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介甫
2017年05月19日08:5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王觀瀾，1906年7月13日出生於浙江省臨海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早期參加工人運動，入莫斯科中國勞動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6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閩粵特委代理宣傳部部長，閩粵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組織部長，杭武縣縣委書記兼游擊大隊政委﹔《紅色中華》主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長、中央農委員會陝甘寧轄區黨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農業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等職，為中國農村農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毛澤東為王觀瀾恢復黨籍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在江西瑞金縣雲集區葉坪創刊。《紅色中華》誕生的第一天起，王觀瀾就擔任主編，他把這個園地當成黨和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重要武器和工具，經常到附近農村去調查情況，宣傳黨的蘇區農村政策，關注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刊發的文章贏得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蘇區人民的歡迎。
1932年夏，王明“左”傾路線在江西中央蘇區加緊推行，一場所謂“肅托”斗爭開始了。八、九月間，一些人以《紅色中華》發表的一則《有關農村問題的調查》的消息為借口，向王觀瀾發難。后來又提出他在莫斯科反對王明為首的支部局的“問題”，說他有“托派嫌疑”。中央局有人主張開除他的黨籍，並把他關進中央政治保衛局。王觀瀾不服，雲集區9個鄉的黨支部和廣大群眾也為之憤憤不平，紛紛寫報告、寫信給中央局和中央政治保衛局，要求釋放王觀瀾。
幾天后，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副局長李克農對他說:“你沒有什麼問題，走吧。”他雖恢復了自由，但是卻被調到中央政府土地部當秘書，《紅色中華》主編等職務就這樣被悄悄地撤銷了。執行王明“左”傾路線的人仍然堅持要開除他的黨籍，並寫報告送到雲集區委審批。區委先后開了10多次會，拖了3個月，也沒有獲得通過。1933年1月，中央局作出決定，中央政府機關黨組織不再隸屬地方黨委領導，王觀瀾的黨籍終於被“開除”了。可是，王觀瀾始終沒有接受這一強加給他的錯誤處理，始終沒有在處理決定上簽字，仍然積極地為黨工作。后來又一直頂住了給他“重新入黨”的種種安排。直至一年以后，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和據理力爭下，王觀瀾的黨籍才得到恢復。
葉坪當時是黨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所在地。但是，這裡農民群眾為什麼生產情緒低落？他找鄉蘇主席談話，回答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他便直接去訪問貧雇農，終於聽到了實際的反映：糧食不夠吃，分田不公平﹔過去收租、放債、擺架子不干活的人，又鑽進農會，搖身一變都成“貧苦工農”了。真正的貧苦農民分的田又少又壞，給逃亡的地主卻還留著田，等等。情況越來越清楚，這裡的封建勢力沒有真正被打垮，這是群眾生產積極性低落的主要原因。
王觀瀾把他在葉坪調查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當時，在王明“左”傾路線越來越嚴重的排斥和打擊下，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處境已經很困難。但是，毛澤東很贊成王觀瀾進行細致的調查研究。他告訴王觀瀾，必須發動群眾，徹底肅清封建、半封建勢力，把群眾組織起來，支援革命戰爭，做好各項工作。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王觀瀾開始了葉坪鄉的“查田”試點。
王觀瀾把鋪蓋從機關搬到村子裡，一有空，就到老百姓家去串門拉家常，群眾有什麼難處也願意找他商量。經過王觀瀾的耐心啟發，鄉蘇主席已不再顧慮隱藏的階級敵人的打擊報復，帶頭串連勇敢正直的貧苦農民，組織起30多人參加的貧農團。王觀瀾反復向大家講解毛澤東關於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道理﹔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討論農村的階級應當如何劃分，怎樣才能徹底打倒封建勢力。問題越擺越明，大家的情緒也越來越高漲。
