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2016年12月27日07:5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黨史縱覽》2016年第9期，系《黨史縱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方志敏涉獵了許多進步報刊，他經常給《新江西》季刊、《國民日報》“覺悟”副刊等報刊投稿，此后又創辦了《新江西半月刊》《先驅》《寸鐵》《鋤頭》《工農報》等紅色報刊，這成為方志敏革命思想誕生與發展的重要平台。《新江西》季刊是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南昌文化書社和《新江西半月刊》是方志敏大革命時期在江西點燃革命之火的陣地;《覺悟》副刊是方志敏早期革命文學的主渠道;《工農報》等蘇區報刊成為方志敏探索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主要平台。可以說，方志敏是閩浙贛蘇區紅色報刊的奠基人之一，為我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新江西》：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
1899年8月21日，方志敏生於江西省弋陽縣漆工鎮湖塘村。1919年，他從江西弋陽高小畢業，赴省城南昌求學，考入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在南昌，他與黃道、袁玉冰等8人志同道合，常結伴東湖之畔、贛江之濱議論國事，抨擊時政。他們醞釀成立了一個團體，定名為“鄱陽湖社”，1921年元旦更名為“改造社”。1921年春，方志敏在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組織學生開展進步活動，發起了名震一時的驅逐腐敗校長趙寶鴻的“驅趙風潮”，最終被學校開除。通過這次斗爭，方志敏在南昌進步學生中聲名鵲起，不僅成為南昌公認的學生領袖之一，也成為江西先進青年的一面旗幟。
通過創辦報刊介紹馬克思主義，是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條重要渠道，《新江西》季刊便是改造社主辦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方志敏在《新江西》季刊上發表了《私塾》《哭聲》《血肉》等作品，揭露社會黑暗。《私塾》是方志敏寫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通過私塾課堂教學的一個場景，生動地刻畫了塾師頑固的形象。這篇處女作顯示了方志敏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之后，方志敏又寫了一篇白話詩《快樂之神》，發表在《新江西》季刊第一卷第三號刊物上。《新江西》季刊出版不久，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把剛出版的黨團刊物和進步書籍如《新青年》月刊等，源源不斷地寄給改造社和《新江西》雜志社。袁玉冰、方志敏、黃道等人每次接到這些刊物，總是如飢似渴地閱讀、學習，並展開熱烈討論。
1921年秋，方志敏考入九江南偉烈學校中學部學習英語，插入該校舊制中學二年級就讀。他學習成績優異，作文尤其突出，得到老師的高度評價，稱其“筆如流水游龍，活躍異致，布局整肅，幾如天衣無縫”。南偉烈學校是美國教會開辦的學校，校方對學生的思想禁錮很嚴。方志敏等革命青年因積極追求進步，很快被反動當局和校方視為難以管束的“不安分”學生，欲將其除名。1922年7月初，方志敏未等校方除名，便自動退學了。他在給同學的信中寫道：“讀書不成，隻因家貧”，“我也不願再讀那些毫無意義的書，我要實際的（地）去做革命工作了。”
從此，方志敏離開九江，漂泊上海，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此后，他輾轉九江、南京，深入贛南農村調查，並將調查情況以書信形式在《新江西》季刊發表。在南偉烈讀書時，方志敏接觸到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機關報《先驅》。他“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張”，決心要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8月，方志敏經趙醒儂介紹，在上海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他感到身上的擔子更重了，對自己的要求也更嚴了，“他考慮到此時革命思想在江西傳播不廣”，便要求回江西。1922年9月初，方志敏回到南昌。這時，改造社負責人袁玉冰等先后到北京讀大學，他們主辦的《新江西》季刊也隨之遷往北京發行。改造社成員編輯的《大江報》，因“內容過激”，被江西軍閥當局勒令停刊。
