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軍
2016年12月30日07:5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黨史縱覽》2016年第10期，系《黨史縱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一
1933年秋，蔣介石調集了100多萬軍隊和200架飛機，親自坐鎮指揮，對江西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其中，直接用於中央蘇區的兵力就達50多萬人。蔣介石在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幫助下，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術向根據地進攻，試圖一點一點地蠶食掉蘇區根據地的有生力量。到1934年7月，國民黨軍隊先后突破了紅軍的外圍防御，直向蘇區腹地扑來。
此時的中央蘇區到處槍聲連綿，炮聲震天。敵軍31個師數十萬人馬分六路開始向蘇區縱深推進，將整個中央根據地中心區四面包圍。敵軍每攻佔一地，就在各要點修筑碉堡，以密集炮火向紅軍的防御工事猛烈轟擊，掩護步兵發起連續沖擊，逐一摧毀紅軍的防御。
此時，中央紅軍兵力不到10萬人，糧食供給緊張，彈藥極度匱乏，加之半年連續作戰嚴重減員，每個作戰師已不足4000人。面對險惡的敵我態勢，“左”傾錯誤路線領導者博古卻提出“以紅色堡壘對白色堡壘”“不喪失蘇區一寸土地”等錯誤指導口號，粗暴地否決了毛澤東的“跳出敵人堡壘圈，以靈活機動的外線作戰大量殲敵，粉碎敵人‘圍剿’”的正確主張。紅軍實際最高軍事指揮者、共產國際德籍軍事顧問李德更是不顧紅軍反“圍剿”的實際，用軍事教條主義跟他的德國對手打起了“以堡壘對堡壘”“分兵把口、御敵於國門之外”的消極防御戰，致使紅軍遭受慘重損失。僅在1934年4月的廣昌保衛戰中，紅軍就傷亡5500多人。而分兵迎敵又使各路紅軍由節節抵抗變成節節敗退，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二
1934年9月下旬，正當紅軍與國民黨軍激烈鏖戰之時，蔣介石在江西九江邊的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在第五次“圍剿”的基礎上重新調整部署兵力，並在德國軍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將軍的策劃下制定了一個最后徹底“剿滅”中央紅軍的“鐵桶計劃”。
“鐵桶計劃”准備集結150萬大軍、270架飛機和200門大炮，以“分進合擊”“鐵壁合圍”的新戰術徹底圍殲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其實施方案確定以“赤都”瑞金為最終目標，各部隊按指定時間、地域實行向心攻擊，在距瑞金150公裡處形成一個大包圍圈。在四周構建起30道鐵絲網和火力封鎖線，最后將紅軍主力壓迫到很小范圍進行決戰。為防止紅軍突圍，還計劃配備1000輛軍用卡車快速運送部隊實施機動截擊，以求在1個月內將中央蘇區的紅軍徹底消滅。為隱蔽作戰企圖，計劃還要求12個師的先頭部隊在大包圍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蘇區四周搶佔地盤，不斷與紅軍保持糾纏，用假象造成紅軍判斷失誤，以達成“鐵桶作戰”的突然性。
這份“鐵桶計劃”策劃得極為嚴密，僅闡述文件撂起來就有幾斤重，內容有國民黨軍的“剿匪”總動員令、各部隊戰斗序列、兵力部署、進攻路線、作戰圖表以及蔣介石的“剿匪守則”等。蔣介石對“鐵桶計劃”抱有極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發表講話說：“剿共大業，畢其功於此役！”為防止計劃泄密，蔣介石命令在每份文件上都標注上“絕密”字樣，並編排了序號，所有官員都必須按編號簽字領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嚴格。
然而，就在會議結束的當晚，“鐵桶計劃”的全部絕密材料就落到了共產黨人手裡，並很快送到了中央蘇區。黨中央在看到“鐵桶計劃”后，迅速採取措施實行戰略突圍轉移，使中央紅軍在敵人“鐵桶合圍”之前及時跳出包圍圈，脫離了險境。
三
蔣介石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份嚴格保密到滴水不漏的“鐵桶計劃”會很快被共產黨人全部掌握，更想不到送出這一機密情報的人竟是他剛剛任命不久的國民黨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廣東省英德縣人。參加過著名的黃花崗起義、護國討袁、討伐陳炯明和北伐戰爭，歷任團長、旅長、師長，在國民黨內素來為人正直，富有正義感，被尊稱為“莫大哥”。
