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潛伏敵佔區執行“死亡任務”

周正

扮作商人執行任務的周正

1945年,周正在蘇北淮安表演慰問華中野戰軍

近來,《剃刀邊緣》《黎明決戰》等多部諜戰劇熒屏熱播,波瀾詭譎的地下工作再次成為大家關注的熱點。3月21日,抗戰時期從事潛伏工作的周正老人在濟南家中接受了本報記者採訪。已是95歲高齡的他,談起當年潛伏的往事,娓娓道來,帶我們回到陰霾密布的戰爭年代。

決不做亡國奴

周正祖籍菏澤定陶,1922年出生於新浦(今江蘇省連雲港市),家中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老二。父親雖會些木匠手藝,但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家裡仍一貧如洗。小的時候,讀不起書,后來,國民黨政府推行義務教育,周正才上了公立小學。學校宣傳青少年要愛國,要進步,老師所講的“岳母刺字,精忠報國”的故事,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讓周正的愛國心萌發。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全面侵略中國。1938年徐州會戰期間,侵華日軍為打通隴海路支援徐州戰場,發兵5萬,水陸並進侵犯連雲港。日軍出動航母轟炸連雲港,掩護陸軍搶灘作戰。守城中國軍隊在孫家山、東西連島和大桅尖等地與日本鬼子拼死血戰,數次擊退日軍進攻。中國軍隊守衛連雲港市區289天,傷亡慘重,終因彈盡糧絕被迫向西撤退,連雲港淪陷。

家鄉被日軍侵佔,年少的周正心理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從小就受愛國主義教育,我知道不能當亡國奴!”

周正有個要好的同學名叫郭守凱,比他大一歲,卻要成熟很多。他跟周正說:“我們要不然逃了吧,不要在這待了。”“我也不想當亡國奴,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兒。”郭守凱說:“東南方向好,我有一個親戚李萬豐在灌雲縣。”於是,兩人結伴去了灌雲縣。

“李萬豐家裡相對比較有錢,不排外,對我也不錯,但是畢竟是寄住在別人家裡,住時間久了也不好意思。當地有一個地方武裝,領導人叫黃鎮五,家庭比較富裕。聽說武裝隊在招人,我就跑了過去。到了才知道,人家有要求,不要太矮的。那時候我才15歲,身高不夠,我就耍了一個小花招,找了一塊瓦片墊在鞋裡,這樣穿上鞋個子剛夠參加標准,他們就把我收去了。”想起當年的小機靈,周正笑了起來。

然而,好景不長,黃鎮五在一次戰斗中不幸被打傷了頭,命保住了,但是也沒法參加革命了,隊伍沒了領導很快就散了。

周正的父親當時在區公所當號手吹號,他就去投奔了父親。不久,父親年紀大被辭退,就去東泰庄地主家做飯。“地主叫王西九,大兒子在復旦大學讀書參加了共產黨,二兒子也深受哥哥影響,有殺敵的願望。一到他家,他二兒子問我知不知道紅軍?我那時候並不知道紅軍,隻聽說過共產黨,因為國民黨蔣介石有口號: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共匪。”周正說,上小學的時候,國民黨在海州師范學校抓了20多個共產黨員,在火車站附近槍殺了他們。“國民黨說是處決土匪,我當時就不相信槍殺的是土匪,他們穿戴比較整齊,根本不像土匪,心裡明白他們所說的土匪應該就是共產黨。王西九二兒子一直跟我說共產黨如何好,幫助窮人,說紅軍的武器是蘇聯造的,槍上有望遠鏡,盯住瞄准了,一打一個准。紅軍留給我的印象特別好,因為他們救濟窮人。”

一天,周正在路上碰到了三四個穿便衣的人,他們都有槍,其中一個還拿著手提式沖鋒槍。“他們笑話我一通,說不參加救亡活動干什麼去?就讓我跟他們走。我跟著他們到南雙港見了地主許二老爺許電華。因為和許電華的夫人是老鄉,格外親切。”

1940年,第十八集團軍第五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黃克誠,率領東進支隊來到蘇北進至淮海鹽(城)阜(寧)地區,與新四軍北上部隊會師,創建蘇北抗日根據地。五團團長覃健所帶的部隊,進駐周正所在的村子。周正發現,覃健所帶的隊伍跟老百姓很親熱,跟國民黨的部隊完全是兩種感覺,內心很向往。

