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3月30日15:36 來源：人民政協報
周鎬是我的父親。對於這個名字，現在大多數人可能感到陌生。但如果提及幾年前熱播的諜戰片《潛伏》裡面的男主角余則成，應該是盡人皆知了。我的父親就是一位“余則成式”的人物。
1949年1月初，我的父親周鎬被國民黨保密局槍殺時，我的母親李華初帶著我們姐妹3人正在武漢苦苦地等待著父親的消息。
新中國成立后，母親仍然沒有得到父親的消息。朋友提示她，周鎬可能去了台灣。母親卻說，周鎬絕不可能去台灣，最大的可能是，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當然這只是母親最壞的猜測，潛意識裡，母親是多麼希望父親還活著，還能等到一家人團圓的那一天。
由於生存艱難，母親帶著我們姐妹3人離開了武漢，回到了父親的老家，繼續等待。但直到1965年母親含怨去世，也沒得到父親的消息。
我私底下覺得這對母親未嘗不是件好事，至少，她在有生之年心中是充滿希望的。
這一年的年底，父親周鎬被中共中央組織部辦公廳追認為革命烈士。
被捕后加入復興社
父親周鎬1910年1月21日出生於湖北羅田，14歲考入武漢私立成呈中學，畢業后，考入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步兵科。
畢業后，父親周鎬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
1934年春，福建事變的一些參與者被國民政府通緝，父親周鎬隻身亡命上海，后又從上海轉道返回家鄉。不料，一到漢口就被國民黨憲兵四團逮捕，罪名是“參加叛亂”。這是父親第一次被捕（他一生五次被捕），時年24歲。
負責審訊他的竟然是他的一位舊友。這位朋友並不審訊他，反而是竭力勸導他：“治平兄，你是黃埔出身，何不加入復興社（復興社特務處即軍統前身）？這樣，過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筆勾銷了。”父親問：“如果我參加了復興社，過去的一切真的能一筆勾銷嗎？”朋友說：“是。”父親遂同意試試。就這樣，父親參加了復興社特務處，就是后來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開始了他12年的特務生涯。
誰知道，他參加軍統剛滿半年卻又遭逮捕，漢口軍統調查室指控他是“共產嫌疑”，來勢洶洶，結果查無實據，純屬子虛烏有。
被保釋后，父親仍在軍統任職，但命運就此改變，他得到軍統核心成員之一——周偉龍的賞識。周偉龍是軍統元老級的高級特務、戴笠的結拜兄弟。有他的關照，父親自然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
不久，他由漢口調任貴州，又由貴州調到廣東，再由廣東調重慶，郵電檢查、緝私、諜報、督察等等，軍統中的各個行當他都干過，大受戴笠的青睞。而且他的官也越做越大，從尉官到校官，又從校官到少將，一路暢通無阻。
潛伏於汪偽軍委會
1943年初，時值抗戰，周鎬被國民黨政府從貴州調到重慶，戴笠要給他一項艱巨又危險的工作：潛伏於汪偽軍委會，為重慶政府收集汪偽情報、策反汪偽軍隊，以及做周佛海與重慶政府的橋梁。
於是，周鎬秘密地去了南京。
自此，周鎬就在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我母親也不知道父親去了哪裡，在干些什麼。父親離開我們后，軍統派人把我們母女4人從貴州接到重慶。當時重慶政府很困難，但對我們母女4人非常照顧，我們的所有生活用品全由國民黨政府供給。我與姐姐被送到沙坪壩的私立小學讀書，學費、食宿全免，那個學校的校長是戴笠。蔣介石定期到這所小學，給這些特殊家庭的小學生作報告。我也聽過蔣介石勉勵學生的一次報告。
