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郁達夫與《亂離雜詩》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白話文”、新詩興起，出現了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詩人和他們膾炙人口的名篇，舊體詩被邊緣化在所難免。

郁達夫是個例外，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有一種評價，是以舊體詩為最高。從青年至中年犧牲，舊體詩創作貫穿他的一生。隻有在創造社時期，他才停止舊體詩寫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逃亡的日子裡，郁達夫仍舊堅持舊體詩作為內心情感的記錄和抒發。《亂離雜詩》是他在逃亡途中寫就，由12首七言律詩組成，筆調清新、用典貼切，是南洋時期舊體詩創作的代表。

“憔悴的天涯客”

1938年12月底，郁達夫一家三口從福建閩江口的川石島乘坐郵輪經廈門、汕頭，再經由香港於當年12月28日抵達星洲（即新加坡）。在香港換乘郵輪期間，他訪晤了若干友人，包括葉靈鳳、戴望舒，游覽了香港虎豹別墅，因陸丹林之邀寫下《遠適星洲，道出香港，有人囑題〈紅樹室書畫集〉，因題一絕》。

陸丹林系香港《大風》雜志主編，郁達夫與他素有交往。《大風》第32期刊登了郁達夫《檳城雜感四首》，就在《毀家詩紀》發表后的20天。郁達夫自己在詩中說“故園歸去已無家”，但是關於家鄉的景物，杭州的錢塘江、西湖，紹興的沈園，一再出現在他的詩句中，既然故園已無家，何以如此留戀家鄉？如此留戀家鄉，為何離開家鄉來到南洋，要做“憔悴的天涯客”呢？

遠走南洋的原因，郁達夫在《珍珠巴剎小食攤上口佔》一詩中有所流露：“如非燕壘來蛇鼠，忍作投荒萬裡行。”郁達夫對此次星洲之行的性質定義為“投荒”，他的“投荒”，是為拯救自己的“燕壘”、保衛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而所作的一種自我放逐，帶著失意的“詩意”的去國離鄉。

至於“投荒”中如何度日，郁達夫對此做了一個小小的“規劃”：“新得天隨消遣法，青泥梳剔濯蓮花。”他在遠離祖國抗戰中心的星洲，極力效仿唐朝的隱逸詩人陸龜蒙的高潔品性，以詩書舟自遣。從初來星洲的詩作上看，當時的郁達夫是消沉的。當地華人以祖籍閩南和廣東的華人居多，排斥這兩地以外的華人，郁達夫不會講閩南語和粵語，一時難以融入當地的生活。

隨著郁達夫一家搬入市政當局在中峇路營建的住宅區，生活逐漸安頓下來。據郁飛的《郁達夫的星洲三年》一文，住同一宅區的還有一大批文化界人士，胡愈之、沈茲九、王紀元、徐悲鴻、任光等。郁達夫逐漸適應了赤道炎熱氣候，擔任多家報紙的編輯，結交當地僑領，與文化界人士“日夕往還”，逐漸融入當地的生活，期間有不少的紀游詩、題畫詩在《繁星》上發表。

開始了逃亡生涯

從1938年末初抵星洲到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初逃離新加坡，郁達夫三年多的星洲生活，並不像他原先“規劃”的那樣“逍遙”。思鄉之情、憂國之心，也容不得他悠閑度日，即使遠離抗戰前線，本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他還是要為抗戰積極奔走呼號。郁達夫在傾力於抗日宣傳活動、與國內文藝界保持聯系的同時，還熱心扶持鼓勵新加坡當地文學青年。在新加坡期間，他撰寫了很多政論、文藝評論、散文等，並仍堅持舊體詩創作，寫了70多首舊體詩。

1941年12月，郁達夫來到新加坡的第4個年頭，太平洋戰爭爆發。郁達夫作為文化界的中心人物，活躍在各個抗日組織，並擔任職務。隨著日軍的轟炸、攻擊，以及聯軍的軟弱失利，日軍很快攻佔了馬來半島，新加坡處於岌岌可危之境地，很多人因不願留下來為日本人統治，紛紛逃離新加坡。

一直從事抗日活動的華僑文化人，既不被英殖民當局保護，又被本國領事館拋棄，陷入了靠自己開拓生路的絕境。1942年2月4日拂曉，郁達夫隨同胡愈之、王任叔、張楚琨、王紀元等文化人及家屬，搭乘一條破舊不堪的機動船，開始了逃亡生涯。

在隆隆的炮聲中，在日本戰機的盤旋轟炸中，小船如同一葉扁舟漂浮在馬六甲海峽。逃亡路線，根據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一文，大致路線如下：

新加坡→荷屬小島巴美吉裡汶→石叻班讓→望嘉麗→保東村→彭鶴嶺→末旦→卜干峇魯→巴爺公務

從2月4日開始逃亡，直到4月中旬到達巴爺公務定居，歷時兩個多月。從都市到茫茫原始熱帶森林，逃亡途中，郁達夫仍舊用他熟悉的舊體詩來述說心境。被困厄蘇島小船上時、泊舟於末旦時、到達望嘉麗時、在保東蔽居時，這些詩不僅讓人們得知他的逃亡路線，而且更重要的是得以透過詩歌隱約窺見他當時真實的情感和心志。

