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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學生時代

2017年06月14日08:5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湘潮》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出生在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的一個“紹興師爺”之家。他自幼在嗣母陳氏的指導下學習經典名著,打下了扎實的文化根底。從1910年至1917年,他先后入銀崗書院、東關模范學校、天津南開學校讀書,不僅在才學、品行、社會活動諸方面都有出類拔萃的表現,而且還確立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雄心壯志。他還遠赴日本和歐洲留學,在反復思索的基礎上,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並於1924年7月回國投身革命事業。周恩來的學生時代,無疑是他探索中國救亡圖存之路,逐漸成長為一代偉人的重要時期。

“學前教育”:走上好學的道路

周恩來不滿半歲時,叔父周貽淦病重。當時,周貽淦結婚不到一年,沒有子女。按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習俗,“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所以,周貽淦心裡很難過,還擔心自己過世后妻子陳氏日后被家族當成外人看待。為了使周貽淦在彌留之際得到一點安慰,也使陳氏有所寄托,周貽能、萬氏夫婦決定把兒子周恩來過繼給他們。就這樣,周恩來幼年時由守寡的嗣母陳氏撫育,稱陳氏為“娘”,稱生母萬氏為“干媽”。

陳氏出身於書香門第,性格文靜,才學出眾,會書畫,好詩文,有很好的修養。因為年輕守寡,陳氏從不外出,把全部心血都傾注在對周恩來的撫養上。直到陳氏去世前,周恩來幾乎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她。陳氏對周恩來的要求十分嚴格。4歲時,陳氏就教他識字。5歲起,陳氏就送他進私塾讀書,並取學名恩來,字翔宇。

1904年,周恩來一家搬到清河縣(今清江市)外祖父家居住,在萬家的家塾繼續讀書。陳氏常給他講歷史和神話故事,他所讀的第一部小說《西游記》,大概也是在這段時間內看的。1914年10月,周恩來在《射陽憶舊》中寫道:“幼時喜聞故事,凡有人能語余以奇聞怪事者,輒繞膝不去,終日聽之不倦。”

1905年,周恩來一家又遷入陳家祖居的陳家花園,在家塾中就讀。此后幾年內,陳氏為了把周恩來培養成棟梁之才,每天黎明時刻,就把他叫起來,教他讀《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中的一些篇章。陳氏還輔導周恩來閱讀了外祖父家所藏的《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小說。

陳氏的嚴格教育,對周恩來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養產生了深遠影響。40年后,他還深情地說:“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他還感慨地說:“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5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

東北求學: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

年少的周恩來,經常與在奉天省(今遼寧省)謀生的伯父周貽賡通信。通過字裡行間的所思所想,周貽賡對這位侄兒的才學和品行十分欣賞。當周貽賡在奉天度支司(相當於現在的財政局)俸餉科升任科員,生活稍稍安定后,便寫信要周恩來到東北去,跟隨自己繼續讀書。

1910年春,周恩來隨同回家探親的三堂伯周貽謙來到奉天省銀州(今鐵嶺縣),在他家寄居,並入銀崗書院(初級小學)讀書。這年秋天,他移居奉天府(今沈陽市)周貽賡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辛亥革命后改名為東關模范學校)丁班學習,課程包括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格致、英文、圖畫、唱歌、體操10門。

在東關模范學校兩年間,周恩來“肆力學科,兼好讀散文小說及新聞雜志”,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由於廣泛閱讀《史記》《漢書》《離騷》等書籍,周恩來的作文尤受老師贊許,常被批上“傳觀”二字,貼在學校的成績展覽處,讓同學們觀看。其中,國文教員趙純在批閱周恩來的作文時,對周圍的同事感慨地說:“我教了幾十年的書,從沒見過這樣好的學生!”

當時,中國的民族危機日趨嚴重,東北更是帝國主義在華爭奪的重點。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使數十萬無辜的中國人慘遭戰爭劫難。1910年,日本吞並了與東北僅一水之隔的朝鮮,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在具有進步思想的老師的影響下,周恩來先后閱讀了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書籍。他自己還訂了當時奉天出版的《盛京時報》,養成了每天堅持讀報,關心國事的習慣。

隨著認識的深入,周恩來的思考越來越深入。怎樣把人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怎樣使中華民族得到振興?這使周恩來無法平靜下來,並開始了艱辛的求索。1911年,在一次修身課上,老師問學生:讀書是為了什麼?同學中有的說是為了幫父母記賬,有的說是為了謀個人的前途。周恩來堅決地回答:“為了中華之崛起!”這一年的10月,當聽到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清朝統治的消息后,周恩來在學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辮子。在他的帶動下,許多同學也都紛紛剪掉了辮子,表示同清朝政府決裂。

1912年10月,周恩來作《東關模范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文中提出:教與學的目的,都是為國家造就人才,使國家富強起來。他寫道:“吾全校之諸同學乎。吾人何人,非即負將來國家責任之國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國民之學校耶?聖賢書籍,各種科學,何為為吾深究而悉討?師之口講指畫,友之朝觀夕摩,何為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耶?以將來如許之重負,基礎於小學校三四年中,同學,同學,宜如何奮勉,始對之而不愧哉?”

