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明鋼
2017年05月11日08:36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賀龍元帥畢生奮斗，功垂史冊，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深切懷念。他驍勇過人，坦誠豪爽，在群眾中流傳著許多膾炙人口的傳奇故事。抗戰時期，晉西北的老百姓就稱他為“活龍”。不僅如此，賀龍還是堅強黨性的楷模。
“一個共產黨員，什麼都應當是黨的”
賀龍堅定的黨性首先表現在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中共黨史表明，在實踐中形成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並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威至關重要。遵義會議之前，由於沒有形成成熟的黨中央，導致黨的事業幾經挫折，甚至面臨失敗危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我們黨開始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便煥然一新。對於領導核心，毛澤東說：“一個桃子剖開來有幾個核心嘛？隻有一個核心”，“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
賀龍忠誠於黨，忠誠於黨的事業，自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他常說，黨性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要體現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之中。賀龍時常教育自己的部下，晉西北是陝甘寧邊區的屏障，是黨中央與其他根據地取得聯系的通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黨中央派我們來到這裡，我們就要在這裡扎下根來，不管付出多大代價也要保護好黨中央。
維護黨中央的權威首先要維護毛澤東的核心地位。賀龍有一句名言：人不能沒有自己的頭，一個黨、一個軍隊也不能沒有自己的頭。這個頭就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任何時候我們都要維護好這個頭。
抗戰的相持階段，由於敵人的封鎖，各根據地物質生活極端困難，晉西北也同樣，不少戰士到了冬天還無御寒的棉衣。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賀龍領導的晉綏根據地首先想到的是支援黨中央，把自己部隊生產的有限物資送往延安。他說，中央有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任何時候，我們不能忘記全局，不能忘記應該首先幫助中央克服困難。
賀龍深知，黨中央權威必須依靠黨的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來維護，依靠每個黨員的自覺行動。他常說，一個共產黨員，什麼都應當是黨的，恐怕隻有對老婆的愛情才是屬於私人的吧﹔但是當必要時，當黨的工作需要而調走自己的老婆時，自己還要服從這個調動。
“大家團結得像一個人”
團結是力量、是旗幟、是形象，也是黨性堅強的表現。賀龍就特別注意團結。
1934年10月24日，對賀龍來說是難以忘懷的日子。這天，在貴州印江縣的木黃，賀龍、關向應率領的紅三軍與任弼時、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勝利會合了。賀龍激動地對任弼時說：“紅三軍有兩年多的時間與中央失去聯系，弄得我們好苦啊！”
兩天后，兩軍舉行了隆重的會師慶祝大會。根據中央軍委決定，紅三軍恢復二軍團番號，賀龍為軍團長，任弼時任政委，關向應為副政委，由他們三人負責統一領導和指揮二、六軍團。
會后，賀龍把軍需處長賀彪喊來，說：“六軍團的馬大部分失落了，你把軍需處的馬撥一部分給他們。你要挑幾匹最好的馬送給六軍團的領導人。設法讓營以上干部每人配備一匹坐騎。”他又指示經理處，給六軍團送糧、送肉，並吩咐部隊連夜到山上割細草為六軍團戰友打草鞋。他還告訴軍部值班參謀，兩軍會合后站崗、放哨等勤務全部由紅三軍承擔。
賀龍與任弼時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互相學習，互相幫助，成為全軍團結戰斗的榜樣。看到這些，戰士們也很感動：
“你們看，我們這兩位‘小胡子’首長，性格不一樣，相處得倒比一家人還親咧。”
另一個說：“就是嘛，我今天看見他們連洗澡也要一起去，邊洗還邊談個沒完沒了。”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二、六軍團來自不同的根據地，在習慣、作風等方面難免有些差異。但由於有賀龍與任弼時的團結友愛的榜樣，兩個軍團廣大指戰員親如兄弟，勝似一家。多年后，賀龍評價說：“二、六軍團會師是好的，可說是全軍會師的模范。”還說，“兩軍團六七千人，六七千個心，可大家團結得像一個人，要怎麼走就怎麼走，要怎麼打就怎麼打。”
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奉命轉移，離開湘鄂川黔根據地，開始了新的長征。最初的4 個月，賀龍與任弼時率領部隊幾乎天天行軍打仗，並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陷入了“離開根據地以來最艱險的境地”。在這最關鍵的時刻，任弼時病倒了，高燒，可能是肺炎。賀龍十分著急，把衛生部長、醫生、護士、副官都找來，十分嚴肅地說：你們要好好照顧任政委！你們曉得，要不是任政委帶著六軍團，帶著電台，沖破敵人的封鎖和我們會合，我們就是離群的孤雁啊！
任弼時極度虛弱，連馬都無力騎了。賀龍就動員他躺在擔架上。任弼時開始堅決不干。賀龍就與蕭克、關向應、王震等集體勸說。這樣，任弼時才被迫坐在擔架上。賀龍則拄著棍子，邁著艱難的步子跟在旁邊，還時常講著笑話，而他的雙腳正在流血。
賀龍與任弼時是部隊的主心骨。他們的團結一致與堅強領導，給戰士以希望與力量。王恩茂曾是二方面軍的老戰士，他在回憶錄中寫到：
