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曉蔚
2017年01月22日09:0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中華魂》2017年第1期，系《中華魂》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朱學范（1905—1996）生於浙江嘉善縣（今上海市金山縣），上海法學院畢業后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1924年進入上海郵政局工作，先后任上海市總工會主席、中國勞動協會常務理事和理事長，多次參加國際勞工大會，曾任世界工會聯合會副主席。1948年到解放區參加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后，朱學范歷任郵電部部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副主席、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第六、七、八、九屆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六、七屆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名譽主席等職。
在國際工會的舞台上作正義呼喚
1922年，17歲的朱學范由於家中經濟困難，輟學當了工人。1924年他參加了上海郵局招工考試，被錄取為郵務生。
1925年5月中旬，日本紗廠工人顧正紅被日本廠方槍擊逝世。慘案發生后，滬西區一部分內外棉紗工人奮起反對日本資本家暴行。朱學范在上海郵局棧房間動員職工募捐支援罷工工人，工友們公推他將捐款送到上海總工會。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接待了他，向他了解郵局職工反帝運動。
16日，郵局各基層單位的活動分子在閘北集會，朱學范代表棧房間工人參加，大家決定一是發動罷工，二是建立工會。經過上海郵局全面罷工的斗爭，郵工們取得了勝利。
1935年中國勞動協會成立。朱學范作為勞協領導人之一，在組織勞工群眾進行合法斗爭的同時，與協會內部代表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工賊進行了不屈的斗爭。在斗爭實踐中，他不斷探求中國勞工運動的正確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特別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給他以深刻的啟示，從而自覺自願地接近中國共產黨。
1936年6月，朱學范參加第二十屆國際勞工大會。隨后應邀在莫斯科進行訪問參觀，蘇聯工人階級的勞動熱情，給了他深刻印象。1937年4月，國際勞工組織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紡織工業會議，6月在日內瓦召開第二十三屆國際勞工大會，國民黨政府派朱學范出席這兩次會議。
在國際紡織工業會議結束后，朱學范在美國進行了參觀訪問，美國組織工會的自由和它在社會上較高的地位，給朱學范留下了較深的印象，他也由此產生了強烈的願望，中國工人必須有組織工會的自由，要組織全國性的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和工會聯合會，使工會成為社會上強大的力量。朱學范還拜訪了美國共產黨主席白勞德，並向他介紹了中國勞工運動和中國抗戰的情況。在日內瓦第二十三屆國際勞工大會上，朱學范被選為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候補理事，成為中國第一個入選理事會的勞方代表。
從1937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開始用槍炮和刺刀血洗中國大地，中華民族反抗的烽火此伏彼起，中國成為全世界最為關注的焦點。
1938年6月的一天，在日內瓦新建的國際聯盟大廈會議廳裡，國際勞工大會正在舉行，來自世界各地各種膚色的代表們在凝神傾聽中國勞工代表朱學范悲憤的演講。中國工人的痛苦，並不止於失業，他們很多因敵人的炮火或空炸而死傷，幸而不死的有些逃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又因為沒有工做，不能不依靠社會救濟以圖存，那些因為身體的或經濟的困難，而不能隨同中國軍隊撤退的，便被敵人殘殺，或是強迫擔任軍事勞作，他們的財物都被搶掠，他們的孩兒，因為不堪役用慘遭殺戮，他們的妻子被視為戰利品被侮辱強奸。這是血淚的控訴，在場的每一個人無不為之動容。
在演講的最后，他懇切地告誡各國代表：“現在世界上不止一個地方廣泛而真實的侵略戰爭的恐怖正彌漫著，深刻地影響工人和他們的家屬的生存，且阻礙一般的社會進步，國際勞工組織是為了維持世界永久和平的願望而設立的，它是為和平而存在，它也是在和平裡才能存在……請本組織各會員一致地、英勇地保障和平、維護正義，唯有如此，這國際勞工組織才有存在的價值。”
這是正義的呼喚，話聲剛落，代表們立即報以贊同的掌聲。美國勞工代表瓦特最先表態，他說：“中國被侵略，中國工人受蹂躪，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應忽視。”加拿大、澳洲、法國等國的勞工代表也都紛紛發表了支持中國工人的演說。
1939年從日內瓦參加國際勞工大會返回重慶，9月，在重慶拜會周恩來，就勞協與邊區工會公開合作並共同開展國際活動等問題交換意見。周恩來表示，這樣很好，我來向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建議，加入中國勞動協會為會員共同開展工會活動。
工會工作的感同身受使他與國民黨徹底決裂
