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個月寫了12封家書——左權：烽火裡的家國情懷

左權，抗日戰爭中八路軍犧牲的職務最高的指揮員。他把生命過早地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所幸他為后人留下了一沓生動鮮活的家書，才使我們永遠記住這位情感細膩的威風男兒。七十多年過去了，這些家書的紙張已變成了枯黃色，字跡也淡化了許多，然而，這字裡行間蘊含著的綿綿深情卻永遠震撼著我們。

司令部裡最繁忙的人

左權，原名左紀權，號叔仁，1905年生於湖南醴陵。1924年到廣州，進入孫中山大元帥府軍政部主辦的陸軍講武學校，后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被選送到蘇聯留學，相繼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1930年奉調回國，被分配到中央蘇區工作。先后擔任紅軍軍官學校一分校教育長、新12軍軍長、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紅15軍軍長兼政委、中革軍委作戰局局長、紅一軍團參謀長等職，多次參與指揮反“圍剿”作戰，參加了長征。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左權被任命為八路軍副參謀長。不久，他隨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率部東渡黃河，挺進華北，開辟抗日根據地。隨后他還兼任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在指揮作戰和軍隊建設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特別是1940年參與領導了著名的百團大戰，1941年取得保衛八路軍黃崖洞兵工廠的“黃崖大捷”。1942年5月25日，在指揮八路軍總部機關轉移時，被敵人的炮彈擊中犧牲，時年37歲。

左權長期擔任參謀長工作。著名作家劉白羽1939年春天曾在八路軍總部見到左權，發現他是司令部裡“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總司令決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處理”。左權犧牲后，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在悼念左權的文章中說：“軍隊的一切建設, 部隊的管理教育, 戰斗戰役的組織,一切軍機的運籌帷幄, 無不精細周詳, 大事不悸, 小事不忽, 在日常工作中, 尤其是敢於負責, 決非敷衍苟且之徒可比。”時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主任蔡樹藩回憶說：“對於工作, 左權同志有著認真不懈的工作精神, 每天都要做到十五六個小時工作, 往往工作到更深人靜的半夜。”抗戰期間曾擔任左權警衛員的陳利財回憶說：“左副參謀長的工作是非常繁忙而緊張的，每天工作在16個小時以上。有時朱總、彭總去延安開會，總部就隻剩下他一個人，他從早到晚不停地忙著。”

左權讀過兩所軍事院校，又喜歡讀書，軍事理論水平很高，撰寫了許多關於游擊戰爭的論著。周恩來稱他“是有理論修養同時又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朱德評價他“在軍事理論、戰略戰術、軍事建設、參謀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極其豐富與輝煌的建樹，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烽火家書寄深情

左權年少離家，投身軍旅，戎馬倥傯十余年，無暇顧及個人問題，直到34歲時在抗戰前線遇到了劉志蘭。劉志蘭1917年生於北平，是北平師范大學的學生，參加過“一二·九”運動，1937年入黨，帶著弟弟劉志林一起奔赴延安參加抗戰,1939年2月來到山西前線，在中央北方局婦委會工作。經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做媒，4月16日，左權與劉志蘭在八路軍總部駐地潞城縣北村結婚。第二年5月，生下了女兒左太北。女兒出生后，一家三口度過了一段其樂融融的生活。

然而，戰爭越來越殘酷，日軍瘋狂進攻太行山根據地。八路軍總部經常轉移，家屬隨同活動有諸多不便。1940年8月30日，左權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兒送往延安。分別之前，三個人照了一張合影，當時女兒不滿百日。誰也沒有想到，這次分別竟是劉志蘭母女與丈夫和父親的永別。

得知妻子和女兒平安到達延安，左權於1940年11月12日給妻子寫了第一封信，之后直到21個月后犧牲，他總共給妻子寫了12封信，其中有一封遺失了，保存下來11封，共1.6萬字。在這些家書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左權對於妻子和女兒深深的愛戀。他的每封家書都用較大的篇幅來問候妻子和女兒，或表達思念，或表達關切，從學習、工作，到衣食、冷暖，可謂無微不至。

