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曉蔚
2017年03月23日08:56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革命偉大的政治家、思想理論家，他既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又是中國最早接觸到世界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思潮的先行者。宋慶齡是孫中山的生活伴侶，更是他革命事業忠實的戰友、助手、繼承者。特別是晚年的孫中山在提出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北伐戰爭的理論和實踐重大進展中，宋慶齡無疑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今年11月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與宋慶齡力促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革命情誼。
一
1913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進行革命活動。此時，宋慶齡從美國威斯裡安女子學院畢業后回國途經日本，經家人的引薦下從橫濱到東京見孫中山，從此開始熟悉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的環境和需要。
這一時期宋慶齡主要做一些協助性工作。從1914年9月開始宋慶齡每天和孫中山一起工作，擔任其英文秘書。宋慶齡學會了如何把密信寫成密碼、把密碼譯成明文等技能，在孫中山的引導下她掌握了進行地下政治活動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
1915年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婚以后，宋慶齡繼續擔任其秘書工作，盡全力幫助孫中山確立了“以俄為師”的聯俄政策。致力國共第一次合作不僅是“孫中山革命歷程中最輝煌的年代，而對於宋慶齡來說，也是她嶄露頭角的年代。”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宋慶齡參與了孫中山同蘇俄來華的代表多次會見與會談。從1920年11月下旬到1922年6月間，孫中山多次與共產國際代表及共產黨代表會談，他逐步接受了建立一個聯合各階級的政黨的建議，這對中國國共兩黨的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正是因為這些活動，使得孫中山對於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的一些疑慮消失了，從而開始相信共產主義。
1922年，孫中山與列寧建立了直接的聯系。孫中山向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發賀電，表示願意中俄兩黨團結起來共同斗爭。而孫中山致列寧的信函電文，大多由宋慶齡起草。此后，宋慶齡除了處理函電和翻譯外，又開始加緊學習俄文和德文，目的是為加強與蘇俄之間的聯系做必要的准備。孫中山在同國際代表進行會談時，會談前的准備和會談后的聯系都是由宋慶齡親自著實准備的，宋慶齡在其間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有時這些准備工作往往超過了會談的具體內容。
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炮擊廣州中華民國總統府和孫中山、宋慶齡在觀音山的住所粵秀樓，與此同時，國民黨一些黨員聯名請孫中山下野，這兩件事對孫中山打擊很大，他深深地陷於彷徨與苦悶之中，隨即再一次由廣東抵達上海。經過叛變之事，孫中山下定決心開始考慮國民黨的前途。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的決議》，並派越飛來中國。越飛自1922年7月被蘇俄政府任命為駐華全權代表，8月下旬曾派他的代表到上海與孫中山商談遠東局勢及解決方法問題。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從普遍意義上說標志著聯俄政策的確立，進而推動了國共合作的開展。此外，就在宣言發布不久，“二七慘案”爆發。這件事情撕掉了軍閥吳佩孚自由主義者的偽裝，知識界和小資產階級轉而同情回到廣州的孫中山，大多數共產黨人也改變了對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態度。
孫中山再一次回到廣州鞏固政權，並派出了以蔣介石為首的代表團去莫斯科，就援助廣州政府的各種形式進行談判。孫中山提出希望蘇聯派政治和軍事顧問到廣州。鮑羅廷便作為第三國際派遣來華代表，於1923年10月自蘇聯到粵拜訪孫中山，並被任命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學習俄國組織訓練方法，積極開展國民黨的改組工作。孫中山對英美的失望使蘇俄成為了他最后的選擇。而這一時期宋慶齡因為孫中山聯俄的需要，也接觸一些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從而理解蘇俄實行的社會制度，探索中國革命發展道路。
二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拓了世界歷史的新時期，“五四”運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發端。中國工人階級作為自覺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則使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1923年夏，李大釗應孫中山邀請赴廣州，並在年底積極幫助孫中山完成改組國民黨和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准備工作。陳炯明叛變之后，中國共產黨負責人陳獨秀、李大釗先后拜訪孫中山，共同探討今后革命的新道路，中國共產黨公開宣言要與孫中山合作。宋慶齡始終贊成孫中山並在幕后幫助他進行國民黨的改組，促成國共合作。
此時，國共合作的大氣候已經初步形成，但國民黨右派反對這一合作，更反對三大政策。當時真正徹底並始終支持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黨員並不很多。就是孫中山的親密助手中，如胡漢民、汪精衛等，都是有條件地支持，或心存疑慮。廖仲愷、宋慶齡是寥寥支持者中最堅決的兩位。當時，國民黨右派為了阻止合作的實現，曾游說宋慶齡，希望得到她的幫助，遭到宋慶齡拒絕。宋慶齡的無條件支持，對於孫中山的決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宋慶齡對於促成孫中山堅決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和制定三大政策，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沒有人能代替的。1962年11月12日，宋慶齡在《人民日報》以《孫中山和他同共產黨的合作》為題發表文章，文中這樣寫道：“國民黨右派不滿意孫中山傾向於社會主義和刷新三民主義的做法。他們十分厭惡他的三大政策，特別是‘扶助農工’這一條，他們認為這一條是對他們利益的威脅。在這種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樣，每當孫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企圖把他拉回來。一聽到宣布他決定實現這種統一戰線，有些人就來找我，以為我會幫助他們反對這一行動，當我拒絕這樣做、孫中山堅決做下去的時候，這些人就退黨，並且公開攻擊他。可是孫中山是嚇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稱，除非國民黨有一個真正革命的綱領，否則他就要同這批人分手，並解散國民黨。他宣布他將組織一個新黨，或者本人加入共產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隆重舉行。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僑胞的代表共156人。著名共產黨人李大釗、毛澤東、譚平山、瞿秋白、林祖涵等都是代表，李大釗還是大會主席團五名成員之一，宣言、黨務、章程等審查委員會也都有共產黨人參加。孫中山以總理身份擔任大會主席，他將大會的中心任務概括為“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重新來改組國民黨的全體。”譚平山代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報告。大會經過認真討論與激烈爭論，全票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國民黨總章》等重要議案。最后，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與監察委員，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瞿秋白、林祖涵等十人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會圓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承認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從而實現了國民黨的改組，標志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當時，長期擔任孫中山秘書工作的年輕的國民黨員宋慶齡，雖然沒有以代表身份參加大會，但她積極支持這次大會通過的宣言，也積極支持孫中山倡導的新三民主義，並為大會的召開做了許多具體工作。宋慶齡始終與孫中山脈搏相通，心聲與共，彈精竭力地積極輔助改組國民黨的工作。在看到孫中山的新政策初步顯示威力后，宋慶齡深受感動，更加全力擁護。宋慶齡曾著文《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並被收錄到《宋慶齡文集》中這樣表述：“我清楚地記得1924年7月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大會在廣州召開。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必須成為中國新力量的中國人民來參加革命。這些農民來自廣東各縣，許多人赤著腳走了好些裡路來到廣州。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帶著籮筐和扁擔。我深深地受了感動。”“孫中山也很受感動。我回到家裡之后，他對我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並且又告訴我中國被壓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須起的作用。”
可以說，致力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這幾年是孫中山革命歷程中最輝煌的年代，對於宋慶齡而言，是她嶄露頭角的時代。統一戰線的形成推動了第一次國內革命的高漲，也體現了孫中山、宋慶齡革命思想的升華和為中國民主主義建設作出的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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