《亂離雜詩》與李曉音

當年，郁達夫離開正遭受日軍侵略的祖國，本著出於挽救自己的婚姻家庭的期望，孤注一擲、遠走南洋，但事與願違，他的婚姻最終還是破裂了。后來，郁達夫的生活中出現了另一位美貌與學識並重的女士——李曉音。李曉音是郁達夫一生中最后傾心和中意的女子，逃亡時兩人流散，郁達夫為李曉音作《亂離雜詩》，一片片相思化作一首首真摯的詩。

李曉音是福建福州人，畢業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英文系。畢業后，她離開上海前往砂拉越的一所小學校教英文。后來，她前來新加坡任職遠東廣播電台（隸屬英國情報部門），1949年返回新加坡擔任麗的呼聲第一任中文部主任。

《亂離雜詩》共12首，前八首都是為李曉音而寫。兩人的相識，據郁飛的《郁達夫的星洲三年》一文記載，是在1941年初，“當此多事之秋，父親生活中平添了一個因素，即結實了《亂離雜詩》中前七首的女主人公李小瑛。”劉海粟也在《回憶詩人郁達夫》一文中描述了他和郁達夫以及李曉音等友人的交往，並在文中詳細記錄了郁達夫當時寫作《為曉音女士題海粟畫〈蘆雁〉》一詩的場景，郁達夫當時以“孤雁”自比，想到了創造社時期的友人此時天各一方，不知何時相見而傷感不已。

兩人關系日益親密，並有進一步結合的打算。但因郁飛的不接納再加上局勢動蕩，郁達夫和李曉音隻能分開，結合的可能更無從談起。兩人分開后，其親密有增無減。在戰亂中，前路渺茫，生命如累卵，郁達夫對李曉音仍思念至深，在《亂離雜詩》中顯而易見。

《亂離雜詩》中的用典

《亂離雜詩》中典故頻繁運用，每首詩中平均出現1至2個典故。郁達夫的舊體詩素來沉穩，《亂離雜詩》也繼承了這種沉穩的詩風，這種沉穩的詩風和戰亂中郁達夫所表現出來的堅忍是一致的，隻有通過長時間的堅忍才能勝利，這種信念埋藏得越深，最后爆發出的力量越強大。

《亂離雜詩》中的用典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與相思有關，一類是與戰爭或者民族侵略有關。

在前八首中，寫戀人之間的相思之苦，長生殿、釵、洛妃、尺素書、鯉魚、破鏡、雨淋鈴夜等，這些在古代詩詞中都是寫分別時贈釵已記取、魚雁傳書、破鏡重圓等戀人之間的約定與想念。郁達夫對李曉音的思念中，夾雜著各種擔憂和回憶。“似聞島上烽煙急，隻恐城門玉石焚”，兩人隔了一條馬六甲海峽，好比咫尺天涯。但是當郁達夫在廣播裡聽到李曉音的聲音，其喜悅之情難以言表，“卻喜長空播玉音”，《雜詩》七開篇第一個字就是“卻”。一個“恐”，一個“卻”，一憂一喜，傳神地描繪了他當時內心情感的起伏。

最終，郁達夫沒有去成爪哇，后來也沒有了李曉音的音訊。這段戰時之戀，終因戰亂和死亡，不得延續。留下的這《雜詩》，是詩人愛情與相思的見証。

另一類的典故運用是抵抗外來侵略而奮勇殺敵報效祖國的勵志故事。如祖逖的聞雞起舞練劍、專諸、南八、兩戒、文天祥《正氣歌》等，這些典故內涵深刻，其中心就是男兒有志、報效國家，特別是文天祥的《正氣歌》，其民族氣節，最能代表郁達夫當時的心境。

后四首一改前八首相思離愁似的“苦吟”，而是充滿正氣與力量，兒女私情暫時拋開，好男兒應當沙場克敵，保家衛國。“會當立馬扶桑頂，掃穴梨庭再誓師”（《雜詩》十一），“天意似將頒大任，微軀何厭忍飢寒。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雜詩》十二），其凜然之英雄豪氣，字字可見。

郁達夫42歲的時候來到南洋，約44歲的時候認識了李曉音，45歲的時候寫了《亂離雜詩》。四十不惑。一個人的不惑之年歲卻遭逢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全人類戰爭，顛沛流離、國破家亡。

《亂離雜詩》是郁達夫流亡的“產物”，是他在南洋進行舊體詩創作最為集中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亂離雜詩》中述說的就是戰亂中詩人的一種不離不棄的情感，這種情感既包含有戀人之間的相思與愛戀，也有去國懷鄉的游子之情，更有男兒精忠報國的豪邁與慷慨。通過隨感而發的雜詩和詩中的引經據典，把這種流亡中不離不棄的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

（作者系郁達夫研究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