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紅
2017年05月17日09:0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賀昌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杰出的青年運動與工人運動領袖，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在29年的短暫生涯中，他的足跡踏遍大江南北，粵海南疆，京畿幽燕，在青年運動、工人運動、黨的建設和革命軍隊建設等諸方面都有獨特的建樹和重大的貢獻。他的事業如此令人稱頌，那麼他人生的另一重要方面即感情上又譜寫了怎樣一段感人至深的華章呢？
在武漢：初識好感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賀昌被黨組織派往武漢任共青團湖北區委書記。不久，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中國革命陰霾密布，武漢形勢也日益緊張。然而，賀昌仍然根據黨的指示，大力發展團組織。他經常深入到基層團組織和青年中間，參加團組織召開的各種集會，利用各種場合向團員和青年進行時勢和思想教育。
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漢舉行。賀昌出席了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委員。其間，賀昌與代表們交流思想，討論革命形勢和斗爭策略。與陳獨秀等的主張不同，賀昌與毛澤東、瞿秋白都認為：共產黨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採取果斷行動，向蔣介石施加壓力，以戰斗代替退卻，爭取國民黨左派。大會最后通過的決議提出了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具體措施，明顯地流露出對汪精衛和唐生智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的幻想。
就在這時，在武漢總工會舉辦的周末晚會上，賀昌初次結識了時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宛希儼的愛人黃慕蘭。黃慕蘭聰穎美麗、開朗活躍，既善於雄辯又潑辣干練，在當時的社交舞台上算得上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
黃慕蘭，湖南瀏陽人，1907年7月出生。1919年在長沙周南女校讀書時就積極參加“五四”運動。1925年，為脫離包辦婚姻家庭，她單身一人出走參加了革命。1926年任國民黨武漢市特別市黨部婦女部秘書，並與中共早期黨的領導人之一宛希儼結為夫妻。同年秋，加入了共青團，11月又由共青團提名加入黨組織。在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第二次黨代會上，黃慕蘭當選為執委兼婦女部長。與此同時，還兼任《民國日報》副刊編輯、婦女協會籌備主任、女子放足委員會主任委員，經常協助國民黨左派人士宋慶齡、何香凝開展工作。由於黃慕蘭參加領導了武漢三鎮20萬群眾慶祝“三八國際婦女勞動節”游行活動並頻頻組織各類婦女活動，因此，她在武漢女界紅極一時，堪稱女中英杰。
黃慕蘭后來回憶說：“我和賀昌是在武漢初次見面的。1927年，北伐軍佔領武漢后，在一次入團儀式大會上，賀昌代表團中央出席並講話。他的講話簡單明了，給我的印象很深。”“在我擔任漢口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長一年多的時間裡，他雖然沒有和我個別接觸，但對我的工作是完全了解並大力支持的。那時他20來歲，風度翩翩，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賀昌與黃慕蘭一見如故，便很自然、大方地聊起來。賀昌對黃慕蘭出色的工作大加贊賞。他說：“慕蘭同志，我來武漢后就聽說你是女界英豪。特別是領導武漢20萬群眾慶祝‘三八國際婦女勞動節’游行活動，搞得很好，很成功，是我們搞青運工作者學習的榜樣。”黃慕蘭謙虛地說：“這沒什麼值得一提的，這僅僅是開始，革命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情等著我們去做。我做得還很少。”
接著，二人交換了對革命形勢的看法。黃慕蘭打心眼裡為賀昌對形勢的敏銳認識所折服。
就這樣，初次的相識，給彼此的心裡都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印象。
5月間，武漢形勢日益嚴峻起來。夏斗寅、許克祥先后叛變。即使在這樣惡化的局勢下，賀昌也絲毫沒有鬆懈地為黨工作。新的共青團湖北省委在他的領導下，加強了對以武漢為中心的學生運動的組織領導，在各地廣泛建立學聯組織，加快學生運動的發展，宣傳揭露蔣介石、汪精衛屠殺壓制工農運動的罪行。並於5月、6月兩個月內，將團員人數由原先的8000名大幅度發展到20000名。
一次，賀昌見到黃慕蘭，不無擔憂地說：“夏斗寅、許克祥叛變，殺的都是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現在形勢更加嚴重，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是個很紅的黨員，應當注意隱蔽自己。”
