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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星火(上)——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的誕生與發展

張全景

2017年04月17日10:02    來源:學習時報

原標題:冀 中 星 火(上)

1923年8月,在安平縣台城村,李大釗親自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弓仲韜,帶領兩名剛剛入黨的農民黨員,成立中共台城村特別支部——中共歷史上的第一個農村支部。在黨領導下,這方土地的人民不懼白色恐怖的血腥鎮壓,發起一次次反抗黑暗統治的斗爭﹔抗日戰爭中,這裡成為冀中抗日的指揮中心和大本營﹔解放戰爭年代,作為不曾被國民黨軍佔領過的老解放區,台城村及安平縣人民積極支前,一批批優秀兒女踴躍參軍奔赴前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們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新時期,“絲網之鄉”的美名享譽全國,走向世界。全文圍繞中共第一個農村支部的誕生、成長,記述了九十多年來台城村乃至安平縣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可謂是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來農村工作輝煌成就的一個縮影。

192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農村支部在河北省安平縣台城村誕生了,這是李大釗親自指導建立的,因當時尚未建立省委、縣委,定為特別支部,直屬北京區黨委領導。李大釗親自發展的共產黨員弓仲韜任支部書記。台城村黨支部的建立,像一粒火種,很快燃向鄰村、鄰縣。1924年8月15日,成立了安平縣委,在此基礎上,與相鄰的饒陽、深澤、深縣建立了聯合縣委、中心縣委。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革命的火焰在冀中大地燃燒起來,為這一帶革命斗爭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弓仲韜為建立和發展壯大黨組織,披肝瀝膽、耗盡心血,甚至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即使被敵人弄瞎了雙眼,仍矢志不渝、赤心向黨,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獻出了一切。“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正是弓仲韜一生的真實寫照。

李大釗親手播火種

1920年到1921年,華北四省大飢荒,餓死1000多萬人。位於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安平縣,1922年遭受大旱災,民以樹皮、野菜充飢,加之1923年又遭受大水災,貪官污吏欺壓搜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兵匪劫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縣志記載:“民大飢”“民多流亡”“賣兒賣女”“路有餓殍”“民相食”,其慘其悲,不忍卒睹。正如一首逃荒歌所唱:“滹沱河,水滔滔,逃荒的人們好心焦,老的老,小的小,無親無友無著落,賣兒賣女靠乞討。”什麼時候才是農民的出頭之日?什麼時候才能得個溫飽呢?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全國人民看到了光明,有了希望。

弓仲韜,1886年出生於河北省安平縣台城村大戶人家。父親是清末的開明士紳,贊同康梁變法。弓仲韜自幼同情勞動人民,在家鄉上學時就參加進步活動,反對封建迷信,提倡婦女放足、男人剪辮子。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接觸到許多救國救民的思想。俄國十月革命后,開始學習研究馬列主義,特別是讀了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后,思想豁然開朗。1919年,他參加了五四運動,同年大學畢業后,在北京沙灘小學任教。在此期間,他經常到北大圖書館,特別在館內專設的“亢慕義齋”閱讀進步書刊,聽李大釗演講和教誨。按李大釗要求,他經常到天橋一帶的工人、市民中調查研究,宣傳革命思想,鼓動工人同資本家作斗爭。李大釗看他進步很快,又多次提出入黨要求,1923年4月,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這之前,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中國的廣大農民有極大的革命積極性,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黨在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也開始到農村開展農民運動。浙江蕭山衙前村農民大會於1921年9月27日召開,中國第一個新型的農民組織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自己的家鄉廣東海豐縣成立了第一個秘密農會﹔1923年4月,毛澤東派人到湖南衡山岳北白果鄉開展農民運動,9月成立岳北農工會,樹起了湖南農民運動的第一面旗幟,之后毛澤東又在韶山一帶親自組織農民協會,開展對地主階級的斗爭。出身農家的李大釗對農村、農民的狀況有著深切的了解,先后發表了《青年與農民》《農民與土地》等文章,論述了把農民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參加革命的重要意義。他對弓仲韜講:“要取得革命的勝利,隻在書齋裡不行,隻在城裡也不行,需要把工農群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你家在農村,就回老家建立黨組織,發動群眾吧。”弓仲韜按照李大釗的囑托,不久即辭去教職,放棄了城市生活,回到老家安平縣台城村,播撒革命火種。