北伐戰爭結束后，莫雄被蔣介石以少將參議虛銜剝奪軍權。1930年，莫雄通過宋子文在財政部謀個閑差。在赴上海時，他巧遇部下、中共黨員劉亞佛，經劉介紹，莫雄認識了中共黨員項與年，並與周恩來、李克農建立了聯系。他曾幾次提出入黨要求，但經黨組織的說服繼續留在黨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通過昔日熟友、時任蔣介石侍從秘書長楊永泰的關系，出任贛北第四行政專署專員兼保安司令。到任前，莫雄趕回上海找到中共黨組織秘密磋商，將項與年、盧志英等10余名秘密黨員組成的德安地下特工小組成員作為“袍澤部下”帶到江西，安排在專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職，有幾人還被他通過楊永泰安插到蔣介石的南昌行營。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關乎中國革命命運的大事。
“鐵桶計劃”於1934年7月出爐，同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開軍事會議，安排部署具體實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參加了會議。
這次會議有200多名與會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東5省的省主席，部隊的司令、軍師長、高級參謀，會議由蔣介石親自主持，楊永泰負責具體事項。按照職務，莫雄尚不夠級別與會。他能與會的關鍵，是因以前與紅軍作戰的“戰績”獲得了蔣介石的信任。莫雄任江西贛北第四區“剿共”保安司令后，在秘密黨組織的安排下，當地紅軍偽裝被莫雄“擊潰”，實際上轉移到其他地方去了。當“捷報”傳到蔣介石那裡時，他還通報表揚了莫雄：“傳令嘉獎，考成第一”。因為這個背景，莫雄被特邀出席廬山軍事會議。
6天的會議一結束，莫雄就帶著全套的“鐵桶計劃”下了山。在專署保安司令部裡，莫雄把整個“鐵桶計劃”交給了中共聯絡員、保安司令部機要秘書項與年及參謀長盧志英和劉亞佛細看。從他們當時的反應，也看出這個計劃的可怕。莫雄焦急地對項與年說：“你趕快想辦法交給你們的上級，萬萬不可耽擱！”項與年接過這份關乎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絕密情報，激動地對莫雄說：“莫大哥，謝謝你！我代表共產黨感謝你！紅軍不會忘記你！”
四
項與年拿到情報后深感事關重大，於是立即與秘密黨員劉亞佛、盧志英商量。大家認為，這份情報太重要了，不能有一點閃失，決定由項與年本人親自將情報送出去。這也是考慮到中央蘇區一帶的老百姓大都是客家人，而項與年會講客家話，路上便於掩護。
3人連夜把情報上的敵兵力部署、火力配系、進攻計劃、指揮機構設置等要點用密寫藥水逐一寫在4本學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將整個“鐵桶計劃”密寫完畢。接著，又對沿途敵情進行分析，選擇了一條較為快速、安全到達蘇區的路線：由南昌乘車到吉安，進入泰和，再從山區直插興國、於都到達瑞金。就這樣，項與年裝扮成教書先生帶上絕密情報出發了。
項與年（1896年—1978年），原名項廷椿，福建省連城縣人。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被黨派往國外在華僑中開展工人運動。1927年回國后從事黨的秘密活動，后進入中央特科“紅隊”工作。
黨中央機關遷往中央蘇區后，項與年留在上海擔任與蘇區的秘密情報聯絡工作。當黨派人隨莫雄打入敵營時，他又化名“梁明德”，擔任莫雄保安司令部機要秘書。
項與年帶著情報進入泰和縣山區后，發現敵情遠比預想的嚴重，每個村子都駐有“進剿”的敵軍，進出蘇區的所有道路都被嚴密封鎖，發現可疑之人就立即逮捕。項與年隻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糧和野果山泉充飢。經多天艱難跋涉，38歲的項與年變得骨瘦如柴、滿臉胡須，完全失去了過去的模樣。當他到達興國后，發現敵人封鎖更加嚴密，每個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壯年剛一接近，就立刻被當作“赤匪偵探”抓走。項與年隻得再回到山裡尋找時機。眼看時間一點一點過去，心急如焚的項與年決定不能再等了，哪怕是早一天送到情報，黨中央也能早一點做出應對的准備。情急之下，項與年想出一個辦法，他從地上抓起一塊石頭敲下了自己的4顆門牙。
第二天，雙腮已經嚴重腫脹的項與年，面部變得猙獰嚇人，頭發像蒿草一樣蓬亂，衣服也早已被荊棘刮得破爛不堪，完全成了一個蓬頭垢面、讓人厭惡的老叫花子。他忍著疼痛將4本密寫字典藏在滿是污穢的袋子裡，上面放上乞討來的發餿食物，赤著雙腳下了山。沿途敵軍哨兵見了，很遠就捂住鼻子將他趕走。在這樣的偽裝下，項與年終於穿過層層封鎖，跋涉數天於10月7日到達瑞金。
當勞累過度的項與年看到持槍的紅軍戰士時，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揚著手，用力說：“我要見周恩來……”
紅軍戰士有些迷惑：“你？你要見周副主席？”他們實在想像不出，這樣一個渾身散發著臭味的老乞丐，會知道周恩來！一個干部模樣的紅軍問：“你是干什麼的？你怎麼知道周副主席？”
