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堂
2016年12月26日07:4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黨史縱覽》2016年第9期，系《黨史縱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在中國革命的長河中，有一位長期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朋友，他就是被周恩來譽為“黨外布爾什維克”的郭春濤先生。他一生致力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與背叛孫中山的蔣介石開展了毫不妥協的斗爭﹔他出生入死，戰斗在我黨的隱蔽戰線上，並以高超的智慧和驚人的膽略，為協助中國共產黨獲取情報，營救革命同志，策反瓦解敵軍譜寫了一篇篇驚險而富有傳奇色彩的壯麗篇章，從而為中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進入國民黨高層
郭春濤，1898年4月出生於湖南省炎陵縣（原酃縣）水口鎮水西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16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在風起雲涌的學生運動中，他結識了毛澤東、蔡和森、李維漢等同學。1919年春，他又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在參加五四愛國運動中，他被捕入獄，出於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北洋軍閥政府釋放了被捕學生。郭春濤隨后加入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9月，他與蔡和森、李維漢、李富春、王若飛等遠渡西歐，赴法勤工儉學，從此與周恩來成為莫逆之交。
1920年8月，他和蔡和森聯名撰寫了“論中國革命的道路”一文，主張隻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文章在國內新民學會主辦的刊物上發表后，在學生中產生強烈反響。10月13日，郭春濤、蔡和森等參加學生運動被法國政府加上“擾亂治安”“從事布爾什維克活動”的罪名，驅逐出境，遣送回國。在廣州，郭春濤、蔡和森、李立三等20多名學生受到孫中山接見。孫中山關於中國革命必須改弦易轍、國民黨必須改組、歡迎國共合作，吸收更多青年革命者參加的一番講話，對郭春濤產生了極大影響。他立志跟隨孫中山，投身國民革命，這成為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轉折。
1923年6月，國共實現合作，已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郭春濤以個人名義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次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郭春濤作為北京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並在會后協同李大釗創建了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被選為執行委員。1925年春，郭春濤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從此進入國民黨高級階層。由於他淵博的學識、非凡的工作能力和對孫中山的忠實信仰，因而隨后繼續當選為國民黨第三屆、第四屆中央委員。
1937年冬，日軍威逼南京，蔣介石下令放棄南京，將十七軍撤至武漢。國民黨中央黨政機關和部隊撤退時，時任七戰區陣地委員會主席的郭春濤來到長江碼頭視察，隻見國民黨政府在用大批船艦搶運小轎車，數以萬計的難民隻能站在岸邊翹首觀望。郭春濤勃然大怒，當即下令停止裝運小車，讓難民上船。海軍艦長拿出軍事委員會的命令進行要挾，郭春濤嗤之以鼻，將“命令”撕得粉碎，並義正詞嚴地對艦長說：“人命關天的大事，所有船艦必須首先搶運難民！”並下令隨自己來的所屬部隊繳了海軍護船隊的槍支，把已裝上艦上的小車全部推入江中，組織難民上船，從而使兩萬多群眾得以安全轉移。海軍艦長苦苦哀求：“我們怎樣向上司交代！”郭春濤厲聲回答：“你回去告訴蔣介石，是我郭春濤的命令！”蔣介石聽完海軍艦長報告，氣得暴跳如雷。
1938年10月，國民黨政府遷至重慶。此時，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為駐重慶代表團團長，郭春濤與周恩來重新取得了聯系。從此，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郭春濤協助中國共產黨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還都南京，郭春濤經南京到達上海，根據周恩來指示開始了長達3年的隱蔽戰線斗爭。
架設永不消失的電台
1946年，內戰爆發后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大批共產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慘遭屠殺，中共和“民盟”被迫轉入地下，“民聯”中央主席指定郭春濤為“民聯”中央與中共的聯系人，周恩來也指派新華日報總編吳克堅與郭春濤建立固定聯系，並指示由郭春濤、吳克堅、徐士可等人組成一個秘密情報系統，通過吳克堅負責的電台，溝通郭春濤與周恩來的秘密聯系。但電台設在什麼地方最為安全，是一項至關重要、必須慎之又慎的事情。經過周密考慮，郭春濤認為最危險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想到了時任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的楊虎。郭春濤為什麼會想到楊虎，這裡面還有一段微妙的經歷。