弓仲韜回村后,首先對全縣農村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他發現,大約不到10%的富人佔有80%的土地,90%的窮人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農民有強烈的革命要求。他針對農民大多不識字的現實,創辦了平民夜校(也稱“農民夜校”),作為提高農民文化和開展黨的工作的陣地,成為台城村茫茫黑夜中亮起的一盞明燈。他教學員先識字,以講故事、說歷史的方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編寫了通俗易懂的教材《平民千字文》,為農民講授。農民晚上來夜校,識了字,明了理,還能吃到弓仲韜為大家准備的米粥,學員迅速增加,最多時達50多人。他們逐步認識到:當今世界,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弓仲韜賣掉20畝地,辦起了台城村“女子小學”,引導婦女學習文化知識和革命道理。弓仲韜在這些學員中物色、培養積極分子,發展黨員,其中很多人成長為革命骨干。正如追隨他鬧革命的堂妹弓彤軒所說:“在小學我是兒童團,高小是青年團,初中就成為共產黨員了。”弓仲韜隨時與李大釗保持聯系,各項工作在李大釗的指導下進行。

1923年8月,弓仲韜介紹夜校學員弓鳳洲、弓成山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農民黨員。就在這個月的一個深夜,中共台城村特別支部在平民夜校建立,弓仲韜任書記,弓鳳洲任組織委員,弓成山任宣傳委員。中共台城村特別支部的建立,標志著安平人民反封建斗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領導農村革命斗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台城村特別支部建立后,弓仲韜一邊繼續辦好農民夜校,一邊著手組建農會,發動貧苦農民向村裡的地主開展說理斗爭和雇工增資斗爭。對於弓仲韜來說,這是在革自己家族的命,也是革自己的命。弓氏家族不少是村裡的富戶,弓仲韜自己家就有300多畝地。當時,他說服本族富戶的長輩們給雇工和村裡的窮人放糧食,增加工資。有的富戶堅決抵制,弓仲韜就發動雇工在需要搶收搶種的大忙季節,向富戶提出增資要求,否則停工,迫使這些富戶不得不屈服。每到中秋、春節等重大節日,弓仲韜就在弓氏祠堂給窮人放糧,發布匹。有些同族長輩覺得他的行為完全無法理解,百般阻止,一些富戶也對他恨之入骨,但弓仲韜不為所動,依然傾其所有投入到革命事業中。

滹沱河畔星火燎原

革命火種一經點燃,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勢。1922年,李大釗介紹了另一位安平籍知識分子李錫九加入中國共產黨。李錫九1872年生於安平縣任庄村,后在留學日本期間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回國后結識了李大釗,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冬,他受李大釗派遣回到老家任庄村,領導村民拆毀廟宇,在家裡辦起平民夜校,進行革命宣傳,發展進步青年入黨,縣城北關高小校長李少樓和饒陽縣的韓子慕就在其中。李少樓入黨后不久,弓仲韜通過上級組織與他取得聯系,兩人一起面向安平縣教育界的進步人士做工作,成熟者被發展為黨員。1924年3月,弓仲韜、李少樓兩人介紹敬思村的張麟閣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他們幫助下,先后建立了北關高級小學黨支部和敬思村黨支部。1924年,李錫九出席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此后多年,他在國民黨軍政部門進行秘密工作,卓有成效。特別是在平津戰役中聯絡傅作義將軍起義,對和平解放北平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曾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檢察署委員、河北省副主席等,積極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周恩來總理曾贊揚他“老成謀國”。

李大釗對安平縣黨組織迅速發展的勢頭非常高興,在他的指示下,1924年8月15日,弓仲韜組織9名黨員代表在敬思村召開了安平縣第一次黨代會,選舉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安平縣委員會——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建立的第一個縣委。會議選舉弓仲韜為書記,張麟閣、李少樓分別為組織委員、宣傳委員,縣委機關駐弓仲韜家。會議還明確了縣委的主要任務:發展黨的組織,壯大革命力量,啟發群眾覺悟,領導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

縣委成立后,台城村特別支部改為台城村黨支部,支部書記改由弓鳳洲擔任。安平縣委的建立,使弓仲韜感到黨的力量更強大,斗爭方向更明確。他們根據李大釗的指示和縣委的部署,著力培養和發展黨、團員。經過3年多的發展,到1927年底,全縣已有7個黨支部、5個團支部,黨、團員100多人。安平縣委還加強與在外地學習、工作的安平籍黨員、團員的聯系,相互配合,推動了黨、團組織的發展。當時保定的育德中學、直隸省立第二師范、省立女子師范等學校的許多學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弓仲韜的堂妹弓惠誠(又名弓鳳書),當時在保定育德中學讀書,受哥哥影響,思想進步。她的同學王子益於1923年3月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春轉為中共黨員。1925年暑假過后,王子益回到家鄉,緊鄰安平的深澤縣河疃村,以高級小學教師身份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王子益的同學許卜五,1924年入團,1925年上半年轉為中共黨員,同王子益一起回到家鄉南營村,以教師身份為掩護開展工作。當年10月,王子益、許卜五等黨員,在南營村民德小學成立了縣裡的第一個黨的組織——中共深澤縣黨小組,由王子益任組長,許卜五負責組織工作。