為了論述怎樣才能把教育辦好,周恩來提出了明確的建議。具體而言,校長和教師則“當殫其聰明,盡其才力”“求整頓宜重實際,務外觀先察內容,勿自隳行檢,以失人則效﹔勿鋪張粉飾,以博我名譽﹔更勿投身政界黨會,謀利營私,以紛擾其心志,而日事敷衍”“為學生擇良教材,教習為學生謀深造就。守師嚴道尊之旨,除囂張浮躁之習。注重道德教育,而輔之以實利美感,更振之以軍國民之精神”。學生在學習中應奮勉學習,“深究而悉討”“慎思而明辨”“受完全教育,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並充滿感情地說:“吾恐同學之智識亦無由新,道德亦無由固,而欲叢人才、蔚國器,難矣。”

這是現在保存下來的周恩來最早的一篇文章,充分表現出他的非凡才能。國文教師看后,欣喜地評價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學不如此不足以言學,學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學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長語重,機暢神流。”1913年6月,這篇文章被評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覽會上展出。並作為范文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覽會國文成績》一書。1915年,上海進步書局出版的《學校國文成績》和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中學生國文成績精華》等書,均收入這篇作文。由此,足見這篇文章的優秀程度。

從江淮平原來到白山黑水的東北,周恩來的生活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為了適應東北的環境,他無論冬夏都堅持室外體育鍛煉,強健了體格,並習慣了吃高粱。此外,作為南方來的學生,他還克服了陌生環境的影響,學會了結交各方朋友。不同於舊式私塾的新式教育,更是使他的視野開闊了很多,為他之后的進步打下了良好基礎。因此,這是周恩來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后來回憶說:“12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裡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南開學校:多才多藝、成績最優的學生

經過東北的磨煉,周恩來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但更大的變化,是發生在他進入天津南開學校以后。因為與東北相比較,在天津可以接觸到大城市的社會生活,可以呼吸到近代社會的空氣,這為青少年的成長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同去東北求學一樣,周恩來轉赴天津,也是得益於伯父周貽賡。1913年春,周貽賡工作發生變動,改任天津長蘆鹽運司榷運科科員。周恩來隨伯父搬到天津,住在河北區元緯路元吉裡。隨即,他進入大澤英文算學補習學校補習功課,准備南開學校的入學考試。8月中旬,他順利考入南開學校,19日報到入學,編入己三班(以后改為丁二班)。

在南開學校的4年的學習生活,使周恩來從各方面都成熟起來。由於伯父收入微薄,經濟上有困難,他很少回家,平時利用假日和課余時間,為學校刻蠟版,抄寫教學講義,以補貼膳食費,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1914年8月20日,因家境貧寒又品學兼優,經老師推薦,他從本學年起,免交學費,成為當時南開學校少有的免費學生。

盡管生活艱辛,但是周恩來的成績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他的國文和數學成績尤為突出。1914年12月14日,他榮獲南開學校“國文傳觀”比賽第二名﹔1915年3月,他參加全校數學比賽,成績優秀,所在丁二班成績獲全校總分第一。據校報《校風》記載,他是筆算速賽48名最優者之一,代數則能得到滿分。1916年5月6日,南開學校組織了一次不分年級的全校國文特試,11個班的代表200多人參加。周恩來的《誠能動物論》,經南開學校創辦人嚴修親自選定為第一名。

南開學校不僅在教育水平上屬於一流,而且積極提倡學生開展課外活動,要求學生在學校裡不單是讀書,而且要學會辦事,養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學校的鼓勵和支持下,學生創辦了許多社團和學術研究會。此外,學校還經常組織各門學科的班級間或個人間的比賽。在演講、演話劇、編校報等活動中,周恩來展現出自己多才多藝的特點。

周恩來和同班同學張瑞峰、常策歐等發起組織敬業樂群會,會員從最初的20多人逐漸發展到280多人,佔全校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會員中不僅有低年級同學,也有許多高年級同學,甚至還有校外的會員,一些老師也成了會友。

周恩來先后參加過《一元錢》《恩怨緣》《老千金全德》《華娥傳》《仇大娘》《一念差》等10多部新劇的編導和演出。由他出演劇中女主角的《一元錢》演出后,在天津轟動一時,並到北京青年會公演。

周恩來還是南開學校《校風》周刊的主要領導者和供稿人,為《校風》撰寫了很多文章,選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國內外大事,頗受歡迎。

1917年6月26日,周恩來以平均分89.72的成績從南開學校畢業。在參加畢業典禮時,他還獲得了國文最佳獎,並代表畢業同學致答辭。《畢業同學錄》中對周恩來作了如下評語:“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於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善演說,能文章,工行書”“長於數學”“畢業成績仍屬最優”。

赴日求學:在挫折中成長

從南開學校畢業后,周恩來希望能繼續求學。由於家境貧寒,他決定報考日本官費學校。當時,中日兩國之間有一個由日本政府指定學校為中國代培留學生的協定。該協定規定:中國學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專學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費待遇,直到學成返國為止。

