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2016年12月30日08:1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黨史縱覽》2016年第10期，系《黨史縱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奧托·布勞恩（1900-1974），德國職業革命家。1932年春，蘇軍參謀部為營救在上海被捕的牛蘭夫婦，派他攜巨款秘密來到上海。次年9月，他來到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在黨的會議上，博古隆重推出這位“我們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並為他改名為李德。就這樣，李德從不諳軍事的博古手中接過了紅軍的指揮權。此后，中央紅軍因他的錯誤指揮而遭受慘重的損失，不得不撤出蘇區，實行戰略轉移，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裡長征。從某種意義上說，長征因他而發，而他也是走完長征全程的唯一的外國人。
湘江之戰 李德毫無愧疚
1934年4月，國民黨第三軍總指揮陳誠率3個縱隊12個師，沿湘江兩岸直逼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敵人每向廣昌推進一步就構筑碉堡戰壕，形成嚴實的“堡壘”包圍。在“死守廣昌”和“寸土必爭”的口號下，李德親臨前線指揮督導紅軍執行“以堡壘對堡壘”的“短促出擊”。但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紅軍屢戰失利、步步后退，最后不得不放棄廣昌。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蘇區版圖越縮越小，李德也不得不考慮採用毛澤東游擊戰術，研究如何“一走了之”。他說：“突圍的准備工作從1934年5月開始，此后一直是按計劃進行的。5月底6月初，這個計劃在軍事委員會討論通過並形成決議。”
國民黨大軍已推進到中央蘇區的腹地，興國、寧都、石城相繼失守。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分別自瑞金、雩都（今於都）出發，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准備行進至湖南西部，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以“在華南的湘黔兩省交界地區創建一大片新的蘇維埃根據地”。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長長的隊伍在火把的映照下，迤邐在窄窄的田埂小道上，每個人的心情都像鉛一般的沉重。唯有李德不承認這是失敗后的戰略大轉移，在他看來這只是長期周密准備的軍事行動。晚年他在《中國紀事》中還狡辯說：
“所有參加長征的人，身邊都帶了可以用兩個星期的給養，主要是大米和食鹽。給養用完以后，就隻能和必須通過購買和沒收來開辟地方上的糧食來源了。
這些精確的數字說明，這次行動決不是什麼‘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下的中國》一書中所寫的那樣——‘整個國家的遷移’，也不像毛澤東后來所說的那樣，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這次行動，是一次經過長期周密准備的軍事行動。誠然，它在漫長的過程中帶有一種退卻的性質，這是原先沒有想到的。”
在紅軍悄然撤離蘇區一個月后，蔣介石判斷出紅軍將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於是，他調集幾十萬大軍，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圖消滅紅軍於湘江之側。面對敵人重兵，李德和博古一籌莫展，仍循著以往的戰術，以硬碰硬，戰斗的激烈殘酷實屬罕見。首當其沖的紅一軍團四團政委楊成武后來回憶：“我們每一個指戰員，都深深懂得，此時此刻，每拖一分鐘都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我們邊戰邊退，敵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飛機轟炸，我們每走一步，幾乎都要付出血的代價。”
同樣孤軍血戰的紅三軍團五師，擔任的是掩護中央縱隊和后續部隊渡過湘江的艱巨任務。兩天兩夜的激戰中，紅三軍團十團兩任團長相繼犧牲，政委楊勇指揮全團，付出400多人的傷亡代價。直到得知中央縱隊安全過江后，五師才撤出戰斗。承擔阻擊任務的六師十八團是大部隊過江后最后的后衛部隊。桂軍以3個師的兵力圍攻十八團，十八團幾經沖殺突圍，戰至彈盡糧絕，大部指戰員壯烈犧牲。
紅軍雖然突破4道封鎖線，可卻損兵折將，傷了元氣。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多人。這是蘇維埃運動以來紅軍所遭受的最為慘重的損失。
