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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將領與被俘國民黨中將

梅興無

2016年12月27日08:1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中華魂》2016年12月刊,系《中華魂》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撤離湘鄂川黔根據地開始長征。在這支長征隊伍裡,有一個騎著淡紅色騾子的特殊人物,他叫張振漢,是國民黨縱隊司令兼四十一師師長,中將軍銜。

從1931年起,張振漢就帶著“王牌”四十一師“包打紅軍”,從洪湖一直追到湘鄂邊,賭咒發誓“要活捉賀龍”。然而,歷史卻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他非但沒有活捉到賀龍,反倒被賀龍、王震、蕭克等指揮的紅二、六軍團活捉。於是,紅軍將領與被俘國民黨中將之間發生了一些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在紅軍長征史上寫下了別具風採的一筆。

賀龍與張振漢

1935年6月,為了策應中央紅軍長征,打破敵人的“圍剿”,紅二、六軍團主動向鄂敵發起進攻,採用圍城打援的戰術,12日在鄂西咸豐縣忠堡地區,把張振漢縱隊的3個支隊9個團切成3塊,經過3天的鏖戰,打掉了其左支隊的一大半。

張振漢身邊隻剩下司令部和特務營了,但他還想拼死一搏突出去。

賀龍豈能讓煮熟的鴨子飛掉,他把在桃子溪戰斗中繳獲的一門“七生五過”山炮調來,炮兵連長劉彬連發4發炮彈,3發飛入了張振漢的司令部,他的參謀長、衛兵被炸死,他自己雖然幸免一死,但左臉頰被炮彈濺起的碎石劃了一條口子,滿臉血污,被紅軍活捉。

張振漢被押到設在黃泥篷的紅軍指揮部。賀龍搖著大蒲扇,朗聲一笑:“久仰呀,張司令!你從1931年就吊在我賀某屁股后面轉,天天喊‘活捉賀匪’,今天怎麼被‘賀匪’活捉啦?”張振漢嘴上雖說“慚愧、慚愧”,但內心裡並不服氣,他認為這次失敗,是因為那個覬覦他師長位置的一四四旅旅長黃新(即淮海戰役中的黃伯韜),捏著3個團的兵力在忠堡鎮坐視不救造成的。

不管張振漢服不服氣,他的行動得服從戰勝他的人擺布。賀龍把張振漢交由軍團保衛局看押。保衛局握有生殺大權,張振漢十分緊張,擔心自己被殺掉,因為4年前他的友軍十八師中將師長張輝瓚被紅軍俘虜后,不久就被公審處決掉了。

幾天后,紅軍在李家河召開忠堡大捷慶祝大會,張振漢被當作“戰利品”“請”到台上亮相。張振漢以為要公審處決他,嚇了一身冷汗。賀龍笑道:“隻要將功折罪,死罪可免,活罪也免。”

忠堡戰后,紅二、六軍包圍湘西龍山縣城,以制造新的圍城打援戰機。可圍城長達1月,敵軍大部隊始終未能調動。賀龍決定打狠一點,打痛敵人,除加強部隊攻擊外,把山炮調了過來。可炮兵連長劉彬負了重傷,不能參戰,炮連其他戰士隻會放,不會瞄准。賀龍想到了張振漢,張是保定軍校炮科畢業的高才生。可張振漢遲疑了。賀龍看透了他的心思,說:“朝‘自己人’下不了手對不對?實話說,你那些‘自己人’救不了你的,你隻有自己救自己。”張振漢聽懂了賀龍的弦外之音,便應承下來。賀龍指著城頭上那兩個吐著機槍火舌的碉堡說,炮彈隻有兩發,就看你的本事了。張振漢目測指量,調好炮位角度,紅軍戰士立刻引發,兩聲巨響,兩個碉堡應聲炸飛,機槍成了啞巴。 賀龍向他伸出大拇指:“你為紅軍立了一大功!”

