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兆雲
2017年01月25日08:2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含圖片）原載於《黨史博覽》2016年第11期，系《黨史博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64年，賀敏學（左四）參加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時在天安門前合影
富家子弟鬧革命，獄中籌劃四縣農軍暴動
賀敏學1904年出生於江西省永新縣，家境殷實，因是家中的長子長孫，備受寵愛。1921年就讀於永新縣城禾川中學時，與后來的井岡山“大王”袁文才同窗，情同手足。
賀家原指望賀敏學延續書香，光耀門庭，豈料他生來頑皮好動，讀書長進不大，卻對《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武術一類的閑書饒有興趣，有時還舞弄些棍棒拳腳，練就了一身好氣力。他那豪爽耿直、嫉惡如仇的性格對妹妹賀子珍、賀怡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一次，兩個兵痞在賀家開設的“海天春”茶館調戲老板娘（賀敏學母親）。賀敏學怒火中燒，拿起茶爐上燒得通紅的火剪朝兩兵痞的屁股捅去，痛得他們抱頭鼠竄。賀家知道兵痞們不會善罷甘休，便讓賀敏學連夜外逃避禍。后來，賀家給兩個兵痞賠了不少“袁大頭”，才算平息了報復事件。
賀敏學離家后，拜名師學武藝，練就了一身功夫。關於習武初衷，賀敏學回憶說：“我那時富有愛國熱情，平時又愛看《三國》《水滸》之類忠義救國小說，深受其影響，認為隻有習武才有出路，才能救國救民於水火。”賀敏學練就的一身功夫，在后來艱難曲折、險象環生的革命生涯中，還真是發揮了重要作用。
賀敏學習武出師后，懷著一顆救國救民的雄心，於1925年7月闖蕩省城南昌，投考軍官子弟學校，隨后在北伐前夜加入國民黨。1926年9月中旬，賀敏學引導北伐軍由茶陵經蓮花進入永新境內，趕走盤踞永新的軍閥孫傳芳所部。
攻下永新后，賀敏學當選為國民黨縣黨部常委、商民部部長，並擔任中共永新秘密支部組織的農民自衛軍副總指揮。胞妹賀子珍、賀怡分別擔任縣黨部婦女部正、副部長，和哥哥一樣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第一線。兄妹們在永新被傳為美談，稱為“永新三賀”“賀家三兄妹”。隨著國民黨右派變本加厲地胡作非為，賀敏學深感在國民黨內沒有前途。在國民黨縣黨部副書記長兼行政臨時委員會委員長歐陽洛（共產黨員）影響下，他的思想覺悟不斷提高，贊同共產黨的主張，義無反顧地與國民黨右派的反動行徑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並於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時，大革命正處於低潮，白色恐怖蔓延全國，每個共產黨員都在經受最嚴峻的考驗，賀敏學在關鍵時刻毅然“轉黨”，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和魄力。
賀敏學入黨后第一天開會，竟發現胞妹賀子珍和賀怡也在場。這才知，兩個妹妹已先於他這個當哥哥的加入共產黨（而后再被黨指派加入國民黨）。
4月初，中共永新臨時縣委在縣城左家祠成立，賀家三兄妹分別擔任青年部部長、婦女部部長、婦女部副部長職務。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不久，永新國民黨縣黨部右派秘密召集會議，密謀反共事宜。賀敏學奉命率農軍先發制人，逮捕了這些人。