二、六軍團會師后，開創和發展湘鄂川黔蘇區，也是處在非常困難的時候，有了任弼時的領導，當然也還有賀老總的領導，就使大家充滿了信心和希望，在斗爭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二、六軍團從湘鄂川黔蘇區繼續長征，通過雪山草地，同樣是處在困難的高峰時候，有了任弼時的領導，加上賀龍同志的領導，也就使大家充滿了信心和希望。
經過半年多的轉戰，1936年6月，紅二、六軍團勝利渡過金沙江，翻越數座終年積雪的雪山，終於在西康與紅四方面軍接應的部隊會合。
“現在我做了共產黨員，你反而變成軍閥了”
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整個部隊沉浸於喜悅之中，賀龍、任弼時卻發現有些事情十分蹊蹺：張國燾派來的“工作團”，帶來了慰問品，同時也送來一些文件和材料。王震發現其中有誹謗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的內容，馬上下令燒掉，並報告任弼時。
1936年7月1日晚，賀龍、任弼時見到了朱總司令。經過數年的浴血征戰，久別重逢，自然分外親切，有許多話要談。然而，一見面，朱德就把從沙窩分兵以來張國燾反對中央，搞分裂的陰謀行徑原原本本地敘述了一遍，並拿出一大疊文件：有政治局關於北上的決定，有中央嚴令張國燾北上的電報，有“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等等。
朱德沉重地說：“看來，一場嚴重的斗爭是不可避免了。”
聽了朱德的介紹，任弼時堅定地表示：“朱總司令，在這場斗爭中，我們堅決服從您的命令，一切聽從您的指揮。”賀龍也說：“總司令，我們二、六軍團天天想，夜夜盼，就盼著與中央會合呢！”
根據中央的指示，紅二、六軍團改編為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在同張國燾宗派分裂活動的斗爭中，兩人又一次站在一起。
會師的第二天，召開慶祝大會。朱德在講話中明確地說：西康不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要繼續北上，要團結一致，戰勝北上的—切困難，到陝北同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會合。
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坐在主席台上，賀龍就坐在旁。張剛起身要講話，賀龍就半玩笑地說：“國燾啊，隻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結果張國燾硬是沒敢講不利團結的話。后來，賀龍說：“其實，我哪裡會打他的黑槍，是他自己心裡有鬼嘛!”
在紅軍將領及廣大紅軍戰士的共同反對下，張國燾終於被迫同意北上。
多年以后，朱德說：“與二方面軍會合后，我們氣壯了。”
按照朱德的意見，任弼時暫時與賀龍分手，隨朱德和張國燾率領的紅軍總司令部一起行動。在此期間，任弼時努力做四方面軍領導干部的思想工作，推動張國燾北上﹔同時在給賀龍、關向應的電報中建議：“我想二方面軍在促成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上是負有重大的責任的。”賀龍等馬上回電：“我們完全同意你對過去黨內斗爭所採取的立場。我們堅決站在這一立場上，為黨的統一而斗爭。”
在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賀龍與任弼時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互相配合，團結一致，為主力紅軍的大會師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后來，在延安召開了批判張國燾路線的會議，賀龍指著張說：“當你是共產黨員的時候，我還是個軍閥﹔現在我做了共產黨員，你反而變成軍閥了！”
“有意見就要直言不諱”
隨著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的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1944年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的第一批人員飛抵延安。8月7日，第二批人員到達延安。15日，《解放日報》發表《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這篇社論是經毛澤東審定的，標題上“戰友們”是他加上去的。
在這樣的背景和氣氛下，延安外事組與美軍觀察組真誠合作，友好相處，協商共事。外事組給予美國友軍許多幫助和支持。作為回報，美軍觀察組也為延安提供了不少方便。觀察組有定期航班來往於延安、重慶之間，主要是給美軍觀察組運輸供應品，中共一些人員可以搭乘他們的飛機來往於延安、重慶以及抗戰勝利后的北平與上海。當時，中共的領導干部絕大多數都沒有坐過飛機，很想體驗一下，於是就發生了某位中央首長搭乘美軍觀察組的飛機在延安上空兜風之事。對此，賀龍很有看法。
一天，賀龍約薄一波一起去打獵，途中稍事休息。他問薄：“你對最近發生的這件事怎麼看？”
薄問“什麼事？”
“就是坐著美國人的飛機兜風啊！”賀龍答道。
因為不了解情況，薄一波未予置評。
賀龍激動地講了自己的看法：人家既然叫美軍觀察組，駐到延安，就是來觀察我們的。我們也要觀察他們，按照國際禮儀，同他們友好交往，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有什麼必要坐著他們的飛機去兜風？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一位高級負責同志身上，我看太不檢點，真是亂彈琴！這對黨的影響好嗎？中央開會時，我還要當面提出。有意見就要直言不諱，該批評的事就要批評，不管它發生在誰身上，絕不可因為官大就避而不講，諱莫如深。我覺得，在黨內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政治生活中，應該保持敢於直言的正氣。古人尚且主張“面析其過”，如果我們都做不到這一點，還叫什麼共產黨人！
薄一波沒有發表意見，但他十分欽佩賀龍的直抒己見的精神：我以為他的這番議論在當時是有思而發的，在今天這種直言不諱的精神仍是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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