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遠
2017年05月08日08:5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摘要]“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是毛澤東一生遵循的讀書之法。“先博而后約”，就是先博覽群書，廣泛地去讀，在此基礎上，再去讀比較重要的、比較關鍵的、比較喜愛的書﹔“先中而后西”，就是先下功夫讀中國的書，在熟悉、了解本國歷史、文化知識的基礎上，再去讀西方國家的書，學習研究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等，為我所用﹔“先普通而后專門”，就是先讀一般的、通俗易懂的、大眾喜愛和需要的書，在這個基礎上再去讀專業的、專門學科的書。
[關鍵詞 ]毛澤東﹔讀書﹔“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
讀書要有法。1915年 6月 25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寫道：“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8頁。）讀書是為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毛澤東信中說的“三先三后”的“為學之道”，也是他一生遵循的讀書方法之一。
“先博而后約”，就是先博覽群書，廣泛地去讀，在此基礎上，再去讀比較重要的、比較關鍵的、比較喜愛的書﹔“先中而后西”，就是先下功夫讀中國的書，在熟悉、了解本國歷史、文化知識的基礎上，再去讀西方國家的書，學習研究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等，為我所用﹔“先普通而后專門”，就是先讀一般的、通俗易懂的、大眾喜愛和需要的書，在這個基礎上再去讀專業的、專門學科的書。作為毛澤東晚年的圖書管理員，筆者聯系毛澤東的讀書實際，具體介紹他是如何運用這種方法讀書的。
一、“先博而后約”
1920年 6月 7日，青年毛澤東在給老師黎錦熙的一封信中曾這樣寫道：“我對於學問，尚無專究某一種的意思，想用輻射線的辦法，門門涉獵一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57頁。）這與“先博”的主張是一致的。青少年時代，毛澤東讀書是怎樣“先博”的呢？筆者介紹兩段有關的記述。一段是毛澤東說過的話：走進湖南圖書館，樓上樓下，滿櫃滿架都是書，這些書都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真不知應該從哪裡讀起。后來每讀一本，覺得都有新的內容，新的體會，於是下決心要盡最大的努力盡量多讀一些。我就貪婪地讀，拼命地讀，正像牛闖進了人家的菜園，嘗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個不停一樣。湖南圖書館的圖書是很多的，毛澤東每天第一個進館，晚上最后一個離館，中午休息片刻，午飯吃上一點自帶的干糧或買兩塊米糕，就又專心致志地一本一本讀自己從沒有見過的書。他后來回憶說：“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很多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在圖書館裡我第一次看到並以很大的興趣學習了一幅世界地圖。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斯·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孟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在認真學習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的同時，也穿插閱讀了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吳黎平：《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24頁。）第二段記述是 1916年 2月 29日，正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的毛澤東在給友人蕭子升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經之類十三種，史之類十六種，子之類二十二種，集之類二十六種，合七十有七種。據現在眼光觀之，以為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苟有志於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年版，第 37頁。）上述兩段記載，足以說明求學時代的毛澤東博覽群書的情形。
這一時期，按照“先博而后約”的要求，毛澤東下功夫較多的書是：《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倫理學原理》《韓昌黎全集》《世界英雄豪杰傳》《御批歷代通鑒輯覽》《曾文正公文集》《曾文正公家書》以及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譚嗣同的《仁學》、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等等。這些“后約”而讀的書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澤東根據革命的實際需要去讀書，仍然是“先博而后約”。延安時期，毛澤東是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一次在校務辦公會上他對大家說：“我們要來一個讀書比賽，看誰讀的書多，掌握的知識多。隻要是書，不管是中國的，外國的，古典的，現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獵。”（穰明德：《毛澤東同志要求我們多讀書》，《人民日報》1983年 12月 14日。）延安時期毛澤東讀過的書后來輾轉帶到中南海的就有一千多冊，如馬列理論著作《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哲學著作《辯証法唯物論教程》《社會學大綱》《思想方法論》，自然科學著作《科學大綱》，以及《魯迅全集》《戰爭論》等等。這些書是毛澤東“先博”的標志，也是“后約”的具體體現。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讀過的書籍因戰爭、轉移丟失的很多，帶到中南海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讀書還是遵循“先博而后約”的原則。至逝世時，毛澤東中南海
住所存書共有約 10萬冊。其中大部分是新中國成立后根據他本人的讀書需要由工作人員用他的稿費購買添置的，也有一小部分是有關出版部門贈閱的。10萬冊是不完全的統計，因為它不包括毛澤東在北京、去外地向當地圖書館借閱的圖書。僅這 10萬冊，足以看出毛澤東博覽群書是非同一般的。