6月10日凌晨，反動武裝向縣城突襲，中共永新臨時縣委受到破壞，一些負責人和革命群眾被捕。正在鄉下檢查農軍工作的賀敏學聞訊后，遂隱蔽在離縣城不到10公裡的一個村子裡，准備重新組織武裝力量攻打縣城。可消息不慎走漏，反動武裝悄悄扑來，賀敏學來不及轉移，在奮力擊傷多名匪徒后，不慎身陷水田，落入敵手。國民黨右派早就把賀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斬盡殺絕而后快。卻不料，賀子珍已受派到吉安工作，而機敏的賀怡得知政變，馬上機智地帶領父母出城潛伏。
賀敏學在獄中利用放風的機會，與身陷囹圄的其他共產黨人取得聯系，成立了獄中支部，被推舉為書記。獄中支部通過從牢牆縫隙遞條子等辦法，各牢房都建立了聯系，積極領導全體被囚禁的革命群眾開展斗爭，互相砥礪。他們還設法與城內原工會會員、進步學生和基本群眾取得聯系。中共永新臨時縣委駐吉安辦事處為了營救獄中同志，決定聯合寧岡、蓮花、安福三縣農軍會攻永新。
7月26日，永新縣城還籠罩在黎明前的夜色中，忽地響起了激烈的槍聲，永新暴動開始了。先前已秘密開到縣城附近鄉村的安福、寧岡、蓮花三縣農軍，在永新農軍的引導下，分頭向縣城發起了進攻。在暴動前，身在吉安的賀子珍已設法與賀敏學取得聯系，告訴了攻打永新的消息和日期，以便裡應外合。因此，城外槍聲一響，賀敏學立即率80多個獄友暴動。獄卒見勢不妙，丟下他們抱頭鼠竄，走不快的還被逮住。
四縣農軍會攻永新縣城，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次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地主階級的農民暴動，它極大地鼓舞了湘贛邊界人民的斗爭勇氣，有力地打擊了反革命氣焰，也為以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曾言“暴動隊始於永新”，指的就是這次四縣農軍會攻永新的暴動。
永新暴動后成立新的縣委，賀敏學被推舉為縣委書記，同時將四縣農軍組建成贛西農民自衛軍，以便統一指揮，王新亞任總指揮，賀敏學、袁文才、王佐任副總指揮，賀敏學還兼任黨代表。
不久，國民黨派出一個營的正規軍前來鎮壓，欲行扑滅革命焰火。賀敏學、王新亞等指揮農軍嚴陣以待，大敗敵軍。但初戰的告捷，沒有沖淡不利的消息。隨著南昌起義部隊撤出南昌前往廣東，反革命勢力更是猖獗，從江西、湖南調集6個團的重兵，向安福、蓮花、永新扑來，並已佔領了大部分地區。在永新的反動民團配合下，國民黨軍駐吉安的一個團也向永新扑來。
敵軍見首戰未討到便宜，便撤下休整。王新亞找到賀敏學商議：敵強我弱，光憑四縣農民武裝無法守住永新城，應在敵人形成合圍前主動撤出。賀敏學也認為，暴動的隊伍都是各縣的革命種子，以回各縣堅持斗爭為好。根據他們的設想，參戰隊伍分三路行動：蓮花的農民武裝仍由楊良善率領回原地活動﹔王新亞因對湖南較熟悉，則率安福的農民軍到瀏陽一帶打游擊﹔袁文才、王佐的隊伍仍回井岡山﹔永新的局面最為險惡，共產黨員和自衛隊員暫行回家隱蔽，賀家兄妹因在永新目標太大，暫避敵鋒芒，率一部分永新籍黨員和武裝跟隨袁文才、王佐上井岡山。在軍事會議上，賀敏學提出這個方案，還說，這樣做，一是為了保存力量，分開行動，不致目標過大﹔二是如果一處革命遭到挫折，另一處的同志還可繼續戰斗。此時，蓮花大部分地區已被敵人佔領，井岡山的茨坪也是連連告急，與袁、王有仇的永新反動民團頭目尹道一和遂川縣靖衛團團總肖家璧趁機作亂。大家身在異鄉，都有點急著各自回縣的想法，因此一致同意賀敏學所提的這個方案。