弓惠誠隨后也回到本村擔任女子小學教員。她向弓仲韜介紹了王子益的情況,表達了想嫁給王子益,並協助其開展工作的心願。弓仲韜非常高興,不僅贊成他倆結為夫妻,而且介紹妹妹入了黨。1926年4月,中共深澤縣特別支部成立,王子益任書記。另一位保定育德中學學生、1925年入黨的深澤縣人李清瀚,因積極參加革命活動,1926年春被開除學籍,回到老家后與深澤黨組織接上關系,並協助王子益工作。李清瀚1932年初曾擔任深澤縣委書記,抗日戰爭中曾擔任冀中軍區警衛營教導員,后英勇犧牲。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了比較系統的分析,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同年10月,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強調了北方地區工作的重要性,決定加強黨對北方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會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任書記。

1925年春,饒陽縣發展了張來欣、劉金玉等五名黨員,建立了中共饒陽縣城內支部。同年冬,安平縣委、饒陽縣黨組織根據上級黨委的指示,合並建立中共安(平)、饒(陽)聯合縣委﹔1926年夏,將深澤縣特別支部納入,成立了中共安(平)、饒(陽)、深(澤)中心縣委。1933年7月,又一度成立了包括上述三縣和深縣在內的中心縣委。

隨著黨員隊伍不斷壯大和革命形勢的需要,中共北方區委和李大釗要求北方各地黨組織派學員到南方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以提高黨員的理論水平和領導能力。1926年春,中共保定地委選送了許卜五等4名學員前往廣州,參加了毛澤東主持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屆學員班學習。1927年春,中心縣委又選派李清瀚等黨員到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直接得到毛澤東、惲代英、彭湃、方志敏、夏明翰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教誨。結業后都返回當地,成為開展黨的工作和農民運動的骨干。

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國共尚處於合作時期,三個縣有些共產黨員還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出現,政變發生后,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孫中山,破壞國共合作,屠殺共產黨人,白色恐怖籠罩全國。1928年,深澤、安平、饒陽各縣相繼建立的國民黨縣黨部對中共地方組織大肆破壞。弓仲韜為了掩護同志,籌資500元購置數台織機,建起毛巾廠,來此聯系工作的同志裝扮成做買賣的商人。但不久就被敵人察覺,弓仲韜遭到軍閥政權與國民黨當局的多次搜捕,中心縣委機關轉移到王子益家。1927年7月,中共深澤縣特別支部召開黨員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共深澤縣委,隸屬中共順直臨時省委,同時接受中共安(平)饒(陽)深(澤)中心縣委的直接領導,王子益任縣委書記。從台城村第一個黨支部建立起,不到4年的時間,革命的星火就在冀中大地迅速散播開來。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被奉系軍閥殺害。臨刑前,面對絞刑架,李大釗從容鎮定,大義凜然,慷慨陳詞:不能因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弓仲韜和同志們聽到李大釗犧牲的噩耗后,十分悲痛,面向北方三鞠躬,堅定地表示:要繼承李大釗同志的遺志,為主義和理想斗爭到底,絕不變節投敵!他們千方百計鞏固和恢復黨、團組織﹔派遣黨員打入敵人內部,秘密開展工作﹔積極加強黨的外圍組織建設,繼續辦“平民夜校”,建立“農民互助會”“婚喪互助會”“戒大煙戒酒戒賭會”,婦女建立了“天足會”,反對纏足,提倡放腳。這些組織和活動合理合法,很受群眾歡迎,成了黨組織團結群眾、開展斗爭的一個個陣地。他們把對敵斗爭與為群眾爭取切身利益緊密結合,團結群眾開展了一系列斗爭:爭取為小學教師增加薪金,為縣師范畢業生爭取就業,為雇工增資,驅逐國民黨縣黨部派到學校的黨棍,在災年要求地主拿出糧食救濟災民,減免反動政府的苛捐雜稅,開展保護貧苦鹽民燒鹽、運鹽權利的斗爭,都取得重大勝利。這些斗爭顯示了黨的力量,鍛煉了黨員隊伍,也提高了黨在群眾中的威望。

