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介自信的“尹大炮”

1956年，尹漁村和尹祚瑗父女合影

1944年，代表山東省臨時參議會的參政員傅斯年在出席國民政府召開的參政會上向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美金公債中舞弊貪污，全場為之轟動。贏得“傅大炮”的美名。

其實，山東還有一名敢於向國民政府“開炮”的參議員，他就是至今不被人們所熟知的“尹大炮”尹漁村。

揭露貪官污吏

作為一個讀書人，尹漁村對貪污腐敗恨入骨髓。他充任兩屆山東省臨時參議會駐會委員，以參議員的身份搜集貪官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証據材料。他豪爽直率、鋒芒畢露、愛憎分明、疾惡如仇，猛烈抨擊腐敗官員，不像御用文人那樣講好聽的空話，時人也有“尹大炮”之譽。

“尹大炮”最為人樂道的，還是將周自欽和李鶴亭這兩個貪官轟下台來，他們曾利用戰后接收敵偽產業等各種手段積聚巨額財富。

1945年10月，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山東省收復區黨政接收委員會成立。國民黨山東省政府顧問周自欽，利用負責接收偽財政廳，后又負責宮崎洋行4個日偽資產機構的接收之便，勾結日本人，吞沒宮崎洋行全部財產，價值30億元以上，實為一起內外勾結的貪污大案。李鶴亭是山東省政府兵站處處長，同時握有裕民當、纖維公司等4個日偽產業機構的接收大權。在接收過程中，李也借其手中權勢及軍人身份有恃無恐，肆意貪佔，設立義記商號，並以此為掩護隱匿、盜賣大批接收物資。然而他們的行為同樣受到省府多方面的庇護。

這兩位掌管了接收日偽產業機構國庫鑰匙的人，因為有省政府主席做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在尹漁村的眼睛裡，卻容不得半點沙子。

在1946年9月參議會上，尹漁村面對最失人心的“劫收”現象，對民政廳長劉道元質詢：“本省接收日偽財產時，貴廳長是否負有責任。接收案內，虎牌的大貪污，蠅牌的小貪污，大大小小充滿於省府之下。官吏李鶴亭、周自欽均系省府親信要員，貪污遠達數十萬萬元之鉅。輿論沸騰，婦孺皆知。一年功夫一律置若罔聞，是否有意袒護。據社會普遍的輿論雲，貴廳長亦系發接收財最大者之一，是否屬實，貴廳長必自知之。”

同時，尹漁村一針見血地直指腐敗根源：“現任秘書長前民政廳長劉道元在接收案內須完全負責，他所委派接收人員無人不貪、無案不污。他是四大貪污之一，並周自欽等在法院內曾宣揚此事，因之滿城風雨，婦孺皆知。輿論之制裁，將無法逃避。此等貪污官吏，王（耀武）主席不查辦他已屬不對，何以又用他當秘書長。”

有人說“尹漁村參議員是在向政府開炮”。也有人為他擔心，勸他小心行事。但尹漁村不畏權貴，敢言直陳。他以提案人和連署人的身份提出了建議從速成立接收清查委員會，徹底清查，以明真相。並提出了《電請中央究辦各省市接收舞弊人員之主管長官以明責任而伸國法案》和《建議中央延長清查團工作期限徹底肅清貪污案》等議案。

尹漁村還建議肅清文化漢奸，以樹立民族正氣﹔成立臨時特別法庭公開審判漢奸，以正人心、維系民族氣節等議案。另外，他還建議山東省政府籌建山東科學館，以加強民眾科學研究﹔發展濟南市小學教育，以便大量收容失學兒童和設短期師資訓練班以積極儲備各縣小學師資等有關民生議案。

尹漁村一介書生，敢挺身而出，揭露周自欽和李鶴亭貪污腐敗、損公肥私，在當時政壇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個人歷史色彩

如此耿介、自信是尹漁村的一貫風格。無論是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抗日戰爭時期，都染有個人歷史色彩。

