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憲閣
2017年03月15日07:54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江西革命根據地時期的早期內參《無線電日訊》
1952年，毛澤東就新華社內參批復：此種內部參考資料甚為有益
胡喬木曾經應邀在哈佛大學做過一次演講，叫“中國的領導人是怎麼樣決策的”。他談到，中國領導人通過很多途徑獲取信息進行決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條途徑，就是各省各部門包括新聞機構提供的內參。確實，作為中國特色傳媒體制和政治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參的角色不容忽視。毛澤東是運用內參治國理政的高手。那麼，內參這種有益的參考資料之創設和他有什麼關系？特別是，在一些內政外交等活動中，他又是如何巧妙運用內參的呢？
毛澤東與內參的創立與演變：“此種內部參考材料甚為有益”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逐漸摸索和創造出內參報道這樣一種獨特形式，並逐漸形成一套制度。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新華社應供給各種資料的指示》，這是第一個關於內參報道的文件。1949年9月22日，新華社根據中央指示正式出版《內部參考》，刊登記者反映的國內外重要情況，供中央領導同志參閱。1952年1月，新華社向內參讀者發出征求意見表。毛澤東是這樣填寫的：“我認為此種內部參考材料甚為有益。凡重要者，應發到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的負責同志，引起他們注意。各大區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種內部參考，收集和刊印本區本省本市的內部參考材料。”
針對記者為《內部參考》寫的稿子往往被地方扣壓的情況，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指出：“中央給記者的任務就是如實反映情況。記者反缺情況是自己的職責。不論是省市委喜歡的不喜歡的，他都要反映。中央怎樣判斷，這是中央的事。省市委書記不是記者，不能到處去採訪，如果讓他任意扣壓記者的稿件，中央還要派記者下去干什麼?”
在此前后，胡喬木亦代表毛澤東，多次就內參報道向新華社傳達意見。比如有些稿件可以而且應該公開發表，不必都登在內參上。因為當時正在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胡喬木指出如果連這類新聞也不公開報道，就會讓人感覺“我們對於像這一類工作缺點也是不願揭發和批評的”。關於一般情況下可以公開發表，但又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公開發表的稿件，胡喬木強調要注明不能發表的原因。至於內參中提到的偏向、缺點和問題，他提出務請有關機關進行答復，並在稿末注明已於何時向何機關提出。有關機關的答復也應登在內參上。總之，要“改變一切工作缺點不能公開報道的觀點”。同時對各種工作中的缺點偏差不應只是消極地揭發，而應積極地追查糾正﹔不僅要向中央提供工作中的不良情況，還要負責地幫助中央追查並及時提供改進的情況。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於1953年7月發出《關於新華社記者採寫內部參考資料的規定》。由於新華社記者分布較廣，可以並應當利用他們的便利條件，“反映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缺點和群眾的思想情況，供給中央負責同志參考”。《規定》還重新規定了記者採寫《內部參考》的范圍：1.黨的政策方針在各地貫徹執行中的情況和問題，特別是那些對領導機關“有參考價值的實際工作中的困難、偏向、錯誤和缺點的情況”﹔2.各階層人民當前的政治思想情況、對國內外重大政治事件的意見，以及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對於領導機關的意見﹔3.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問題﹔4.“工作中一些尚不成熟、帶試驗性的不宜公開報道的工作經驗”﹔5.各地自然災害的詳細情況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情況﹔6.“其他不宜於公開發表的重要情況”。