晚上,覃健泡完腳,周正主動要去倒水,被覃健的警衛員攔住了。覃健說:“小朋友,多大歲數了?”周正回答:“十六了。”覃健說:“年輕人要參加抗日救亡行動,不要在家待著。”周正問:“要不要我?要我的話,我就跟你們一起去。”許電華說:“我們一道都參加。”

后來,這支武裝隊伍被編入第五縱隊濱海大隊,周正在五連,不久任二排排長。“我上過小學,有點文化,還喜歡唱歌,部隊開大會時,常帶本連與兄弟連隊互相拉歌,活躍部隊生活,我教戰士學新歌也快。那時常唱的抗戰歌曲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游擊隊歌》《紅纓槍》等等。”周正回憶,那時候部隊打鬼子、打偽軍、打國民黨頑固派,也打土匪。“16歲那時還沒有槍,就用紅纓槍。不久之后,給我發了一把漢陽造,我高興得不得了,感覺很榮耀。”

咬牙接下“死亡任務”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不久,第五縱隊改編為新四軍三師,黃克誠任師長兼政委。周正所在的濱海大隊稱為三師濱海大隊。1941年9月,新四軍三師九旅與四師十旅建制對調,濱海大隊改建為濱海軍區二團,也稱三師十旅一支隊二團,團長汪洋,政委吳書。“在后來的幾次部隊文藝匯演中,十旅文工團注意到了我,點名調我到劇社。”那時文工團團長是夏林,政治指導員蔣覆(后改名蔣捷夫),教員有許以倩、李文慧、李文濤,團員中有謝鐵驪等人。

1942年,日軍從淮陰、連雲港、徐州等地出兵七路向淮海區包圍進攻,反掃蕩形勢嚴峻,文工團部分人員各回原來部隊,周正又回到了二團。

“一天,團政委吳書找我談話,說決定派我到新浦敵佔區做地下工作。事發突然,我想,也許是領導覺得我比較機靈,又會演戲,適合做秘密工作?我表示,服從組織安排,堅決完成任務。”

吳書告訴周正,這次任務主要是搞敵人情報,如日軍和漢奸部隊的駐地、番號、主官姓名、武器配備等方面的情況。並說,做地下工作有嚴格的紀律,對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回到家鄉干個小買賣當掩護開展工作。

“我從沒做過這種工作,雖然服從組織安排,但自己感到難度很大,危險性很大。吳政委說,你看還有什麼要求沒有?我說沒什麼要求,可說心裡話實在舍不得離開部隊領導和戰友。如果我真要回不來,犧牲了,請組織上設法把我的尸體埋在東山底下我外祖父墳地旁,並一定向我母親保密。我母親身體不好,操勞了半輩子,我弟兄姊妹四個,我母親最喜歡我,要是知道我死了,母親一定受不了。吳政委說,不要想那麼多。我說,能不能讓我帶著自己的手槍?吳政委說,不能帶槍。我說,帶槍不為別的,緊急關頭我留兩顆子彈,一顆給敵人,一顆我自己自殺。吳政委說,看你,想得太多太具體了,別說這些了。大膽工作,小心行事,你身后有組織的支持。”周正說。

執行任務之前,團保衛干事兼敵工站站長吳泉友給周正介紹了地下工作的一些基本常識和地區的社會情況,教給他當地幫會安清幫、道德會的一些術語,找來一些相關書籍讓他仔細閱讀牢記,還教給他怎樣應付敵人,怎樣交結各種道上的朋友。

短短幾天的培訓結束,周正領了一些經費,到集市上買了一件藍布大褂、一頂棕色禮帽。“我特意幾天不戴帽子,光著頭晒太陽,避免敵人哨卡檢查時發現頭上有戴軍帽的白印跡。部隊還給我找了一輛半舊自行車。”

