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斌強
2017年01月22日09:1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中華魂》2017年第1期，系《中華魂》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陝甘蘇區的創建和發展，正處於中國革命最黑暗的低潮時期，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西北共產黨人，在遠離黨中央的情況下，在西北擎起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大旗，發動和帶領廣大群眾，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后來發展形成陝甘蘇區，成為國內二次革命戰爭后期“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它為各路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成為黨中央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又是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和解放大西北的戰略基地。
隨著根據地建設和紅軍游擊戰爭的不斷開展，干部培養和紅軍正規化建設成為工作的重點。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在不斷探索和開展辦學的過程中，呈現出自身的地域特色。探究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正規化的歷史背景、主要內容及發展歷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正規化的萌芽
南梁游擊隊創建后，先后經過倒水灣、麻峪、錦章等多次改編，通過思想、作風和紀律整頓，加深了廣大指戰員對黨和紅軍的認識。1932年1月20日《陝西省委關於陝甘邊境游擊隊指示信》中指出：“要加強本部隊政治教育，改變現有成份，為建設正規紅軍做准備﹔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設立政治委員會，政治指導員，樹立黨的領導骨干。”
西北反帝同盟軍構成成分比較復雜，部分戰士的政治紀律和軍事素質不高，客觀上對開展土地革命和創建根據地有不利影響。為了加快部隊的正規化建設，提高全體指戰員的政治紀律和軍事素養,根據陝西省委指示信的要求，同盟軍委員會開辦干部訓練隊，主要對全體指戰員進行“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啟蒙教育和革命紀律教育。政治課學習閻紅彥同志從陝西省委帶回的《古田會議決議》、《中央蘇區情況》、《紅軍制度》等﹔劉志丹、謝子長向部隊傳達和解讀《決議》精神，學習中央紅軍游擊戰爭和部隊政治工作經驗，根據中央紅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制定了同盟軍“十大紀律”。授課採用討論方式分析游擊戰爭中存在的問題，提倡質疑問難，培養獨立思想和思辨能力。學習之余，學員們經常深入群眾，宣傳革命思想，開展“打土豪，分田地”斗爭，在廣大勞苦群眾中播撒了革命火種。
訓練隊的開辦統一了部隊思想，純潔了隊伍，嚴肅了軍紀，增強了部隊戰斗力，密切了軍民關系，提高了西北反帝同盟軍的威望，為陝甘紅軍建設及根據地創建奠定了基礎。
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1932年4月20日《中央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建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中指出：“建設完全有戰斗力政治上堅定的紅軍﹔即刻開辦紅軍隨營學校與干部學校來訓練新的指導員﹔最大限度加強黨員群眾的政治覺悟和部隊的軍事訓練。”根據決議指示，陝甘游擊隊成立了軍政訓練隊，分為兩個班，高級班訓練排級以上干部，普通班訓練班長及部分優秀戰士，並且成立了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一致。謝子長教授“游擊戰十六字方針”，同時學習劉志丹起草的《簡明軍紀》、《群眾紀律》。部隊召開了黨委會議，總結了游擊戰爭和發動群眾情況，分析了當前形勢，會議決定以《古田決議》為主要教材，對部隊干部進行政治整頓。高崗負責教授政治課、紀律課和組織原則，學習《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根據毛澤東在井岡山創建軍隊原則實行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原則，糾正了極端民主化和絕對平均主義的傾向，加強了部隊建設，發展地方黨組織，處理了一些無組織、無紀律和違法犯紀分子，部隊上下團結一致，斗志昂揚，開展轟轟烈烈的游擊戰爭，陝甘地區的武裝斗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二、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正規化的初創
1932年12月，陝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26軍2團。紅26軍是西北地區最早由黨中央授予番號的一支正規紅軍。根據1933年3月15日《陝西省委給紅二十六軍的指示信》指出：“中央命令‘即刻開辦紅軍隨營學校與干部學校來訓練新的指揮員，省委決定應立即開展工作，訓練新干部，使其成為二十六軍的中心力量。”1933年3月，紅二十六軍隨營學校成立，校長吳岱峰，政委汪鋒，隊長趙啟民。學員來自紅二團和游擊隊中的班長及優秀戰士，編為三個班。
