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
2017年01月04日08:2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含圖片）原載於《黨史博覽》2016年第11期，系《黨史博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人在孫中山革命事業遇到挫折之時伸出援助之手，毅然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孫中山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改組了中國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推動了國民革命的高漲。
孫中山視共產黨人為改組國民黨的新鮮血液，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兩黨合作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中國工人階級政黨。在其成立之初便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純潔性，要求各級組織和黨員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但中共成立之初力量弱小且處於秘密狀態之中，僅有50余人，一年后召開中共二大時也僅有195人，故必須聯合一切反帝反軍閥的革命政黨。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有著光榮的歷史，雖屢遭挫折但始終沒有放棄革命的旗幟，故成為共產黨聯合的對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鑒於國民黨的廣泛影響力和共產黨力量弱小的客觀現實，提出了聯合孫中山共同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設想。馬林拜見孫中山時建議改組國民黨並接納新生力量，以便組成聯合革命陣線。當他得知孫中山不贊同兩黨平等合作的想法后，建議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以建立聯合革命陣線。
馬林的這種想法並沒有得到共產黨人的贊同。1922年4月6日，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致函維經斯基，詳細闡述了反對加入國民黨的理由：（一）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二）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三）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四）廣東實力派之陳炯明，名為國民黨，實則反對孫逸仙派甚烈，我們倘加入國民黨，立即受陳派之敵視，即在廣東亦不能活動﹔（五）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無加入之可能。
可見，此時的中共中央雖然贊成國共合作，但主張兩黨平等合作，反對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正因如此，中共二大通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明確提出：扶助民主派共同打倒封建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確是必要，“然亦只是聯合與援助，決不是投降附屬與合並”。中共中央所能接受的限度，是召開聯席會議以實行兩黨黨外的平等合作，而不是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
對於中共中央所主張的國共兩黨的平等聯合，“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嚴詞拒絕了，他隻許中共及青年團分子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承認黨外聯合”。共產黨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黨內合作，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決策並要求中共中央執行的。1922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根據馬林的建議通過決議，要中國共產黨以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行兩黨合作。馬林隨即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莫斯科匆匆趕回上海，著力做共產黨人的工作。
8月底，馬林與中共領導人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問題。因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決議的紀律要求，故陳獨秀等人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提議，會議決議：“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保存共產黨，后者對於國民黨內的工作發出指示並領導工會的組織工作。”
中共中央同意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既是為了遵行共產國際關於採取“黨內聯合”的指示，也是為了遷就孫中山關於實行黨內合作的要求。