紅軍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令包括博古在內的高層領導無不感到痛心，可是，唯有李德一點也沒有為自己錯誤的指揮而愧疚，相反認為：“盡管在突圍的最后階段損失這般嚴重，但中央紅軍仍在1934年12月中旬——出發兩個月之后順利地沖過了在德國軍事專家看來不可攻破的國民黨層層封鎖。”
通道會議 李德開始賦閑
渡過湘江后，李德注意到已經賦閑坐了冷板凳的毛澤東又開始“顯山露水”，指點江山了。他指責毛澤東“不顧行軍的紀律，一會兒呆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呆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看到紅軍極為危險的境地，毛澤東十分著急，確實在干部和戰士中做思想工作，意在挽救危在旦夕的紅軍。
穿過老山界，部隊來到湘黔邊界的通道。12月12日，中央根據張聞天、王稼祥和毛澤東的建議，臨時決定召開緊急會議，商量解救當前危局的對策。李德在會上仍然堅持“與二軍團建立聯系。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反對的意見，力主西進，避開北線重兵阻攔的“口袋陣”，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王稼祥、張聞天和周恩來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意見。李德見原定的行軍路線被否決，心中很不是滋味，立刻沉下臉來，以生病為由，中途退出了會場。
會后，紅軍徑直向貴州前進。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會后，周恩來向病中的李德轉述會議的決定，沒想到沉不住氣的李德沖著周恩來嚷嚷：“你們早就串通好了，陰謀反對我，反對中央和國際！”一向謙恭忍讓的周恩來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拍著桌子“回敬”道：“李德請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過分了！”他們之間激烈地爭論著，就李德的指揮權及責任問題，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這時，所謂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團”已是名存實亡。博古面對黨內爭論失去方向，迷茫無措，李德因病而被晾在一邊。病中的他顛簸於馬背上，閑來無事，常常處於深深的思考之中。他多少意識到原定路線的不妥，可偏執虛榮的他，又偏偏要在這兩條毫不相干的路線之中，尋找共同之處，從而為自我辯解。他說：“渡過烏江，消滅較弱的貴州省軍隊，解放烏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義城為中心的地區﹔然后在這個地區建立臨時根據地，尋求同蔣介石向前推進的軍隊進行戰斗的時機。雖然這個方案，除去最后一部分，大體上符合毛澤東在以前的談話中所表示的意見。……向遵義繼續進軍的方案，同我的建議並沒有什麼區別。”
通道會議后，他已經基本賦閑，無事可做。但凡軍事上的決策，周恩來多與毛澤東等商量。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一個叫猴場的地方召開會議，重申黎平會議的精神，並針對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個人包辦的狀況，作出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李德也就是從這一天始，被正式取消了軍事指揮權，成了名副其實的閑散之人。
茅台小鎮 李德痛飲一場
李德對自己被漸漸邊緣化十分不滿，他也不能接受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所有責任都歸咎於他。在遵義會議上，他極力為自己辯解說：
“你們都說我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總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軍委，強加給紅軍和蘇區，才造成了失敗。但是，我作為一個外國顧問，既不能直接給你們下命令，又根本不懂中文，同外界也沒有什麼聯系，我自己能做到這一切嗎？我不是僅僅提過一些建議嗎？對於我的建議是不是採納，怎樣採納，本來是你們自己的事，可以由你們自己來決定。結果你們自己打了敗仗，搞壞了事，反而都來責怪我，這怎麼行呢？”
這些辯說並沒有人去理會，於是，他又把自己的“下課”，全部歸咎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農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義的情緒”，對他這個“馬列主義干部”的非難。他當然看不懂遵義會議的選擇，是在革命生死關頭的唯一正確的選擇。這些本是公私分明的原則問題，他偏偏個人意氣，說什麼張聞天、王稼祥這些“國際派”，被毛澤東“拉到自己一起”，就是一向被李德看好的博古，也選擇了“繼續同毛澤東合作”。此時的他好不孤獨，真所謂“煢煢孑立，形影相吊”。