國民黨湘鄂川邊“剿總”恐龍山有失,急調駐湖北利川的八十五師馳援。賀龍等率二、六軍團主力趕到宣恩板栗園設伏,一舉殲滅了八十五師,擊斃其師長謝彬。

11月,紅二、六軍開始長征。張振漢被迫開始去體驗隻有偉大軍隊才能進行的偉大長征。當時紅軍隻有軍團級干部才專門配備騾馬,副團以上干部三四個人共用一匹騾馬,隻能馱運行李,但賀龍下令給張振漢專門配給了一匹騾馬。一個被俘人員竟享受到紅軍軍團級干部的待遇,張振漢不禁心頭一熱。

1936年4月下旬,紅二、六軍團長征到達金沙江畔,奔騰的江水擋住了紅軍的去路,船隻早已被國民黨軍收繳一空。賀龍派人把曾當過北洋軍工兵營長的張振漢請來,向他詢問渡江之策。張振漢環顧四周,見對面山坡有一片竹林,便建議砍伐竹子扎排渡江。賀龍連稱是個好主意,對身邊的參謀下令:兵分兩路,一路砍竹扎排,一路再去尋船。張振漢還親自示范如何把竹筏扎緊不被江水沖散,保証了紅軍兩萬人馬順利地渡過金沙江。

翻越玉龍大雪山前,張振漢看見一群戰士圍著那門山炮議論著。原來為了輕裝爬雪山,紅軍欲炸掉山炮。作為炮兵出身的他對炮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主動找到賀龍,說重裝備對部隊作戰太重要了,帶著山炮走了那麼遠,炸掉實在可惜,建議把山炮拆分背著走過雪山。

賀龍當即採納了他的建議。看到張振漢主動為紅軍著想,賀龍十分欣慰,他把保衛局長吳德峰叫來當面交待:“前面會遇到意想不到困難,你們一定照顧好張振漢。我要讓他活著過雪山草地。”

張振漢騎著騾馬,跟著部隊沿著“之”字路朝著玉龍雪山頂爬去,看著紅軍戰士背的背、扛的扛,馱著山炮部件艱難地爬行,他心裡很不自在,臉上透出明顯的歉意來。后來,這門山炮硬是被英勇的紅軍帶到了陝北,是長征中唯一一門到陝北的山炮,后陳列於北京軍事博物館。

雪山越往上路越難走,突然騾馬失蹄,張振漢像一隻沉重的麻袋滾下山去。保衛局的戰士驚呼著,到谷底把摔得奄奄一息的張振漢找到。他已摔成重傷,雙腿鮮血直流。保衛局的戰士急忙找來急救包為他包扎,上級還特地增派幾名身強力壯的戰士和保衛局的戰士一道,咬緊牙關把他抬過了雪山。

進入茫茫無際的草地后,這位一向養尊處優的國軍司令,又要經面臨飢餓的考驗。看護張振漢的戰士,寧肯勒緊褲腰帶,也要把為數很少的一點干糧和費很大勁才弄到的野菜留給張振漢吃。張振漢生了一身虱子,宿營時就自己捉,教導營營長陶漢章打趣地問他身上痒不痒,他非常樂觀地回答:“虱多不痒!”

張振漢跟隨紅軍不僅完成了肢體上的長征,而且完成了心靈上的長征,他對共產黨和紅軍的情感和看法發生了根本變化。到達延安后,他對賀龍一吐肺腑之言:“從共產黨和紅軍身上,我看到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希望。”

王震與張振漢

在紅軍將領中,張振漢最先接觸的是王震。

那是忠堡戰斗打得最激烈的時候。在張振漢的司令部所在地構皮嶺,每一條田埂、每一個工事、每一攤石堆,幾乎都要經過反復爭奪。當張振漢的司令部被山炮打掉后,張部人馬頓時亂作一團,四下逃竄,他們不停地把一支支長槍短槍扔進糞坑裡。

紅六軍團政委王震從指揮所沖出來,帶領51團對張振漢司令部發起向心攻擊,將潰敵壓制到一片包谷地裡。他威嚴地立在俘虜群前,犀利的目光像兩架探照燈在俘虜群中來回掃射著,最后聚焦在一個扎眼的士兵身上,那高大的身軀被一套窄小的士兵服裹著,胸脯的肉從上衣縫裡鼓了出來。王震厲聲問:“你是張振漢?”