昏黃的油燈下，左權洗去一天的征塵，看著桌旁一家三口的照片，心緒難平，遂鋪開信紙，奮筆疾書：

“聰敏活潑的太北小家伙很遠的離開，長久的不能看到她，當然更增加我的懸念。我隻希望你一方面照顧著太北，同時又能很好安心的學習，有便時多寫幾封信給我。志蘭親愛的，最近的期間內恐難見面的，相互努力工作與學習吧!”（1940年11月12日第一封）

“延安的天氣，想來一定很冷了。記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磚壁那幾天下雨起風天氣較冷時，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嗎？現在怎樣？半歲了，較前大了一些，總該好些吧!希當心些，不要冷著這個小寶貝，我倆的小寶貝。”（1940年12月23日第二封）

……

“在閑游與獨坐中,有時總仿佛有你及北北與我在一塊玩著、談著。特別是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著媽媽懷裡,又由媽媽懷裡轉到爸爸懷裡來,鬧個不休,真是快樂。可惜三個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塊的話,真痛快極了。……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廿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1942年5月22日第十一封）

在戰友和下屬的眼中，左權是足智多謀、叱咤風雲的指揮員，而在家書中，他是一位體貼入微的丈夫和舐犢情深的父親。一家三口本該享受的天倫之樂，卻被殘酷的戰爭無情地阻隔，隻能靠這薄薄的信紙傾訴衷腸。這些家書長期保存在劉志蘭手中，1982年5月，左權犧牲整整40年后，劉志蘭把這批珍貴的家書交給了女兒左太北。左太北才從這些家書中知道父親是多麼愛她，每一封信中都會問到她的情況。她原來以為父親就是一位鐵骨錚錚的軍人，沒想到家書裡的父親是那麼感情豐富，那麼富有愛心！

見証抗戰的珍貴史料

左權寫作這些家書時，正值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敵后戰場也迎來了最為艱苦的歲月。日軍抽調重兵瘋狂進攻華北抗日根據地，採取“三光”政策、“囚籠”政策、“鐵壁合圍”、細菌戰等，根據地軍民遭受極大的損失。左權協助彭德懷副總司令指揮了百團大戰等一系列反擊作戰。

對於根據地的困難局面，左權在家書中也有具體的描述。第一封家書中說：“敵人的政策是企圖變我根據地為一片焦土，見人便殺，見屋便燒，見糧食便毀，見牲畜便打，雖僻野山溝都遭受了損失，整個太北除冀西一角較好外，統均燒毀，其狀極慘。”第四封家書中說：“現邊區受敵重重封鎖，腹地亦密布釘子，敵圖化[劃]邊區西側為治安區，腹地為無人區，即以最凶惡的手段實行三光政策，並村等等，以遂其澈[徹]底毀滅我邊區之目的。邊區現已陷入極嚴重的斗爭環境，困難也大為增加了。”第九封家書中說：“敵人的殘酷仍然如故，軍隊損失雖然不大，老百姓卻遭殃不小。敵人新的花樣就是放毒。在軍隊指揮機關駐地，在地方，在某些政權機關及某些群眾家裡，滿布糜爛性毒質[物]。在我們去年的原駐地布毒不少，我及廿二號的房子都布滿了。”

敵人的凶殘並沒有嚇倒根據地軍民，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抗戰的決心。“我們不管他怎樣，在目前在本身工作上努力根據地之鞏固軍隊的強大，隨時准備著對付敵之北進。”“敵圖改變我根據地性質的企圖，也不會放鬆的，一切均有待我們准備在極嚴重極艱苦的環境中去戰勝敵人。”“全區黨政軍民均在紛紛准備粉碎敵人的進攻，我們的工作也就更急迫更緊張些了。”

由於根據地遭到日寇的重重封鎖，郵驛系統迭遭破壞，這些家書都是左權托人捎帶至延安，交給劉志蘭的，有時一兩個月，有時四五個月才能送達收信人手中，真正屬於“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啊！

一封家書，一段歷史。外敵入侵，生靈涂炭，軍民奮起，保家衛國。左權家書為我們保留了一份反映敵后抗戰歷史的珍貴史料，這是戰爭親歷者的記錄，是真實可信的第一手檔案。左權家書同時具有重要的倫理價值，人間最為美好的夫妻愛情、父女親情和愛國之情，凝聚在一封封家書中，默默地釋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左權為代表的前方將士的英勇犧牲和全國各階層民眾、海外華僑的傾力支援，共同匯聚成偉大的抗戰精神，激勵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作者張丁為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