離開部隊時,周正仍然很難過,他實在舍不得離開部隊首長和戰友。“吳政委是知識分子,平日裡對下級很關心很照顧,大家很有感情,上下級關系比親兄弟還親。臨行前,吳政委一再叮囑我,要嚴守地下工作紀律,嚴守秘密,無論如何不能暴露。盡管作了較充分的准備,可真到了出發的時候,還是覺得此行會是有去無回,感覺有些壯烈。”

上午出發,一路上順利通過日偽軍的幾道哨卡,騎自行車走了不到一小時,周正就進入敵佔區。

煤粉廠巧遇“同行”

到了新浦,周正先住進了他大舅楊立奎家。

“大舅家也很窮,住在隴海路鐵道南約200米一片水窪旁邊的一間小破房子裡。大舅靠給人修房子做工掙點錢維持生計,生活很困難,但人很好,很忠厚老實。”周正說。

安頓下來后,周正就開始考慮開展工作。任務很明確,要偵察敵情,就要先熟悉周圍環境。“說來也巧,我另一個舅舅家的表弟在新浦干交通警察,那時交通警察實際上是以維持社會秩序、解決居民糾紛為主。盡管我對這個干偽事的兄弟沒什麼好感,但從工作考慮,沒事就與他閑拉呱,了解些情況。”

過了幾天,周圍環境基本熟悉了。周正找到了附近一個煤粉廠,煤粉廠緊挨著日軍兵營的后院,他扮作運煤的勞力,用煤灰往臉上胡亂抹了兩把,把草帽低低地扣在頭上,一邊幫著往煤場裡推煤車,一邊暗暗望鬼子兵營裡瞅。“兵營裡有大炮但看不見,隻能看到十幾匹東洋馬。我就注意鬼子的出入活動情況。”

煤場另一邊是一片空場,附近有座寺廟。沒想到,在這裡周正竟然碰到了熟人。“這人叫張儀康,原來也是淮海軍區文工團的,這時穿一身警察局的服裝,一看就是混上了官面的差事。我懷疑他是叛變投敵的,而他也懷疑我是脫離了隊伍跑出來的。”

雙方照了面,誰也躲不過去了。張儀康主動過來搭訕,拉著周正的手說:“走,一邊說話。”走到沒人的空地,他問周正:“你怎麼來的?”周正也問他:“你怎麼來的?”

“我們彼此察言觀色,互相揣摩。我想,如果他是叛變投敵的,應該不會領我到沒人的地方,而是會用別的方式對待我。這樣我心裡多少有數了,估計他和我是同行。最后他說,你先說你怎麼來的?我說是老吳讓我來的。他馬上激動地握住我的手,說他也是老吳讓來的。我們頓時感到無比親切。”

看張儀康已經穿上了警察制服,行動很安全,而自己還立足未穩,周正有些著急。“我說,敵人掃蕩,形勢危急,我的任務很明確。你能不能想辦法給我辦個身份証件?他沉思片刻,讓我第二天上午到警察局二科去。”

第二天上午,周正來到警察局二科,張儀康給他編了個住址,打著同學的幌子,讓同事給幫著辦個証件。就這樣,周正順利拿到了一個警察局二科科員証,科員証也可作身份証件用。“有了証件,我心裡踏實了,不怕被查了,可以大膽出門了。”

周正首先將目光瞄准了他的小學同學張志忠。“張志忠是我小學時一個要好的同學,他家開了個麻將館,招徠人來這裡打麻將、推牌九賭博,靠開賭場抽頭。聊得多了,周正有意無意地說起他家隔壁南鄰的事情。

原來,周正發現,隔壁這家人總是帶著武裝人員出入,但都穿便衣。兩家之間是用蘆葦編起來的帳子籬笆牆,雖然糊上了泥巴,但上面有很多縫隙,兩邊說話都互相聽得清清楚楚,人影活動也能看得見。

張志忠告訴周正,這家住的人姓楊,是別動隊的楊大隊長。周正問:“別動隊是干什麼的?”張志忠說:“是歸皇軍直接領導的一支隊伍。楊大隊長過去干過共產黨,投降到皇軍這邊來的。”張志忠的這句話引起了周正的警覺,“我問別動隊人不少吧?張志忠說,楊的身邊有三四十個人,皇軍很器重他,給他配備得很好,一人一輛自行車,一支長槍,一支匣槍。”