1945年6月22日，朱學范在重慶收到中共代表鄧發的電報，得知因國民黨當局的阻撓，解放區工會代表無法參加世界工會代表會議的情況。接到電報后，朱學范與易禮容一起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會見了中共代表王若飛，商談了中國工會組織統一代表團出席於當年9月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工會大會的問題，並表明勞協的態度，同意解放區工會派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請他轉告周恩來。
9月8日，周恩來和王若飛應邀參加了中國勞動協會重慶工人社的開幕典禮。周恩來同朱學范詳談了關於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工會團結統一問題，並提出了具體意見，朱學范完全同意。會后，在朱學范的力爭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雖極力阻撓，但不得不同意鄧發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
此時正值國共兩黨重慶談判，9月10日，朱學范受到邀請，到上清寺會見毛澤東。朱學范向毛澤東介紹了勞動協會的活動情況，特別表達了勞協同解放區工會的合作，共同開展國際活動和實現全國工會統一願望。毛澤東贊許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們。”通過與毛澤東的談話，朱學范增強了為爭取和平民主而努力的決心和信心。
在朱學范的幫助下，鄧發成功出席了在同年9月至10月間巴黎召開的世界工會代表大會，並在會上代表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發言。在這次會議上，朱學范當選為世界工聯副主席、執行委員，鄧發當選為世界工聯候補執行委員、理事，中共黨員劉寧一當選為世界工聯候補理事。11月5日至15日，朱學范和鄧發又出席了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十七屆國際勞工大會。這是解放區工會代表第一次參加世界工會和國際勞工大會，朱學范為此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46年1月26日，朱學范和鄧發回到重慶。此時政治協商會議即將閉幕，國民黨統治區掀起了反內戰的民主運動。面對這一形勢，朱學范認為勞協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經與易禮容商量后，朱學范決定以解放區工會的八項主張為基礎，起草《中國勞動協會二十三條政治主張》。這個文件的發表，在國內勞工界和民主黨派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也遭到了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責難和攻擊。
2月10日，重慶發生校場口事件，朱學范目睹了國民黨特務的暴行。11日，他同李德全、閻寶航到上清寺國民黨中央黨部向秘書長吳鐵城提出強烈抗議。但國民黨當局倒打一耙，誣陷勞協是破壞會場的“暴徒”，朱學范是“打手”。國民黨重慶地方法院還控告李公朴、朱學范等人“公然聚眾強暴脅迫擾亂集會並傷害他人身體”。朱學范和勞協聘請史良等人為辯護律師，法院隻開庭審理了一次便不了了之。
1946年4月8日，鄧發因飛機失事遇難。同月下旬，朱學范不顧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單獨前往中共代表團在南京的駐地梅園新村，拜會周恩來，請求解放區工會派新代表接替鄧發的問題。周恩來在同他的談話中，提出最主要的問題是，解放區工會與中國勞協如何共同開展國際聯絡和宣傳活動，與世界各國工會和工人群眾建立廣泛的聯系。
6月，朱學范和解放區工會代表劉寧一出席了在莫斯科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議。27日，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在莫斯科圓柱大廈召開群眾大會，並邀請朱學范講話。會議期間朱學范和劉寧一還在莫斯科進行參觀訪問。從此以后，劉寧一成為朱學范和周恩來、中共中央的聯系人。在勞協與國民黨斗爭激烈的時刻，在勞協的發展處於危急的關頭，劉寧一給了朱學范許多幫助，使他能夠克服困難，走上與國民黨政府徹底決裂的革命道路。
在風雨如晦的時局中進行民主斗爭
1946年6月，全國內戰爆發后，朱學范積極投入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民黨當局對朱學范的政治態度和活動越來越仇視，並加緊了對勞協的迫害。8月6日，國民黨重慶市總工會在警察局刑警隊的配合下，“接收”了重慶工人福利社、勞動協會分會等單位，並逮捕福利社主任周穎等干部和工會38人，制造了震驚全國的重慶“八六”事件。
事件發生后，朱學范積極動員國內輿論力量，舉行記者招待會，並向世界工聯、各大國總工會特別是美國勞聯和產聯發電報，說明事實真相。國內外輿論對“八六”事件的反映十分強烈，大大出乎國民黨當局的意料。國民黨當局為了縮小事態，把這一事件說成是重慶市總工會同勞協的糾紛，並企圖拉攏朱學范。蔣介石還親自在廬山接見朱學范，逼他就范。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釋放勞協被捕人員，但對朱學范等人仍提起“公訴”，以便為以后迫害朱學范留下借口。
11月，國民黨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由於朱學范是國內勞工界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國民黨當局極力拉攏他參加“國民大會”。當時，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紛紛表示反對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並譴責國民黨違反政協決議。朱學范經過認真考慮，毅然決定不參加會議，表明他決心與國民黨當局分道揚鑣。不久，朱學范發表《上海聲明》，並離開上海來到香港。從此，勞動協會和朱學范個人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為維護中國工會運動的團結統一，為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而奮斗。