尹漁村對辛亥革命以來所建立的“中華民國”並沒有給人們帶來預期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而感到失望。特別是袁世凱陰謀稱帝，實行賣國獨裁，反動勢力大造尊孔復古輿論，“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更是窒息了人們的思想觀念。

五四運動前夕，尹漁村毅然加入到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等思想啟蒙家的陣營，向封建主義展開了猛烈的進攻。1919年4月，尹漁村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孝友淚》和《山東東平縣的佃戶》兩篇檄文，真實報道了山東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和中國幾千年來后母虐待前子所造成的家庭悲劇。揭露了地主對佃戶的殘酷剝削，旗幟鮮明地反對“三綱”主義，反對舊道德、舊文化、舊禮教，倡導自由、平等和個性解放的新時代精神。《山東東平縣的佃戶》與《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作者傅斯年）的調查報告，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較早關注山東農村社會生活的姊妹篇，是山東進步青年思想的杰出代表作品。

抗日戰爭初期，韓復榘採取保存實力，不抵抗政策，撤離山東后，尹漁村被任命為肥城縣第二十九任縣長。他臨危受命，不顧年事高齡，為了購買槍支彈藥，他毫不猶豫賣掉家中小井子的七畝地，組織了一支有20余人的親友團，奔赴肥城。在國民黨抗日愛國將領魯西地區專員兼特派員郁仁治（江蘇海門人，抗日烈士）和范筑先（山東第六區專員兼保安司令，抗日烈士）領導下，尹漁村聯合共產黨泰西抗敵自衛團，為阻擊日軍南下和台兒庄戰役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1941年，汪精衛派秘書王某持親筆信來濟南，想邀尹漁村任南京偽國民政府要職。尹漁村言辭堅定地回答：“請勿再派人來，如非來不可，就請帶上一具棺木來見我吧！”表明了誓死不當漢奸的決心。汪精衛惱羞成怒，密令偽山東省長唐仰杜強行將尹漁村押送南京，幸被唐仰杜的世叔侯延爽提前告知，才得以脫險。后潛赴魯南省政府抗日根據地。

重視發展教育

尹漁村始終重視教育，在他看來，要想改變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命運，就必須通過教育，提高人們的國民素質和知識水平，達到教育救國的目的。清朝廢科舉，尹漁村率先擔任東平州書院高等小學堂代理堂長、東平縣勸學所理事長、大力提倡新學。民國元年，他率先在自己家鄉東平尚庄辦起了第一所鄉村小學校，招收附近二三十裡的鄉村學生120多名。如今，這所具有百年歷史的小學校已為國家培養造就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民國初年，尹漁村在任直隸束鹿縣知事期間，民國報紙曾這樣報道過束鹿的教育發展狀況：“束鹿教育，向稱發達。民國十二年（1923年），大加整頓后，尤有著顯進步。最盛時計有男女師范各一所，學生共八十余人。男高小七所，學生六百余人。女高小一所，學生七十余人。男初小三百余所，女初小三十余所。均有活潑進步之氣象。”

抗戰勝利后，尹漁村為了徹底根除日偽統治時期奴化教育的影響，保持學校的純潔和愛國傳統，對日偽時期的教員一概摒棄，堅決不予錄用。制定了“不敷衍、不作弊”的“二不”校訓，把改造社會、鏟除社會病根的希望寄托在學生身上，使學生“知道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

尹漁村對學生很少長篇大論的訓話，更無疾言厲色。他淡泊名利，公私分明，與學生吃住在一起，每月飯費都從薪金中扣除。從來不拿學校信箋寫家信或私用，凡學校大事小事都由校董事會決定，自己從不獨斷專行。他還利用參議會平台積極建議市政府應盡力補助私立學校減少學生負擔，以免影響學生求學。

1949年濟南解放后，該小學由人民政府正式接管，現已並入北壇小學。

（本文作者系山東省師范大學資料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