從南昌文化書社到《新江西半月刊》：方志敏點燃江西革命之火
方志敏離開上海時，趙醒儂委托他盡快辦一個“文化書社”，宣傳馬克思主義，打破南昌的沉寂局面。方志敏回到南昌后，邀請了幾個篤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朋友和改造社成員，研究如何開展工作。大家認為，首先要發動學生運動，然后通過他們進一步宣傳和組織民眾。為此，方志敏以私立心遠大學旁聽生的身份作掩護，籌劃創辦“南昌文化書社”。
為使南昌文化書社盡早開張營業，方志敏煞費苦心。從籌措經費、租賃社址，到起草宣言，他在其中出力頗多。經過一個多月的積極籌辦，1922年1月初，南昌文化書社正式在南昌百花洲席公祠附近開業了，由方志敏擔任經理。南昌文化書社專售革命書報，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這是江西第一個從事無產階級革命活動的據點。書社門面不大，但陳列的書籍卻名目繁多，大都是新出版的社會科學書籍和報刊。一些普通書店不敢銷售的書刊，如《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唯物論淺說》《共產主義ABC》以及《解放與改造》《向導》《先驅》等報刊，在這裡都有出售。不過不公開陳列，而是放在后廳秘密銷售。這個后廳實際上是一個學習室，它吸引了許多進步青年。每天光顧書社的人，大部分是南昌大中學師生、社會青年、店員和徒工。他們求知欲旺盛，渴望追求真理，新出版的書刊一到，立即爭相購買。方志敏不顧生活艱難，工作勞累，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辦書社上。由於過度操勞引起肺病復發，方志敏3個月期間吐血3次，最后病倒了，不得不住進醫院。
1923年1月2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江西地方團組織在南昌文化書社建立，發起人為方志敏、趙醒儂、劉拜農等7人。團組織創立之后，方志敏在文化書社繼續出售馬克思主義書籍，廣泛接觸進步青年，同時，還積極籌辦《青年聲》周報。當時，團組織決定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青年聲》周報作為機關刊物，方志敏擔任了《新江西》季刊及《青年聲》周報負責人。
由於南昌文化書社有明顯進步傾向，遭到反動軍閥的干涉和鎮壓。1923年3月8日，袁玉冰在南昌被軍閥逮捕入獄。3月中旬，江西督理蔡成勛查封了“南昌文化書社”，並揚言要逮捕“馬克思經理”（指方志敏）。由於方志敏因病住在美國人辦的南昌醫院，幸得身免。不久，他連夜離開南昌，通過九江前往南京。南昌文化書社雖然隻存在半年左右，但以它為據點，為江西革命運動點燃了星星之火。1923年8月，趙醒儂出席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他與正在南京東南大學旁聽的方志敏商量，組織旅居上海、南京等地的20余名江西進步青年，重新恢復《新江西》季刊，改為半月刊，定刊名為《新江西半月刊》，宣傳馬克思主義，繼續指導江西的革命斗爭。1923年8月，《新江西半月刊》創刊號在上海發行。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經趙醒儂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方志敏說：從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給黨去了”。
《覺悟》副刊：方志敏早期革命文學的主渠道
學生時代的方志敏，已意識到宣傳陣地的重要，辦刊物成為他主要工作內容之一，從《寸鐵》《青年聲》《新江西》到《新江西半月刊》，編輯成為方志敏的一種重要“寫作”形式。在此有必要指出這一時期發表方志敏文章的兩個重要刊物：一是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刊有方志敏小說《謀事》、詩歌《嘔血》《我的心》《同情心》等多篇﹔二是《新江西》第一卷第三號，集中刊載小說《私塾》、詩歌《哭聲》《血肉》《快樂之神》等。