黃慕蘭感謝賀昌對她的關心和提醒，說：“我已經做好了隱蔽或轉移的准備。”
短暫的見面之后，賀昌與黃慕蘭就又各奔東西，分頭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了。
不久，汪精衛集團公開“分共”、“反共”，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大肆逮捕與屠殺。1927年7月12日，鮑羅廷根據共產國際訓令對中共中央進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和張太雷5人組成臨時委員會，停止了陳獨秀的中央總書記職務，發表了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宣言，並要求中共武漢黨團組織轉入地下或轉移別處。隨后，遵照臨時中央常委會的決定，賀昌與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等先后離開武漢，前往九江等地，積極策劃武裝起義。黃慕蘭也離開武漢，隨丈夫宛希儼來到江西。
在上海：喜結良緣
1928年，宛希儼在江西不幸犧牲。黃慕蘭被調到上海任中央政治局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同年，賀昌也被調回上海黨中央工作。
黃慕蘭后來回憶說：“我在黨中央機關工作時，又碰到了在武漢時就已認識的賀昌同志。他是山西人，隻比我大半歲，在黨的五大上，他和關向應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記得我和宛希儼在武漢結婚后，在總工會舉行的星期六文娛晚會上，曾聽過他的講話，后來在黨、團活動的政治報告會上，也聽過他的演講。他才華橫溢，很受大家的欽佩。他也知道我在武漢工作過，這次在上海又見面后，他首先提到，希儼的犧牲是黨的重大損失，並勸慰我不要過於悲傷⋯⋯那時，他雖是中央委員，但並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而是經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視察各地工作，來上海出席中央召開的會議時，就住在旅館裡。”
賀昌到上海后，住在孟淵飯店（后改名為申江飯店）。黃慕蘭作為黨的機要工作人員，經常送文件到賀昌的房間。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兩人接觸逐漸多了起來，彼此也越來越了解對方。
賀昌看到黃慕蘭身體比較虛弱，精神略顯憔悴，知道她一定還在為丈夫的犧牲而難過，便找個適當的機會勸慰道：“宛希儼是個好同志，但人死是不能復生的，你不要過度悲傷，務須節哀。”
黃慕蘭傷感地說：“我也想通過努力工作來擺脫悲痛，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我惋惜希儼的才華，總是覺得他不應該犧牲得那麼早。如果他沒有犧牲，很可能也會調到上海來，我們一起工作，共同生活⋯⋯我日夜思念他，人也愈顯憔悴消瘦。他是那麼好的一個同志啊，竟然突然撒手離我而去......”
賀昌連忙寬慰她說：“你不應該總是那樣悲傷，甚至沮喪，你應該清楚自己是一個經得起各種考驗的共產黨員，你這樣下去會傷身子，也有可能會消磨革命意志的。”
黃慕蘭低垂著頭說：“我的革命意志是堅定的，就是對希儼的犧牲太悲傷了。”
賀昌有些心痛地注視著黃慕蘭說：“雖然你的工作是積極努力的，但不應當總是帶著一種悲傷的情緒。我們都曾經宣誓入黨，竭誠表示願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我們也都明白革命斗爭是長期的、艱巨的，甚至是殘酷的，不可能一帆風順。因此，要牢記列寧同志的教導：我們無產階級戰勝敵人的武器，就是組織、組織、再組織，學習、學習、再學習，戰斗、戰斗、再戰斗！我們不應遇挫折而消沉，而要迎著困難上，堅信革命必將勝利，堅定地保持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隻有這樣，才能對革命工作，對自己的身心都有好處。”
為了增強說服效果，賀昌還聯系蘇聯婦女奮發自強的具體事例，來鼓勵黃慕蘭擺脫消沉情緒，及早振作起來，努力工作。
黃慕蘭聽了賀昌這番推心置腹的話后，茅塞頓開，眼前豁然開朗了。從此，她不僅精神日漸振作，臉上也現出了往日燦然的笑容。
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賀昌越來越覺得自己對黃慕蘭的感情與日俱增，欲罷不能。而且，他也隱約覺察到黃慕蘭對自己也由原來相互間的尊重信任，而逐漸產生了傾慕之情。
終於，有一天，賀昌以男子漢的勇敢和率真，再次找黃慕蘭單獨談話，傾吐了自己的愛慕心聲。他單刀直入地問黃慕蘭：“慕蘭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儼同志一樣，和你結成革命伴侶呢？”
黃慕蘭略作沉吟，隨即也很爽快地點點頭，微紅著臉，低下頭說：“這事容我向組織上匯報后再來決定如何？”
賀昌抑制住激動的心情，誠懇地說：“就應該如此慎重對待的，我等待著你的答復。”
黃慕蘭回去做一番考慮之后，便去找周恩來將賀昌求婚一事作了匯報。
周恩來聽了非常高興，滿意地笑著說：“很好，賀昌同志是值得你愛的，我同意你們結合。”
黃慕蘭從周恩來辦公室出來，直奔孟淵飯店。輕輕推開房門，隻見賀昌正在那裡聚精會神地思考問題。黃慕蘭躡手躡腳地走到他背后，帶著喜悅朗聲呼喚：“賀委員同志......”