賀敏學布置完人員的去留后，帶著一部分永新籍共產黨員、數百名農民自衛軍和百余支槍，跟隨袁文才、王佐踏上了去井岡山的征途。王新亞率安福農軍到家鄉湖南瀏陽打游擊途中，接到中共湖南省委通知，轉赴安源參加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起義中，王新亞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井岡山地區的斗爭現狀，並介紹了賀敏學、賀子珍兄妹以及袁文才、王佐的情況，最終使毛澤東做出了進軍井岡山的決定。蓮花農軍回撤后，遭敵打擊全部潰散，隻有自衛軍中隊長賀國慶保留了一支槍。
曾經赤色一時的永新，自然沒有逃過敵人的血洗。反動派對賀敏學一家恨之入骨，無奈賀敏學三兄妹連同他們的父母已逃離永新，便遷怒於賀氏家族及親屬，施行慘無人道的報復。寄放在舅媽家不滿10歲的小妹賀仙圓，也沒被放過，遭剜眼致死。小弟賀敏仁跑得快，晝伏夜行上了井岡山。國民黨江西省政府還懸賞5萬銀圓，緝拿賀敏學三兄妹和他們的父母，並稱見尸首者可得2萬銀圓。這個懸賞告示貼遍了永新、寧岡一帶的城鄉。
賀家可謂滿門忠烈。在整個革命斗爭中，先后有10多位親人為革命獻身。
為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上井岡山奠定基礎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有水田和村庄，農業經濟自給自足尚有富余﹔黃洋界等五大哨口是天然關卡，使其進可攻退可守，確是個“佔山為王”的理想場地。
賀敏學暫時在袁文才的地盤———茅坪安頓下來，和永新縣委的幾位負責人住攀龍書院的八角樓裡（永新縣委設在井岡山），其他人員則分散在深山老林或老百姓家中。率眾上井岡山后，賀敏學以贛西農民自衛軍黨代表、副總指揮身份在茅坪和茨坪上下輪流走動，幫助兩支農軍練兵習武。
袁文才、王佐部隊綠林習氣很重，腦子裡裝的盡是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和俠客的劫富濟貧思想，對人對事往往隻重感情，愛憎多從個人恩怨出發。賀敏學針對這種情況給他們灌輸了一些革命道理，從水滸英雄最終被朝廷招安、闖王軍隊兵敗京城李自成本人被害，講到共產黨人為勞苦大眾謀解放的崇高理想，但似乎並沒有見到明顯的成效。有一次，賀敏學和賀子珍上山到王佐所在的茨坪不久，王佐就率隊下山找仇敵尹道一報仇，不料中了埋伏，連茨坪和大小五井都遭到了尹道一保衛團的燒殺搶掠。幸虧賀敏學兄妹躲避及時，才逃過此劫。看到王佐損兵折將，賀敏學經與永新縣委領導人商量，主動向王佐提議將永新武裝編進其部。但王佐怕超過自己的力量而不願接受，隻勉強編進了一小部分。
隨著湘贛兩省的國民黨軍開來“進剿”，尹道一和肖家璧等反動武裝也趁機犯境。幾仗下來，由於敵強我弱，農軍又缺少作戰經驗，部隊給打散了，井岡山形勢十分危急。為了應付這個局面，袁文才、王佐召集各縣在山上避難的共產黨員緊急磋商。他們認為，敵人來勢太猛，敵眾我寡，不宜硬打硬拼，隻有採取打埋伏的辦法，把隊伍化整為零，分散在老百姓當中，才能保存力量。他們還提出，永新的自衛軍人數不少，目標過大，又對山上的情況不甚熟悉，隱蔽有一定的困難，最好的辦法是潛回永新，分散埋伏。這次會議搞得永新一些領導人悶悶不樂，認為袁、王是怕永新自衛軍力量過於強大，山上出現第三支武裝，於其不利，才找此借口。賀敏學考慮的卻是，王佐他們要管這麼多人的吃住，確有困難，又逢大敵當前，總不免分心，不利於渡過難關，既然他們不想多收編永新武裝，徒留無益，還是分散潛伏的好。