早在五四運動期間，邵力子創辦了《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由著名活動家陳望道、施存統等擔任編輯。《覺悟》宣傳新文化運動，在全國影響很大，很受青年歡迎。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影響下，《覺悟》副刊具有了初步的社會主義傾向。從1920年起，《覺悟》開辟“隨感錄”“詩”“小說”“劇本”專欄，發表了大量文藝著譯，成為五四時期新文藝的主要陣地之一。1920年，尚在江西省立甲種工業學校讀書的方志敏致信《民國日報》，就《覺悟》副刊發表的一篇題為《捉賊》的小說談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信中寫道：“《覺悟》上有一篇《捉賊》的白話小說，描寫學生痛打小偷的情景，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他在信中詰問：“小偷算不算最壞的？比他壞的觸目皆是，軍閥、政客、資本家、地主，哪一個不是操戈矛的大盜？為什麼大盜逍遙自在、受人敬禮，而小偷卻在此地被吊起敲打？”
邵力子非常賞識方志敏見解的深刻和文筆的潑辣。他給方志敏回信說，他的看法一針見血，指出了社會的本質和病根，還約他以后給報社寫稿。這樣，方志敏開始嘗試給《覺悟》副刊投稿，他的第一首散文詩《哭聲》就發表在《覺悟》上。后來，他又給邵力子寄去了另一首《嘔血》詩歌，也刊登在《覺悟》上。此后，方志敏常給《覺悟》副刊投稿。在方志敏早期的文學作品中，幾乎有一半是發表於《覺悟》副刊上的。
1922年7月，方志敏退學來到上海，拜訪了《覺悟》編輯。邵力子發現20出頭的方志敏不僅才華橫溢，而且對社會和政治有相當洞察力。見方志敏生活困窘，邵力子伸出援助之手，他熱情地說：“一個大學生想在上海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都很難，我看你暫留在我們報館打雜吧！”邵力子還推薦方志敏到上海大學旁聽。方志敏白天在校學習，晚上到報館做校對。一天，他看到一個青年因沒有找到工作，在上海街頭行乞，觸景生情，寫了一篇白話小說。邵力子看了以后，覺得很像方志敏初來上海時的寫照，就給它起了個題目叫《謀事》，發表在《覺悟》上。在上海，方志敏結識了惲代英、張太雷等著名共產黨人，在他們的影響下，走上了職業革命的道路。
從《寸鐵》《鋤頭》到《紅旗》：方志敏武裝斗爭思想從萌芽到成熟
1924年3月，經趙醒儂介紹，方志敏在南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夏，他在江西弋陽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漆工鎮小組，組織“弋陽青年社”，出版《寸鐵》旬刊，領導農民運動。《寸鐵》的出版，是方志敏重視武裝斗爭思想的萌芽。他認為，要和敵人斗爭，光有文的還不夠，還要有武的，哪怕是一寸鐵，也是戰斗的武器，故將刊名定為“寸鐵”。1924年夏季，方志敏回老家弋陽湖塘村創辦旭光義務小學和貧民夜校，在《寸鐵》旬刊發表揭露張念誠（操縱選舉的土豪劣紳）的文章——《豬仔議員》。
1927年5月，根據方志敏的提議，江西省農民協會機關刊物《鋤頭》創刊。方志敏為這個刊物撰寫了發刊詞：“碰著一身透濕，讓風雨去淋頭，不管一身的大汗，讓太陽去煎晒。總之，不管它肚飢身寒，我們隻知道低頭成天弄我們的鋤頭！因此，人們老是看不起我們這些粗莽的鋤頭！十幾年來，軍閥的猖狂，帝國主義的橫暴，以至於為民眾犧牲的烈士，頭顱的空拋，鮮血的枉流，而今日仍是這樣的惡毒的世界。歸根結底，還是不曾注意到我們的鋤頭！”令人嘆服的是，隻用短短百余字，方志敏就把“鋤頭”與革命事業的成敗巧妙地聯系在一起。
1927年南昌起義后，方志敏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弋陽區委、橫峰區委、信江特委和信江蘇維埃政府，先后任中共弋陽區委書記、中共橫峰區委書記、信江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從而形成“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曾稱贊贛東北是“蘇維埃模范省”。
