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斌
2017年06月13日08:4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27 年春天以后，隨著蔣介石叛變革命，南京和武漢國民政府相繼“清黨”和“分共”，革命形勢跌入谷底。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由此成為指導中國革命幾十年的響亮口號。
建黨之初沒有槍杆子的遺憾
在成立的最初階段，中國共產黨把主要精力放在宣傳“主義”和組織工人上。在黨看來，這是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本質決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如此，對有人熱衷於搞槍杆子的做法，黨曾經一度持批判態度。
在宣傳“主義”方面，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立者，十分重視共產主義的宣傳。陳獨秀早在1915年即創辦《青年雜志》，一年后《青年雜志》改名為《新青年》，后逐漸成為時代的號角，引領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李大釗在1919年《新青年》第6 卷第5、6 號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向國人大致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這些宣傳在黨成立初期的確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因為此時馬克思主義剛剛傳入中國，它的一些概念並不像今天這樣為大家所熟知，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也大都是讀過一些書的知識分子。在這樣的情況下， 讓農民佔大多數的民眾接受並認可馬克思主義，並繼而起來為之奮斗，宣傳似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此時，站在時代的前列看清時局，指出革命的對象，並以此宣傳和動員民眾， 匯集最大的革命力量，顯得尤為重要。
在組織工人方面，中共黨組織在上海、北京、濟南、武漢、長沙、廣州等產業工人比較集中的城市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由於這些城市畢竟是在軍閥的直接統治之下，運動並沒有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那時，工人運動開展比較突出的，一個是北京郊外的長辛店，一個是湘贛邊界的安源。安源煤礦，共有礦工1.3 萬多人，所產煤經過株萍鐵路和粵漢鐵路，運至湖北的漢陽， 供漢冶萍公司煉鋼用。在安源煤礦附近，又有鐵路工人1000 多人，煤礦加上鐵路，是當時為數不多的一個產業工人集中地。當時負責湖南黨務的毛澤東很重視安源路礦的工人運動，先后派李立三和劉少奇到安源工作。他們以“平民教育”為名， 在安源開辦平民小學和工人補習學校，在其中積極宣傳馬列主義，並秘密發展黨的組織。在安源，有合法身份的工人俱樂部通過罷工等方式為工人爭取了大量的利益，也使得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深入人心。
無疑，中國共產黨在創建初期所開展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一個革命的政黨， 如沒有“槍杆子”，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黃埔軍校建立之后，中國共產黨逐步認識到槍杆子的重要性。黃埔的學生軍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體會到，這支部隊是國共合作中兩黨用政治訓練和嚴明紀律打造的一支新軍，它是那麼與眾不同：完全沒有軍閥部隊的舊習氣，一切都是嶄新的，軍官和士兵不僅英勇戰斗，更明白為什麼戰斗，為誰打仗。在這樣的背景下，1924 年11 月，周恩來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后，即選調優秀共產黨員到各部門任職，還代表中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在黃埔軍校的中共黨組織，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不僅如此，中共廣東區委還直接領導了一支革命武裝——大元帥府鐵甲車隊。中共中央也在1925 年的四屆二中全會上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 12 月12 日又將軍事運動委員會改為軍事部， 這是第一個專門從事軍事工作的組織。1926 年7 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建黨以來的第一份《軍事運動議決案》。
但是，中國共產黨在此時並沒有能真正掌握一支有力的武裝，以致在蔣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時，我們的武裝力量極其弱小，甚至束手無策。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中共六大，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的有30 多萬，被監禁的有4600 多人。中共黨員的數量從1927 年5 月時的5.7967 萬人，一下子降到11 月份時的1.765 萬人，損失的幅度幾乎達70%！
“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提出
面對局勢驟然巨變，下一步怎麼走？這個問題非常急迫地擺在中國共產黨的面前。但中共中央領導層中一些人的認識一時並沒能跟上急遽變化的局勢。1927年4月27日至5月9 日，在武漢召開了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時，距離四一二政變過去僅僅半月余，全黨上下最為關切的是如何認清當前的嚴峻形勢，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怎樣繼續革命。但是，大會通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對此只是作了這樣的表述：“現在革命已進到第三個階段，封建分子與大資產階級已轉過來反對革命。在這階段中，革命勢力之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聯盟。”並且認為：“現在的時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時期，而是緊張劇烈的革命斗爭時期。”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湖南工農運動所引起的糾紛，會形成全部政局上很嚴重的問題。糾紛之起因，一方面是由於蔣介石叛變后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湘籍軍官在內）的勢力及宣傳，動搖了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一方面是由於貧農幼稚行動如均分財產對於土豪劣紳之逮捕罰款以及關於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尤其是軍人之劇烈反對。”顯然，會議認為農運過火是導致合作破裂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其實，在沒能獨立掌握武裝力量的情況下，黨唯一比較有力的憑借便是工農運動，以及由此動員起來的廣大群眾。
令人欣慰的是，這並不是全黨唯一的聲音。早在1927年初，毛澤東在實地考察了湘潭等五縣的農民 運動之后，認為批評農民運動“過火”的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他進一步說：
“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借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 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 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
毛澤東的認識明顯高明多了。他認識到所謂“過火”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積極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質。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麼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槍杆子。雖然毛澤東此時還沒有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論斷，但他的思想深處無疑已經有了這樣的認識。
到了7月份，局勢更加嚴峻。7 月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上山”和“投入軍隊中去”的策略，並說“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反之， “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這並不是毛澤東突發的念頭，而是對中國革命實際情況深入了解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實際的結論。早在6 月份，毛澤東就提出要發動群眾，恢復工作，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拿起槍杆子進行斗爭，武裝保衛革命。在7 月上旬，他又和蔡和森談及形勢，並由蔡和森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們提議中央機關移設武昌，同時中央及軍部應即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槍杆子的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已是十分重要且關乎全局的成敗了。
7月15日，武漢國民黨政府宣布“分共”。
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緊急會議上，面對中國革命異常險峻而復雜的形勢，面對國民黨這個強大的敵人，毛澤東沒有照搬俄國的革命經驗，沒有言必稱馬列地將問題停留在理論分析上，而是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斗爭的需要，響亮地提出：
“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一觀點，無疑是對中國革命理論和斗爭方式的巨大突破。
毛澤東的話，是針對瞿秋白等人講的。當時在中央領導機關內部， 形成了隻注重城市斗爭而忽略發動農民群眾武裝斗爭的“左”傾錯誤。毛澤東的觀點，並未得到黨內一些主要領導人的贊同。后來毛澤東回憶：