作為贛西農民自衛軍的黨代表、副總指揮，袁、王部隊分別已有一部分永新武裝在內，賀敏學和一部分人員還得留下來工作。他叮囑大家，天大的困難也要經得起考驗，永不投敵，更不得出賣同志泄漏山上情報，否則，一旦察覺決不輕饒。他還樂觀地表示，陰霾必將過去，待時機好轉條件成熟，他一定會回來收集力量，再和大家轟轟烈烈地革命。賀敏學堅定的語氣和革命必勝的信心，給了大家巨大的鼓舞。
永新武裝多數分散下山后，賀敏學和賀子珍等人每天跟著袁文才數十人的精干隊伍，在山頭和叢林中運動。對敵人來說，井岡山隻有那麼幾條路，可對土生土長的袁、王部隊來說，到處有路可通。敵人搜索這個山頭，他們早已轉移到另一個山頭了。袁文才告訴賀敏學：不要會打仗，隻要會兜圈子捉迷藏，就能拖垮敵人。賀敏學對袁、王實行的這種戰術頗覺新鮮。
敵人在一時難以“剿滅”袁、王武裝的情況下，改用安撫和爭取對策，國民黨寧岡縣政府表示要委任袁文才為保安團團總。袁、王與他們也時有接觸。如果袁、王立場不穩，革命力量處境將十分危險。賀敏學為此憂心，找到袁文才摸底。袁文才表示自己與對方接觸不過是虛與委蛇罷了。賀敏學略覺放心，說：盡管共產黨眼下遭到了失敗，但革命的火種是扑不滅的，隻要咱們齊心協力，就有勝利的希望。在山上避難的寧岡縣（今屬井岡山市）委書記龍超清也說，我們以井岡山作為依托，隻要能保住人和槍，就不怕他官府如何“追剿”，也不愁日后沒有出山的日子。雖然賀敏學自信“我和袁文才是同學，我的話他還能聽一聽”，而王佐是聽袁文才的，有袁文才在，王佐絕不會干賣友求榮之事，但他總感覺心裡不夠踏實，擔心革命力量意外受損。況且，井岡山過於閉塞，永新縣委在山上形同虛設，與黨已失去聯系多時。他想掌握一下永新同志潛回家鄉后的活動情況，並設法尋找上級黨組織，既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又可請示下一步的行動，尋機扭轉包括井岡山在內的邊界局面。賀敏學主意既定，叮囑了賀子珍一些話語，要她多注意袁文才的思想動向並加以引導，隨后又分別與袁文才、王佐做了番長談，並將賀子珍托付給袁文才、謝梅香夫婦照料，就與永新縣委委員胡波等人潛行下了山。
賀敏學下山后，打探到小江山和萬年山仍有永新地下黨的活動，還擁有一定數量的農民自衛軍武裝，心中欣喜萬分，便在這兩地分別停留了些時日，檢查指導工作。聞聽湖南爆發了秋收起義，賀敏學經和胡波商量，決定帶一支小分隊前去尋找起義部隊。不料剛到湖南桂東，便與強敵遭遇，寡不敵眾，犧牲很大，隊伍也被打散了。賀敏學和胡波等人又潛伏回到了永新、寧岡交界的小江山。就在這時，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了三灣。賀敏學派人打聽到這支部隊的來由后，馬上將有關情報告知山上的袁文才、王佐。
毛澤東和秋收起義部隊能夠上井岡山並在此安家，賀敏學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晚年赴京參加全國政協六屆五次會議的賀敏學后，曾引用其話說：“是賀家兄妹從中斡旋，使袁文才隊伍與毛澤東的隊伍合並共佔井岡山。”金沖及在《毛澤東傳》中有段表述也蘊含此意：“擔任中共永新縣委書記的永新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賀敏學，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學的同學。他和一批共產黨員（其中有賀敏學的妹妹賀子珍），率領一部分農民自衛軍攜槍隨同退到井岡山麓的茅坪。永新縣委也到了山上。這是袁、王能夠歡迎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上山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在秋收起義時，就通過永新暴動領導人之一的王新亞（王新亞率部回湖南途中奉命參加秋收起義，不幸在起義中犧牲）了解到井岡山的情況，並知道了賀敏學、賀子珍兄妹等人。井岡山的革命基礎和復雜地形，是毛澤東決定引兵上山的先決條件。工農革命軍上山不久，賀敏學奉毛澤東命令通知蓮花、寧岡、永新三縣各地潛伏的干部開會，是謂象山庵三縣聯席會議。毛澤東在象山庵會議定下建立根據地的藍圖后，各縣負責人紛紛回原地領導斗爭，賀敏學卻被毛澤東留了下來，以便咨詢袁文才、王佐等人及井岡山的有關情況。