在方志敏的領導下，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新聞出版業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僅省級報刊就有十多種，如省蘇維埃政府機關報《工農報》和《紅色東北》，省委機關刊物《紅旗》《突擊》，省軍區的《紅星報》和《前線》、省工會的《工人特刊》、共青團省委的《列寧青年》和《青年實話》、省互濟會的《互濟生活》、信江特委的《紅旗報》、省委的黨內刊物《黨的建設》、共青團省委內部刊物《團的建設》等。
1929年春，方志敏領導創辦信江特委機關刊《紅旗》。《紅旗》每期有8至10個版不等，發行2500份，后增至3000份，主要轉載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理論文章，刊登中央與江西省委的指示文件並加以評論，闡明信江特委對蘇區各項工作的指示、方針政策和斗爭策略，傳播各種文化知識。1930年7月，中共信江特委向中央報告說：“此《紅旗》在信江群眾中已得到了很大反映的成績，收效最著。”同年7月，信江特委改為贛東北特委，特委宣傳部長黃道擔任《紅旗》主編。1932年底，《紅旗》改為中國共產黨閩浙贛省委機關報。
《工農報》：方志敏探索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主要平台
在方志敏創辦的報刊中，《工農報》是閩浙贛省出版時間最長、發行最多、影響最大的報紙。1930年8月，方志敏在江西省弋陽縣芳家墩創辦了《工農報》。1932年11月，該報成為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社址遷至江西省橫峰縣葛源。報紙每期幾乎都有社論，由報社干部自寫或由省負責人撰寫。在該報1933年1月10日第65期及3月17日第72期上，分別發表方志敏撰寫的《慶祝消滅林炮台的勝利》《為全部實現省蘇農業生產計劃而斗爭》的社論。此外，還設“專載”“工農通訊”“蘇維埃文件”“突擊隊”等欄目。“突擊隊”是一個批評性欄目，刊發了如《不做工作的黃塢鄉蘇》《德興十一區塌台的責任》等小文章，反映區鄉工作中的缺點和問題，在當時令人耳目一新。
方志敏經常為《工農報》撰寫評論文章，對採編工作提出意見，幫助解決工作中的難題。報社缺少專業人才，他就從上海、南昌、景德鎮等城市請來技術人員﹔印刷機器缺乏，他設法通過白區黨組織或自己的朋友在城市購買﹔紙張質量不過關，他便來到生產毛邊紙的蘇維埃紙廠，同工人師傅反復試驗，終於生產出質量過關的印刷用紙。在方志敏的幫助下，報紙質量和編輯水平不斷提高，成為贛東北蘇區最出色的報刊之一。1932年11月30日，方志敏撰寫了社論《加緊一切斗爭迎接中央紅軍》，主要內容是預告中央紅軍參觀團即將來贛東北蘇區參觀，要求蘇區軍民以更加光榮的業績迎接中央紅軍參觀團的到來。
方志敏還堅持為閩浙贛省委機關刊物《突擊》等刊物寫評論。1933年7月1日，他在《突擊》創刊號上發表評論《加緊白區工作來開展大塊的新蘇區》，開門見山地提出：“我們蘇區，應該鞏固的（地）向前發展，應該從大大的（地）發展新蘇區中，去鞏固原有的蘇區根據地”。1934年2月，方志敏在《突擊》第8期發表了《關於白區鄉村工作的幾個問題》。這是一篇逾萬字的評論文章，強調“把武裝奪到我們自己手裡來”，“白區的黨組織應該牢牢記住從階級敵人的手裡奪取武裝，這是保障我們武裝暴動勝利的必要條件”。
與中央蘇區的《紅色中華》《紅星報》和《青年實話》經常在相關專欄中公開報道貪腐案件一樣，方志敏也支持《工農報》在贛東北蘇區反腐敗運動中揭露腐敗現象。1932年11月30日，《工農報》發表了一條批評性新聞報道說，葛源泉有個紅色旅館主任名叫何坤生，他利用紅色旅館的地位收買群眾的金子，低價買進，借用旅館的名義，要對外貿易局替他高價賣出。這事被工農檢查部揭發出來，非法所得全部沒收，撤職查辦，而且在報上點名批評。1933年4月30日，《工農報》公布了一大串貪污腐化分子的“黑名單”。編者還為長名單配了如下按語：“最近各地突擊隊檢舉出的貪污分子很不少，如果一個一個的（地）、都有頭有腦的（地）把他們登載出來，實在太費筆墨。因此，隻好收集他們的尊姓大名，在這兒開一個貪污分子展覽會，請看啊!”這則報道充分發揮了輿論監督的作用，展現了方志敏的反腐決心。
1933年3月，閩浙贛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決議指出：“《工農報》在群眾中已取得相當的信仰，今后更應用更大的力量改善該報的內容，使該報成為蘇維埃與工農群眾政治斗爭的工具，尤其是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戰爭與國內階級革命戰爭的鼓動者與指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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