毛澤東原打算在最好對付的滇軍地盤上渡江北上，可計劃不如變化，北上不成又折回貴州。站在一旁觀察的李德冷嘲熱諷道：“以致經過某些村鎮，達兩三次之多。”他還想出一個“高招”，那就是乘此“尋找有利渡江地點”。因為，在他看來敵人“構筑堅固的堡壘體系，充其量不過是一般的野戰工事”。隻要突破敵人的“野戰工事”，就可以過江，就可以“打破蔣介石的圍困計劃”。他的“高招”並不新鮮，仍然是硬碰硬的戰術。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隨軍來到赤水河畔的茅台鎮。這裡出產聞名於世的茅台酒，幾乎村村寨寨都有糟坊酒肆，那陣陣酒香扑鼻而來。據董健吾撰文回憶：紅軍找到“義成老燒房”，隻見闊綽的西式建筑內，擺放著百余口大缸，盛滿了“異香扑鼻的真正茅台美酒”，他說：
“開始發現這酒坊的士兵，以為‘滄浪之水可以濯我足’，乃酒池生浪，異香四溢，方知是酒。可惜數缸美酒，已成腳湯。事為軍事顧問李德所聞，（李德素嗜酒）即偕數人同往酒坊，一嘗名聞環球的茅台美酒。他們擇其中最為年遠的一缸，痛飲了一場，至於醉，才相扶而出。臨行時，他們又將是類佳釀帶走不少。”
喝慣了威士忌、伏特加的李德，怎敵茅台的酒力。況且，他此時此刻正是愁腸百結，郁郁寡歡，原本想借酒消愁，何曾想抽刀斷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
巴西道上 李德李特之爭
索爾茲伯裡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稱：“在此之后的長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個旁觀者。”這樣一個“旁觀者”的頭腦，一刻也沒有空閑。他對部隊不是“勇往直前”地走直路，而總是“在一條彎彎曲曲的路線上行進”，總是盡量地“回避任何大仗”，感到不可思議。直到南渡烏江，佯攻貴陽，直逼昆明，突然出現在金沙江畔，他才清醒些許，再也不抱怨走了許多冤枉路。紅軍渡過金沙江后，他也一改以往的態度，不無公正地說：
“渡過金沙江以后，在戰略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比較有利的局勢。首先是擺脫了蔣介石的追擊部隊，通往北方的道路暢通無阻了。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敵人企圖逼迫我軍繼續向西、向不毛之地的西藏高原移動，我們不能讓敵人得逞，而要盡力回到漢族居住的中國內地去。我們所做的這個軍事決定正是為了這個目的，它的正確性以后也為二、四軍團（應為二、四方面軍）的痛苦經歷所証明。”
在懋功與四方面軍會師后，他看出了會師后的危機。在見到張國燾后，這種認識就更具體化了。他說：張國燾“顯得很自負，看來已充分意識到了他在軍事上的優勢和在行政上的權力”。他斷言張國燾將會以此要挾，一場新的政治危機就要來臨。會師后，中央紅軍改稱一方面軍，以示與兄弟部隊的平等地位，並將兩個方面軍混編為左路軍和右路軍。兩個方面軍的紅軍學校合並為全軍性的紅軍大學，李德將之稱為“聯合軍事學校”，與軍委縱隊一起，隨右路軍行動。考慮到李德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的背景，中央讓他去紅軍大學任教。
隨右路軍終於走出草地，他們在一個叫巴西的村寨宿營。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們被突然叫起，向北急行軍。天色漸亮時，隻見隊伍的后面，幾位四方面軍的干部策馬趕來，邊追邊喊：“四方面軍的同志不要走，全部跟我們回去！”“紅軍同志不要跟毛澤東、周恩來走，他們是北上逃跑的機會主義！”“跟張國燾主席回去，到成都去吃大米！”來人是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留過蘇，和李德熟悉。行進中的隊伍，聽到李特的鼓惑，一時停了下來。當時在現場的閻捷三將軍在他的回憶中，如實地記述道：
“正在這個時刻，一個大個子突然疾步上前，攔住了李特，說了三言兩語，就把他從馬上拉下來，兩人對吵了起來。我認出來，這個大個子，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德國人李德……”
“二李之爭是因為李特來傳達張國燾的命令，要把四方面軍的同志帶走，不再北上了。李德不許他胡鬧，要拉他去見毛澤東同志。並再三說明，北上抗日是正確的方針，不經毛澤東同志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隊拉走，而李特執意不去見毛澤東同志。”
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后，斯諾採訪過李德，斯諾說：“他（李德）在保安向我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多少年來，大凡提及中國長征，無不提及李德，功過成敗，毀譽是非，議論紛紜，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是外國人中唯一走完長征全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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