賀敏學站在黨的高度利益上為毛澤東分析了袁文才、王佐的內心世界，他的真知灼見讓毛澤東更好地了解了袁、王部隊的性質。毛澤東由此思索，如果能先改造袁文才部隊的思想，將其訓練成革命軍的指戰員，讓他們都聽黨的話，並借此影響王佐，帶動對王部的改造，那根據地的建設勢必得到鞏固，革命力量才真正如虎添翼。他把探口風的事交給了賀敏學。
有賀敏學在兩頭得心應手地穿針引線，毛、袁之間的關系得以進一步升溫。經袁文才同意，毛澤東從革命軍中選了徐彥剛、陳伯鈞等得力干部，以教官身份走進袁文才的隊伍之中。毛澤東也答應袁文才的邀請，搬來茅坪八角樓居住。他在八角樓住的那間房子，就是賀敏學讓出來的。
八角樓距離袁文才家隻有百來步路，毛澤東與袁文才之間來往方便。賀子珍因瘧疾未愈，未隨永新的共產黨員一起回去，此時仍住袁家。一來二往，毛澤東與生性活潑的賀子珍也便熟絡起來。賀子珍和哥哥賀敏學一樣，成了毛澤東詳細了解邊界歷史、地理、農民斗爭、風土人情等情況最好的訪問對象。這段時間的接觸，使賀敏學深感毛澤東那卓爾不群的氣度、海納百川的胸襟，認定這是位足可成大事的領導者。
二打茶陵后，賀敏學奉命趕到九隴山，參與籌建永新縣委、組織工農暴動隊、發展地方武裝等工作，不久又接到進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受訓的命令。教導隊的培訓結束后，毛澤東親自點將，派賀敏學到新成立的二團（即袁文才、王佐部隊）擔任黨委書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協助黨代表何長工工作。為把袁、王部隊改造成一支在共產黨絕對領導之下的為工農大眾謀求解放的革命隊伍和紅軍主力，賀敏學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由於他從不居功自傲，加上各種可以理解的原因，解放后黨史涉及對袁、王部隊改造的內容時，鮮有提到他的這段經歷。時隔60多個春秋，在賀敏學作古后，當時在二團擔任連黨代表的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在悼念文章裡，才給歷史和后人做了個明確、清晰的交代。
朱毛紅軍會師並整編成工農紅軍第四軍后，二團改為三十二團。看到袁、王部隊改造基本成功，毛澤東又把一項新的使命交給賀敏學：回永新發展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暴動。賀敏學不辱使命，投身九隴山根據地的建設和鞏固，使之和井岡山根據地互為呼應。
1928年8月，毛澤東率主力前往迎接湘南失利的紅軍大隊，敵軍乘機來攻井岡山。賀敏學率永新武裝參加了黃洋界保衛戰，為保住井岡山根據地立下了汗馬功勞。毛澤東在迎還紅軍大隊途中，聞聽黃洋界保衛戰勝利的喜訊，欣然命筆，寫下《西江月•井岡山》的華彩篇章，內有“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一句。人們隻知道黃洋界保衛戰中這一炮起了特殊作用，而不知抬炮攜彈者是何人。幾十年過去后，賀敏學的永新老鄉，曾任貴州省委書記、全國政協常委的李立在晚年回憶井岡山斗爭諸事時，始揭謎底：“（黃洋界）保衛戰的時候，他（指賀敏學）在小井一個倉庫裡找到了三發炮彈，搬到哨口上，在俘虜裡找到了一個炮手，結果三發炮彈，隻打響一發。主席的《西江月•井岡山》中‘黃洋界上炮聲隆’，講的就是這發炮彈。”