后來我們得知，當時周鎬潛伏在南京汪偽政府軍委會。周鎬在南京汪偽軍界上層算得上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物，表面上混得有頭有臉，但誰能知道他內心的痛苦與緊張。他整天生活於恐懼之中，在給母親的信中說：“……你未必相信，在南京偽軍委會工作期間，虎口之內，幸有余生，其間痛苦，一言難盡，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蔭，早喪殘生了。”
“周鎬事件”
1943年底，他秘密組建的軍統南京站開始了活動。
軍統南京站，早在1937年軍統撤離南京前就建立過，並配置了電台，但南京一淪陷，這個南京站就叛變投敵了。以后軍統在南京的組織，規模都較小，在日偽的眼皮底下也不敢有大的活動。周鎬重新建立的這個南京站，規模較大，下設八個組。
軍統南京站算是淪陷區的大站，周鎬身負重任，他的工作效率很高，成果顯著，戴笠頗為滿意。不久，周鎬被戴笠提拔為軍統少將。他交給周鎬的任務主要有兩個：一是擔負周佛海與重慶的情報聯絡工作，搜集汪偽首都軍事、政治、經濟等情報，這是周佛海與重慶方面的重要熱線之一﹔二是利用自己在汪偽中央軍事委員會裡的地位和工作便利，與偽軍中的實力派高級將領吳化文、孫良誠、張嵐峰、郝鵬舉等建立密切友好的私人關系，收集他們的情報，積極爭取他們，最終在抗戰勝利時投靠蔣介石。
周鎬在南京領導的國民黨軍統地下組織，隨著日軍的投降也從地下走到了地上，周鎬開始了公開的活動。國民政府任命周鎬為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指揮。
日軍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周鎬在南京宣布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指揮部設在新街口的汪偽中央儲備銀行。指揮部首先接管的是汪偽的《中央日報》和周佛海控制的《中報》。
在封存了汪偽中央儲備銀行金庫和幾所大倉庫之后，周鎬又命令中山東路上的汪偽財政部、憲兵隊、汪偽中央電台等重要機關，聽從南京指揮部的統一指揮，不得擅自行動。
17日，偽《中央日報》和《中報》分別更名為《建國日報》與《復興日報》，套紅標題為勝利專號，出現在南京的街頭。這兩份報紙報道了軍委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成立的消息，以及父親親自起草的《南京指揮部第一號布告》。
沒想到，父親的行動太過火了。蔣介石急於想制止周鎬的過火行為，但又無兵可用，剛剛收編的偽軍也不便進城。於是，蔣介石又下達了命令：南京的治安暫由日本軍隊來維持。
18日下午，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派參謀小笠原中佐到指揮部，請周鎬到日本軍司令部商談解決辦法。父親一到日本軍司令部即被軟禁起來。
父親周鎬組建領導的這個指揮部，隻存在了三天，就煙消雲散了。
“周鎬事件”后，國民政府立即准備接管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在南京設立了臨時派出的先遣機構“前進指揮所”，以陸軍中將冷欣為主任。蔣介石立即下令由新六軍這支嫡系部隊接管南京。
就在日本人軟禁周鎬之后，南京警備司令任援道奉戴笠之命，到日本軍司令部交涉，將周鎬轉押到自己的警備司令部。戴笠到達南京后，又派人將周鎬押至上海審查，罪名竟是貪污。
在獄中，周鎬試圖托關系找人幫自己說話，洗刷掉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卻到處碰壁。
“我當共產黨，的確為不良政治所驅使”
1946年3月17日，戴笠從青島乘飛機途經南京，因雨霧，飛機撞向岱山，機毀人亡。戴笠死后因無人再細查父親之事，經軍統中好友的幫忙說情，軍統局副局長唐縱同意將周鎬釋放。
出獄后的周鎬已經不是原來的周鎬了，變得沉默寡言，閑居在南京二條巷蕉園5號的家中，沒有工作，生活相當艱難。在軍統多年，周鎬早已厭煩了這種工作環境，他對國民黨內部的互相傾軋、貪腐瀆職已經恨之入骨，對國民黨已經失去了信心。