反動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的鎮壓越來越殘酷,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國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人,共產黨員從6萬左右減少到1萬左右。1929年春,為了活動方便,上級決定中心縣委停止工作,分別由三個縣各自領導本縣工作,安平縣委仍由弓仲韜擔任書記。1930年春,國民黨反動政府多次搜捕、捉拿弓仲韜沒能得手,於是下令通緝。為避免造成更大損失,縣委決定讓弓仲韜暫時隱蔽。根據弓仲韜的建議,暫由其他同志擔任縣委書記,自己通過秘密方式與縣委保持聯系,他的女兒和堂妹們也分別以黨、團員的身份參加當地的革命斗爭。

在漫漫黑夜裡,弓仲韜在斗爭,也在等待。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北方黨組織曾一度受“左”傾路線的影響,不顧客觀條件,多次發動武裝暴動。河北省委限定日期,指令一些地方黨組織發動暴動。弓仲韜認為客觀條件不成熟,不宜組織暴動,曾被批評為右傾,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深澤縣委則說服了上級派來的同志,沒有行動,從而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革命烈火地下涌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全國人民掀起抗日救國熱潮,而國民黨反動派卻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在南方加緊圍剿紅色根據地,在北方進一步加大對共產黨人的鎮壓,加上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黨的活動遇到極大困難,發展黨團工作一度處於停滯狀態。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壞,在1933年的一年裡,又遭到了兩次大破壞。1933年秋,保屬特委因叛徒出賣連續遭到五次破壞。特委委員陸治國(原籍安平縣)和吳立人(原籍河北行唐縣)轉移到安平縣,以陸治國的家為秘密聯絡站,在安平一帶堅持領導民眾開展對敵斗爭。1935年1月,吳立人與弓仲韜取得聯系,並拿出20塊大洋,幫助安平縣委和台城村黨支部開展工作。弓仲韜和小女兒弓乃如在吳立人直接領導下,舍生忘死,為恢復和發展安平、饒陽等縣的組織和工作四處奔波。考慮到特委中的叛徒認識弓仲韜,決定讓他暫時隱蔽,通過弓乃如進行聯絡。在此期間,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鎮壓日益殘酷,白色恐怖籠罩冀中。到1935年底,包括安平、深澤在內的許多縣的黨組織找不到上級組織,黨的一些活動處於停滯。目標較大的主要負責人因被叛徒熟知,大多隱蔽起來,待機而動。許多黨員不甘屈服,想方設法以各種身份為掩護堅持斗爭,革命的烈火在地下涌動。

1937年“七 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國民黨節節敗退。黨中央、毛主席審時度勢,勇敢地擔負起領導全國人民全面抗戰的責任,果斷地組織一批在延安抗大學習的紅軍干部提前進入即將淪陷的河北、山西等地開辟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后,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者對國民黨政府實行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逐步將主要兵力用於打擊敵后戰場的人民軍隊,把華北抗日根據地作為“掃蕩”的重點。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敵后抗戰戰略部署,1938年冬,中央又作出重要戰略決策:在山西山區的八路軍三大主力分別向河北和山東的平原地區挺進。這年11月下旬起,有關部隊陸續出動,其中,第一二〇師主力進入冀中,第一一五師進入冀魯豫邊區和山東,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事實証明,敵后戰場成了抗日主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和軍隊成了抗戰的中流砥柱。1941年至1942年,日寇對我根據地連續殘酷“掃蕩”,實行燒、殺、搶“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氣彈。僅1942年5月日寇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的“五一大掃蕩”,就捕殺群眾5萬多人。在這樣的背景下,1937年正在抗大二期學習的蠡縣籍紅軍團長孟慶山被派往冀中,著手創建冀中抗日根據地,10月來到安平。由於安平黨的工作和群眾基礎好,幾天的時間就組建了抗日武裝兩個連共200多人。10月5日,國民黨的安平縣長攜家屬、親信南逃,其政權土崩瓦解,抗日人民自衛軍一團團長趙承金率領部隊進駐安平。雖然當時共產黨仍處於秘密狀態,但共產黨員起主要作用的各界抗日救國組織紛紛成立,形勢大為改觀。

遺憾的是,弓仲韜父女沒能親歷這些情景。這年8月,弓仲韜有兩個月得不到上級的音信,十分不安,他和女兒下定決心奔赴陝北找黨。離開了他用生命創建的台城村和安平縣黨組織,離開了他和親人、戰友洒下血和淚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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