隨營學校開設政治課“共產黨宣言”、“土地革命”、“階級斗爭”、“古田會議決議”等。軍事課教授基礎軍事理論及常識，文化課以掃盲為主。隨營學校成立后，陝西省委特派員杜衡推行宗派主義組織路線，劉志丹被剝奪了紅軍領導權。但志丹同志以革命利益為重，積極配合王世泰同志開展工作，先后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參謀工作制度》、《紅軍紀律》、《訓練方案》、《戰略戰術教材》等，把毛澤東同志關於紅軍建設的思想運用到學校教育的實踐中去，保証了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隨營學校除在薛家寨進行短期駐扎外，大部分時間隨紅二團打游擊。當時部隊給養困難，條件十分艱苦，但學員們都非常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在行軍打仗中，利用休息時間兩三人一組，就地討論課題或互教識字，學習從未間斷。1933年6月，軍政委兼團政委杜衡不顧客觀實際，強令紅2團南下，開辟“渭華根據地”慘遭失敗，隨營學校被迫停辦。
三、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正規化的奠基
1933年11月，包家寨會議后，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發展進入南梁時期。特委吸取照金階段的建軍經驗，強調通過加強教育鞏固黨對軍隊的領導。1934年7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在《陝甘邊特委關於目前形勢與陝甘邊區黨的任務》中明確指出：“要擴大紅軍，鞏固部隊加強黨的領導，最重要是加緊教育訓練，特委責成革命委員會在后方開設軍事政治學校，以訓練大批的軍政干部，這一任務在目前擴大部隊開展游擊運動的過程中最為迫切。”
1934年10月，陝甘邊區軍政干部學校正式成立，校長劉志丹、政委習仲勛、政治主任龔逢春、經濟主任李登瀛、軍事教員張宏殿，學校由常務副校長吳岱峰主持工作。校址初設在南梁荔園堡，后遷址豹子川張岔，增加朱奎為支部書記。
干校成立后，主要任務是為紅軍、游擊隊、赤衛軍培養干部。教學內容包括政治、軍事、文化和政權建設。劉志丹主講軍事課並與習仲勛、吳岱峰一起編寫《軍事教育大綱》、《政治工作訓令》等教材。吳岱峰、馬文瑞、蔡子偉分別教授政治、語文、政權建設等課程。主要內容包括“陝甘邊根據地南區的建立和發展情況、蘇維埃選舉法、土地革命和政權建設、十大政策等”，軍事課包括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的作戰戰術﹔游擊戰術﹔制式訓練﹔尖兵培養等。文化教育依然以掃盲為主。赤衛隊班重點講授：站崗放哨，傳遞信件，偵察敵情，盤查行人，捕捉敵探等。教學內容與時俱進，根據部隊的需要設置科目，在斗爭中遇到新問題，提出新要求，在教學上增加新課目。
學校遷址張岔時隻有五孔窯洞，學員們自己動手挖窯洞，盤土炕，自制黑板和桌椅。學員們創作的《五孔窯》記錄這段經歷：“喝的山泉水，吃的糜子面，睡的五孔窯，穿的軍毛氈。上山去種地，下山把書念，敵人來‘圍剿’，拿槍和他干。”干校生活很艱苦，主食糜子，摻點白面蒸成饅頭，個頭很大，學員們都叫它“黃米杠子”﹔蔬菜很少，偶爾能吃到羊肉。學員們除了學習外，還參加春播和秋收。盡管如此，學員們都以高度的政治熱情，圓滿地完成了學習任務。
學員主要來自部隊的班排級干部和少量的地方干部。從1934年到1935年春共辦學三期，先后培養軍政干部200多人，他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成長為陝甘紅軍和基層建設的中堅力量，有效地加強了軍隊的正規化進程，鞏固了根據地的政權建設。
四、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正規化的高潮
1935年2月，蔣介石調陝、甘、寧、晉、綏5省軍隊，共計6個師、30個團，約5萬兵力，對根據地發動了第二次“圍剿”。根據地軍民密切配合，在以劉志丹為主席的西北軍委的統一指揮下，歷經十余次戰斗，解放了6座縣城，將陝甘邊蘇區和陝北蘇區連成一片，形成了陝甘蘇區。
為了進一步鞏固根據地和加快紅軍正規化建設，中共西北工委和軍委決定：開辦紅軍學校。1935年7月，陝甘邊區軍政干部學校遷址延川縣永坪鎮，擴大成為西北紅軍干部學校，校長吳岱峰、政委張秀山、政治部主任李登瀛、教育長張文舟、大隊長李啟明、黨總支書記曹華山、經濟主任王士英。
學員從紅四十二師、紅八十四師和各縣游擊隊選調，一期學員共120人。教學內容除了延續陝甘邊區干校外，軍事課增加班排連進攻、防御﹔土工作業﹔重機槍、迫擊炮教學以及步炮協同，加強在野外進行各種戰術動作的演習。政治課增加軍隊政治工作，每周召開生活會，檢查學習和內務，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文娛活動包括教唱革命歌曲、編演話劇、球類、體操等，力求做到鍛煉身體同軍事訓練相結合。干校學制兩個月，第一期學員畢業后，由總指揮部分配工作，接著從紅四十二師、紅八十四師及各縣游擊隊、赤衛隊選調學員300人組成三個隊開辦第二期。
相較之前的干校教育，西北紅軍干校在規模上更大，學科設置更齊全，干部培養層次更加完善，不僅能培養基層干部，還能培養中高級干部和特種軍事干部，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紅軍學校教育體系，達到了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歷程的高潮。
五、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再繼續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長征到陝甘根據地后，西北紅軍干部學校與中央紅軍干校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學校。1936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將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更名為西北紅軍大學。6月，中共中央決定，西北紅軍大學定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毛澤東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后來，抗大幾經變遷發展成為今天的國防大學。開始譜寫人民軍隊學校教育的新篇章。