為貫徹執行上述規定，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於1953年8月29日召開部務會議，就改進內部資料的採寫和編輯工作進行討論。會議認為各地對採編工作已較過去重視，但仍存在不少缺點，為此提出一些針對性意見﹔明確編輯《內部參考》的目的，“主要是供給中央負責同志參考，使他們能及時地了解到黨的各項政策在具體執行中所發生的新的重要問題”（同時也為新華社組織報道提供情況）。
經過幾年積累和探索，到1957年底，內參工作已有所進展，但也留下不少問題。比如刊登了一些有問題、有錯誤或不適宜在“內參”上刊載的稿件，同時稿件質量和數量也有日益下降的趨勢，甚至連續有好幾期因來稿很少而脫期。為此，編委會重新確定了一些基本原則：一方面“內參”主要是供中央負責同志了解國內外各方面情況的一個黨內刊物，選稿標准應該從寬，因此，“隻要是對中央負責同志有參考價值的一些國內外重要資料，即應有選擇地加以刊載，不宜限制過嚴”﹔另一方面，內參的閱讀范圍較廣，不限於中央負責同志，所以選登稿件也應有所限制。一般說來，“國際稿件刊登從嚴，國內稿件刊登從寬﹔在選擇國際稿件時，對反映兄弟黨內部關系的稿件從嚴，對反映一般國際問題和兄弟國家內部一般情況的稿件(如經濟建設中的問題、學術思想動態、人民生活和思想情況等)從寬”。
1958年2月24日上午，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內部參考》的工作。鄧小平指出，《內部參考》上登出來的東西有影響，對處理國外問題的稿件要特別慎重﹔搞錯了，流傳出去就會影響到國際關系。他還稱，《內部參考》“登出的東西，算數也不算數”，上面“反映的問題可信可不信”。胡喬木也認為，黨內的組織問題特別是省市委內部組織問題不必在內參上發表，搞錯了影響很大。彭真則指出：以后凡不適宜在《內部參考》刊登而有參考價值的稿子，除打清樣送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外，還應分送給中宣部、中聯部、外交部。列席的新華社負責人繆海棱反映了記者因怕出問題不敢寫內參的情況。彭真說這不對，應鼓勵記者寫，但要認真負責。他稱中央的一致意見，是要新華社認真把《內部參考》辦好。
截止到1957年底，《內部參考》共發行2310份。閱讀范圍也是比較嚴格的，“但實際閱讀者卻遠遠超過了規定的范圍”。從讀者來信可知，不少讀者是地委級的干部，一些干部學校的次要干部、一般作家都可以看到“內參”。
到1959年，《內部參考》發行已達2400份。這是因為一方面閱讀范圍擴大了（特別是新聞機關除新華社、人民日報因業務需要閱讀范圍略寬外，中央各報社及省報、省台均為總編輯以上的干部訂閱了），另一方面閱讀《內部參考》的領導同志大都是一人一份，還有內參隨著人走的現象(即工作調動后仍繼續訂閱)。為此，新華社后來決定採用中央分發文件的辦法，在發行份數上加以適當控制，除中央負責同志可以一人一份外，一般以黨組為單位，發給一份或若干份。新華社還就閱讀內參的若干注意事項進行了規定，比如“明確《內部參考》是供領導同志閱讀的黨內文件，不得給規定閱讀范圍以外的干部閱讀”，再如規定閱讀者工作調動，應由該機關機要秘書通知新華社發行科停發，不得自行處理或帶走《內部參考》等。
《內部參考》之外，還有一種重要的內參即《參考資料》。到1954年10月，新華社抄收的外國通訊社電訊已由1949年的30多家增至46家，每天收訊 56萬多字。原來編印的《參考消息》每天由1949年時的10多頁，增加到 50多頁，刊物越來越厚，但還有許多譯稿登不上去。吳冷西等認為，《參考消息》容納不了日益增多的譯稿，也不能再“膨脹”下去，有必要另辦一個刊物，來滿足中央有關部門和研究單位的需要。與此同時，周恩來也在思索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1955年初，他指示改進和精編《參考消息》，並倡議出版《參考資料》。吳冷西立即同有關部門研究落實，並於2月21日向周恩來呈送報告及方案，提出把《參考消息》分成《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兩種刊物出版。隨后經周恩來批准，於3月1日起實行。從此，就有了新創刊的、后來俗稱“大參考”的《參考資料》。
1957年1月1日起，《參考資料》再次改版擴大發行，並由每天出版兩期增加成3期，即上午版、中午版和下午版，共約16萬字。增加了數量，加快了時效，新華社內部當時稱之為“一日三參”。中央一些職能部門的讀者則以滿意的口吻說：“一日三餐（參），供應及時。”