“鄙人張振漢。”張振漢隻得硬著頭皮承認,不情願地走出俘虜群。他見王震年紀輕輕,一手提馬刀,一手拎駁殼槍,腰束兩顆手榴彈,料他是個連長,便說:“連長,我想見貴長官……”站在一旁的紅軍戰士全樂了,告訴他這是我們的軍團政委,張振漢的嘴驚成了一個“O”。僅此,王震便在他腦子裡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張振漢是個博學多識的軍官。王震參加革命前,讀的書不多,但他很敬重也很樂意跟文化人打交道。在行軍打仗間隙,他經常與張振漢交談,談紅軍的宗旨和信仰,也談排兵布陣、天文地理,還談他戰敗的原因,幫助他消除不服氣、抵觸的情緒,在潛移默化中感化他、轉化他。漸漸地,兩人的關系融洽起來。

王震趁熱打鐵,與張振漢懇談,希望他能為紅軍做些事。張振漢說我一敗軍之將,能做什麼?王震說我知道你帶兵很有一套,隻需你跟我當個觀察員就行。那段時間,王震把張振漢帶在身邊,時不時問他,這個連隊怎麼樣?那個連長怎麼樣?他也坦言回應。對他的意見,王震認為可行,就立即採納。張振漢由衷地敬佩王震,他發自內心地向賀龍贊嘆:“有王政委這樣的年輕將才,是貴軍的造化啊!”有一次戰斗紅軍處境危險,當大家惴惴不安時,張振漢卻說:“不要緊的,王政委在那裡。”紅軍果然化險為夷。

張振漢嗜書如命,當了俘虜也不忘帶著他的一箱子書。某日,王震見張振漢不說話,面有慍色,便問其故。張振漢忿忿地說:“你的士兵太無知!”原來有的戰士把他的書撕來當手紙擦屁股了。王震的火直往頭頂上沖,把相干人等叫到一起狠狠地批了一通,說:“太沒有文化了,說不定有一天你會把馬克思的書也用來擦屁股!”

1936年1月,紅二、六軍團長征進入貴州。29日拂曉,紅六軍團十六師作為先頭部隊,在師長周仁杰、政委晏福生率領下,從龍裡快速趕到清水江支流順岩河渡口。這條河雖不寬,但水流很急,必須架橋大部隊才能順暢通過。他們迅速取來十幾匹布結成幾十丈長布繩,由水性好的戰士跳進冰冷刺骨的河中,拉到對岸固定起來。又從山上砍來一些樹條,用藤條扎制成一個個三腳架作為橋墩,但三腳架放入水中,七八個戰士都控制不住,被湍急的水流沖得七零八落。可后續部隊已陸續到達,人員、馬匹和輜重都匯集在狹窄的河谷地帶,擁擠不堪。如果被敵人發現,后果不堪設想。晏福生壓力山大,親自下水指揮,但橋還是沒架成。

王震看著在河裡執著而徒勞地與激流搏斗的戰士們,沖他們大喊:“等著,我給你們請一個軍師來!”不一會兒,張振漢急匆匆地跟著王震趕到河邊。他觀察了一下現場后說:“你們架橋的基礎工作已經做了,現在關鍵是如何把三腳架固定住。”接著他簡單講了自己的想法。王震馬上拍板:“我看行,就這麼干。”大家按張振漢說的辦法,用大石塊綁扎在三腳架的三個支撐部位上,置於水中就穩穩地固定住了,用拉過河的布繩把三腳架拴牢,再把一根根木條與一個個三腳架綁連在一起,然后鋪上木板,一座牢固平穩、人馬皆可通過的簡易木橋很快搭建成功。晏福生由衷地贊嘆:“有學問還真管用呀!”王震非常高興:“你認識到這一點就是進步,不要以大老粗為榮,肚子裡裝點墨水才行啊!”