從1972年7月8日至1976年8月31日，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是重病纏身，還帶病讀了 129種新印的大字本線裝書。這些書，有政治、經濟理論讀物，也有中外古今哲學、軍事方面的讀物﹔有中外歷史讀物，也有中外古今人物傳記﹔有中國文學史著作、中國古典小說、民間通俗文學讀物，也有外國文學讀物。值得一提的是，還包括自然科學著作，如《物種起源》（達爾文著）、《基本粒子發現簡史》（楊振寧著）和李政道當時尚未正式發表的論文《不平常的核態》以及《動物學雜志》《化石》雜志等讀物。此外，還有《毛澤東選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學著作》《毛澤東軍事文選》和《毛主席詩詞》等他本人的著作。
每一個歷史時期，毛澤東讀書“先博”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后約”有所不同。“后約”讀的書一般有這樣幾種情況：一是實際需要。如延安發憤讀哲學著作，新中國成立初期帶頭讀政治經濟學著作，這是為了適應當時斗爭實際、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際的迫切需要而選擇的。二是他本人最喜歡的、認為最值得讀的書。例如，魯迅著作，世界名人傳記如《林肯傳》《拿破侖傳》《戴高樂傳》等等，這些書是毛澤東常讀的。三是在這一門學科上要有所突破，理解得更深一點。如一部二十四史，從 1952年添置起，直到 1976年逝世止，24年中毛澤東手不釋卷、不知疲倦地讀。
二、“先中而后西”
無論是讀“有字之書”，還是讀“無字之書”，毛澤東都是“先中而后西”。有文字記載的中國的書，尤其是中國的歷史書，經史子集，古典小說，古典詩詞曲賦等，毛澤東幾乎都讀過。毛澤東為什麼下苦功先讀中國的書呢？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從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沒有出國留學的思想淵源來看。當年他的同代人中有不少出國求學，他的同學也都勸他出國磨礪，但他最終選擇留在國內。他認為留在國內探索的好處是：“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利於在“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一來無方才所說的困難﹔二來又可攜帶些經驗到西洋去，考察時可以借資比較。”（《毛澤東早期文稿》，第 474頁。）在另一處，他還說：“我覺得關於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99頁。）毛澤東青年時期的這些想法，特別是他的“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的主張，與他下功夫讀中國的書是密切聯系的。
另一方面，是為了借鑒歷史，從歷史中尋求治理國家的智慧、經驗、教訓。1939年 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開的學習運動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唐斫編著《毛澤東與讀書學習》，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71頁。）1960年 12月 24日，在會見古巴婦女代表團和厄瓜多爾文化代表團時，毛澤東對中國文化遺產的科學態度又予以闡明。他說：“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們應當善於進行分析，應當批判地利用封建主義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毛澤東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25頁。）“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這是毛澤東讀書“先中”的主要動因。他晚年在病魔纏身的情況下，不僅下了很大功夫讀二十四史，而且還認真閱讀了《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通鑒紀事本末》《續通鑒紀事本末》等以及多種稗官野史。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一直遵循“先中而后西”這一讀書方法。中國出版的書讀了很多，西方著作的中譯本也讀了不少，特別是西方各國領導人的傳記作品、回憶錄及回憶文章、講話、講演等書，還有西方各國出版的名家名著。例如，美國的馬克·吐溫、哈裡特·比徹·斯托夫人﹔俄蘇的普希金、列·托爾斯泰、高爾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法國的莫裡哀、孟德斯鳩、伏爾泰、雨果、巴爾扎克、莫泊桑﹔英國的莎士比亞、狄佛、狄更斯、蕭伯納﹔丹麥的安徒生﹔德國的歌德、席勒、施特裡特馬特﹔意大利的但丁、薄伽丘、達 ·芬奇等名家的作品，毛澤東都讀過。
新華社編印的反映西方各國政要的動態、言論、觀點、文章、講話、傳記、生平等報道的《參考資料》《動態清樣》等內部資料，毛澤東期期都看，天天都看，是他了解西方、認識西方的重要途徑。新華社每天編印的內部參閱資料多達數十萬字。有時工作太忙，毛澤東顧不上全看，就發動工作人員，讓他們先看，有參考價值的先用鉛筆畫出來，這樣他再看就可以節省不少時間。有時實在來不及看，就讓工作人員給他講。正因為每天堅持這樣做，毛澤東對西方國家的政情、社情、民情等都有充分的了解。這是毛澤東另一種方式的“先中而后西”的讀書方法。
三、“先普通而后專門”
普通的書毛澤東讀了很多，專業、專門的書他也下了很大功夫。
1936年 10月 22日，毛澤東給當時在西安從事統戰工作的葉劍英、劉鼎去電：“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每種買五十部，共價不過一百元至三百元，請劍兄經手選擇，鼎兄經手購買。在十一月初先行選買幾種寄來，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68頁。）以上要買的書都是通俗讀物。
1940年 2月 5日，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會，毛澤東是發起人之一，在成立會上發表講話。他說：“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人們為著要在自然界裡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裡得到自由。”他還說：“馬克思主義包含有自然科學，大家要來研究自然科學，否則世界上就有許多不懂的東西，那就不算一個最好的革命者。”（《毛澤東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69—270頁。）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遵循毛澤東的指示，組織大家學習和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工作，使自然科學緊密地為現實服務，推動了邊區工農業的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深感自己需要學習發展生產力的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知識。這個時期，他親自鑽研過農業、土壤、機械、物理、化學、水文、氣候等方面的書籍。1962年 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的各個分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斯土壤學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學著作裡，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勸同志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止，在這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毛澤東文集》第 8卷，第 302—303頁。）