老乞丐說：“我是地下黨員，有重要事情要見周恩來……”紅軍干部聽他這樣說，立即把他帶回陣地，轉送到團部、師部。師部設在一棟民房裡，忙碌的師首長很快給駐於都的中央軍委作戰值班室打電話請示。值班室的參謀問，他叫什麼名字？
師首長轉頭問：“你叫什麼名字？”
老乞丐說：“我叫項與年。”
不大功夫，作戰值班室來了電話：“立即將項與年送來，周副主席要盡快見到他。”師首長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命令牽來兩匹馬，派出一名干部，將項與年送往於都中央軍委駐地，來到周恩來面前。
周恩來看到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項與年，大吃一驚，忙問：“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
項與年無力地坐在門前的台階上，哆嗦著將4本密寫字典從貼身的衣袋中掏出，遞給周恩來。
在聽完項與年的匯報后，周恩來馬上命令紅軍作戰情報部門將4本密寫字典復原成文字圖表，認真進行分析研究。
五
當“鐵桶計劃”被中央“三人團”（李德為軍事指揮、博古為政治決策、周恩來負責督促執行軍事計劃）傳閱后，他們驚詫之余立刻意識到中央紅軍面臨的極度危險，如不採取斷然措施，紅軍就會很快陷入敵軍重圍之中。這時，中央軍委又收到前方戰報：敵軍已攻擊到興國、寧都、石城、長汀、會昌一線，戰略要地古龍崗被敵完全佔領，整個中央蘇區僅剩下瑞金、於都、長汀、寧都、會昌5座縣城，紅軍在各個方向頻頻告急。情況表明，敵“鐵桶計劃”正在一步步實施。
中央負責人深感形勢嚴重，認為必須搶在敵“鐵桶”合攏之前，迅速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否則后果不堪設想。而在此前，中央也已意識到在內線打破敵人的“圍剿”已無可能，為此，中央軍委命令紅七軍團、紅六軍團、紅二十五軍先行北上西征，並發出“猛烈擴大紅軍3萬”的口號，充實主力部隊，為紅軍戰略轉移做准備。舉世矚目的兩萬五千裡長征，因此比預定計劃提早了整整10天。
早在5月份開始，中央蘇區就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擴紅”突擊運動。據研究者統計，僅在紅軍長征出發前的1934年5月至8月，於都人就獻出糧食79390石。“在當時，這相當於於都全縣30萬人3年的口糧。”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館講解員黃華說。
在1個半月中，於都縣“擴紅”5186名，超過計劃1.3倍。保林區石田鄉黨支部書記蔡桂香，帶領整個支部的黨員集體報名當紅軍。在他們的帶動下，石田鄉這一次報名當紅軍的人數，就佔全區總數的80%。據統計，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於都參加紅軍人數達67709人，佔當時全縣總人口的1/4，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多達1.63萬人。此外，於都人民還安置和保護了1萬余名留在蘇區的紅軍傷病員及紅軍家屬，解除了前方將士的后顧之憂。
經過對敵“鐵桶”計劃和當前敵我態勢的分析，中央倉促做出決定，以中央軍委名義發布戰略轉移的行動命令。
據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館肖迪榕女士介紹：10月8日，紅軍地方部隊奉命接替各線防御，紅軍主力則分別從興國、寧都、瑞金、石城等地向於都地域集結。11日，紅軍總司令部及直屬部隊編組成第一野戰縱隊，中央機關為第二野戰縱隊，由項英、瞿秋白、陳潭秋、賀昌、陳毅5人組成中央分局留在蘇區，並且成立以陳毅為主任、梁柏台為副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和游擊隊堅持斗爭。紅軍代表潘漢年、何長工同廣東軍閥陳濟棠代表楊幼敏、黃質文、黃任寰在贛南尋烏達成了秘密借路協議。
10月17日至21日拂曉，中央第一野戰縱隊、第二野戰縱隊與紅一、三、五、八、九軍團的中央紅軍將士，分別從於都梓山鄉的山峰壩，縣城的東門、南門、西門，羅坳的孟口、鯉魚、石尾、漁翁埠等8個渡口渡過600多米寬的於都河，踏上了舉世聞名的萬裡長征之路。
各軍團行軍任務是：一軍團1.99萬余人擔任突圍轉移的左路前鋒。三軍團1.78萬余人擔任突圍轉移的右路前鋒。五軍團1.21萬多人，擔任突圍轉移的總后衛，在西進征途中殿后。八軍團1.09萬人，擔任突圍轉移的右翼拱衛，隨三軍團路線往西前進。九軍團1.15萬多人，擔任突圍轉移的左翼拱衛，隨一軍團跟進。10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人，以及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紅軍總部等機關，就是從東門渡過於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的。離開中央蘇區參加戰略轉移突圍的紅軍，總計86789人。