長征一路走來,王震時常關心、照顧張振漢。在一次夜急行軍中,張振漢馱在騾子背上的書箱子掉到深不見底的山崖下找不回來了,其中有他最為心愛的《二十四史》,他懊惱不已。王震知道后一直挂在心裡,后來到了陝北,他買了一套《二十四史》親自送給張振漢。

蕭克與張振漢

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是紅軍中著名的儒將,與同是儒將的張振漢交往自然更多一些,兩人常在一起談古論今,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

1935年8月,紅二、六軍團打破敵人的“圍剿”后,回師根據地休整,開辦了紅軍學校,蕭克兼任校長。學校有800名學員卻缺少教員,蕭克想到張振漢軍事技術水平高,打算安排他任教。但有人反對:“打敗仗的人怎麼教打勝仗的?”蕭克據理力爭:“軍事技術沒有階級性,一般戰術原則,如行軍、組織戰斗、協同作戰以及地形地物利用等都是軍事科學,不管紅軍白軍都要用。張振漢的長處我們應該利用。”賀龍支持蕭克的意見。但張振漢的態度有保留,說自己是戰俘,不便給紅軍講課。蕭克反復做工作說服了他。

張振漢換上了一套紅軍軍裝,走進了高級班教室。班上的學員都是紅軍營以上干部。講課中,張振漢說軍事理論是一門科學,在實戰中軍事理論運用得好與否,直接關系到戰爭的勝負。這時學員中有人發問:“有個問題 想請教一下,講理論你張教官一套一套的,可為什麼你卻讓我們這些不懂什麼‘理’呀‘論’的大老粗給活捉了呢?”有幾個學員也跟著起哄:“是呀,張教官還是先把這個給我們‘理論理論’吧! ”引起哄堂大笑。張振漢一張臉窘成了豬肝色,沒等下課就匆匆離開了教室,並托病不去上課。

蕭克親自把張振漢請進教室,叫出幾個“惹禍”的學員:“龍山打炮時,怎麼沒見你們搶著上呀?說說,打炮怎樣才能擊中目標?”幾位學員面面相覷,搖頭說不知道。“什麼叫射程?”幾位還是搖頭。蕭克向張振漢行了個軍禮,請他解答。張畢恭畢敬地回了一個軍禮,有條有理地進行了講解。

從此,學員們對這位張教官折服了,張振漢也更加用心講課,把自己的軍事知識和作戰經驗全部奉獻出來。他用自己同紅軍打仗的戰例,將深奧的軍事理論闡述得通俗易懂,並親自示范,講解迫擊炮、山炮的性能和操作技能,受到學員的歡迎和肯定。蕭克后來說:“張振漢是當時紅軍學校公認的水平最高的教員。”

11月份,蔣介石集中130多個團對湘鄂川黔根據地進行新的“圍剿”,紅二、六軍團決定突圍長征。長征開始前,蕭克幾次找張振漢詢問國民黨兵力部署情況,並就紅軍突圍方向征求他的意見。張振漢很是感動,紅軍沒把他當外人,他也認清自己的命運已經和紅軍連在一起,保住紅軍也就是保住自己。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關情報,指出國民黨布防的薄弱環節在南邊,紅軍突圍可走南線。紅軍指揮部經過慎重的分析研究,參考了張振漢提供的情況和意見,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線的戰略決策,掌握了長征的主動權。

在長征的隊列中,昔日戰場上的對手成了在長征中共患難的朋友。偶爾有了條件,蕭克自做粉蒸肉,不忘請張振漢來一起“打牙祭”。長征到達延安后,張振漢被安排到紅軍大學任教,當時實行供給制,但張振漢享受了額外的優待,每個月另拿幾塊銀元的“薪餉”。每當他發了“餉”,蕭克就帶上幾個人上他那兒“吃大戶”,到農家買些酒菜“搓一頓”。

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毛澤東在棗園接見張振漢,動員他回蔣管區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回到了蔣管區,任過國軍中將高參,他現身說法向國民黨高官做統戰工作。1948年10月他遷居長沙,加入民革,為長沙和平解放作出了積極貢獻。

全國解放后,張振漢任長沙市人民政府委員,湖南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團結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張振漢每到北京開會,蕭克總要請他到家聚一聚,敘一敘。張振漢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蕭克在回憶紅二方面軍的崢嶸歲月時,經常提及張振漢,晚年還與張振漢的后人保持著交往,對他的兒子張天佑說:“你父親的世界觀的改造是在長征的血與火的斗爭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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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文全、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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