起初,周正不敢詳細打聽,怕引起別人懷疑。后來逐步了解到,楊大隊長名叫楊步仁,他原名叫王鳳鳴,曾於1939年8月在魯西南蘇魯豫邊區,與暗藏在我黨內部的王須仁一起,制造了湖西“肅托事件”,造成整個蘇魯豫邊區的黨組織一度陷於癱瘓,給革命造成極其嚴重損失。”當時王須仁是蘇魯豫區黨委下屬的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鳳鳴是駐在湖西的蘇魯豫支隊四大隊政委。王鳳鳴逃跑后投靠了日本人,當了漢奸,並改名楊步仁,隱藏身份。先在汪偽七十一旅李亞藩部任營長,后向日偽申請了特別番號皇協軍別動隊,自任大隊長。這處房屋是王鳳鳴的丈人家,他老丈人名叫孫漢卿,當時是新海連市興隆鎮的鎮長。”

得知這一情況后,周正感到事情重大,在回淮海根據地交通站匯報情況時,向上級報告了有關楊步仁的情況。“上級指示,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楊的動向,並介紹了湖西事件的經過和楊步仁的罪惡。這樣我就暫時住在了張志忠家。”他沒事就在張家麻將桌上,耳邊聽著人們對周圍事物的議論,眼光留意著隔壁楊家出出進進的都是些什麼人,有什麼動向。在這裡,一來便於自己安全隱蔽,在楊步仁眼皮子底下,日偽方面很少來人盤查﹔二來可以探聽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廣交“朋友”打探機密

后來,周正得知張志忠的一個同學就在別動隊裡。“他年紀比我們大些,當時大概二十七八歲。我尋找機會接近他。一次他的母親過壽誕,我和張志忠就相約去拜壽。”周正謊稱自己作買賣手頭上活泛些,搶著付錢買了禮品,與他漸漸熟悉,見面可以聊聊見聞了。

“一次我問他,幾天沒見了,去哪兒了?他說,我們討伐去了呀。我說,討伐是什麼意思啊?他說,打共產黨啊。我問,去哪兒打共產黨啊?他說去了一些地方,像贛榆、山東臨沭,具體地名如石臼所、陶魯,等等。他還說,他們有時候是跟著日本人一起出去,有時是別動隊的人自己出去,夜裡騎著自行車,隨身帶步槍短槍,沒有機槍。我假裝關切地對他說:‘你可要小心啊,南邊不遠也有共產黨,聽說裝備著蘇聯造的帶望遠鏡的步槍,幾裡路一打一個准,萬一出點事,你家裡還有老婆孩子,可怎麼辦啊。’后經了解得知,他們這支別動隊一般不敢碰我濱海軍區的部隊,只是出去夜襲我們的農救會村干部。”

慢慢地,周正從這個人口中了解到不少情況,如附近日軍的番號、裝備、長官姓名年齡等等,還通過他認識了別動隊的其他一些人,利用各種機會和他們混在一起,以至於周圍老百姓以為周正也是別動隊的。

借由這些關系,周正還結識了偽軍“和平軍”的一個叫蒲應龍的連級軍官。蒲應龍的父親伯父都在新浦,蒲應龍家的長輩蒲開璽在新浦名盛一方,影響很大。蒲應龍的父親也在“和平軍”,官比蒲應龍大一點。

一來二去,周正和蒲應龍熟識了,就跟他說:“我在警察局干,沒勁,其實我在沭陽干著買賣,生意不錯,但來往路上不便,能不能給我弄身軍服穿,錢我拿。”蒲應龍說:“那好辦。”

很快,軍裝弄來了。“那時候一些零碎的軍用品都好買,漢奸、鬼子的商店都有賣的。我置辦了一套帽花、中尉領章,自稱中尉副官,買了雙馬靴,還買了一把東洋刀。這樣裝扮起來,我就便於活動了。”