王觀瀾經常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情況，一天夜晚，貧農團開會，他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說： “好！好！把群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解決問題。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他們來到會場門外停下步靜聽，屋裡正熱烈地爭論著：某某戶究竟應當劃為地主，還是劃為富農？毛澤東聽著，高興地說：“這就好了，群眾發動起來了，這是斗爭勝利的保証。”
王觀瀾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把葉坪查田的試點工作推向深入，其基本步驟是，貧農團組織起來后，成立“查田委員會”，經過發動群眾查階級、評議階級，將群眾提供的各種材料綜合分析，確定地主、富農的成分，報上級審批，最后按政策規定處理他們的財產。
經過查田運動，葉坪鄉的面貌有很大的改變。農民們興修水利、大鬧生產，勞動熱情空前高漲。葉坪鄉查田的勝利，對四周影響很大，許多鄉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到他們那裡幫助、指導。於是，葉坪的查田還沒有結束，毛澤東就決定派出工作團，到瑞金縣的雲集區、壬田區幫助開展查田工作。王觀瀾繼續指導葉坪鄉的工作，同時還是這些工作團的主要成員。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總結了葉坪鄉查田的經驗，起草了怎樣劃分農村階級的意見。后來，毛澤東以此為基礎，修改定名為《怎樣分析階級》，1933年10月10日由蘇維埃中央政府通過並予公布執行，成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重要政策標准。
5月底，毛澤東在中央局會議上作了關於查田運動的報告。6月2日，中央局正式作出《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6月中、下旬，在葉坪，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石城、寧化、長汀、汀州、瑞金等8個縣的查田運動大會，王觀瀾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並是大會主要領導人之一。此后，查田運動便在中央蘇區的閩贛粵3個省的38個縣，約300萬人口的地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蘇維埃中央政府任命毛澤東為查田運動領導委員會主任，王觀瀾為查田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
在查田運動中，王觀瀾參加了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制定工作，常為報刊寫社論、評論和經驗報道。其中，《關於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就是他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和謝覺哉共同起草的。他們調查搜集了各種典型材料，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在每項原則決定后都附有典型事例，形成了一個既有原則政策、又有具體事例的通俗易懂的指導土地斗爭的重要文件。中央工農政府將《關於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和《怎樣分析階級》兩個文件，於1933年10月10日一起頒布執行。由於這兩個文件體現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所以它們不但在當時正確指導了中央蘇區查田運動和各地土地革命斗爭的開展，而且直到四十和五十年代，仍然是我們黨制定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依據。
毛澤東說：王觀瀾如果不是好同志，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
1938年5月，王觀瀾從綏德調任陝甘寧邊區黨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長。