陳炯明叛變后，回到上海的孫中山正在經歷思想上的劇烈陣痛。他深切地認識到，不能單純依靠武力，而要依靠黨的力量來推進革命事業。但當時國民黨存在著嚴重缺陷，難以擔當重任。這主要體現在：（一）國民黨的組織力量渙散，黨人喪失革命精神，不為主義進行奮斗﹔（二）黨員成分復雜，人格不齊，不少人以入黨為升官捷徑。孫中山痛感必須淘汰黨內“人格非常卑劣”分子，增加新的革命分子，才能加強戰斗力。用他的話說就是：“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孫中山在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接觸中，看到了中國共產黨蓬勃的生機和旺盛的活力，認定年輕的共產黨是可以使國民黨重新振作的新鮮血液。
孫中山雖然對年輕的共產黨予以稱贊，但並不同意與共產黨進行平等聯合，而是主張以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兩黨合作。他明確提出，兩黨合作應以國民黨為核心：“隻許中共及青年團分子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承認黨外聯合。”
孫中山為什麼隻贊同黨內合作而反對黨外合作呢？在他看來，國民黨是中國“唯一之革命黨”，共產黨則人員太少，影響力有限，不具備與國民黨平起平坐的資格，故堅持兩黨聯合要以國民黨為中心，僅僅同意以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兩黨聯合。孫中山解釋採取黨內合作方式的原因時說：“國民黨系我創立之民國唯一之政黨，而共產黨派則為贊成俄國列寧等主義之學者有志一派。國民黨固有加入該派者，然國民黨始終為國民黨，共產派則為共產派，而為其獨特之活動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攜也。”
這樣看來，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孫中山所能接受的實現兩黨合作的方式。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而實現黨內合作，對共產黨來說顯然是為了滿足孫中山的希望而在合作方式上求同。孫中山歡迎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並答應依照民主化原則改組國民黨。
1922年9月初，經張繼介紹和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共領袖首先加入了國民黨。隨后，孫中山指定陳獨秀為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九委員之一，讓他參與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任命李大釗和張繼一起擔任與吳佩孚聯絡的代表。
當李大釗說明自己是共產國際黨員而不能退出中國共產黨時，孫中山明確表示：“這不打緊，你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
共產黨人參與國民黨改組，目的在於改造國民黨，壯大國民黨力量，以推進革命運動的發展。陳獨秀表示：“重建國民黨是我們的職責”，“我們的任務是把國民黨發展到全國去”。認定共產黨人“應當最先竭全力參加促進此國民革命，並喚醒農民，與之聯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以引導革命到底”。
共產黨人對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予以巨大幫助。陳獨秀參與了國民黨改組的籌備工作，還接受孫中山委任的負有“輔助總理”責任的參議之職﹔李大釗始終參與國民黨改組的籌備工作，研究改組計劃，草擬國民黨黨綱和總章草案，深得孫中山信賴。
9月4日，孫中山召集在滬的胡漢民、汪精衛和剛剛加入國民黨的陳獨秀等人舉行談話會，討論改進國民黨的具體設想。9月6日，他指定了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九人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命其負責起草國民黨黨綱和總章草案。
經過三個月的反復討論修改，1923年1月1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公布《中國國民黨黨綱》，明確提出：國民黨是以謀求實現民族平等、民權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義為目標的革命政黨。這是中國國民黨自1919年由中華革命黨改組以來第一次公開確定自己的奮斗目標，標志著孫中山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思想發生了明顯轉變。
共產黨人嚴厲批評孫中山依靠軍閥的幻想，孫中山揚言要把陳獨秀開除出黨
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后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獨立立場，並對孫中山提出了善意的批評和忠告。用陳獨秀的話說就是：“若國民黨與最反動的黑暗勢力（如張作霖、段祺瑞、曹錕等）攜手，或與帝國主義者妥協時，吾人即宜反對之，絕不容顧忌。”
1923年初，孫中山回到廣州設立大本營，重新埋頭於軍政事務之中，以致國民黨的改組工作逐漸停頓下來。1月26日，孫中山發表《和平統一宣言》指出，“為救國危亡計，擬以和平之方法，圖統一之效果，期與四派（即直系、奉系、皖系和西南諸省武力集團）相周旋，以調節其利害”，強調“和平之要，首在裁兵”。該《宣言》反映了孫中山對軍閥仍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故立即受到以陳獨秀為首的共產黨人的嚴厲批評。陳獨秀在《向導》周報上發表《怎麼打倒軍閥》，主張國共兩黨必須對待民主革命的對象———封建軍閥採取一致的政策。
