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坤靜
2017年01月04日07: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黨史縱覽》2016年第11期，系《黨史縱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一直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開國大將譚政，是10名大將中唯一以部隊政工業績突出而被授此殊榮者。早在井岡山時期，他就奉命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有幸從領袖身上學到了許多寶貴的東西，得到了良好歷練，提高了政工才能。
起義結識老同學
1927年9月，譚政作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改編自軍閥朱培德的江西省陸軍暫編第一師）團部書記，隨部隊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失利后，工農革命軍余部向井岡山轉移，於9月29日抵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時，已由起義初的5000人銳減到不足1000人，建制嚴重不全，官兵士氣低落。毛澤東連夜主持召開會議，作出3項決定：一是將部隊由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實際上僅有第一、第三2個營，共7個連隊，譚政被編入由多余的干部組成的軍官隊﹔二是將黨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首次為工農革命軍建立了集體領導制度﹔三是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
經三灣改編后，工農革命軍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繼續向井岡山開進。在寧岡古城，因行軍途中情況險惡，故毛澤東決定兵分兩路，左路由自己率領，包括第三營、第一營的第一連，加上團部特務連和軍官隊。當左路部隊抵達江西遂川的大汾宿營時，於10月24日凌晨突遭反動民團圍攻，大家按上級指示分散往荊竹山方向突圍。譚政沖出包圍，趁著大霧向北邊的大山狂奔，在大山坳附近的山上喜遇特務連黨代表羅榮桓。他們兩個早在秋收起義前就熟識，因而當譚政急切地想知道毛澤東的情況時，羅榮桓便指著荊竹山前的一個村子說：毛委員在那裡等著隊伍。
一見到毛澤東，羅榮桓便向他介紹說：“這是譚政，軍官隊的。”
“噢，軍官隊的也來啦，好啊！”毛澤東一邊緊握著譚政的手，一邊上下打量著他，問道：“你是哪裡人？”羅榮桓接話說：“他是湖南湘鄉的。”
毛澤東滿面春風地對譚政說：“我倆都是湘潭的，湘鄉、湘潭可是鄰居喲，這一次我們叫肖家璧打了個偷襲。這一仗也好，把我們3個湘人打上井岡山嘍。我們三人，湖南三湘，同飲湘江水成人，同走一路上井岡。”
10月末，在農民武裝首領王佐的接應下，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余部順利抵達井岡山，開始休整訓練。軍官隊被改為教導隊，譚政也下連隊投入緊張的軍事訓練。不久，經一營黨代表宛希先等二人介紹，21歲的譚政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天晚上，毛澤東將結束了訓練的譚政找來拉家常，當得知他畢業於湘鄉縣立東山學堂（又稱縣立第二高小）時，便興奮地說：“你是從東山學堂畢業的，我也是東山學堂的畢業生，那麼我們就是同學哦！”
譚政連忙說：“不，你應該是我的先生。”
毛澤東糾正說：“哪能這麼說呢？同學就是同學嘛！我是東山學堂的戊班，算你的師兄，你是哪班的？”
譚政回答說：“我是十六班的，陳賡是九班，我比他晚幾年。”
了解到譚政畢業之初曾在家鄉任教，后經陳賡引薦，投身於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總部特務營，相繼擔任連部文書、營部書記官，因而有些熟識的同志便直呼他為“師爺”的經歷后，毛澤東說：“叫你師爺，說你是有知識的武官。我們都是知識分子，不管師爺也好，書記官也好，革命的，要在中國實行工農武裝革命，就要好好向工人、農民、士兵學習，在革命斗爭中好好鍛煉自己。”
當得知陳賡就是譚政的妻兄時，毛澤東饒有興致地問道：“那麼你的岳父就是陳紹純老先生？”
“是啊。他老人家一直很看重我，把我當作他自家人。”
“譚政，那你原來的名字是不是叫譚清河？”
“我原來的名字比較封建，叫譚世銘，學名叫譚清河，我到漢口見到陳賡后，陳賡建議我說，加入國民革命軍要有一個新的面貌，我就改成了現在的名字。”
“難怪啦，你老岳丈陳紹純先生給我講過他有個女婿叫譚清河。好了，今天對上號了！”
“我岳父也跟我講過你，要我一定找到湘潭韶山沖的毛潤之，見到毛潤之的時候，對他說：湘鄉二都柳樹鋪的陳紹純接受他的主張，把陳賡等幾個兒女都教育成人送去革命了，現在又送來了四婿譚清河。還說，你日后一定能教導指引我走上正道的。”