賀敏學以他的特殊身份，不僅完成了對袁、王這支綠林隊伍的改造，而且對井岡山武裝斗爭及紅色割據政權的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鑒於他的殊勛，他被選進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界第一屆特委會。
“渡長江第一”：電影《渡江偵察記》的台前幕后
1949年3月，賀敏學被任命為三野二十七軍副軍長兼參謀長，他上任伊始，馬上投入緊張的渡江准備工作，主持水上練兵。
在抗戰時期，賀敏學歷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參謀處長、蘇浙軍區參謀處長、遠征軍參謀長等職，有過幾次渡江作戰經驗。長江自古稱天塹，中國歷史上渡江作戰慘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橫槊賦詩的一代梟雄曹操，竟也落得個赤壁之敗！如今偌大一條江，對面又是蔣介石集團的總部所在，將有何等強大的水陸空防御體系和抵抗力量，豈可等閑視之！這就需要指揮員更科學的指揮，更獨到的謀略，更精巧的方案。賀敏學感到這場即將發起的空前規模的渡江戰役，不僅要重視渡江前的戰斗動員、思想整頓、適應性訓練准備，以及熟悉地形和水性特點、征集船隻等工作，還應特別重視對敵情的偵察了解。確切的情報是渡江取得勝利的重要一環，何不先派一支精干善戰的偵察小分隊先遣渡江，鑽到敵佔區，詳盡細致地掌握可靠的敵情資料，並裡應外合，策應渡江部隊，確保渡江戰役全勝呢？
賀敏學幾經斟酌，拿定主意，在軍黨委會議上提出這個方案，不料未獲通過。持反對意見者的理由是，派支部隊先遣渡江，人數多了容易暴露目標，少了則無法對付國民黨軍隊，在后援不繼、無法接應的情況下，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平時寵辱不驚、為了團結可以息事讓步的賀敏學，每當事關黨和軍隊的事業，事關指戰員們的流血犧牲等重大問題時，卻不惜據理力爭，認理不拐彎。他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隻要我們准備充分、細致，偵察分隊謹慎、機智，就可化險為夷，完全可以應付敵人。”性格直爽的他還表示：“哪怕軍黨委會上隻有我一票，我也要堅持派遣偵察先遣隊，二十七軍通不過這個建議，我就以個人名義向兵團建議，向總前委甚至向中央建議。”但任憑他說破嘴皮，意見還是無法統一。大家在這個問題上爭得厲害。
堅持獨立見解，並以自己的名義把此想法上報兵團和總前委，由上級定奪裁決，當然也未嘗不可，但意味著挑明二十七軍主要領導人之間不和。二十七軍軍政主官已存不睦，若自己再插進一手，對部隊的團結勢必造成影響，這是他所不願看到的。他決定採取迂回戰術，以事實說服大家。
經過縝密考慮和組織，賀敏學派出幾名膽大心細的偵察兵嘗試著過江偵察。正如他所預料、所希望的那樣，偵察兵們安全返回，不僅偵探到了有用的情報，還順手牽羊，從江南的土地上拔了一把韭菜和兩棵青菜，作為証據帶回。賀敏學大喜，立刻吩咐作戰參謀們如此這般。
軍長聶鳳智得知情由，驚喜非同一般。在聶鳳智的支持下，賀敏學接連幾天都派偵察員過江偵察。其結果是，雖然有的在江中迷了方向，有的碰上大浪翻了船，但成功比率佔了八成，登上江岸的偵察人員不但偵察到敵人的許多江防情況，還抓回了30多名“舌頭”。賀敏學據此向聶鳳智建議：既然分散的偵察活動能夠進行，且成功比率很大，那麼，偵察分隊的活動也應該可以。