毛澤東一生都在盡可能地從繁忙的工作中擠出時間來學習和了解自然科學、工農業生產知識。1958年 7月 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瀛台參觀一機部的機床展覽，回到住所，他就讓工作人員找兩本書《無線電台是怎樣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車床》，這兩本書都是在參觀時看到的。1959年 1月 2日，蘇聯發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這天，他就向工作人員要了幾本關於火箭、人造衛星和宇宙飛行的通俗讀物。直到逝世前幾年，視力很差了，他還非常用心地閱讀一些印成大字本的自然科學書刊。
說到毛澤東“后專門”讀專業門類書籍的事，筆者簡略介紹一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潛心讀邏輯學方面論文和著作的情況。這一時期，毛澤東對讀邏輯學著作很有興致，非常關心邏輯問題的學術討論，潛心閱讀和研究邏輯學方面的論文和專著，這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讀書生活的一個重要側面。
上世紀 50年代后期學術界關於邏輯問題的討論，是從對 1956年《新建設》上發表周谷城《形式邏輯與辯証法》文章觀點的不同看法展開的。周谷城在這篇文章中提出“辯証法是主，形式邏輯是從﹔主從雖有別，卻時刻不能分離”的“主從”說。對辯証法與形式邏輯關系當時有些學者提出“高低級”說，“主從”說是對“高低級”說的一種挑戰。周谷城的這篇文章引起了軒然大波，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對周谷城勇於探索的精神和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新見解，毛澤東很為贊賞。
1957年 2月 16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各報刊、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科學院和青年團的負責人開會。會上，在講到批評要有說服力時，毛澤東說，《新建設》上周谷城寫了一篇邏輯問題的文章，我看也不錯。（參見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年版，第 109頁。）這是毛澤東對《形式邏輯與辯証法》一文的公開贊許。4月 10日，毛澤東接見《人民日報》負責同志和有關人員時談到當時哲學界探討的形式邏輯，他說，周谷城的觀點比較對。還說：“我曾告訴周谷城，人大有個王方名，他的觀點和你相同。”（《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 110頁。）這是毛澤東又一次公開贊許周谷城邏輯學文章的觀點。
人民大學王方名在該校的《教學與研究》上發表的與周谷城觀點相似的文章共三篇。第一篇是關於形式邏輯科學對象問題的質疑，第二篇是對所謂形式邏輯的客觀基礎是事物的相對穩定狀態和質的規定性說法的質疑，第三篇是對形式邏輯內容和體系方面的質疑。這三篇文章毛澤東都閱讀過，也相當欣賞。
為了進一步深入開展邏輯學問題的討論，1957年 3月 15日，毛澤東召集有關人士座談邏輯問題。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陸定一、胡喬木、胡繩、田家英等人。在這次座談中，毛澤東反復強調以下觀點：一是形式邏輯與辯証法之間沒有低級、高級之分（當時毛澤東還舉了不少例子說明他的觀點）﹔一是形式邏輯是普遍適用的，沒有階級性。這次談話清楚地表明，在邏輯學討論中，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見解。
1957年 4月 11日，毛澤東又邀請邏輯學界、哲學界有關人士座談邏輯學討論中提出的問題。應邀到場的除了周谷城和王方名外，還有金岳霖、馮友蘭、鄭昕、賀麟、費孝通等人。在這次座談會上，毛澤東以自己的革命實踐經驗為話題，說到領導革命必須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搞科學研究，也必須實事求是、獨立思考，不能讓自己的脖子上長別人的腦袋，即使對老師，也不要迷信。（參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 110頁。）毛澤東的談話，一方面包含著對周、王二人勇於進行理論探索的鼓勵，另一方面又含蓄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毛澤東關於邏輯問題的觀點，后來在不同場合又作了進一步闡述。1965年 12月在杭州，談到有關邏輯問題時，毛澤東針對與周谷城的
“主從”說觀點相對立的“高低級”說的邏輯觀點，更明確地指出：說形式邏輯好比低級數學，辯証邏輯好比高等數學，我看不對。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專門科學，同辯証法不是什麼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系。數學有算術、代數、幾何、微分積分，它包括許多部分。形式邏輯卻是一門專門科學。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邏輯，《資本論》也要用。形式邏輯對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門科學來管。為了說明這一觀點，毛澤東還舉例加以說明。他說：各個階級可能從不同的前提出發進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對立的派別會從對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結論也相反，但並不妨礙他們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邏輯的。（參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 112頁。）在這裡，毛澤東認為形式邏輯不管前提的思想內容，因而沒有階級性。
當然，這些還不是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習、研究邏輯學活動的全部，但從中我們也能看出，當時毛澤東對邏輯學問題的討論是多麼重視，對邏輯學論著的“專門”學習和研究是多麼下功夫。
“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毛澤東這“三先三后”的“讀書之法”和“為學之道”，對我們如何讀書學習，啟發良多，極有助益。
〔作者徐中遠，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干部局原局長，北京 100035〕
推薦閱讀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