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始終與人民群眾心連心———論朱德的群眾思想

聶聆

2017年04月26日08:2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文匯》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朱德在長征中三過草地,走了40天,在泥濘的草灘上露宿,吃樹皮、食草根,歷盡千辛萬苦。圖為到達陝北時的朱德。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又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走群眾路線,密切聯系群眾是我黨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形成的優良作風,是我們黨工作的方針,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朱德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無私地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中國人民。朱德始終與人民群眾心連心,對毛澤東思想中的群眾理論觀作出了非凡的創意和寶貴的實踐。

一、朱德群眾思想的形成

(一)佃農家庭的生活背景把朱德與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

朱德出身於佃農家庭,“世代為地主耕種,家境是貧苦的”,“來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實實的農民”。朱德的祖父“是一個中國標本式的農民,八九十歲還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會害病,到臨死前不久還在地裡勞動”。父親和養父也都在田地裡辛勤勞作了一輩子。母親是留在朱德記憶中最早而且最深刻的勤勞、善良、含辛茹苦的典型中國婦女。她一生生育了13個兒女,“因為家境貧窮,無法全部養活,隻留下了八個,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母親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全家20多口人的飯,還要種田、種菜、喂豬、養蠶、紡棉花。從四五歲起,朱德就受母親影響,參與家務勞動,到八九歲時就能挑水放牛甚至下地干活了。可以說,朱德與生俱來的那種“田舍翁”的普通中國農民形象,堅毅、和藹的長者風范和根深蒂固的敬民、親民、為民思想,與其家庭的熏染特別是母親的言傳身教有著最直接的關系。正如朱德后來在《回憶我的母親》一文中深情的表述:“我應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生產的知識和革命的意志,鼓勵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母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但是,正是這千百萬人創造了和創造著中國的歷史。”

父母為“支撐門戶”而節衣縮食,送朱德念書識字。從10歲到18歲,年輕的朱德懷揣一顆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帶著一身塵土兩腳泥,從勞作的田地走進私塾學堂。在具有強烈民族感情的啟蒙老師席聘三教育影響下,開始知道了“中國好似一個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國主義列強,如同一群餓狼,爭先恐后向它扑來,恣意撕裂這個巨人的肢體,吞噬它的血肉”。逐步懂得了“人不做事業,沒什麼用”,“不能救世界便沒有路”。而就是從這時起,朱德開始關注千百萬與自己一樣的勞苦大眾的命運。他看到的是連年水旱災荒,餓殍遍野,農民四處逃荒、賣兒鬻女,而官府和豪紳則是欺壓百姓、魚肉鄉民。國家是山河破碎,人民是水深火熱,當意識到這一切時,朱德便下定了致力於富國強兵,救民於水火的決心。

(二)早年的軍旅生涯萌生了朱德最初的群眾思想

“志士恨無窮,孤身走西東。投筆從戎去,刷新舊國風。”朱德是懷著救國救民的決心到雲南講武堂從軍的,也最終以刻苦好學實現了自己的願望,逐步成長為滇軍的一名優秀將領。然而,殘酷的現實使他始終處於痛苦的思索和抉擇之中。一方面,朱德想用自己掌握的武裝實現拯救民眾的理想,但從軍以來,更多時間隻能在軍閥混戰、爭搶地盤中沖殺,從而發出“家園在望我當歸,無奈人民盼解圍”,“幾度慰忠亭下望,困民水火淚沾巾”的感慨。另一方面,朱德理想中的軍人,應該是像他敬重的護國軍領袖蔡鍔那樣“思想敏銳、知識豐富、見解精辟、堅韌和無私”,為此,他關注時政、勤學苦練,不僅自己作戰勇敢、身先士卒,還把兩個弟弟送上前線,但不幸戰死沙場﹔他同情備受兵災匪患之苦的老百姓,對駐地土匪必予剿滅,並“請求政府對遭土匪殺害的居民親屬給予賑恤﹔對因土匪負隅頑抗而不得已燒毀的老百姓房屋按市價賠償”。在擔任旅長移防瀘州期間,他提出“既處此區域,憂患安樂,當與民同”,堅決“以兵衛民”,為此,當地民眾自發地建造了頌揚朱德“救民水火”“除暴安良”的德政碑。但是,令他憤恨的是,周圍的許多人卻是在投機革命、欺壓百姓、打罵士兵、以權謀私。他們有的身在效忠孫中山和民國的部隊裡,卻“豎起耳朵諦聽段祺瑞總理的代表手中的銀元聲”﹔有的一旦權勢在手,“就先刮地皮,后買田地,並把現款送到上海的一家英國銀行,兩年之內,據說就有了一百萬中國大洋的積蓄”。所有這些,讓朱德對舊中國、舊軍隊的腐敗有了具體而深刻的認知,從而深惡痛絕。