正當他迷茫時，他的同鄉、黃埔同學、中共黨員徐楚光闖入了他的生命，策反了他，后經由華中分局書記鄧子恢的批准加入了共產黨。周鎬遂以中共特別黨員的身份潛伏在國民黨保密局中，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京、滬、徐、杭特派員，負責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及情報工作。
周鎬曾在日記中寫道：“我當共產黨，的確為不良政治所驅使，余妻當有同感，乃商議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約相晤，恰到好處而成功。”
周鎬從入獄到出獄，從國民黨陣營走進共產黨的陣營，母親一無所知。
我們母女4人已經從重慶回到武漢，軍統也不再負責我們的生活，母親帶著我們姐妹3人艱苦度日，焦躁地等待著父親周鎬的消息。
1946年夏天的一個午后，父親母親的朋友來武漢找到我們，他告訴母親：周鎬仍在南京，住址是中山東路二條巷蕉園5號。失去兩年多消息的父親突然有了信息，母親激動得讓淚水盡情地流淌，她高興啊。兩年多日日夜夜的擔心與思念，如今終於有了結果。
進入蘇北解放區
1946年11月，父親周鎬第三次被捕。關押在保密局看守所。因找不到証據，局長毛人鳳對手下的高級特務還算客氣，沒有可靠的証據也不會輕易處置。兩個多月后的1月21日，農歷除夕這一天上午，父親周鎬被釋放了。
父親周鎬出獄后，保密局命令他仍回上海工作，擔任佛教訓練團的組長。周鎬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照樣上班下班，照樣與同事來往，當然他還是不斷地來往於京滬徐之間，秘密地為共產黨收集情報。
1947年9月，徐楚光來到武漢看望我們母女，第二天即被捕。被捕地點離我們住處很近，母親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給父親周鎬拍了一封電報：“余仁身暴重病，已經住院。”周鎬第一時間得知徐楚光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有關人員隱蔽、撤退，避免了重大損失。
由於叛徒出賣，這年的12月30日周鎬第四次被捕，又一次被關進了寧海路19號保密局看守所。
1948年3月，周鎬的保密局好友、少將經理處長郭旭和少將設計委員任建冰二人聯名向毛人鳳上書作保，周鎬又一次死裡逃生，走出了保密局看守所。
母親最后一次去南京，沒有見到父親，蕉園5號還在，保姆獨自一人在家。保姆王媽告訴母親：他們已經走了好久了，不知去了哪裡。
於是，媽媽帶著弟弟妹妹於1948年9月進入蘇北解放區。從此，母親再也沒有得到過父親的任何消息，艱難地生活直到去世。
后來得知，父親此時也進入了解放區。
當時，解放區的物質雖然匱乏，每月每人津貼隻有6000元（當時一塊銀洋可以換華中幣12000元，6000元也就是一二尺布的錢），每天七錢油，四錢鹽，米面按公家規定也僅能果腹。但解放區軍民團結一致，同甘共苦，周鎬對此感觸很深。
父親周鎬過去在南京過的是高級軍官的生活，吃穿都很講究，出有車，食有魚，稍微走一點路，都感到很吃力。但到了解放區，一天走七八十裡路，還是泥濘土路，父親居然不覺得累和苦，這不能不說是精神之作用。過去父親周鎬用的是“周治平”專用信箋與信封，到了解放區，周鎬讓手下的人員用報紙剪裁后貼貼補補做信封。
父親周鎬為了報答黨和人民對自己的知遇之恩，全身心地投身到工作之中，不分晝夜地奔波於宿遷、睢寧、沐陽、新安鎮等地，在緊張的工作之余，還把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內幕寫成《蔣幫拾零》《蔣政權的黑幕》《蔣介石的龐大特務系統》等文章。新華社和解放區電台將父親的文章播出后，由於言之有據，鞭撻有力，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反響很大，打擊了敵人，產生了很好的作用。
他在日記中寫道：生命僅一線之安，此后余生，當誓為黨國人民盡忠，拼命消滅蔣賊政權。余生有幸，必達此目的也。