靠著這些關系,日軍、“和平軍”、別動隊的活動去向周正都可以基本掌握了。那期間,日軍、別動隊主要是向北即山東臨沭一帶活動,“和平軍”主要是向西向南即徐州以東和灌雲一帶活動。其軍事活動主要為擴大地盤和武裝,去打共產黨的隊伍。“敵偽的兵力及行動方向,配備的武器,我有些是事前知道的,有些是事后知道的,漸漸都掌握了。為了與這些關系拉近距離,我常裝作好意地提醒他們:南邊的共產黨很厲害,你們出去可要千萬小心。與他們熟了,他們也不避諱我,說話間就會透露出許多有用的消息。這樣我獲得的情報就比較准確比較快捷。慢慢地我就有些經驗了,情報很容易就搞到手了,而對方還渾然不覺。”

獲得情報后,要及時送往交通站站長吳泉友那裡。吳泉友一般在邊緣區活動,離新浦六七十裡地,周正趕到那裡要騎自行車約三個小時。身穿偽軍服,挎著東洋刀的周正,一路上沒人敢惹,臨近交通站駐地時再把衣服換下來。

“1943年底到1944年上半年,我的情報工作因為迅速准確,得到領導的高度評價。”周正說。

冒險購得電台元器件

此時,周正又接到了新的任務。原來,支隊的電台出了故障,台長找交通站站長求援。站長感到很為難,因為這不是交通站的工作范圍。台長又去找了支隊政委張克辛陳述了一番,說電台不通等於瞎子聾子,對於部隊實在是至關重要。要求了幾次,張政委答應了。

這天,周正到交通站匯報完情況,吳站長說:“你先不要走,張政委有事找你。”

見了面,張政委說:“我們支隊的電台出了故障,我們沒有其他途徑解決,隻好找你辦這個事情,我也知道有很大風險,希望你能完成,想法購買一部發報機,買不成就買需要的元器件。”張政委讓電台的人開了一份採購清單,交給了周正。

回到新浦,周正開始採購。“當時電料行都是日本鬼子開的,需要的元器件有些有的賣,有些沒有。一些重要的電子元器件控制很嚴,要憑憲兵隊的証明才能出售。我找張志忠的那個同學幫我開出了証明,買了幾種元器件,但是最重要的幾樣電子管這裡沒有,隻有青島才有。”

為了完成任務,周正又找人開了証明,辦了通行証,乘日本人的商船從連雲港前往青島。“青島這麼大,我該找誰?去哪裡買電料?看到船上一個小伙計,我就和他攀談起來,和他商量,下船后請他帶我到市裡轉轉玩玩。其實我也是想趁機了解一下駐青島的日軍的有關情況。因為做情報工作久了,對敵方的一切事情都有興趣。我掏出三十塊錢送給他。那時三十塊錢可不少了,頂他半年工資了。他千恩萬謝才收下。”周正說。

到岸后,小伙計要為日本商船採購蔬菜副食油鹽醬醋等生活用品。他的服裝上有商船的標記,上下船都不受檢查。小伙計很熱情,帶著周正轉了八大關一帶。當時那裡是日本憲兵隊的駐扎地。“一路逛去,中山路、聊城路上都是日本人的商行。在一家大的商行裡,我說要買一部發報機,店家說要証明。我掏出証明,店家又說,先生對不起,要換成日軍駐青島憲兵隊的証明才行。我掩飾道,那好辦,改日我再來,便揣起証明離開。”整機買不成隻好買元器件。憑著証明,周正把需要採購的元器件分散到幾家商行買齊,以免引起懷疑。為保險起見,他又買了三盒紙盒包裝的日本產的藥品“靈寶丹”,把藥取出來,把零件放進去,照原樣封好,包裝嚴實,從外表看就是三盒日本靈寶丹。

購好所需的元器件,周正當天購票乘火車到濟南。回想起來,他感慨,一路上不是“坐火車”,是“站火車”,車廂內滿滿的,人擠人人挨人,動彈不得。“我是站在車廂座位的靠背上,手扶著行李架,上不去下不來,又渴又累,就這麼十幾個小時一路晃蕩到了濟南。過去沒來過濟南,不熟悉情況。下車后買轉往徐州的火車票,是第二天的,要在濟南住一夜。我就在附近轉一轉。緯三路北頭,當時有不少妓院,有些是日本人開的,常有日本人出出進進。我還轉到了經二路郵電大樓一帶,那時感覺大樓那麼高啊。”