朱學范到香港后，會見了中共南方局領導方方等人，並同民主黨派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國民黨當局對朱學范十分仇恨，派特務對他進行暗害，使他遭遇到神秘的“車禍”，右肩骨折斷。
朱學范被撞傷的消息由香港《華商報》報道后，全國各界人士對此極為關切，慰問電從國內外紛紛發來。在朱學范住院的第三天，周恩來即派劉寧一代表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工會專程從上海到香港慰問，並攜來解放區工會繳納給勞協的會費，支持勞協在香港繼續斗爭。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從延安發來慰問電，世界工聯總書記路易·賽揚也從巴黎發來慰問電。
在當時艱難的處境中，中共和全國人民給朱學范以有力的支持。朱學范內心非常感激，更加增強了與國民黨獨裁決裂的決心和勇氣。他對劉寧一說：“謝謝黨中央，謝謝毛主席、周副主席、少奇同志，謝謝同志們！”
國民黨當局為了限制朱學范在世界工聯的活動，竟吊銷了他的出國護照。朱學范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巧妙地與國民黨當局周旋，成功地與劉寧一 一起出席了於1947年6月在布拉格舉行的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國民黨當局為了破壞朱學范在國際的聲譽，又給他扣上“貪污美援”的罪名。美國產聯於1947年1月專門派人進行調查，並到香港會見朱學范，朱學范介紹了事件的真相。通過調查，調查人員聲明，朱學范沒有挪用美援，重慶市總工會的控告完全是政治陷害。
在香港期間，朱學范與何香凝、李濟深等國民黨著名民主人物密切接觸，參與了民革的創建工作。朱學范在布拉格參加世界工聯會議后，又赴日內瓦參加國際勞工理事會，7月動身赴美國。他在舊金山會見了馮玉祥將軍，商談關於成立革命組織的問題。馮玉祥根據談話內容寫了一封信，托朱學范代表他回港送給李濟深。8月底，朱學范從美國回到香港，把馮玉祥的信交給李濟深和何香凝，並全力投入到民革組織的籌建工作中。
1947年11月25日召開了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第二次代表大會，朱學范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8年1月8日，朱學范在倫敦發表《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確表示擁護消滅蔣介石政權的民主革命運動，擁護土地革命，擁護民主統一戰線，反對美國政府的魏德邁計劃及馬歇爾計劃。
2月中旬，朱學范到達莫斯科。在那裡他親眼目睹了社會主義制度下蘇聯人民戰后重建，一派欣欣向榮的生活景象。朱學范感觸很深，最大的收獲是進一步認清了當時世界上確實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並立的局面﹔社會主義陣營必須團結起來﹔中國革命要“一邊倒”，沒有中間路線可走等問題。於是他給在香港的民革領導人李濟深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著重就反對中間路線和“一邊倒”談了體會，並進一步明確提出民革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朱學范在信中說“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更為明顯。中國革命的本質是反帝反封建”﹔“我們如果認清了中間路線已經死去的話，那麼我們要選擇我們革命同伴。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無疑的要選擇一個民主陣容和革命集團來作我們同伴，這個民主陣容就是蘇聯，這個革命集團就是中共和民主黨派之統一戰線”。
抗戰勝利后，民主黨派中的少數人幻想走第三條道路（中間路線），即用和平改良的辦法使國民黨政府“刷新政治”。中國共產黨一直以團結、批評、教育的方法對待民主黨派中出現的第三條道路的主張。因此，在給李濟深寫信的同時，朱學范還給他的老師、民盟領導人沈鈞儒去信就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反對中間路線問題談了看法。正如沈鈞儒后來所言，朱學范的言行，對糾正民主黨派的第三條道路的思想傾向，促成民主黨派“一邊倒”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推進香港的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運動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思想上推動民革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1948年2月28日，朱學范經蘇聯回國來到哈爾濱，受到熱烈歡迎。他在到達東北解放區的第二天，即致電毛澤東和周恩來表明接受中共中央領導，為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事業奮斗的決心。
他在接受《東北日報》採訪時，再次表示：“經驗証明這種勝利隻有在先進政黨領導之下的人民民主大團結才有保証。隻有在中共及毛主席領導之下，方能完成徹底解放自己的歷史偉業。”“在反蔣的斗爭中，決無中間路線可循。”