1958年炮擊金門后，由於《參考資料》編輯粗糙，未能完全反映當時國際上對此問題的形勢。10月24日，毛澤東派秘書林克來新華社傳達他的批評意見，要求編輯人員“學習黨的政策”。新華社的檢討送上去后，12月23日，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又專門來新華社傳達中央常委的意見，要求成立“首先為中央服務”的專門的“參考材料編輯部”，成立一個“具有研究性質、為中央各作戰單位提供參謀意見”的編輯部。這個意見，推動參考報道在新華社內成為了一個專業的報道系統。以吳冷西為首的編委會經過多次討論和准備，於1959年2月16日正式確定成立參考資料編輯部，“以便在國際參考報道中為黨中央和有關部門更好地起到‘耳目’作用”。
毛澤東巧用內參推進新三反運動：“每天必看”內參
1959年3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現在的報紙我隻看一些消息，但《參考資料》《內部參考》每天必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就有41篇關於《內部參考》的批示，顯見這是他了解各地情況相當重要的渠道之一。毛澤東如此重視這一刊物，他又是如何運用《內部參考》，各級領導干部又是如何解讀和響應那上面的一些報道的呢？不妨以1953年初的新三反運動為例來看一下。
還在1952年11月，毛澤東就收到中共山東分局的一份報告，內稱區鄉等基層干部中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現象嚴重，省的領導機關也存在官僚主義等問題，除了姑息遷就下級干部，還積壓了7萬多件人民來信沒有處理。毛澤東隨即安排在1953年1月5日發布《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除了將山東分局的報告轉發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地委和縣委之外，更號召這些單位要仿照山東的辦法，從處理人民來信著手，檢查一次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分子的情況，嚴重者須加懲處或清除出黨。新三反運動由此開始。毛澤東更在13日將山東分局的報告直接轉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高崗、彭德懷、鄧子恢、鄧小平等，提示他們中央也可能有官僚主義，要求重視該問題。
但到1月底，各中央局、省委及市委均未做出進一步的響應及自我檢查的報告。毛澤東也無法從正式信息渠道獲取各地官僚主義的實情及進行新三反運動的情況。正是在此背景下，他於1月16日填寫了前引對《內部參考》的意見，即“此種內部參考材料甚為有益”等。可以看出，毛澤東希望借助《內部參考》來揭露各地的官僚主義問題，這樣可以讓有關干部知曉，也使他可以借此了解各地的情況。這種意圖在如下事件中反映得更為明顯。
1月30日，《內部參考》刊登了一篇《河北省農村基層干部違法亂紀情況嚴重》的報道。這是河北省委書記林鐵安排新華社河北分社調查后採寫刊發的。毛澤東看后很興奮，隨即責令新華總社指示各省市分社照此辦法，設定“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等採訪主題，並將其中的典型通報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促請他們注意。誠如有研究者注意到的，這個指示隱含了兩點：一是希望各省市委書記像林鐵一樣，親自領導檢查各地的官僚主義，“省委帶頭，親自領導”﹔二是可以通過閱讀《內部參考》上各地新華社記者調查的結果，來了解各地的情況，獲取比正式報告更多的信息。
毛澤東一聲令下，新華社立即布置各地分社重點採訪。比如東北總分社就派出兩個記者到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現象較嚴重的熱河、遼東兩省採寫此項消息，西北總分社也指示記者立即與有關機關取得聯系，了解各省市中干部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情況及其嚴重程度，並了解各省市接到中央1月5日指示后的動態。中南總分社則布置記者重點採寫經濟工作方面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農村區鄉干部的強迫命令作風以及公安人員和民兵的違法亂紀事件。在這種全面動員、重點採寫下，到3月31日，《內部參考》共刊出31篇相關報道。歸納起來，這些報道反映的情況有幾個特點：1.強迫命令在基層干部中很普遍﹔2.違法亂紀以基層干部打人為最普遍﹔3.高級干部則以官僚主義態度最為普遍，包庇下屬或是對批評者打擊報復的情況不僅陝西有，江蘇、湖南等地也有。