楊虎，人稱“楊家猛虎”，安徽寧國人氏，身材魁梧，腰圓膀粗，又會拳腳功夫，早年就是孫中山的貼身馬弁，后被晉升為國民黨第一艘軍艦“肇和號”艦長。后來在東征陳炯明中立有戰功，先后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事編制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中央監察院監察委員。抗日戰爭開始不久，郭春濤就注意到這位聲名顯赫的人物。
1939年，國民黨遷都重慶，為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斗爭，郭春濤按照周恩來指示，在共產黨員王炳南的配合下，組織成立了“東方文化協會”，邀請時任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的於右任和司法院副院長覃振擔任正副會長，郭春濤擔任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主持日常會務。該協會的宗旨就是把國內外文化界的知識分子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構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時文化協會一周要開一次例會,為了不引起當局的注意，周恩來指示要經常變換會址。就在變換會址過程中，郭春濤發現住在重慶國府路范庄的楊虎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是一位可以爭取的統戰對象。經周恩來同意，郭春濤漸漸接近楊虎。楊虎雖然讀書不多，但很喜歡郭春濤這位學識淵博、風流倜儻的湖南才子，也很敬佩這位連續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三屆、四屆中央委員的元老。幾經交往，倆人便混得很熟。后報經周恩來批准，郭春濤與楊虎換了名帖，結拜為兄弟，楊虎年齡稍長，自然成了郭春濤的大哥。1943年郭春濤與秦德君女士結婚，楊虎親自出面，在楊府擺設婚宴。
郭春濤把利用楊虎的關系安置電台的決定及時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表示同意。事后，郭春濤找到楊虎，要求將其“親戚”吳克堅安排到他司令部干點雜役，楊虎欣然答應。就這樣，吳克堅負責的電台順利設進了上海警備區司令部。在當時血雨腥風的上海，很多共產黨的情報系統被敵發現，情報人員被殺害，可吳克堅負責的電台卻安然無恙，從1946年一直堅持到上海解放。通過這條紅色電波，一大批國民黨的重要情報傳給了周恩來。吳克堅曾回憶說：“郭春濤水平高，政治敏銳，工作主動，膽大心細，善做情報工作，起到了以一當十，甚至以一當百的作用。”
收集敵人內部情報，更是一項十分艱險的工作。郭春濤化名胡君健，通過秦德君二哥的好友，認識了《新蜀報》總經理王伯與，通過他又結交了原國民黨侍從室主任晏道剛。晏道剛是因反蔣而丟掉官職的。經過郭春濤與他的幾次交談，他表示願意協助郭春濤工作，並向郭春濤介紹了他的得意門生、侍從室機要處長江浩東。江浩東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因寫過一篇影射宋美齡的花邊桃色新聞而被監禁8個月，后經審查，此文並無政治目的，才予以釋放留用。他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腐敗極為不滿，郭春濤與他促膝談心，解除了他內心的苦悶與彷徨之感，使江浩東下定決心與郭春濤共同戰斗。此后，江浩東通過秦德君的好友陳賢慧母女兩人不斷向郭春濤提供重要情報，其中有國民黨保密局在全國各地的重要負責人員組織名冊和活動情況、蔣介石在長江流域的特務組織分布情況、國民黨特務准備搜捕交通大學地下黨及愛國師生的黑名單、國民黨實施暗殺宋慶齡的命令等。
策反江陰炮台
江陰炮台地勢險要，是我軍解放上海的一大阻礙，做好江陰炮台的策反工作一直是我秘密黨組織工作的重中之重。郭春濤主動承擔了這一任務，他通過朱蘊山的干女兒徐又擎結識了江陰炮台司令陶洪釗。通過一段時間的交往，郭春濤覺得陶洪釗對蔣介石已完全喪失信心，便鼓勵他棄暗投明。但陶洪釗對共產黨不了解，不相信，顧慮重重，提出不向解放軍開炮可以，叛蔣也可以，但要以20根金條為條件，以便今后遠走國外，了卻終生，並請郭春濤轉告共產黨。郭春濤立即把這一情況匯報給吳克堅，吳克堅通過電台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批示由上海秘密黨組織出面表態，隻要陶洪釗在解放軍進攻上海時不向解放軍開炮，可以用重金交換，並保証他今后的安全或幫助他出走國外。陶洪釗聽完此言，深受感動，毅然決定起義，投向共產黨。
繼江陰炮台策反成功之后，郭春濤又相繼策動了國民黨“重慶號”軍艦起義、駐上海虹橋機場機械師起義、吳淞要塞司令楊淪治起義、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艦9艘、艇16艘易幟，為我軍勝利解放上海創造了條件。
郭春濤在上海頻頻的策反活動，引起國民黨當局高度關注，一度把不是中共黨員的郭春濤誤認為是“中共上海地下市長”，兩次以20根金條、20萬美金懸賞捉拿他，並密令特工人員，一旦抓到，可以不經審訊，就地正法。頃刻間，通緝令遍及上海街頭。上海秘密黨組織認為郭春濤處境十分危險，建議中央將郭春濤迅速轉移至解放區。郭春濤置生死於度外，他對吳克堅說：“目前策反工作正進入成熟階段，此時我一旦離開，則將斷線，給策反工作帶來巨大損失，因此請黨組織將我繼續留在上海，如果可能，可將我參加地下工作的兒子送往解放區。”吳克堅當即向周恩來作了請示。周恩來復電說，中央同意郭春濤本人的意見，要求上海秘密黨組織切實做好對郭春濤的保護工作。此時，上海秘密黨組織派劉紹周去中央匯報工作，當即決定郭春濤的兒子郭曉平（又名郭志堅）隨同啟程，后經天津安全抵達河北省平山縣中共中央駐地，參加工作。