3月4日，毛主席、周恩來復電朱學范，對朱學范的來電表示熱烈的歡迎。朱學范到達哈爾濱后接到民革領導人李濟深的復信和復電，對中間路線問題李濟深表示贊同朱學范的意見。李濟深認為，朱學范致毛主席、周恩來的電報是第一份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領導人表示接受他們領導的電報。李濟深還委托朱學范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民革願意與中共合作，共商國是，並盡早成立新政協和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交換意見。
在東北解放區，朱學范先后到農村、工廠、煤礦參觀和學習。3月底，朱學范根據自己在解放區一個月的學習和考察體會逐漸形成的政治見解，再次給李濟深寫信，就民革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談了自己的看法。通過學習和實踐，朱學范進一步體會和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及對“中間路線”、“一邊倒”和“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諸問題，實質核心問題就是“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也都迎刃而解。因此，他在給李濟深的信中旗幟鮮明地表明了民革要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態度，他指出“在今天民主革命斗爭中，隻有由中共堅決領導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勝利。不但如此，將來革命勝利后，在民主建設中，中共是第一大黨來領導建國工作。”以上論述，體現出朱學范對歷史發展趨勢的准確把握。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發布后，朱學范積極響應，完全擁護。當時他有一個想法，要實現“五一口號”中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號召，在工人階級和工會方面，就面臨著成立全國統一的工會領導機構問題，這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統一領導，成為堅強的階級力量，才能獲得革命斗爭的勝利。為此，他通過李立三向解放區職工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建議，由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中國勞動協會共同發起召開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全國統一的工會領導機構，以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中央東北局採納了朱學范的建議。
10月8日，中共中央將制定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征求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和朱學范等人的意見。10月21日，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李富春，與這些民主人士就“新政協諸問題”召開座談會。會上，朱學范再次就領導權問題著重談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新政協乃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參加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必須根除‘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唯其如此，新中國才能強盛，孫中山先生救國救民的主張和革命的三民主義才得以真正的實現。”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通過越來越多地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踐，民革內部的思想逐漸得到統一，認識到三民主義已無法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不可替代的領導作用，體會到新民主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差別，很快完成了自身的轉變。
1949年1月22日，民革、民聯、民促已進入解放區的主要負責人李濟深、譚平山、蔡廷鍇、朱學范、朱蘊山等，同其他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共55人，聯名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擁護和支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這是民革第一次以組織名義公開表明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態度，標志著民革的重大政治轉變。
1949年2月25日，朱學范等35名國民黨統治區到達東北的民主人士，在林伯渠等人的陪同下，從沈陽來到北平。隨后，他參加了新政協籌備的一系列工作，積極投入到共同綱領小組的繁重工作中。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於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朱學范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代表參加了籌備會和政協一次全會。