6月25日，陳獨秀與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等新當選的中共三大中央執行委員聯名致函孫中山。他們在信中認為，由於曹錕逼走黎元洪，試圖取得總統地位，遭到上海乃至整個北方民眾的強烈反對，上海各馬路商會已經公開要求組織國民會議解決問題，國民黨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公開出來領導民眾的斗爭，並乘機宣傳自己的主張。他們誠懇地向孫中山建議：“我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結束廣州的戰事，這樣我們才能在國家政局危急之時去勝任我們的主要任務。我們不能囿於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國的工作。我們要求先生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裡去召開國民會議。”他們還建議孫中山建立一支國民革命的軍隊，“這是居於首位的重要任務，唯有您可為之，因為您是四年前護法運動的領導者”。
該信言辭誠懇而又熱切，充滿了對孫中山的崇敬。但孫中山並未採納共產黨人的意見。孫中山在與陳獨秀等人的談話中明確表示：既不會與曹錕等人合作，也不會按照各方建議把國會召來廣州，同時也不會支持上海商人的行動。
據陳獨秀報告，當他向孫中山提出，在國民黨尚未成功地改組並擴大自己陣地之前，如何能夠建立這樣一支軍隊的問題時，孫中山回答說：“黨隻有到緊急關頭才能一馬當先。現在我們必須發展我們的軍事力量，在南方廣東可以建立根據地，然后我們必須設法在東北或西北得到一支軍事力量。靠這些力量的協作將使革命取得勝利。召開國民會議是不可能的。”
對於孫中山的回答，不僅陳獨秀沮喪，而且馬林也同樣失望：“憑這種觀點，就不可能期望國民黨的領袖們會很快採取主動，把國民黨變成一個現代的政黨。”
很顯然，孫中山仍然要走與軍閥張作霖等結盟的老路。這自然引起了共產黨人的不滿和公開批評。
7月11日，陳獨秀在《向導》周報上發表《北京政變與國民黨》，批評國民黨“應該起來統率國民做革命運動，更應該斷然拋棄以前徘徊軍閥之間，鼓吹什麼四派勢力的裁兵會議與和平統一政策”。他在同期發表的《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中質疑道：“若孫中山可以和曹錕攜手，那末，北伐伐誰？那末，豈不是孫中山和陳炯明、沈鴻英走到一條道路？那末，孫中山可以聯曹，何以陳炯明、沈鴻英聯曹便罪該萬死？”
接著，中共中央發表了《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從正面闡述中共的政治見解：“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隻有國民會議才能代表國民，才能制定憲法，才能夠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
陳獨秀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孫中山的公開批評是非常正確的，也是相當嚴厲的。孫中山晚年要求黨員服從自己，不喜歡黨員對其決定提出異議。用他的話說就是：“本總理受之在前，黨人即不應議之於后。”故不能容忍身為國民黨黨員的共產黨人公開批評自己。1923年7月18日，孫中山在與馬林等人進行談話時，突然用英語憤憤地說：像陳獨秀那樣在他的周報上批評國民黨的事再也不許發生。如果他的批評裡有支持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第三個黨的語氣，我一定開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產黨開除出國民黨，我就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
據馬林后來向共產國際報告，孫中山當時說到這個問題時情緒顯得非常激動，以致廖仲愷和胡漢民等個個噤若寒蟬，都悄悄地走開了。隻有馬林還留在那裡努力為陳獨秀進行辯護並強調：“援助問題與共產黨人能否留在國民黨內毫無關系。”
這是孫中山和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的一次直接沖突，表明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接受共產國際關於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后，並沒有放棄對孫中山的批評和忠告，而是以批評的方式推進孫中山的進步和國民黨改組。
孫中山加快改組國民黨，中共以犧牲自身的組織發展為代價致力於發展國民黨組織
實際上，此時的國民黨存在著諸多缺點，急需進行改組。馬林曾致函廖仲愷，集中概括了國民黨的六大缺點：（一）國民黨從不召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二）三民主義的實行日益封建主義化﹔（三）黨隻依靠軍閥，不斷向封建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妥協﹔（四）對許多重大問題，如世界大戰、五四運動、京漢鐵路大屠殺等不領導、不參與，黨沒有成為國民運動的領導者，卻與封建軍閥為伍﹔（五）家長制的觀念代替了黨的紀律﹔（六）違反黨義的現象司空見慣。
孫中山對國民黨存在的這些缺點又何嘗不知？故他盡管對陳獨秀等人的批評一度惱火，但同樣意識到借助共產黨人來改組國民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新任代表鮑羅廷的積極推動下，孫中山加快了改組國民黨的步伐。
1923年10月19日，孫中山在廣州致電國民黨上海事務所，“已委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李大釗為國民黨改組委員”，並囑“密電北京李大釗即來滬會商”。10月25日，孫中山指定包括譚平山、李大釗在內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著手進行國民黨黨員重新登記和建立各地區黨部的工作。李大釗隨即從北京到上海，隨后赴廣州與孫中山具體研究有關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事宜，並督促孫中山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國民黨改組的籌備工作逐步就緒。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以國民黨總理身份擔任大會主席，李大釗被推為大會主席團五名成員之一。共產黨人譚平山代表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做了報告。大會確立了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實現了對國民黨的改組。