正因為在舊軍隊無法實現自己救民為民的抱負,朱德毅然挂印封冠,開始了尋求真理的旅途。1922年6月,朱德赴上海路過重慶時,四川軍閥楊森很賞識朱德的才能,許他一個師長的位置和豐厚的俸祿,邀他入幕,被朱德拒絕了。“楊森實在不理解,為什麼一個年已三十六歲的敗軍之將,既無家產,顯然又無前途,竟對此加以拒絕。”他不知道,此時的朱德已經確立了救國救民鴻鵠之志,不願再去打傷害平民百姓的“混”仗,高官厚祿,對窮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經沒有任何的吸引力了。

1922年七八月,朱德在上海曾有過拒絕一位偉人而又被另一位偉人拒絕的難忘經歷。國民黨領導人孫中山請他重回滇軍,進行整編,幫助奪回廣州,重建共和政權,並表示可以先付10萬元。朱德拒絕了,因為他“對於孫先生及其國民黨信徒動輒與這個或那個軍閥搞同盟的戰術,已經失掉了信心”。而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則拒絕了朱德加入共產黨的要求,並對他說“要加入共產黨,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且准備為它獻出生命”。如果說,前一個拒絕,反映了朱德對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無法救國救民的失望和無奈,那麼后一個拒絕,應該是一種激勵和召喚,促使朱德對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黨員標准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更強烈的追求。從此,他親民、愛民、為民的朴素特質開始向為階級、民族、人民利益奮斗終身的信念升華。

(三)領導民族獨立解放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形成、發展了群眾思想並自成體系

大革命失敗后,朱德與周恩來等人一起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創建了人民軍隊。起義軍南下廣州受挫后,朱德率領起義軍余部轉戰湘南,並領導了規模浩大的湘南暴動。此時,朱德已經自覺地把革命戰爭與群眾運動結合起來,清楚地意識到了發動群眾的重要性,並且掌握了發動群眾的方法,即開展土地革命。朱德在回憶湘南斗爭的歷史時說:“從此,我們的軍隊就和湖南的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這一教訓是:大敗之后重新整理隊伍,恢復元氣,轉變方向,深入農村,得到了群眾擁護,才得以生存與發展。”當年參加湘南起義的蕭克說:“當時朱德同志領導抓了兩件大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插標分田’﹔一是組織宣傳群眾,擴大人民武裝。”朱德領導的湘南斗爭,為其群眾思想的運用與發展提供了的重要的實踐舞台,這場斗爭與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斗爭遙相呼應,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戰爭的偉大開端,也充分表明朱德的群眾思想基本形成。

在中國抗戰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軍民實行了一場真正的人民戰爭,不但消滅和牽制了大量侵華日軍,而且革命力量獲得了空前的大發展。1945年黨的七大上,朱德總結敵后解放區軍民豐富的斗爭經驗,做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對抗日戰爭中黨的軍事路線進行了系統總結,也對群眾思想、人民戰爭思想進行了系統論述,指出了“人民戰爭的基本內容就是群眾戰”,並對其特點進行了詳細概括,特別是提出“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戰爭、人民的戰略戰術,三者是一致的東西”。這是朱德群眾思想最系統、最全面的理論總結,這篇著作,也是其群眾思想形成理論體系的重要標志。

二、朱德群眾思想的踐行

(一)部隊工作要走黨的群眾路線

要建設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完成中國的革命事業,必須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人民的戰爭就是群眾的戰爭。

首先,要建立一支能夠打大仗,打硬仗的部隊,也必須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朱德認為:“如果我們在部隊中工作的同志不斷加強群眾觀點,遇事走群眾路線,同群眾打成一片,吃飯在一塊,行軍在一塊,做到思想一致,行動一致,那我們就一定能把部隊帶好,帶成一支模范的隊伍。”朱德還認為,部隊的軍事教育、戰術運用、政治工作、實行獎勵都要廣泛征求廣大部隊官兵的意見,充分發動每一位戰士的積極作用。他在紀念抗戰6周年的文章《我們有辦法堅持勝利》中,進一步強調指出:“我們一切力量都出於群眾身上,一切辦法也都由群眾創造出來。我們依靠居民中的群眾與軍隊中的群眾的力量,戰勝了敵人,戰勝了一切困難。我們沒有別的本事,我們的本事就隻有同群眾密切結合在一起。顯然地,如果我們脫離了群眾,我們就必然要失敗。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克服困難堅持6年苦戰的基本原因。”