王觀瀾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具體而堅定地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時，陝甘寧邊區的統戰工作不僅已經克服了抗戰初期的某些“左”傾關門主義的傾向，而且已經逐步肅清了王明等人推行的右傾投降主義的影響，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洛川、關中、隴東、綏德等地區，發展黨員總數已近萬名，黨組織已經轉變到能夠適應更加艱苦的工作條件，已經在群眾中扎下了根，而且已經培養、鍛煉出了一批當地的黨的工作干部。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前夕，王明從武漢回到延安。他在被免除中央長江局書記的職務后，又擔任了中央統戰部部長。不久，在一次毛澤東主持的中央統戰委員會常委會上，王觀瀾同這位新任部長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論。爭論是由“邊區”與“統戰區”的區別問題引起的。王明武斷地宣布，“邊區”也是“統戰區”，沒有區分的必要。王觀瀾堅持認為，“邊區”主要地區是中國共產黨早就創建的革命根據地，它同那些雖有八路軍駐防，但地方政權仍被國民黨控制的“統戰區”有明顯區別，我們黨的工作也應因地制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把這兩種地區混同，必將導致降低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的工作要求，這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於一切”口號的翻版。兩人爭得面紅耳赤。
六中全會后，王觀瀾到綏德，召集神府特委和綏德特委的負責同志開會，傳達毛澤東在六中全會的報告。此后不久，王觀瀾又根據六中全會精神，起草了一個關於陝甘寧邊區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提綱，取得邊區黨委同意后，又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在橋兒溝召開的邊區各縣縣委書記和縣以上統戰部長會議上，作了長達3個半天的報告，分析統一戰線的現狀，闡述國民黨頑固派在邊區周圍制造摩擦的本質和統一戰線的前途，系統地提出了反摩擦和鞏固、發展統一戰線的對策。
王觀瀾在報告中論述了統一戰線是對立的統一，分析了資產階級對付共產黨的政策。他說，國民黨的“容共”就是“熔共”，即想方設法消滅共產黨。國民黨講“統一”，實質是要把陝甘寧邊區和一切革命根據地取消而歸其獨裁。共產黨不願放棄人民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國民黨就必然要制造摩擦。說到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對立的統一，國共合作有著階級的背景。他說，這正如毛澤東所說，原是打出來的朋友，因此我們不能怕摩擦，要爭取在反摩擦斗爭中取得進步。
他還進一步論述了統一戰線中共產黨的獨立性問題，指出，共產黨員時刻也不能忘記，在統一戰線中，要高舉我們的旗幟，保持我們的獨立性。
王明趕到橋兒溝會場聽了王觀瀾這個報告。一天，王觀瀾到毛澤東處正巧碰上王明。毛澤東問王明，橋兒溝會議的報告怎樣？王明支吾著說，好是好，就是太長了。毛澤東笑著詼諧地說：“長點好呀，我們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師給學生講課那樣給他慢慢講才行啊！”
以中國革命領袖自封的王明，對於王觀瀾公然地同他唱反調，心裡十分不舒服。這個諳於搞宗派的老手，同他的老搭擋、時任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的康生又結合在一起，找王觀瀾的岔子。他們便又一次提出王觀瀾在莫斯科學習時，有所謂“托派嫌疑”，不宜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問題。
王觀瀾聞訊后，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怒。他找到王明，當面責問：“你說我是托派有什麼根據？”王明一見不妙，便推到康生身上。王觀瀾又去找康生。這個兩面派，一面請吃飯，殷勤招待，一面回避問題。結果，還是毛澤東得知后進行干預，直接了當地說：“王觀瀾經過我親手十年的考驗，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
王明、康生隻好就此作罷。但是，王明、康生當時終究還是兩個龐然大物。因此，風波過后，已在陝甘寧邊區干部會議上宣布過的由王觀瀾擔任邊區黨委副書記的決定，實際上被擱置起來。
這是王觀瀾一生中第三次受到“左”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打擊。在這場真理和錯誤的斗爭中，王觀瀾得到了毛澤東、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有力支持。他根據陳雲的意見，給黨中央寫了一份報告，義正辭嚴地駁斥了王明之流的誣陷與迫害，激昂慷慨地陳述了自己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耿耿忠心。