孫中山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予以充分信任和高度重視。中共及青年團總人數雖然僅佔國民黨在冊黨員人數的2%，但出席大會的代表人數卻佔全體代表的10%﹔大會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25人，其中有共產黨員身份的有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等3人﹔候補委員17人中有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等7名共產黨人。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職的有組織部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農民部部長林祖涵、秘書彭湃，工人部秘書馮菊坡等。
國民黨派赴各省市建立黨組織的負責人多為有共產黨員身份者，如熱河的韓麟符、江蘇的張曙時、湖北的劉芬、浙江的沈定一、山西的韓麟書、湖南的夏曦、直隸的於方舟等﹔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有毛澤東、惲代英、羅章龍、鄧中夏、沈澤民、王荷波、向警予等﹔北京執行部有李大釗、於樹德、蔡和森、王盡美、何孟雄等﹔漢口執行部有林祖涵、李立三、項英、劉伯垂、林育南等。
孫中山的這種人事安排，既表明了他對共產黨人的信任和重用，也反映了他利用中共發展國民黨組織的想法。
共產黨人沒有辜負孫中山的信任和重用。李大釗代表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中共代表鄭重聲明：“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
國共合作初期的共產黨人，積極支持孫中山創建黃埔軍校，不僅從全國各地選派優秀的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踴躍報考軍校，而且派周恩來、聶榮臻、蕭楚女、葉劍英等人擔任軍校教官，培養了大批的優秀軍事政治人才。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創辦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后培訓了六屆學員，培養了大批農運骨干，推動了農民運動的開展。共產黨人支持孫中山收回廣州“關余”，平定商團事變，鞏固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並發起國民會議運動，支持孫中山北上，推動了國民革命走向高漲。
不僅如此，國民黨各級部門內的共產黨人將主要力量放在發展國民黨各級組織上。據統計，在共產黨人的積極努力下，國民黨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國范圍建立起區、省、市、縣各級黨部，開始了大量發展黨員工作，僅北京執行部一年間就發展黨員上萬人。到1925年底，國民黨黨員總人數發展到40萬人。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組織的發展卻陷於停滯。據阮嘯仙報告：廣東共產黨人已經完全淹沒在國民黨的組織宣傳工作之中了。譚平山則報告：我們在廣州的干部總共隻有30多人，而國民黨在一大召開前全市12個區隻組織起12個支部，而現在已成立了9個區委，64個支部，擁有黨員7780多人﹔我們在5個區委和13個支部中擔任重要工作，而干部人數卻沒有增加，黨員的發展幾乎停頓。
從全國范圍看，1921年7月中共成立時黨員50余人﹔1922年7月中共二大時黨員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中共三大時黨員420人，一年增加1倍多﹔到1924年5月，中共黨員基本上沒有增加。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是由於共產黨人將主要精力放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上了。中共以犧牲自身的組織發展為代價，求得國民黨組織的迅猛發展。共產黨人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雄辯地証明：“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
孫中山在國共糾紛中充當著調停角色，與陳獨秀、李大釗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國共兩黨因共產黨人跨黨所引起的糾紛，早在1922年底就開始顯露。面對不斷增加的兩黨糾紛，孫中山扮演著居中調停的角色。
1923年11月29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鄧澤如等人聯名上書孫中山，指責本黨改組、黨章黨綱等草案“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軍閥宗旨是“使我黨叢結國際之仇怨……在國內斷絕實力派之協助”，“使我黨陷入孤立無援之地。此陳獨秀共產黨對於我黨陰謀之綱領也”。因而反對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並幫助國民黨改組。