“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裡面有我說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杆子裡面怎麼能出政權呢？於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
而復雜的形勢，面對國民黨這個強大的敵人，毛澤東沒有照搬俄國的革命經驗，沒有言必稱馬列地將問題停留在理論分析上，而是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斗爭的需要，響亮地提出：
“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對抗國民黨反動派以反動武裝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以革命的武裝去反對它！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是在大革命失敗后最有影響力的三次大起義。
南昌起義是武裝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開始。1927 年7 月31 日晚上， 全南昌市宣布戒嚴，將近凌晨2 點鐘的時候，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北伐軍3 萬余人，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全城內外響起了一片激烈的槍聲。到天亮時全部結束戰斗，殲滅了敵人1 萬多人。南昌起義的意義無需贅言， 它的重要性怎麼說都不為過。由此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拿起槍杆子干革命。
秋收起義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的一次武裝起義。毛澤東還為此專門填了一首《西江月·秋收起義》的詞：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
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秋收起義雖然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全國革命形勢低落等原因而失敗了，但它鍛造了一支隊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這支隊伍在秋收起義之后，根據毛澤東當機立斷的命令，改變原有部署，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毛澤東向全師指戰員說：
現代中國革命沒有槍杆子不行， 有槍杆子才能打倒反動派。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當前力量還小， 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 去保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
在此之后，起義軍經三灣改編， 走上井岡山，逐漸發展成為黨領導的主要武裝力量。
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大的起義。這次起義在廣州這個華南最大的城市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但由於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堅持隻能以城市為中心，必須“進攻進攻再進攻”，政權在堅持3 天之后便遭到了強大敵人的反扑。
到底怎樣才能找到一條完全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還在繼續探索著。
找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 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在井岡山建立工農武裝割據之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作了深入的思考，回答了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紅色政權之所以能存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
“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 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若隻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隊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隻能對付挨戶團，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色軍隊。所以雖有很好的工農群眾，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 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
隨后，毛澤東等人又在贛南、閩西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據地，並在1931 年11 月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它對內先后頒布了各種法律，使各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有著共同的章程可循﹔對外可以用國家政權的名義進行對等的交涉或發出公開號召，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但由於中共中央“左”傾冒險主義的發展，蔣介石軍事、政治戰略的改變等原因，第五次反“圍剿” 以失敗告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不得不撤離中央蘇區，實施戰略轉移，並最終在陝北落腳。
到達陝北之后，時代的主題已經由土地革命逐漸向全民族抗戰轉變。中日民族矛盾已經超越階級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事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這樣的情況下，隻有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才能挽救中華民族。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拿了10年的槍杆子該怎麼處理？這是一個從未遇到過的新問題。
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在1937年1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的錯誤主張，否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爭取領導權的重要意義，否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這些， 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主張放棄槍杆子。在蔣介石時刻都磨刀霍霍的時候，這樣的主張是十分危險的。
毛澤東則比王明清醒得多，他充分認識到槍杆子的重要性。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擴大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結論時，再次強調了“槍杆子”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性：“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 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台，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同樣是拿槍杆子，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在於與人民的關系， 共產黨是為人民拿槍杆子，也就是毛澤東說的“要爭人民的兵權”。
抗日戰爭勝利后，美國的五星上將馬歇爾參觀延安，他感慨地說： “在延安，聽到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人民’……中國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這些都是口號，但又包含著比口號更深的意義，代表著一種極深的感情、一種最終的信念。”
這位美國將軍明白了中國共產黨人取得勝利的原因。這就是毛澤東1947年10月18 日給中共佳縣縣委題詞所說的：“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一面。”
與此相反的是，掌握著更先進的槍杆子卻反人民的國民黨並不明白這一點。
1948年10月，國民黨軍東北“剿總”副總司令、第一兵團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陸軍中將鄭洞國在長春放下武器投降。幾年后，鄭洞國去上海就醫路過北京時，當年圍困長春的人民解放軍將領蕭勁光和蕭華，請他吃全聚德烤鴨，希望他出來為人民做一些事情。在上海養病期間，鄭洞國請求參加新中國建設。經毛澤東提議，他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委員。不久，毛澤東請鄭洞國吃飯，席間鄭洞國贊嘆毛澤東的理論水平，毛澤東卻這樣回答他： “拜人民為師，這就靈了。”
在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戰爭中， 共產黨最終戰勝國民黨，人民解放軍最終戰勝國民黨軍隊，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這其中的原因， 關鍵不在槍杆子本身硬不硬，而在誰站在人民的立場代表人民。人民群眾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即民心所向、民智所施、民力所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等人的正確領導之下，深刻總結歷史經驗， 反思“左”和右的錯誤教訓，緊緊握住為人民打仗的槍杆子，從而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並最終用人民的槍杆子，締造了一個全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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