不久，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觀瀾擔任主任委員的陝甘寧邊區統戰委員會，肖勁光、林伯渠等任副主任委員。毛澤東說，今后，邊區統戰工作中的一般問題就由統戰委員會解決，大事直接請示中央。這樣，王明企圖對邊區黨委工作進行干擾、施加錯誤影響，也就很困難了。邊區統一戰線工作進一步得到了加強。
毛澤東曾兩次來到病床前問候，並寫信勉勵“既來之，則安之”
1934年9月底，王觀瀾隨部隊長征，擔任為部隊籌集糧食的任務。他在一次帶隊外出籌糧途中，糧食斷絕，隻得把一匹病馬煮食充飢。不料染上嚴重痢疾，從此給他種下了腸胃病的病根。
部隊勝利到陝北后，由於過度勞累，身體虛弱，病又經常發作，而且越來越嚴重。
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專門把他找去，關切地問：“觀瀾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樣做工作的？”
他如實匯報：每天無論工作怎樣多，總要處理完畢才睡覺。毛澤東聽了說：“做事情要分輕重緩急，你這樣怎麼行呢？我們要讓懶人學勤快，讓勤快人學巧干。”一席話，使王觀瀾十分感動。此后，他更加拼命地工作，卻沒有認真領會毛澤東的忠告。結果，腸胃病加上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終於使這個久經沙場的硬漢子躺倒了。
王觀瀾躺在延安中央醫院窯洞裡，心裡還是焦急地想著革命工作，這種情況很快被毛澤東知道了。一天早晨，毛澤東在傅連璋的陪同下，走了五六裡山路，從楊家嶺來到中央醫院看望王觀瀾。嚴重的失眠，已經使王觀瀾連續幾天幾夜沒有睡好覺了，頭痛難忍。毛澤東走到他的床前，在一張硬板凳上坐下，親切地安慰說：“觀瀾同志，不能睡就靜靜地躺著，不要著急，總會睡著的。”就在那次看望之后不久，毛澤東給他寫了一封著名的信：
這封信，不僅鼓舞了王觀瀾同疾病和死亡斗爭的勇氣，而且也成了人們同病魔作斗爭的座右銘。
在這同時，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也先后來看望他。他后來回憶說：“那時雖然我幾十天飲食不進，全靠輸液保持身體必需的營養，但我始終愉快樂觀，因為我感到我是生活在充滿了同志的高度關懷和細致照顧的環境中，有當初毛主席的教導，我是能夠戰勝疾病的。”
1945年年初，由於醫生的精心治療和王觀瀾自己頑強的毅力，樂觀的情緒，他的病漸趨好轉。在2月裡的一天，毛澤東又去看望他，見他病情確已好轉，非常高興，鼓勵他堅持鍛煉身體，爭取參加七大。這使他非常興奮，更加緊了鍛煉。他把活動的地方由室內移到了室外，由平地活動到鍛煉爬山。盡管每次爬上山坡，總累得腰酸腿痛，滿身大汗，但他還是堅持下去，刮風下雨也不耽誤，果然身體逐步恢復起來。
身體稍有恢復，他就拼命地看書、學文件，想彌補失去的時間。由於精力、體力的消耗超出了限度，就在盼望已久的七大開幕前夕，他的舊病又發作了。這次是十二指腸潰瘍，血管破裂。血，像噴泉似地從嘴裡涌出，人坐不起來了。20多天后，腸子堵塞，顆粒不進，眼睛漸漸失明了。后來，他沉痛地總結這次發病的教訓，說：“對待疾病和對待工作一樣，不僅要有革命的精神，也必須從實際出發，按照實際情況辦事，如果要求過高，超過了客觀可能，那就會招致不良的后果。”
王觀瀾的生命曾幾度處於危急之中。盡管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十分困難，但是組織上和醫務人員想方設法為他治療。在西藥治療的同時，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等老中醫，用中藥和針灸，終於使他能夠進食少量流汁，而且抑制了他的神經痙攣。他在同病魔較量中，也逐步掌握了自己的身體情況。他知道自己的心、肺、腦並沒有壞，相信隻要積極配合醫生的治療，把消耗減少到最低限度，難關是可以渡過的。
就在他生命危急的關頭，毛澤東又寫了一封信，告訴他，他的病不一定沒有希望，要他鼓起勇氣來，探取有效辦法，同死亡作斗爭。毛澤東的話，對他發生了特殊的效果，他深深地懂得黨和戰友們的殷切希望。在死亡的邊緣，他沒有任何慌張和焦躁情緒，保持著鎮定樂觀的態度。幾個月后，他的病居然又開始好轉。在服用肝汁和菠菜汁后，眼睛也漸漸復明。毛澤東知道他腸胃功能很弱，便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用的鐵鏊子送給了他。因為他手腳發涼失眠，毛澤東又將自己的一隻熱水袋送給他。在當時極其艱苦的物質條件下，毛澤東、李富春還把僅有的一點點營養品給他送去，使他極弱的身體逐漸得到恢復。
1947年4至7月間，康生帶領土改工作組到晉綏的臨縣郝家坡搞土改“試點”，大搞極左，影響很壞。當時王觀瀾住興縣張家灣村養病，聽到群眾的強烈反映后，還吐著血就把駐村工作團主任姜寶箴叫到床前了解情況。他氣憤地說：“這樣擴大打擊面，侵犯中農利益是不對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貧農、團結中農’的土改政策的。對地主也不能亂打、亂殺、實行肉體消滅。你們要學習怎樣分析農村階級這篇文章。”