孫中山耐心地解釋說：黨綱黨章等草案“為我請鮑君（鮑羅廷）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陳獨秀並未與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他強調：“若我因疑陳獨秀而連及俄國，是正中陳獨秀之計，而助之得志矣。”與此同時，孫中山也強硬地表示絕不會聽任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自行其是，聲稱盡管陳獨秀等已加入本黨，但“陳如不服從吾黨，吾亦必棄之”。為了消除國民黨人對引進共產黨人的疑慮，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專門發表民生主義講演，說明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其實並無根本分歧：“我們老同志，亦認定民生與共產為絕對不同之二種主義，於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諸民生主義之真諦，雙方均屬誤解。”他強調：“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沖突，不過范圍有大小耳。”但國民黨人對於這種說法仍舊表示懷疑：既然共產黨員服從本黨三民主義，為何不退出共產黨？因此，會上圍繞是否容許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依然引起了激烈爭論。
李大釗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大會上嚴正指出：“我們對於本黨實應負著二重的責任，一種是本黨黨員普遍的責任，一種是為本黨聯絡世界的革命運動以圖共進的責任。”他還鄭重聲明：“本黨總理孫先生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
據何香凝回憶，孫中山曾對一些反共分子說：“你們怕共產黨，不贊成改組，可以退出國民黨呀！”還說：“你們不贊成改組，那就解散國民黨，我個人可以加入共產黨。”張繼多次在總理面前反對改組，“孫中山當時甚至想開除張繼的黨籍”。有一天晚上開會，張繼無理取鬧，“孫先生還叫衛士長馬湘把張繼帶出會場，軟禁了一晚”。
孫中山一面批評國民黨右派阻止其容納共產黨，一面也對他們進行耐心的解釋。孫中山一方面歡迎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另一方面同樣警示共產黨，強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差別。
孫中山雖然在國民黨改組后任命了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職，但同時也任命對共產黨人深懷疑懼之心的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和謝持等五人為中央監察委員。
國民黨一大結束后，劉成禺、馮自由、徐清和、謝英伯等人秘密集會，商議如何應付共產黨問題。鮑羅廷得知消息后堅決要求孫中山查辦，但孫中山並沒有對他們進行懲戒，只是循循開導而已。
不僅如此，當漢口執行部因國共兩黨糾紛停止活動后，孫中山特派劉成禺前往辦理，表示了對國民黨右派的重用。當劉成禺強調共產黨人跨黨居心不良時，孫中山則解釋說：“共產黨能守吾黨范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再次表達了對共產黨人的“默化”意圖。
孫中山對國共兩黨的中立調停態度，在1924年的“彈劾共黨案”中得到了集中體現。1924年6月，國民黨人從上海得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抄本和一些中共黨內文件，從中發現中共不僅在國民黨內有黨團活動，而且有在國民黨左派中發展黨員、擴展自身組織的目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等人聯名向孫中山提出了“彈劾共黨案”。8月19日，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討論“彈劾共黨案”。力主調和國共糾紛的孫中山發表演說，嚴詞訓斥了那些繼續鼓噪的老國民黨員，並下令開除了公開組織反共活動的國民黨元老馮自由黨籍。但會議同時決定在國民黨中央設國際聯絡委員會，要求共產黨人將其所進行的有關國民黨之活動進行通報。孫中山此舉意在警示並限制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活動，以顯示自己對國民黨右派和共產黨人的不偏不倚。
實際上，孫中山對國民黨一大后國民黨的變化是欣慰的，對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各級部門中勤奮工作的表現和成績是滿意的，因而他更加堅信自己引入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決策是正確的。他斥責那些反對共產黨人的國民黨右派說：“爾等不奮斗而妒他人之奮斗，殊屬可恥。彼等破壞紀律，吾自有辦法，與爾等何干？”
孫中山晚年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盟友關系，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黨人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宋慶齡寫道：“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在同共產黨進行合作以后，李大釗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他一回到華北以后，就擔負了國共兩黨在那個地區的領導任務。孫中山在見到這樣的客人后常常說：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爭中他能依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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