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君
2017年05月31日08:04 來源：光明日報
革命根據地的開辟建設對於中國革命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作用，它是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武裝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以洪湖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等都為中國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並對中國革命進程產生過巨大影響。正如毛澤東在論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所言：“紅軍時代的洪湖游擊戰爭支持了數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帶能夠發展游擊戰爭並建立根據地的証據。”“一切游擊戰爭的根據地，隻有在建立了武裝部隊、戰勝了敵人、發動了民眾這三個基本的條件逐步地具備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來。”洪湖緣何成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在我看來，除洪湖區域具備毛澤東關於建立根據地的三個基本條件外，還應該從洪湖獨特的地理位置、較好的群眾基礎、實行經濟民主、開展“反文化圍剿”及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等主客觀因素去思考。
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較好的群眾基礎是洪湖地區形成革命武裝割據的重要條件。《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湘鄂西根據地發展史》《洪湖志》等著作，對洪湖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較好的群眾基礎均有論述：《中國共產黨歷史》關於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部分寫道：“位於武漢、沙市之間的洪湖地區，經受過大革命的洗禮，群眾基礎較好，地理位置重要。”周逸群在《鄂西農村工作》《鄂西游擊戰爭的經過及其現狀》兩個報告中指出：“這裡由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等數十個湖泊組成，總面積近千平方公裡，通稱‘千裡洪湖’”，“洪湖地勢之好，可以實行‘跑兵’政策”（“跑兵”指迂回游擊）。許光達曾回憶：“洪湖地區在大革命時代就有黨組織，農民運動也較開展。”1928年1月18日，賀龍察看洪湖岸邊的剅口地形時對周逸群說：“這一帶像水泊梁山，將來我們要是在這裡安營扎寨，敵人縱有千軍萬馬，也奈何我們不得。”由此可見，賀龍、周逸群等人以洪湖為中心創建革命根據地，看中的是這裡湖泊塘垸眾多，地形復雜，便於開展游擊戰爭，具備創建河湖港汊根據地的客觀條件。同時群眾基礎好，也為根據地的創建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
建立革命武裝和不斷戰勝敵人是洪湖地區形成革命根據地的根本保証。1927年，黨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正式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給洪湖地區的黨組織和人民指明了方向。黨在洪湖地區成立了“中共鄂中南部特別委員會”，具體指揮洪湖地區的武裝暴動。9月10日，洪湖西岸的監利剅口和洪湖西北岸的沔陽戴家場，同時舉起“秋收暴動”的大旗，拉開了洪湖地區土地革命的序幕。洪湖沿岸的監利瞿家灣、柳家集、橋市、三官殿、螺山、沔陽的府場、鄭道湖、小沙口、白廟等地都舉行了暴動，在武裝暴動的基礎上，創建了洪湖地區的第一支工農革命武裝“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五軍”。1928年1月，賀龍、周逸群抵達洪湖開展荊江兩岸“年關暴動”，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十九路軍”。1929年6月，洪湖地區的游擊隊在監利三屋墩整編為“洪湖游擊總隊”（后為鄂西游擊總隊），正如周逸群所指出的：“洪湖游擊大隊不如朱毛彭德懷等先有一部分軍隊作基礎，士兵的成分完全是農民自願軍。”后根據中央的指示：“鄂西可成立一師，師的名號由你們自定。”不久，“洪湖游擊總隊”在沔陽峰口鎮改編為“中國紅軍獨立第一師”。1930年2月5日，獨立師一、二縱隊會師於監利汪家橋，升編為“紅六軍”。紅六軍深受群眾擁護，廣大貧苦群眾“莫不稱道紅軍好”，鄂西特委也向黨中央報告：“紅六軍成為人民的軍隊了。”2月7日，紅六軍在監利誓師出征，先后攻克了大批集鎮和縣城，擊潰殲滅了大量敵軍。紅六軍連戰連捷，為根據地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農民赤衛隊發展到20萬人，游擊區擴大到17個縣的廣大農村。1930年4月10日，在石首調弦口皇陵廟成立“鄂西蘇維埃五縣聯縣政府”，標志著洪湖蘇區的形成。
實行正確的斗爭策略、廣泛發動民眾參與革命是洪湖地區形成革命割據並成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的歷史動力。一是堅強的黨組織和正確的政治路線是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根本保証。根據地內黨的區鄉政權，農協組織，農團、少先隊、婦救會等群團組織逐步建立，為湘鄂西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奠定了政治、組織基礎。周逸群指出：“黨確實能在群眾中起領導作用，支部能夠應付該區域的政治環境”，“監利、洪湖附近一帶，縱橫約五六十裡，完全成為割據的形勢，很能得到當地群眾熱烈的擁護。”
二是在根據地內廣泛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制度。1929年12月召開的鄂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指明了“隻有根本解決了土地問題，才能解決一切問題”，規定了土地革命的步驟和方法，給無地少地的農民頒發“土地使用証”﹔1930年春，監利縣《土地問題決議案》第九條規定：洪湖為大宗漁業生產的湖水，同時它又能供給農業的燃料和肥料，因此也是社會生產上的水產基地，應歸蘇維埃管理，同時探索了河湖港汊的分配使用問題﹔同年10月，湘鄂西特委制定的《土地問題決議大綱》和湘鄂西第二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土地革命法令》，明確要嚴格區分中農和富農，並提出具體標准。如規定雖“兼雇用少數工人耕種”，“但其土地數量與其人口需要剛剛相符者”，“仍不失其為中農，不能因其少有余裕認為富農”。
三是成立文化委員會，打造湘鄂西革命運動“喉舌”，進行“文化反‘圍剿’”。周老嘴、瞿家灣設立列寧室，開辟圖書館、講演所和閱報室﹔在“逸群書店”裡，可以購買到從上海等地運來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國巴黎公社》等幾十種革命書籍﹔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縣紅色政權等相繼創辦出版了《紅旗日報》《工農日報》等紅色報刊﹔洪湖蘇區軍民成立“戰斗劇社”，創作紅色歌曲歌謠，如《洪湖水浪打浪》《赤衛隊歌》《一盞紅燈照洪湖》等，有力推動革命運動蓬勃發展。1929年，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工農群眾中，最容易發生效力的，是歌謠及其一切有韻的文字，因為最適合他們的心理，並且容易記憶。”重視思想教育和革命文化是我們黨的重要傳統，古田會議決議指出：“各政治部宣傳科負責征集並編制各種表現群眾情緒的革命歌謠，軍政部編制委員會負督促及調查之責。”
四是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有效地打擊敵人，擴大紅軍影響。這就是：游擊戰爭是隨時進攻的，而不是保守的﹔不攻堅，不打硬，但決不是逃跑主義﹔要求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以政治宣傳戰勝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游擊得越寬越好，不死守一個地方﹔分散游擊，集中指導﹔隻打虛，不打實，要打必勝，不勝不打。這些戰略戰術后來成為毛澤東系統論述中國革命游擊戰戰略戰術的實踐基礎和理論源泉。
五是實行經濟民主政策，促進根據地經濟社會發展。這些措施包括：合理負擔和保護商業，允許正當貿易，保護中小商人利益﹔建設軍需工業和發展個體民用手工業，如湘鄂西造幣廠、紅軍被服廠、剅口匡家老墩兵工廠﹔成立蘇區商業機構，分為經濟公社（又稱蘇維埃店，也叫紅色商店或紅軍商店）、生產消費合作社和個體商店三種形式，執行“赤區經濟務須與白區相流通”的政策﹔按一定累進率收取農業稅和營業稅。這些經濟政策活躍了蘇區經濟，為革命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作者：張友君 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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