這些報道引起了各地省委的注意，各地省委隨即派人進行調查處理，並將結果刊登於《內部參考》上。以江蘇為例，2月25日《內部參考》刊出《江蘇各地干部中官僚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情況》，指出人民來信未處理、假造情況上報、對批評者打擊報復、部分區以下干部存在強迫命令等惡劣行為等六大問題。江蘇省委隨即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檢查和處理，並於3月23日將報告反饋給新華社。3月31日，《內部參考》刊出了這份報告。其中談到：省委從各單位抽調40余名干部，組成省委處理人民來信辦公室，推動了相關工作，並有力配合了新三反斗爭。另有33個縣市也建立了人民來信辦公室。報告還匯報了其他問題的處理情況，比如關於句容六區區委書記王百原陷害批評者的事件，早於1952年10月即被縣委察覺，但王始終不肯承認。縣紀委前往調查，王仍寫信恫嚇鄉干部不要說真實情況。其處分問題已轉交省紀委研究。
新三反運動中，毛澤東寄望於《內部參考》的，不僅是揭發干部中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似乎還包括它能長時間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這個意圖在前述1月16日對《內部參考》的意見中已有所暗示。他希望“凡重要者，應發到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的負責同志，引起他們注意”，借此來監督有關部門和領導干部。引人注意的是，1953年上半年《內部參考》刊出了29封各單位響應揭發問題的來信，且都集中於2月到5月之間，這種數量和集中程度在《內部參考》中是非常罕見的。《內部參考》在刊載這些來信時，也會發一份報道給問題所涉及的上級單位，促請其注意。而這正是按照前引毛澤東1月16日的相關意見來進行的。
不難發現，《內部參考》成了毛澤東了解情況的非正式溝通渠道之一。他先把自己想知道的如官僚主義、違法亂紀等情況通知新華社，再由新華社具體編成採寫計劃，要求各分社及記者站針對這幾個主題進行採訪，然后將報道刊登於《內部參考》上，這樣即可了解比正式渠道更多的信息。《內部參考》由此成為毛澤東乃至中共中央非正式信息溝通渠道的一環，甚至也成為監督體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毛澤東、內參與外交事務：通過看內參“懂得點國際知識”
內參資料不僅可以幫助處理內政，對應對國際問題亦很重要。毛澤東就多次表示，自己懂一點國際知識，靠的就是每天兩本《參考資料》。他不但自己看，還設了專門秘書幫他看。林克原任《參考消息》編輯組組長，1954年被調去做幫毛澤東看參考報道的秘書。江青也任過此職。在相關檔案文獻中，留存了一些毛澤東給江青寫的便條，有一部分的內容就是要她注意閱讀或研究某篇參考報道。
毛澤東閱讀《參考資料》非常認真仔細。重要之處總是畫線或圈點，有疑問處則打問號或寫下質疑，有差錯還認真地予以糾正，對一些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章，則作眉批旁注，並推薦給其他領導同志或身邊工作人員閱讀。在這些批注中，毛澤東的立場觀點和對問題的觀察，躍然紙上。以1958年9月24日下午版《參考資料》為例，有20篇文章他看后做了眉批旁注，文內留下密密麻麻的圈圈點點和有長有短的杠杠線線。如在《梅農說聯大不充分討論我代表權問題是違反世界大多數人民願望的行為》的標題旁批注：“極好!要看。”對《阿登納認為現在隻有蘇美兩個大國有一天中國將加入大國行列》一文，他批注：“值得看!!”對《美聯社說美在聯大阻撓對我代表權問題的討論甚為孤單》一稿，他批注：“極重大，值得看。”對《美聯社透露美企圖利用中美會談阻撓我解放台澎金馬這一陰謀如不得逞就打起聯合國招牌來干涉我國內政》一稿，批注：“這是一篇極重要的文章，值得看。”又如1958年11月，看了李普曼寫的《蘇聯的挑戰》一文，毛澤東批示：“此件印發，值得一看。”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他又將《參考資料》上刊登的3篇報道，親自重做標題、重寫提要，批示鄧小平印發給與會中央委員閱讀。