“你老岳丈是個大好人啊！他樂善好施，同情貧苦人民，支持共產黨人鬧革命。陳紹純先生是革命有功之臣喲，將來革命成功，譚政你領著我去看望他老人家！”
這次促膝長談，既加深了譚政與毛澤東兩人的相互了解，也促進了他們的親密關系。
給毛澤東做秘書
此后，譚政帶著宣傳隊，隨工農革命軍克茶陵、佔遂川，在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工作中不斷得到鍛煉提高。
1928年2月中旬的一天，譚政剛從江西省遂川縣西北重鎮——草林回到井岡山，就被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政治部主任宛希先告知，新任前委書記毛澤東要他去一趟。於是，譚政急忙趕到位於井岡山礱市的毛澤東住所。
一進門，隻見毛澤東正在埋頭批閱文件。抬頭見譚政進來，毛澤東指著旁邊的凳子讓他坐。譚政以為毛澤東要詢問了解草林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后的情況，豈料他親熱地說：你那老岳父可是對社會、對革命有貢獻的人嘍！去年的上半年，我在湖南家鄉搞農民運動考察的時候，也到湘鄉去了，見到了陳紹純先生，陳先生還對我說，他把大兒子陳賡打發出去了，二兒子、三兒子也去鬧革命了，這不，女婿譚世銘近日也去漢口投奔國民革命軍了！緊接著，他又詢問了譚政以前當小學教師和在軍隊任書記官的情況，然后說：你這個書記官不錯嘛，三灣改編被編到軍官隊，不少人跑掉了，你沒有跑，上了井岡山，還入了黨。我聽希先同志講，你的古文基礎好，字也寫得工整，也算咱們工農革命軍一位秀才啊。我看你就到前委來做書記官吧。
到工農革命軍指揮部工作，這令譚政驚喜萬分，他立即站起來，表示現在就去前委報到。
毛澤東忙笑著示意他坐下，說：“哈哈！前委就在這兒，我一個書記，加上你一個秘書，還有個警衛員楊開富同志。從今天起我們同甘共苦同舟共濟了。我在裡屋，你就在這外屋。向老鄉借張桌子和一把凳子，再借一塊門板搭個鋪一塊工作，一塊生活。”繼之，他又半開玩笑地說，“譚政同志，可別忘了咱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啊！借了老百姓的桌子、凳子和門板，走的時候要歸還，損壞了要賠償的喔！”
把一切安頓好了之后，譚政走進裡屋向毛澤東請示對近日工作的安排，但毛澤東卻要他講一下在草林、左安一帶搞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聽完譚政有條有理的匯報后，毛澤東連聲稱贊：“搞得好，搞得好！”
2月17日，譚政隨毛澤東來到茅坪，在攀龍書院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專門研究部署攻打新城的事。在會上，毛澤東首先具體細致地分析了敵我力量的對比，然后提出了“圍三缺一，網開一面”的戰略部署，得到大家首肯。會后，譚政奉命跟團參謀長朱雲卿學習起草攻打新城的作戰命令。從此，他得以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學習軍事工作了。
當晚，工農革命軍根據新城東南北三面環山，西面平坦低窪的地形特點，以少數兵力在東、南、北山崗布設陣地。山上遍插紅旗，滿山樹立著穿軍裝的稻草人，人聲喧嘩，戰馬嘶鳴，造成重點圍城態勢。而主力則埋伏在西面大路兩旁的密林中，靜待敵人上鉤。隨著指揮員一聲令下，但見東、南、北三面我軍殺聲震天，槍“炮”（洋鐵桶裡放爆竹）齊鳴。城內敵軍見狀，慌忙朝著他們發現的目標開槍放炮。這一切，被站在新城南面棋山上的譚政和毛澤東看得一清二楚。
正當戰事激烈時，毛澤東突然向譚政要來紙和筆，匆匆將紙墊在膝蓋上寫了3張條子，讓譚政速交傳令兵分送到攻城部隊。這3張條子是毛澤東適時調整戰術的命令：其一命令攻擊南門和北門的一團三營進行佯攻，以吸引敵人兵力火力﹔其二命令一團一營集中兵力，採用“火攻”戰術猛攻東面朝陽門，突破敵防線，以迫使敵人向西逃跑﹔其三命令二團一營趁敵人混亂之機全線出擊。這3道命令落實后，工農革命軍很快便全殲守敵，並活捉了寧岡縣敵縣長。
新城大捷后，寧岡工農兵政府在礱市成立，這是繼茶陵、遂川之后成立的第三個工農兵政府，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新局面。從此，工農革命軍一邊深入發動組織群眾，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一邊開始軍事整訓。
一天，譚政正在謄抄一份文件，忽見一個五花大綁的青年軍官被押送進來。他仔細一看，不禁大吃一驚：這不是跟自己一同參加秋收起義、一起上井岡山的軍官教導隊副隊長陳伯鈞嗎？遂趕緊進裡屋向毛澤東報告。
原來，在訓練中陳伯鈞的槍不慎走火，打死了教導隊隊長。為此，毛澤東立即主持召開了前委全體委員會議，譚政列席會議做記錄。
在會上，大多數前委委員認為按照打死人償命的規定，應馬上處死陳伯鈞。聽完大家的意見，一直沉默不語的毛澤東最后發言：陳伯鈞致死人命，是槍不慎走火造成的，純屬意外，情有可原，加之教導隊隊長已經死了，再殺掉陳伯鈞也於事無補。在毛澤東的耐心說服下，經過再次討論，前委會最終決定對陳伯鈞從輕發落。誰也沒有料到，這一決定竟為后來的新中國保留了一位上將。當晚，譚政深有感觸地對身邊的同志說：“毛委員這種處理辦法，教育了我們多少同志啊！”