賀昌從沉思中驀然驚醒，急忙轉過身站了起來，給她讓座、倒茶。黃慕蘭沉住氣，在賀昌辦公桌前坐定，半天也不說一句話。
賀昌盯著黃慕蘭仔細端詳一會兒，聰明的他已經從她故作鎮靜的神態中猜測出了事情的答案。但是，他也故意裝作不知情的樣子，不緊不慢地問道：“慕蘭，你今天有什麼喜事要向我說呢？讓我猜一猜，是不是咱們的事組織上批准了？”
黃慕蘭知道瞞不過他，就笑吟吟地說：“是的，周恩來還夸了你一通呢。”
賀昌問：“那咱們什麼時候舉行婚禮呢？”
“還是你來決定吧！不過，我們在白區工作能舉行儀式嗎？”
“儀式恐怕是不能舉行了，可是就這樣簡單地搬到一起住就算結婚，那就有些對不起你了。”
黃慕蘭爽朗一笑，說：“這有什麼，共產黨人嘛。不講究形式，要注重實質才好呀。”
1928年年底，賀昌與黃慕蘭喜結連理。沒有豪華的宴席，沒有高檔家具，兩個志同道合的情侶把鋪蓋搬往一起，就算有了他們的新家。
結婚之日，周恩來、李立三、劉少奇、陳潭秋、李富春、鄧小平、關向應、鄧穎超、蔡暢等許多與他們同甘苦共患難的同志都紛紛向一對新人祝賀......
於兩地：成為永別
新婚一過，賀昌就告別新娘返赴香港，以中央巡視員的身份，全神貫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主要負責領導廣東、廣西兩省黨的工作，擔任了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此時，上海的工人也在醞釀罷工斗爭，黨中央動員機關干部到基層去發動群眾，並在實際斗爭中經受考驗。
黃慕蘭則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要求到工廠去鍛煉。得到批准后，她被派往浦西區棉十三廠當學徒工。
1929年五六月間，黃慕蘭來到香港擔任南方局的秘書兼交通員。夫妻倆終於可以暫時告別天各一方的分離生活。
這年冬天，共產國際有一筆經費通過越南支部匯到南方局，要轉交給中國支部。南方局在香港代收后，賀昌便考慮物色一位可靠合適的人選轉送上海中央。思來想去覺著黃慕蘭合適，因她既對上海情況熟悉又是南方局的交通員，況且挺著大肚子更不易引起別人的懷疑。
賀昌把他的決定告訴黃慕蘭后，她爽快答應了。她化裝成貴婦人模樣，穿起大衣，戴上帽子，帶著一個樟木箱，並讓拎箱子的同志扮作她的佣人，乘坐法國“皇后號”輪船，坐上頭等艙前往上海。抵達上海后，李富春派了小汽車來到碼頭接頭。待迅速順利交接完畢，黃慕蘭又換穿上平常衣服，和“佣人”一起買了普通艙票返回香港。
回港后，賀昌贊揚黃慕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賀昌說：“慕蘭你在敵人的牢裡經得起考驗，這次又能扮成貴婦人順利地把經費護送到上海安全交給中央，能上能下，真是好樣的。”
1930年3月3日，賀昌的兒子降生了。賀昌夫婦給愛子取名為賀平。兒子一出世，他就讓接替他任南方局書記的盧彪夫婦抱走。原來，孩子出生前，賀昌就已接到中央調他到設在天津的順直省委任書記的調令。當時賀昌思忖：妻子懷孕時曾坐牢，缺乏營養，患了嚴重胃病﹔孩子又太小，一起去天津，長途跋涉，旅途勞頓，恐怕遭罪得很。可是，若把母子留在香港，沒人照顧又放心不下。他便瞞著妻子悄悄與柯麟和盧彪事先商量，決定把孩子送給盧彪夫婦做兒子。盧彪夫婦欣然接受了。
黃慕蘭剛生產完就要與兒子分離，思想上怎麼也想不通。因為她與宛希儼生了第一個兒子后，當即就被送回宛希儼老家讓人撫養了，現在又要將親骨肉送給人，她當然極難割舍。賀昌耐心做妻子的思想工作。⋯⋯
1930年3月底，賀昌夫婦到達天津。黃慕蘭仍然做秘書兼機要交通員的工作。夫婦倆住在天津法租界黃家花園，有妻子在身邊，賀昌更加精神百倍地工作。
這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北方局，賀昌擔任書記。六屆三中全會上，賀昌當選為中央委員。北方局撤銷后，賀昌夫婦再次回到上海。
然而，“黨指揮到哪裡就到哪裡去”，是每一個革命者都毫無選擇無條件服從的信條，更何況賀昌那樣對工作永不願停歇、總是開足馬力而對黨無限赤膽忠誠的人。
1931年6月的一天，賀昌告別了黃慕蘭前往江西工作。然而，這一去竟然成了與黃慕蘭的永別！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他，不幸於1935年春，在贛南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中英勇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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