對一些有助於了解世界形勢、認清對手政策意圖的參考報道，毛澤東常常批示在更大范圍的報刊登載，或者作公開報道。比如1950年12月28日，他批示“可將胡佛演說以資料名義刊於人民日報第四版及世界知識上”。1953年2月28日，看到《內部參考》上台灣媒體關於華東等地軍力部署的報道，他立即寫信給新華社：台灣大道通訊社的兩條消息，可移載《參考消息》，這是蔣介石向美國人說的，表明他無力進擾大陸和海南島，和近幾個月前蔣介石向美國通訊社發表的談話為同一性質。1959年4月5日，《參考資料》刊出《印度新聞社報道西藏叛亂情況》和《印度新聞社記者報道西藏叛國分子談幾年來准備發動叛亂情況》，毛澤東在這兩篇報道的目錄旁邊批以“可閱”，並指示：“即送周恩來閱。這個新聞社的這兩條報道，是不利於尼赫魯的，我看可以全文發表，請與吳冷西一商。”
毛澤東一直把《參考資料》作為他增加知識的重要“教材”。1971年到外地巡視途中對各地負責人談話時，他說：“我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周恩來1972年8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對各部門負責人講話時也談到：毛主席說，“他要學點新知識，主要靠兩本《參考資料》”。
毛澤東多次指示要盡量多地收集外部世界各方的情況，特別強調向中央提供參考報道要全面，正的反的、好的壞的都要反映。他很重視外界和我們唱反調的言論。比如1957年6月24日《參考資料》選刊美國《新共和》雜志的一篇文章，他看后在給陳雲的批語中寫道：“17頁有一句話，值得研究一下。這一句話是唱反調的，但也應當促使我們注意。”按這篇文章題為《在我們的對華政策上的辯論》，毛澤東批示注意的是其中“垮台論”小標題下開頭的這句話：“‘一百萬人委員會’說，‘北京政權現在並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陸’，工業產品、豬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種‘嚴重的經濟危機’。”
1958年炮擊金門期間，《參考資料》刊登的材料數量很大，毛澤東每天都仔細閱看，認真研究。他發現編輯對稿件的處理和所擬標題不符合中央方針政策，幾次提出批評。10月初，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處連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局勢。會議期間，常委們還議論了《參考資料》的報道工作。據列席的吳冷西傳達，常委會議提了4點意見：一、中央要消息靈通，《參考資料》應盡快向中央提供最新情況﹔二、編輯人員不了解有關的中央政策，應好好學習﹔三、編輯人員要研究情況，抓風向﹔四、編輯人員要客觀，不要主觀，要把情況原原本本地反映給中央，由中央判斷。
讀了《參考資料》上的信息后，毛澤東會有所思考，甚至形成決策。這些決策當然不是靠一兩條參考報道就能作出的，但也不是說個別參考報道對決策沒有起過作用。比如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決定出兵援朝，但什麼時候宣布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呢？一直等到外國通訊社報道了在朝鮮發現中國人民志願軍后，才正式宣布。再如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一直等到外國通訊社報道瑞典地震台測出中國西北地區有震感，周恩來才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一個集會上正式宣布。這一天，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就守在收訊機旁看收到的外電，副社長朱穆之成了通訊員，負責傳遞有關信息。這兩個故事說的雖是新聞宣布的時機，但也算是一種小的具體的決策。
《參考資料》等報道還會影響毛澤東等高層領導對國際形勢的評估。從新中國成立到他去世，隨著國際形勢的演變，毛澤東至少作出過3回不同評估。這3回評估當然不是僅僅根據參考報道提供的信息作出的，但是參考報道在其中起了作用是毫無疑問的。有時候《參考資料》上的一些信息也確實促成了他的重要決策。典型者如1958年炮擊金門前后的情況。毛澤東說這是對美國實行“絞索政策”，不會引發戰爭，是給美國“在台海套上絞索”，而且“套上了”。