3月初，受到“左”傾思想影響的中共湘南特委對毛澤東進行批判，並撤銷了前敵委員會，成立“師委”，毛澤東改任師長。這樣一來，譚政的前委秘書一職自然不復存在。但他依舊與毛澤東住在一起，一道工作。
4月28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的兩支部隊在寧岡礱市勝利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任軍長，毛任軍黨代表。不久，毛澤東又恢復了前委書記一職，並兼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等數職，肩負的擔子更重了，熬夜的時候更多了。譚政也陪著他熬夜，將毛澤東撰寫、修改的報告或決議等文稿，抄了改，再改再抄，從中逐漸領悟了毛澤東的深邃見解，學到了他考慮和解決問題的獨特思路。
1928年8月，由於湖南省委的錯誤領導，紅四軍遭受重大損失，史稱“八月失敗”。經歷“八月失敗”以后，時任紅四軍第二十八團團長的林彪致信毛澤東，提出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這正是當時紅軍中一度彌漫的悲觀失望情緒的突出表現。毛澤東遂有針對性地撰寫了《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被該會審議通過。這一決議案以湘贛邊界五縣和茶陵特區為樣板，提出了農村根據地建設、發展應注意的問題和工作方針，在對井岡山根據地創建以來經驗教訓進行認真總結的同時，也解答了林彪的疑慮。參與這項工作的譚政后來回憶說：“當時謄抄的毛澤東同志改寫的湘贛邊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起了重要作用，應當稱之為黨的歷史文獻。這個決議案的形成，也不是一次改就的，尤其是毛澤東同志親自寫的第一部分，就修改了幾次，每改一次，我謄抄一次，等於學習一遍，對我的教育特別深刻。這個決議案第一部分的題目叫做《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改題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一次，在跟譚政談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如何才能得到鞏固發展並有哪些經驗教訓時，毛澤東說：“你還記得工農革命軍打下茶陵后，犯了不做群眾工作、不打土豪籌款的錯誤嗎？他們不懂得工農革命軍除了打仗消滅敵人，還有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的任務哩，說這是地方政府的事。而當時我們成立起來的縣政府呢，還是沿用國民黨舊政府收稅、告狀、過堂一套官僚老辦法，不替人民群眾說話、撐腰、辦事情，還能不失敗？有失敗，才會有成功。譚政，你相不相信這個話？”譚政聽了一個勁地點頭。
1929年1月，為了粉碎湘、粵、贛三省國民黨軍閥部隊聯合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的第三次“圍剿”，毛澤東在寧岡縣的柏露村主持召開會議，作出了紅軍主力撤離井岡山，轉進贛南、閩西，以便調動敵人，在更廣大的地區同其展開游擊戰的軍事部署。散會后，毛澤東連夜起草了《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交譚政立馬印制。譚政對這一通俗易懂、言簡意賅的布告愛不釋手，連看幾遍，將幾處不易辨認的字改工整了，便組織人手刻印。
及至印完了布告，夜已深沉。毛澤東告訴譚政，為了加強部隊戰斗力量，要派他去三十一團擔任團黨委秘書。見譚政似乎有點不情願，毛澤東走過來為他點起一支煙，說：譚政啊，你還記得秋收暴動攻打縣城，還准備攻打長沙，打了敗仗那個灰心喪氣的狼狽情景嗎？是不是打了那些個敗仗，還不會使人們認識到攻打大城市的戰略錯誤。也由於吃了敗仗，才逼迫我們上了井岡山。你說是不是？紅軍吃了那麼多敗仗，而能夠發展，井岡山的斗爭那麼艱苦困難，不少人還提出“紅旗到底打多久”，而紅軍的軍心不散，靠的是什麼？
想起前不久幫毛澤東謄抄的那份關於井岡山斗爭的情況報告，譚政立刻回答說：靠的是紅軍的政治工作。除了“支部建在連上”，還有對紅軍士兵的政治教育，對被俘敵軍官兵的改造使用，紅軍內部實行民主主義。毛澤東一聽高興地笑了：你記得不錯，我們剛寫完給中央的報告，政治工作是我們的生命線，這一條，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
1月14日清晨，譚政帶著油印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揮淚告別毛澤東，奔赴新的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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