10月l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庄嚴宣告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朱學范參加了開國大典，見証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
1949年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朱學范被任命為郵電部部長，作為民主黨派的代表參加了國家政權。
朱學范早年從事郵務工作，有豐富的業務知識和實踐經驗。在他主持郵電部第一次部務會議時指出：“過去的人民郵政、電信業已有光榮的歷史，偉大的成功。隨著今天偉大的建設，也可以預知，一定有著偉大的將來，我們怎樣去創造將來，這就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為人民服務，把郵政電信搞好。”
朱學范在擔任郵電部長的十幾年間，經常深入基層第一線，調查研究、了解情況、解決問題。他為中國郵電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嘔心瀝血，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我的心始終和郵電事業連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中，朱學范遭到沖擊和迫害。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朱學范得到平反。1978年2月，朱學范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后又任副委員長。
朱學范恢復工作以后，很快參加了民革組織的恢復和民革所開展的各項工作，並到各地進行調研，就如何開展民革工作提出建議。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1979年10月，民革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朱學范作關於修改民革章程的報告，並在民革第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民革中央副主席。
在對台工作方面，朱學范和其他民革成員開展了一系列工作。1980年元旦，朱學范通過廣播向台灣方面發表了新年致詞。1981年，朱學范在《願海峽兩岸早日互通佳音》一文中寫道：“‘三通’是和平統一的先聲，通郵又是‘三通’的先聲。”他感嘆道：“為什麼要讓兩岸同胞為通一封平安家信有的竟要繞半年地球呢？”文章發表后，在海外產生了很大影響。
朱學范始終關注著我國的郵電事業。1984年6月，朱學范應上海市市長汪道涵的邀請，到上海指導郵電通信改革，制訂郵電發展規劃。他在上海3個星期，召開9次調查會，請工程技術專家和管理干部共同商討，擬出了《關於加強上海郵電通信建設，緩和通信緊張的匯報提綱》，提出郵電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僅應與國民經濟的發展同步，而且要爭取適度超前。
朱學范為了促進我國沿海城市通信的改革，以古稀之年還先后應邀到北京、天津、廣州、福州和煙台等城市，調查郵電通信的緊張狀況，與地方政府領導和郵電干部職工研究加快改革步伐，實現通信現代化的措施。
1985年3月1日，朱學范給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寫了一封信，反映自己對發展我國郵電通信事業的設想。在信中他總結了上海、煙台等地的經驗，提出：依靠國家給予的政策，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依靠技術進步，用先進技術改造通信網﹔鑒於目前城市通信的緊張狀況，而通信網的建設周期較長，需要採取若干應急措施﹔我國幅員遼闊，底子較薄，發展通信事業一定要有重點地進行，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更切忌一哄而起。這封信引起彭真委員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高度重視。
朱學范常說：“作為一個老郵工和首任郵電部長，我的心始終和郵電事業連在一起的。”1985年12月，80歲高齡的朱學范又不辭辛苦，對北京、上海、天津、石家庄等城市的郵電事業兩次進行專門的調研，並給國務院領導同志寫了報告，就當時的郵政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國務院領導對此十分重視，並作了批示。
1988年1月1日，民革六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朱學范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六屆中央委員會主席。這一年他應《經濟參考》的邀請，撰寫了《大家都來關心郵政，辦好郵政》，兩次呼吁加快發展郵電事業。1989年11月，朱學范在京、津、滬第三次、華東地區第一次郵電經濟學術交流會上發言，指出郵電改革的下一步，希望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把引進新技術和我們自己掌握的技術、現貨通信設備的國產化結合起來。
1994年5月，朱學范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我國的郵電事業，他促成台灣統一集團到祖國大陸為實現通訊現代化投資10億美元。朱學范對我國郵電通信事業的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嘔心瀝血，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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