炮擊金門后，在“固守金馬”還是“劃峽而治”上，美蔣態度不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罵蔣“愚蠢，不明智”，蔣介石指杜勒斯聲明“片面”。毛澤東從《參考資料》上看到這些情況，立即改變方針，利用美蔣矛盾，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先是暫停打炮7日，繼而又是單日打炮、雙日不打炮，任蔣軍補充給養，而“美國軍艦護航，不在此例”。《告台灣同胞書》揭露了美國“劃峽而治”是為了“孤立台灣”推行“兩個中國”的陰謀，呼吁台灣當局看穿美帝陰謀，接受我方提出的和談建議。
1958年11月18日晚，杜勒斯在美國基督教會全國委員會上發表演說。第二天，《參考資料》發表了演說全文，題為《杜勒斯叫嚷在台灣海峽地區繼續搞“不依靠武力”陰謀，為此甘冒“戰爭或疏遠朋友”的危險，驚呼對社會主義和獨立運動的發展不能“防御”，須加緊顛覆和干涉》。毛澤東看到后覺得不妥，就提筆把這個帶火藥味的標題改了，並印發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改后的標題為：
“杜勒斯對國際形勢的全面分析
——唱低調
——自己認輸，說是在理論方面、組織紀律方面，西方不行
——招呼我們說：隻要你們共產黨埋頭去辦家裡事，不出遠門，西方就放心了”
1959年2月2日，《參考資料》又刊登了一篇杜勒斯1月31日在紐約州律師協會授獎宴會上以“如何抵擋共產主義”為主題的演說全文。毛澤東看后在旁邊寫下了一段“讀后感”。原文如下：“畏戰爭、畏革命，想要維持現狀。如果出現革命，那是不合所謂正義和平的，應當立即以戰爭去扑滅。如果出現戰爭，也是一樣。扑滅革命和革命戰爭，永葆資本統治，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國主義者已基本上轉到維持現狀的立場。”
1960年夏季，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又從有關內參刊物中選出兩組文章，作為參考文件分發給會議參加者。一組選自《參考資料》，是關於西德總理阿登納和法國總統戴高樂秘密會談的3篇外電報道和外報評論。毛澤東為印發這組材料寫的批語是：“請各同志注意看下面這些消息。世界局勢將有變化。請你們看一下，想一下，議一下。”另一組選自《內部參考增刊》，批語是：“要所有各同志，將《內部參考增刊》第X期10篇文章全部精讀一遍，對其中幾篇最重要的，要讀兩遍。然后，各小組認真討論一天。討論時中央各部長都參加。”
通過《參考資料》等內參報道，還可以檢驗一些方針政策的執行效果。毛澤東曾與英國退休元帥蒙哥馬利談話。蒙氏回國后，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系列訪華觀感，《參考資料》摘譯過一些。讀過第一篇《我們的會談》后，毛澤東給江青寫了個條子：“此件可看，很有興趣……盛贊了中國人民的大(干)勁，要和平，不侵略，五十年內大有可為。他說中國革命是正確的，不可避免的。”蒙氏的這種態度讓毛澤東深感振奮。他馬上又調閱了世界知識出版社3月就已翻譯出版的蒙哥馬利的一本談論東西方關系問題的集子。盡管書中很少談到中國問題，但蒙氏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政策的批評，和應當把爭取一個和平友好的中國作為西方國家最主要的政治目標之一的說法，還是讓毛澤東十分欣賞，他馬上批示要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都讀讀此書：“很有意思，(乃)必讀之書。”
作為頗具中國特色的傳媒體制和政治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參畢竟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曾經、正在並將繼續發揮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即便在今天的網絡新媒體時代，也是如此。當然，其具體發揮作用的途徑和形式，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毛澤東通過讀內參來推動治國理政、增進國際知識等的經驗和做法，仍然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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