國，“歷史上隻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無革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19頁。）。那麼，“階級”這個詞從何而來？梁漱溟認為，這純粹是外來觀念，是削中國之足適馬克思主義之履。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國封建社會始終存在著農民與地主兩大對立階級。不然如何解釋幾千年來農民生生不息的反抗斗爭？梁漱溟沒有看到土地高度集中於地主階級和人民要求佔有土地的深刻矛盾，以及由這一矛盾導致的不斷的農民起義的事實。他以“中國構造特殊論”否定階級和革命的存在，從而否定中共革命的合法性。這引起毛澤東與梁漱溟之間的極大爭論，被梁漱溟稱為“互不相讓的爭論”。據梁漱溟回憶，毛澤東批評道：“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梁漱溟反駁道：“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梁漱溟回憶錄》，第188頁。）在梁漱溟臨行之際，毛澤東建議梁漱溟去讀一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反杜林論》中提出，“世界的真正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頁。），而不是梁漱溟所說的文化或者精神。書中提出暴力不是絕對的起破壞作用，“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革命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91頁。）。后來，梁漱溟回經武漢時讀了《反杜林論》，從而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多的了解，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取得了勝利，梁漱溟對上述看法也作了反思。
梁漱溟與毛澤東，一個是文化改良主義者，一個是馬克思主義者﹔一個側重以文化的視角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一個側重以政治的視角認識和改造中國。（據胡喬木回憶：“毛主席自己說：從政治上看問題，我的興趣在這裡。”參見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頁。）二者信奉的是兩種不同的救亡思想，尋求的是兩種不同的救國道路。盡管雙方在救國方式和手段的認識上始終存在根本性差別，但他們所秉持的救國救亡的立場是一致的，這決定了毛澤東與梁漱溟在交換意見時能夠做到求同存異，因而碰撞出富有啟發意義的思想火花。
四、思想的交鋒與交融促使毛澤東進一步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
馬克思主義作為宏觀的科學理論，不可能為各國革命遇到的微觀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將其應用於各國革命實踐時理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馬克思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3頁。）就中國而言，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該化什麼、怎麼化、化作什麼，這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於實踐過程中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總體來講，毛澤東與梁漱溟在交談中都感到“舒服通暢”，毛澤東也從中得到了一定的啟發。比如，二人都認為近代中國衰敗落后是內生性問題，且問題的根源在農村﹔都認為當下最緊迫的是設法團結各方，共同抗日﹔都認為中國的未來不能復制歐美道路。正是基於愛國立場的相同和某些觀點的相近，雙方都願意擠出時間連續“交換意見”。毛澤東在讀《鄉村建設理論》時作了1500字的批注，讀后還對梁漱溟說：“你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劉益濤：《十年紀事——1937—1947毛澤東在延安》，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頁。）毛澤東還在1938年1月12日寫給艾思奇的信中寫道：“可去找他談談。”（《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頁。）建議艾思奇去找梁漱溟探討哲學問題。盡管毛澤東與梁漱溟雙方在救國的方式和手段的認識上始終無法達到一致，但立場觀點異中有同以及民族危機加深亟需切實可行的救國理論的指導，決定了抗戰初期毛澤東與梁漱溟在“交換意見”時能夠產生思想的交融。可以說1938年初毛澤東與梁漱溟交談時在“文化與政治”“生活組織方式與經濟生產方式”“特殊性與一般性”方面的交鋒與交融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促使毛澤東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去系統思考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和現實要求相契合的問題。
第一，馬克思主義應該化什麼：“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中國共產黨自登上歷史舞台以來，就如何對待十月革命與馬克思主義問題，內部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態度。一種是實事求是，一種是盲目教條。盡管起初正確的態度擁有一定的話語權，但隨著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加深，黨內對馬列主義全盤照抄的態度和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逐漸佔據上風，直接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遵義會議雖然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制定了正確的路線和方針，但並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全面抗戰爆發后，如何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亟需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也正是毛澤東長期思考的一個問題。
梁漱溟對中共歷史也有一定了解。他尖銳地指出，中國共產黨“過去十年之勞而無功，僅僅靠軍事來維持黨的生命，政治路線之不對可知”（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梁漱溟回憶錄》，第184頁。），毛澤東的理論“太著重了現代社會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視了中國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盧之超主編《毛澤東與民主人士》，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毛澤東一向重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反對個人迷信和本本主義。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寫道：“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裡面。”“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頁。）“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5頁。）與梁漱溟交談后不久，毛澤東在抗大第三期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即提出要反對空談和教條：“不在於兩隻手舉起來贊成馬克思主義，主要的在於實際中去實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68頁。）8月5日，他在抗大第四期學員畢業典禮上指出：“馬克思主義也是沒有完的，馬克思主義是空前而不絕后，要學習一輩子。”（《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87頁。）他還指出，學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是學靈魂、實質，而非皮毛、形式，提出要學“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而不是像“洋房子先生”一樣，做“言必稱希臘”的“留聲機”。（《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8頁。）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的口頭政治報告中也說到：“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頁。）
第二，馬克思主義應該怎麼化：“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梁漱溟認為“建設新中國”的前提是要“認識老中國”，但過去中共對古老中國的認識不足。他認為，古老中國歷經數千年，有其特殊性，文化傳統、倫理道德、社會構造都與西方不同，中共應更加重視中華民族自身的“元素”。梁漱溟提醒毛澤東要全面審視和正確對待民族瑰寶，認識到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歷史長河中存在的積極一面，從而進一步去思考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這與毛澤東倡導的要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觀點是一致的。毛澤東向來強調，要辯証地科學地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特別是對待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和精華部分，要注意學習、繼承、弘揚，並積極運用到實踐中，發揮其資政育人的作用。毛澤東聽完梁漱溟的觀點后表示：“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倫理道德，梁先生強調這些也並沒有錯。”（盧之超主編《毛澤東與民主人士》，第311頁。）后來，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重要思想，並強調“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頁。）
第三，馬克思主義應該化作什麼：新民主主義理論。梁漱溟與毛澤東“交換意見”的第三大主題就是抗戰勝利后中國政局的走向問題。他就重視鄉村建設，以及抗戰勝利后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社會化“同時前進”的建國方案等問題與毛澤東進行了深入探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向何處去”，宣告“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並根據中國歷史的特點和當前革命的特點，得出“兩步走”戰略，然后論証“第一步”是關於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可行性方案。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系統提出，解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該化作什麼的問題。
總之，梁漱溟訪問延安期間與毛澤東的“交換意見”，澄清了梁漱溟心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疑慮、偏見，增進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思想和政策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激發了毛澤東對一些重要理論問題的進一步思索，促使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方式、實踐等問題的深入思考和系統總結。從這個意義上講，一些像梁漱溟、黃炎培這樣的愛國民主人士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作者系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推薦閱讀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