聶鳳智雖然疑慮盡釋，但鑒於事關重大，而且軍黨委會還有不同意見，乃決定向上級請示，等候行動。中央軍委和總前委很快就有了回聲，對二十七軍這一大膽而胸懷全局的構想極為贊賞，責成妥善實施。
這件事，多年來一直湮沒在風塵裡。當賀敏學夫人李立英晚年提及后，筆者按圖索驥，翻尋故紙堆，好不容易才從當年二十七軍軍長聶鳳智的回憶錄裡找到蛛絲馬跡：“有的同志提出，能不能派遣一支偵察分隊過江，與江南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及時而周詳地掌握我軍當面之敵的變化情況，通過無線電台不斷向軍部報告。對此，軍黨委掂量又掂量。在百萬大軍渡江前夕，單獨由我們軍派一支武裝偵察分隊潛入江南，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不僅偵察分隊本身，就連我們軍黨委在內，都要承擔很大的風險。但是，風險雖大，有利因素卻也很多。……我們經過反復研究，將實施方案上報兵團。兵團首長考慮，雖然二十七軍隻打算派遣一支偵察分隊過江，但事關渡江作戰全局，在全軍沒有先例，為慎重起見，需向上級請示。經過一級一級上報，最后得到中央軍委和總前委的贊譽和批准。”
渡江偵察方案獲中央軍委和總前委同意后，賀敏學馬上協助聶鳳智實施。賀敏學對調兵遣將做了好一番醞釀推敲，並經軍黨委研究同意，從軍偵察營抽出一、二連，從各師抽調3個偵察班的骨干共300多人，帶上電台，組成先遣渡江大隊，由二四二團參謀長亞冰（章塵）、軍司令部二科（偵察科）科長慕思榮帶隊，分任正、副大隊長。聶鳳智、賀敏學向章塵和慕思榮面授了先遣渡江偵察的任務：摸清敵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裝備、工事結構及部隊番號，配合解放大軍渡江作戰。兩人毅然表示：我們一定能渡過長江去，任務保証能完成！
二十七軍先遣渡江大隊的行動，使震驚中外、威武雄壯的渡江戰役，平添了一組驚心動魄、精彩紛呈的畫面。解放后，這一事件被藝術家們拍成一部風靡全國的電影———《渡江偵察記》。電影拍成后，這支部隊的領導拜訪賀敏學時，曾由衷地說：“沒有賀老，就沒有《渡江偵察記》。”
根據先遣渡江大隊發回的詳盡的敵情資料，賀敏學積極協助聶鳳智、劉浩天制訂渡江戰前訓練准備、戰中實施方案和戰后各項計劃，以力求圓滿完成上級交給的渡江作戰任務。4月20日下午，國民黨南京政府最后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根據中央軍委和總前委的決定，包括二十七軍在內的三野中路集團先於全軍一步，於4月20日晚開始渡江。
當晚7時，長江上空雲遮霧掩，二十七軍下轄的七十九師、八十師、八十一師趁著夜色，面向對岸澛港至荻港成一線擺開，幾百條渡船被隱蔽拖至起渡線，指戰員們紛紛登船執槳，待命而發。一個多小時后，隨著突擊過江的命令下達，大小渡船千帆競發，萬槳擊水，如離弦之箭一齊向南岸突進。在這些出征將士中，有后來擔任過總參謀長、國防部部長的遲浩田上將，當時是連指導員。
賀敏學從軍前指深入到八十師行動，以便直接掌握情況，實施強有力的指揮。時任八十師師長的張铚秀（后曾任昆明軍區政委、中顧委委員）回憶說：“我指揮的部隊在荻港、繁昌一線，我渡江部隊最先就是在荻港渡江的。賀敏學渡江時，就在我們師，和我一道指揮這次渡江戰斗。渡江第一船是我們師的二三八團，團長是王挺。當時的部署是二三八團、二四○團為第一汽艇。賀敏學與我乘坐汽艇在江面前線指揮，他作戰是有經驗的，有指揮能力的，和我在一起工作、指揮作戰協調配合得很好，他對我也是很信任支持的，我對他很尊敬。”
經半個來小時激戰，賀敏學率八十師師指和二三八團登陸，與先遣偵察隊勝利會師，為百萬雄師勝利渡江立了頭功。