1948年11月13日，父親周鎬在淮海戰役的前線成功地策動了國民黨107軍孫良誠部5800人的投誠。
倒在南京解放前夕
1949年1月初，父親周鎬又接受組織安排前往蚌埠策反國民黨第八兵團司令官劉汝明。當時，淮河一帶大雪狂飛，冰天雪地，父親帶著投誠的孫良誠等人一路勞頓地來到了國共的分界區淮河。臨上船時，他從包裡掏出日記本與錢物，對警衛員說：如果我三天不回來，你就把這本日記和錢物交給夫人，照顧好我的家。不等警衛員答話，父親轉身踏上小船，隨船而去。
誰知道，劉汝明將周鎬前來策反一事上報給了蔣介石和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蔣介石與毛人鳳在得知父親去了解放區后，曾派人沿途搜捕，現在居然送上門來了。
這是父親周鎬第五次入獄、第三次被關進寧海路19號的保密局看守所。幾天來無人審訊，父親周鎬知道這次他不可能再走出這個牢房了。
父親周鎬倒在了南京解放的前夕。
這一切，我們姐妹3人與母親一無所知。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姐妹3人很替母親爭氣，學習成績都很好，就是沒錢交學費，母親拿著父親以前寫給她的信給學校領導看，有一封信是這樣寫的：等將來革命勝利了，將你們接到一塊過好日子……憑著這些信，我們姐妹被評上乙等助學金。母親身體不好，不能勞動，我們生活沒有來源，如果沒有這些助學金，我們初中都讀不起。
1965年，母親死在了農村。
幾個月后，父親周鎬被政府追認為烈士。但母親沒有等到這個消息，離開這個世界時還睜著眼睛。1971年，政府給我們姐妹3人送來了烈士証和光榮烈屬牌。
母親去世前，把她珍藏多年的父親遺物交給了我。母親除了把父親的黃埔同學通訊錄及軍統証件埋在地下以外，其余的都保存了下來。我在整理父親的遺物時流淚了，感嘆父親的命運與不易，更感嘆母親一生的悲苦和對父親的摯愛。
遺物有大量的信件、照片，還有《辭源》、日記本、通訊錄、領帶、衣服、皮包、印章、印章盒、印泥盒、老虎鉗、硯台、報紙、父親專用的“治平用箋”信紙及“周鎬緘”信封等。
“文革”以后，我們姐妹3人把這些文物分批捐贈給了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硯台是蔣介石贈送給父親的，“文革”期間，因為害怕，我用起子與錘頭把“蔣中正”三個字鑿掉了。印章也不是一般的石頭，是珍貴的紅玉石。那張《復興日報》，是父親在南京接收期間將汪偽的《中報》變更的，報紙刊登了父親親自起草的《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布告》。這張報紙是母親從南京帶回來的，這份報紙隻刊出了3天就夭折了，是報紙類的絕品。那13封信是父親對母親帶淚情感的傾訴。信裡有一段內容是這樣的：“……我現在因厭惡官海的生涯，深願早日得到勝利。我們‘坐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種自在生涯，多麼痛快、自在。我前兩年的話，約你抗戰勝利了，回家的諾言，到今天，愈想愈是對了，人生數十年的光景，何必如此奔波勞苦呢？……什麼功名利祿，我都看得淡然了。初呀（母親名字），苦吧，待著吧，抗戰的勝利就在目前了，這樣我們也對得住國家民族的、個人的心地，也可告慰了。這上面的話，是灰心嗎？頹廢嗎？我都不承認的，完全是為著生涯的辛苦十余年來，無片刻的休養，一個人精力是有限的，且社會的人士也太壞了，又何必與人爭此功名利祿呢……”
屈指算來，我的好父親周鎬離開我們已經60多個年頭了。
（文/周慧勵 口述 孫月紅 沈量 整理。本文作者孫月紅為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史料研究科科長﹔沈量為南京市政協教衛文體（文史）委員會辦公室調研員。本文曾收錄於南京市政協文史委編輯內部刊物《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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