六、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正規化的意義
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造就了一支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政治素質高，紀律觀念強，群眾基礎好的軍政干部隊伍，其中許多學員畢業后成為各條戰線的精英。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時，陝甘寧邊區144個代表中，有30多人出自陝甘蘇區時期。他們不僅為陝甘紅軍的壯大和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特殊貢獻，為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立下了豐功偉績，而且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再建殊勛。
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加速了西北紅軍的壯大和正規化進程，策應了各路紅軍的戰略轉移。雖然陝甘紅軍沒有參加長征，但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在各路紅軍長征開始后，牽制了大量的國民黨軍隊，使蔣介石在圍追堵截中央紅軍和“圍剿”陝甘紅軍中南北不能相顧，兵力分散，客觀上減輕了長征中紅軍的壓力。
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增強了陝甘紅軍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向中央告知了陝甘蘇區存在的信息。根據地創建初期，中共陝西省委就革命進展情況向中央報告，並不斷得到指示。1933年7月中共陝西省委被破壞后，陝甘與中央失去聯系。期間時隔兩年，信息不通，中央對陝甘近況知之甚少。陝甘紅軍的英勇作戰引起了《大公報》的報道：“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全陝北赤化人民七十萬，編為赤衛軍者二十萬，赤軍者二萬。”《大公報》的報道，實際上告知了陝甘蘇區的存在和陝甘紅軍力量的壯大，使中共中央決定紅軍的行動方針，成為黨中央、中央紅軍及各路紅軍落腳陝甘的向導。
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為“南梁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實踐基地和精神內涵。紅軍學校教育使西北共產黨人和陝甘紅軍全體指戰員胸懷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他們面對數十次武裝起義的挫折及紅軍和根據地創建過程中的失敗，百折不撓、至死不渝。在工作和學習中，他們率先垂范，經常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在根據地形成了“隻見公仆不見官”的和諧景象。雖然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培養的干部有限，但這些干部具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時刻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從不計較個人的名譽和得失，即使受到錯誤的排擠和打擊，也始終服從組織決定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體現了崇高的精神風貌和人格風范。
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從開始的單一模式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整的干部培養體系。教學方法摒棄了死記硬背和注入等舊方式，採用啟發和討論，或者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民主方法。在教學上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組織學員參加生產勞動和群眾工作，形成了自主學習和勇於實踐的能力，對鞏固根據地政權建設和加快紅軍正規化進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陝甘蘇區紅軍學校教育傳播和發展了馬列主義。廣大領導干部將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陝甘革命實際相結合，堅持走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道路，在領導作風上克服了教條主義和“左”傾錯誤，形成了實事求是、敢於創新的工作作風，創造性的建黨、建軍、建政和開展武裝斗爭，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提供了重要途徑，為紅軍正規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積累了寶貴經驗，對今天軍事院校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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