策劃秘密營救張瀾、羅隆基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前夕的上海充滿了緊張的氣氛，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奉蔣介石命令，妄圖死守上海，與解放軍決一雌雄。毛人鳳率一大批特務也竄入上海，市內街頭巷尾，到處是軍犬獵狗的狂叫聲，摩托、警車的轟鳴聲，國民黨反動當局一邊忙著搶運黃金白銀，一邊大肆搜捕中共秘密黨員和愛國人士。此時，民盟中央主席張瀾、民盟中央常委羅隆基因病正住在虹橋療養院。蔣介石密令上海警察局長毛森，嚴密監視張、羅活動，必要時加以處決。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消息后，當即由周恩來電示上海黨組織，指示他們將這一任務交給郭春濤，通過他與楊虎的特殊關系組織營救。郭春濤接受任務后，火速找到楊虎進行策劃，決定動用警力，採取提押“人犯”的辦法進行秘密營救。楊虎把這一任務交給最為相信的老部下、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三大隊副大隊長閻錦文執行。閻錦文驅車前往虹橋療養院，向張、羅說明真情，希望他們配合行動。張瀾、羅隆基怕入圈套，未能答應。
5月14日，國民黨保密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來到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三大隊，命令閻錦文以轉移為名，把張、羅處決，然后綁石沉江。楊虎接到閻錦文的報告后，覺得事不宜遲，必須盡快決斷。閻錦文再次前往療養院，說明情況緊急和郭春濤、楊虎之意，並撥通了楊虎家的電話讓張、羅通話詢問，張、羅這才深信不疑。
5月24日，王新衡命令閻錦文當晚10時執行處決張、羅計劃。楊虎決定將計就計，晚上9時剛過，讓閻錦文率庄儒伶、潘雲龍兩名隊員，全副武裝，駕駛警車直奔虹橋療養院，在病房前戛然剎住，然后跑步上樓，沖進206病房，拔出手槍，厲聲喝道：“張瀾、羅隆基快起來，跟我走！”隨后，庄儒伶、潘雲龍一人押著一個走出了病房，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張、羅塞進警車，風馳般奔去。閻錦文手持特別通行証，熟記當晚口令，躲過了途中崗哨和巡邏隊一次又一次的盤查，把張瀾、羅隆基送到了預定的安全地點，蔣介石聞此消息，氣得暴跳如雷，指著時任上海警察局局長的毛森大罵：“盡是一堆飯桶！”
住宅被敵包圍
1949年5月14日，在建國西路365弄息村郭春濤的住宅裡，郭春濤、吳克堅等人正在開會，研究策反和保護愛國人士等問題。會議進行中，要求秦德君在15分鐘內取回一份重要情報。秦德君當即化裝成一名貴婦人，身穿旗袍絲襪，手提一隻小皮包走出大門。她剛步入弄堂口，就見一幫警察沖出堵住了路口，秦德君立即意識到息村已被特務包圍，返回住宅將會造成更大的損失。她急中生智，與盤查的警察大聲爭執，以引起正在開會的同志注意。郭春濤聽到弄口秦德君的爭吵聲，迅速站到窗口一看，隻見弄堂口滿是特務，知道處境十分危險，當即組織與會人員從暗道進行撤離。等到特務沖進住宅時，已是人去樓空。敵人無奈，隻得將秦德君押上汽車而去。在獄中，秦德君受盡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始終堅強不屈，未招一字一言。警察當局惱羞成怒，判處秦德君死刑，然而就在執行的前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解放了上海，迅速從獄中救出了秦德君。
郭春濤從暗道撤離出來，直奔好友覃振官邸，覃振遺孀梅鶴修女士深明大義，動員其侄兒覃志新利用軍車將郭春濤送出虎口。覃志新是國民黨某部團長，此前經郭春濤說服，同意聽候起義。
在秦德君被捕的嚴峻情況下，郭春濤沒有被敵人的凶殘氣焰嚇倒，他勇敢、沉著，化裝成國民黨的將領，乘坐覃志新親自駕駛的持有國民黨通行証的司令部專車，出入國民黨軍事重地，會見被策反的起義將領，開展保護愛國人士的工作，完成沒有完成的任務。5月24日晚，他見到被解救出來的張瀾、羅隆基時，第一句話就是：“兩位受驚了！”張瀾、羅隆基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感激，激動地對郭春濤說：“這次能逃離虎口，沒被蔣介石殺害，是多虧你和楊虎、閻錦文的拼命相救，我倆將會銘記終身。”
5月27日，上海回到人民的懷抱。6月，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邀請，郭春濤赴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籌備會議。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郭春濤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擔任政協副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名，郭春濤相繼出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兼參事室主任。
1950年6月30日，郭春濤與世長辭，享年52歲。7月9日，政務院在京舉行“郭春濤同志追悼大會”，周恩來在悼詞中高度評價了郭春濤同志的一生，稱贊他在“上海解放前，對於地下策反工作，貢獻頗大”，並揮筆題寫了“郭春濤先生之墓”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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