在中央紅軍突圍后的第10天，按照“鐵桶計劃”推進的敵軍先后佔領了寧都、長汀、會昌等地，當兵臨瑞金城下時才得知紅軍的主力早已轉移，國民黨部隊的150萬大軍精心鑄造的“鐵桶”，最終成了一隻裂縫漏水的“破桶”。毛澤東在突破烏江后感嘆道：“我們這些人能活著出來，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六
中央蘇區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的消息傳到南京后，蔣介石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緊急調集部隊圍追堵截。但這位頑固反共的委員長直到最后也沒查清究竟是誰向共產黨提供了情報。
中央特科為粉碎蔣介石的圖謀，又將有勇有謀的項與年從長征途中緊急調回上海，派他帶領兩名爆破隊員赴江西南潯鐵路炸毀橋梁和南昌飛機場及油庫，以破壞敵人的后勤運輸線，打亂敵人的“圍剿”作戰部署。
項與年趕回上海接受指令時，曾匆匆回家探望了一眼久別的家人，第二天就同兩位戰友登上輪船前往南京。
然而，這次出師並不順利。他們剛剛到達南京就被國民黨密探逮捕，並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審訊。幸好，項與年隨身帶有國民黨的各種証件，而且他善於同敵人巧妙周旋，終於乘敵人放鬆警惕時逃離看管所。他喬裝商人小心翼翼在各地活動，以防再次被密探逮捕。
一個多月后，上海已進入隆冬季節。一天夜裡，歷經磨難的項與年，趁著朦朧夜色悄然返回上海家中。他雖然逃出虎穴，但身份已經暴露，黨組織指示他隱居家中，不得外出露面，同所有人員斷絕一切交往，前后長達一個多月。
1935年春節剛過，節日歡樂氣氛尚未消失，項與年突然又一次匆匆告別家人，神秘遠行了。這次，他受特科指派到香港從事抗日反蔣統戰工作。不久，上海秘密黨組織遭到破壞，中央特科被迫撤銷，一部分同志轉移至天津組成北方局情報部。項與年也由香港到天津報到，因身份已經暴露，他改名梁明德繼續從事秘密情報工作，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同王世英、汪鋒、南漢宸、習仲勛、李克農等一起，來往於西北軍和東北軍上層人士之間，從事情報、統戰工作。此時，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習仲勛正好擔任關中分區黨委書記和綏德地委書記。兩次共事，兩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在項與年去世多年后，1996年7月，已退居二線的習仲勛為《山路漫漫——項與年的革命生涯》一書作序，他在序言中高度評價當年項與年的“送信”傳奇：“他最為輝煌的一頁，是他和戰友在獲得廬山會議剿共計劃這一重要情報后，為了及時送到中央蘇區，敲掉門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鎖線，日夜兼程，把這一關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報及時送到瑞金，親自交到周恩來手中。其時，正處在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的前夜。”這也是對項與年秘密革命工作生涯的最好概括。抗戰勝利后，項與年隨部隊轉進東北，歷任鬆江省延壽縣縣長，鬆江省建設廳廳長，遼寧省工業廳副廳長，旅大行署農村廳廳長，旅大市農業局局長，東北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高級專員，遼寧省監察廳副廳長，遼寧省政協委員等職。1978年10月2日病逝於福建龍岩。
莫雄於1935年3月調任貴州畢節行政督察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因幫助紅軍順利通過畢節轄區一事被蔣介石所知，蔣大發雷霆，以“守城不力”“通共嫌疑”將莫雄關押於南京軍事處監獄。坐了幾個月牢后，經張發奎、陳誠擔保，莫雄終於獲釋出獄，后改任廣東二十三區游擊司令兼南雄縣長，又將被囚禁的近百名共產黨人釋放出獄。抗戰爆發后，歷任第二挺進縱隊司令、韶關行政督察專員兼“清剿”司令等職。
新中國成立后，莫雄曾任廣東省參事室副主任，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等職。1980年2月12日在廣州病逝，終年89歲。
由於當年絕密情報僅限於中央極少數人知道，而戰略轉移又很匆忙，就連毛澤東等領導人事先都不清楚，因此在黨史文獻中很少提及此事。
但是，歷史永遠不會忘記發生過的事，更不會忘記莫、項二人的功勛。2001年，根據軍旅作家項小米的同名小說改編、知名電影演員於榮光和艾麗婭主演的電影——《英雄無語》，整部影片就是以莫雄和項與年革命英雄事跡及情感命運為創作原型的，從而讓更多的人了解並記住那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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