第二年春天，他得知毛澤東已過黃河，就讓愛人徐明清趕到蔡家崖，向毛澤東反映情況。毛澤東聽后激動地說：“把一些沒有經過訓練的人派到農村去，名為鍛煉，實為害人。”不久，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又一次明確指出了前段晉綏土改工作中“左”的錯誤，並在講話中肯定了王觀瀾關於土地政策的正確意見。
毛澤東誠懇地聽取王觀瀾反映浮夸風的批評信
新中國成立后，王觀瀾主要負責農業工作，1950年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2年春任農業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1954年秋調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他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積極引導農民逐步組織起來，推動互助合作運動穩步前進，促使農業生產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的方針，工作是有成效的。
1955年下半年，黨內在指導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開始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的缺點和偏差。當時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認為，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還是應該按中央原來的設想穩步前進。王觀瀾支持鄧子恢的主張，結果與鄧子恢等一起被指責為“右傾”、“小腳女人”。
1956年四、五月間，王觀瀾帶領一個工作組南下浙江，以臨海、嘉興兩縣為重點，深入進行調查研究。他在向中央的報告中，以臨海縣的農民為例算了一筆細賬，指出臨海農民每人實得原糧比上一年減少了，而浙江2000萬農民平均每人所得比臨海縣還低﹔浙江農村副業和土特產都有下降趨勢，而江蘇長江兩岸地區副業產值一般亦下降30%至80%以上，就豬一項來看，問題也相當嚴重。因此，他認為，多數農民生活仍然是貧困的，不富裕的，對於許多攸關農民利害的經濟措施，他們是很敏感的。這個報告受到了黨中央的關注，毛澤東將其批轉全國，認為應當提倡深入調查研究的方法，特別指出：“為農民算賬”，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還指出：“王觀瀾同志報告中所述臨海縣情況，是農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況。如果這種縣多了，則事情未可樂觀、值得嚴重注意。”
1957年，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斗爭。可是，這場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當時，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兼機關黨委書記的王觀瀾，分工負責抓反右派斗爭。他憑著革命的經驗和對部內干部隊伍的了解，不相信每個單位都無例外地有百分之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始終把握住從實際情況出發的原則。結果，中央農村工作部隻勉強劃了一個“右派”（經復查，這個同志也不是右派，已予糾正）。這種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氣，是難能可貴的。
在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並起的“大躍進”年代，王觀瀾隨鄧子恢到河北省徐水一帶視察，發現情況很不正常。他當即說：“畝產幾萬斤，不可能的，不合當前科學水平的。”
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他同樣直言不諱地說：“這只是主觀願望啊！有些東西，不要說科學知識，連農業常識都沒有了。”
王觀瀾幾十年搞農村工作，對農民的感情很深。當他知道由於“三風”泛濫使群眾吃不飽飯，甚至造成更嚴重的惡果時，便提筆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如實地反映了他所知道的一些地區出現的嚴重情況，嚴肅地批評了領導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共產黨員要講真話，“浮夸是萬惡之源，欺騙是害人之本。”
幾天后，他得知毛澤東聽取了他的批評意見，對他的信表示感謝。他從中看到了黨的希望，興奮得幾夜睡不好覺。后來中央對這一時期工作上的失誤又作了自我批評，調查研究之風在全黨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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