其次,朱德在總結三次反“圍剿”、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的經驗時就明確指出:我軍之所以能夠戰勝強大的敵人,其根本原因就是團結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廣泛動員、組織人民群眾從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積極支援戰爭,進行人民戰爭。因此,軍隊與人民的關系就好比是魚和水之間,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軍隊的工作必須與人民群眾緊密結合在一起。

(二)發展經濟要依靠和服務人民群眾

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戰勝一切困難,不斷取得勝利的法寶,同樣也是經濟建設工作的法寶。

革命戰爭年代,面對敵人的經濟封鎖,通過廣泛發動人民群眾進行生產,滿足了軍隊和人民的需要。朱德首先提出“屯田軍墾”的思想。基於這一思想,他親自調查並選定了南泥灣這塊荒蕪之地,以奉命調回延安駐防的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為骨干,帶動邊區其他部隊、機關、學校一起去開荒種地,得到毛澤東、黨中央同意。朱德為開發南泥灣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僅多次親臨墾荒部隊視察,進行思想動員,解決實際問題,而且還對生產運動作了許多重要指示。例如,他始終強調部隊墾荒的目的是為了減輕人民負擔,為國家創建“家務”,要求擔負生產任務的部隊:“不准貪污腐化,不准在法律外去求賺錢”,“不要忘了整個人民的利益。隻求自給自足,結果就會走到自私自利的道路上去,那是走不通的”。

解放之后,面對國民黨留下的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經濟形勢,要迅速地恢復國民經濟,也必須把廣大人民群眾發動起來,進行經濟建設。朱德認為:“如果不搞好社會主義來改善人民生活,就等於取消了社會主義。”大躍進時期,針對“共產風”越刮人民群眾越窮的情況,他嚴肅地指出:“究竟是讓農民富,還是讓農民窮?許多干部看不清這個問題。我看應當讓他們富,起碼應該超過過去的富農。應該讓他們一家一家的富,一縣一縣的富。不要怕他們變成資本主義,不會的。”1961年5月9日,他致函毛澤東,匯報自己視察四川、陝西、河南、河北四省的情況,其中特別詳細地反映了各地干部、群眾對大辦公共食堂的不滿及其原因。朱德反映的情況,受到毛澤東、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為有效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代表群眾,首先要成為群眾中的一員

朱德習慣稱自己是“廣大群眾的代表”,他認為,既然代表群眾,就首先要成為群眾的一員。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作為人民軍隊總司令的朱德始終保持著普通一兵的本色。井岡山上“朱德的扁擔”,長征路上“燒水的伙夫”,延安歲月裡的“種菜能手”,這些膾炙人口的故事,已經成了萬千軍民心中朱德形象的典型寫照。而在外國友人眼裡,朱德同樣是“六十歲的老農民”“一位慈祥的祖父”“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父親……談起話來面帶安詳的微笑,充滿成熟而又純朴的智慧”。

朱德曾深情地說:“我用什麼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我將繼續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如果說,自幼生活清貧、艱辛,后又起於行伍、身經百戰,把餓肚子、干重活、走長路乃至槍林彈雨看作區區小事,使朱德輕鬆融入普通百姓和士兵群眾之中,與他們同甘共苦成為一種本能的表現,那麼能夠深刻體察人民的冷暖疾苦,自覺置身群眾又帶領他們共克時艱,嘔心瀝血為民造福,做人民的公仆,則是朱德共產黨人的理性行為。

朱德來自人民,為了人民,永遠屬於人民。他為人民而斗爭,人民為他而驕傲。1946年毛澤東為朱德60壽辰親筆題詞:“人民的光榮”,這是黨和人民給予他的最高評價,充分表達了黨和人民的由衷贊譽之情。

今天,探索朱德在中國革命事業中群眾思想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有助於我們樹立標杆,弘揚主旋律,傳遞正能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學習他的優秀品質、革命膽略、卓越才能和優良作風,有助於我們切實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做“為民、務實、清廉”的好干部﹔繼承他的未竟事業,有助於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完成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而努力奮斗!

 

1960年3月9日至11日,朱德回到了闊別52年的故鄉儀隴縣。他深入社員家庭調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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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文全、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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