第二天上車時,因為人太多,周正沒能擠上去,無奈隻得改簽下一班。“火車開到棗庄薛城附近時停下來了,說是前邊鐵路被炸,前一列火車顛覆出軌了。我擠下火車去看了看,火車機車和前幾節車廂翻倒在鐵路邊的溝裡,溝沿上用葦席蓋著一些尸體。想來后怕,我若是趕上這趟車,搞不好也攤上了,那我購買電台元器件的任務也就泡湯了。那時火車有些車次不分客貨,客車也拉貨,前幾列是客車,后邊是貨車。這麼一來耽誤了不少時間,好不容易到晚上才到了徐州。”

周正此前到過徐州,對這裡的情況比較熟悉。那時是漢奸郝鵬舉部在此駐扎,周正在這裡再次轉車往新浦。鐵路上列車經常遇到些這樣那樣的事情,走走停停,頭天晚上上車,直到第二天晚上十一點才到新浦。

“那時新浦就像個鎮子,也就三萬多人口,路上也沒什麼行人,路燈也不亮。折騰了幾天我也夠累的,就去了舅舅家。舅媽給我做了點吃的,好歹算是幾天來吃上的一頓熱飯。可躺下來一時又睡不著,想著這次任務因為種種原因延遲了好幾天,組織上會不會以為我出事了,得盡快回部隊向領導匯報。”迷糊了不到五點鐘,周正就醒了。他洗了把臉就急急告別舅媽,到原來寄放的地方取出自行車。離開新浦十來裡地了,天才亮。“當時一心想著趕時間向領導匯報,根本沒想到安全問題。”

到了根據地的支隊駐地,沭陽縣的藕池庄。恰好二團團部和交通站也住在一起。“部隊剛吃過早飯。聽說我回來了,許多人跑出來,嚷嚷著:周正回來了!幾個人把我抬起來往上扔,大家熱情擁抱我,拍打我,熱鬧異常,高興異常。我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啊?大家七嘴八舌地說,地方黨組織的灌雲縣聯絡處主任陳少新叛變了!灌雲及附近新浦、沭陽一帶的地下工作人員都歸他管。我是部隊系統的,按照紀律我們不發生橫的聯系。但因為我當時的情報工作比較突出,他知道我。在他叛變后帶敵人到我活動的地區抓了幾天沒抓到我,他也不知道我干什麼去了。”

戰友們還告訴周正,聽說他被鬼子漢奸抓去嚴刑拷打,打得頭破血流,沒有吐露半點機密,只是勇敢地回答自己是共產黨員!“我說,這是哪裡的事啊!戰友們問,那你到哪裡去了?我說支隊張政委派了一項重要任務,路上耽擱了幾天。戰友們紛紛說,真是萬幸啊!就這樣,事先誰也無法預料到的事情,我無意中躲過了一劫。”

周正將這次去青島的任務情況向領導作了匯報。吳書政委安慰他說:“你這次任務完成得很好。陳少新叛變后,灌雲一帶幾個縣的地下聯絡線被敵人破壞很嚴重,幾近癱瘓,你先不要回去了,先休息幾天吧。”

“后來,吳書政委說:‘這次派你去敵佔區,真是有些舍不得,但上級一再要求加強情報工作,要抽調精干人員去敵區,團領導研究時思來想去,認為還是你各方面條件合適,階級立場、戰斗表現、文化水平、應變能力都很出色,事實証明選擇是對的。’團長汪洋也說:‘當時我也不舍得派你去,因為知道這是一項死亡任務,最大可能是有去無回。’后來得知,支隊先后派往敵區的11名偵察員,最后隻回來我一個。犧牲的同志中,最年輕的朱環同志年僅18歲,是被敵人押到集市上當著老百姓的面用鐵棍活活打死的。”

不久,淮海區黨委決定成立一個實驗(京)劇團,由區黨委副書記、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負責劇團籌建。周正被調到劇團工作,從此離開了戰斗部隊。后隨團來山東,在山東文協任黨支部書記﹔1948年起,先后在濟南軍管會、省文化局工作﹔1973年調山東省體委。1986年離休。(記者 陳巨慧 實習生 梁金鳳 本版稿件與山東省委老干部局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