毛澤東在中南海召見賀敏學，當面贊揚“三個第一”
1954年6月，已從華東防空軍司令員任上脫下軍裝，投身祖國建設事業的賀敏學，赴京參加中央建工部召開的全國建筑工程局局長會議。星期天，外甥女嬌嬌（李敏）到飯店看望舅舅。從女兒那裡得知賀敏學來北京了，而且身體很好，毛澤東很高興，讓女兒轉告賀敏學，請他於翌日晚7點來豐澤園做客，還囑衛士長李銀橋派司機去接他。
賀敏學在嬌嬌的帶領下，來到豐澤園菊香書屋時，毛澤東已在會客室裡等候了。他從沙發上站起來，笑盈盈地上前同賀敏學握手，請他落座，並給他遞煙。這是賀敏學和毛澤東自中央蘇區分別后相隔20多年后的第一次會面。作為戰友和親戚，他們的交談親切而坦率。
除了談有關賀子珍的事，毛澤東還關切地詢問賀敏學這些年都做些什麼工作，家屬情況怎麼樣。賀敏學無拘無束地一一做了回答。他首先向毛澤東談了中央蘇區分別后的個人經歷，在部隊中擔任的職務和所參加的重大戰役。毛澤東仔細地聽完，說：你有三個第一：武裝暴動第一，上井岡第一，渡長江第一。
其中，武裝暴動第一，即指賀敏學在1927年領導的永新暴動。其實，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就曾寫道：“暴動隊始於永新。”時隔20多年毛澤東再次稱賀敏學武裝暴動第一，足以說明永新暴動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上井岡第一，系指永新暴動后，賀敏學即率暴動隊上了井岡山，解放后在黨政軍高級干部和開國將帥中，賀敏學當之無愧是第一個上井岡山的人。渡長江第一，是賀敏學指揮二十七軍八十師二三八團，於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無為縣的泥汊和荻港渡江。毛澤東說：“你們部隊是全軍最早過江的。”
自1926年投身革命以來，賀敏學不僅親歷了一系列影響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武裝暴動、進軍井岡山、突破長江天塹這三大事件中，還佔了頭功，自是份殊榮。
1955年，被譽為“大上海的建筑業元老”的賀敏學，從華東建筑工程總局局長任上奉調大西北，投身國家“一五”計劃建設。1958年奉命南下福建，為福建前線的城建和工業發展殫精竭慮，卓有建樹，並以其剛正不阿、一心為民、兩袖清風之品德為廣大干部群眾所稱道。1988年4月26日，這位解放后一直淡泊名利、處世低調的英雄，以84歲高齡病逝於福州。中共中央追授其正部級，並定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葉飛挽聯稱：“上井岡赴疆場初顯英雄本色，逢浩劫處逆境更見烈士高風”。新四軍老戰士、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著名書畫大師賴少其挽聯稱：“論英雄數公為上，為革命至死方休”。
時任中顧委副主任的宋任窮情動於懷地向世人敘說老戰友：“敏學同志自井岡山參加革命以來的革命生涯中，60多年如一日，為黨的事業奮斗了一生，始終懷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心，始終保持著共產黨員的優良品德，不愧為一位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的好黨員、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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