1917年7月下旬,周恩來和李福景等同學去北京籌劃赴日本官費留學事宜。經過奔走,靠同學、師友的幫助,籌集到一筆最低限度的費用。此時,周恩來的伯父周貽賡已被調充奉天全省清丈總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員。周恩來非常感激伯父的撫養,所以行前特地到東北探望伯父,並到沈陽母校同師友相見話別。8月13日,他為同學郭思寧題寫臨別贈言:“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表達出他振興中華的願望。

1917年9月,周恩來由天津登輪船赴日本。10月,他進入日本東京神田區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補習日文,准備報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就可以得到官費學習的待遇。

由於學習備考時間很短,周恩來倍感壓力。1917年12月19日,他致信在美國依阿華州格林奈爾大學學習的南開同學馮文潛,談旅日留學生活,說:“弟自來此預備,尚稱合式。”“官費考試在明歲六月,屆時背城一戰,成敗與否不敢預料。”在日記裡,他還寫道:“我想我現在已經來了四個多月了,日文日語一點兒長進還沒有,眼見著高師考試快到了,要再不加緊用功,不要說沒有絲毫取的望,就是下場的望恐怕也沒了。”“我一個人,除了念書,還有什麼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時候不再給我留了。”

1918年3月4日至6日,周恩來投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共考日語、數學、地理、歷史、英語、物理、化學、博物8科,還進行了口試。遺憾的是,因日文成績不好,他未被錄取。不過,周恩來在精神上並沒有過於沮喪。此后,為准備7月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他打起精神,給自己制定了緊張的學習計劃。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自從考完了師范后,心裡頭非常的著急,以為七月裡考第一高等,功課若不預備好了,定然沒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從現在起起首用功,斷然沒有把握。”他還制定了高度緊張的計劃:每天讀書13.5小時,休息和其他事3.5小時,睡眠7小時。

不過,由於參加留日學生愛國運動,使得周恩來的復習計劃幾乎完全被打亂。直到6月初,他才重新開始溫習功課,全力以赴准備考試。1918年7月2日、3日,周恩來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又因日文成績不理想,未被錄取,心情懊喪。在隨后的日記中他寫道:“昨前兩日試驗失敗,心中難堪異常。”“這叫做自暴自棄,還救什麼國呢?愛什麼家呢?不考官立學校,此羞終不可洗。”

1919年3月,周恩來得知南開學校即將創辦大學部的消息后,決定回國學習。臨行前,他以《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書贈為他餞行、一同赴日求學的南開同學張鴻誥,在附言中表示:“返國圖他興。”盡管未能進入日本大學深造,但留日期間的自學和實踐活動,還是給周恩來帶來很大的幫助,思想上的進步更是十分明顯。

勤工儉學:確立共產主義信仰

1919年9月25日,周恩來出席南開學校大學部的開學典禮,是該部的第一屆文科學生。為進一步探求救國真理,經南開學校創辦人嚴修推薦和資助,周恩來決定到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英國留學考察。1920年10月8日,他和南開同學李福景同獲北京華法教育會開具的赴法証明。行前,他與天津《益世報》商定,作為該報駐歐記者,以撰寫旅歐通訊所得稿費來維持旅歐期間的生活。

1920年12月13日,周恩來與李福景等人,乘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抵達馬賽港,隨即換乘火車到巴黎。周恩來在此短暫停留后,於1921年1月5日赴倫敦,開始對英國作“社會實況之考查”。由於倫敦生活費用大,他決定投考位於蘇格蘭首府的愛丁堡大學。1月25日,周恩來致信嚴修,稟報辦理入學手續之事,並談及歐洲現狀,說:“法受歐戰影響為最大,戰地恢復舊觀至今日猶不能達百之五六,滿目瘡痍”“物價高貴,失業者多,勞資階級之爭無或已時,是歐洲執政者所最苦耳”。

相較於赴日之時,周恩來在思想上成熟了許多。赴歐之后,他廣讀博覽,涉獵各種學說思潮,以審慎求真的態度,“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1月30日,他致信表兄陳式周,探討救國之道,說:“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學的目的“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至若一定主義,固非今日以弟之淺學所敢認定者也”。在比較了俄、英兩種改革社會的途徑后,說:“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同時又說:“以今日社會之麻木不仁,‘驚駭物議’,雖易失敗,然必於此中乃能求振發,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由此可見,已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周恩來,如今想在歐洲實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真相,進一步了解歐洲各種改造社會的主張,從而最后選擇並確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並把它應用到中國來,尋求拯救中華的具體途徑。

按照出國前的約定,周恩來赴歐后即准備給《益世報》撰寫通訊,向國內介紹國際大事。1921年2月1日,他撰寫了第一篇旅歐通訊《歐戰后之歐洲危機》。文中寫道:“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於吾人眼帘者,即大戰后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影響維何?曰生產力之缺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種種,均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民飢寒失業交困於內外。”在分析了戰后歐洲種種社會危機后指出:“使歐洲危機終不可免而至於爆裂也,則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

之后的幾個月時間裡,周恩來採寫了大量國際新聞,通宵達旦地為《益世報》撰寫通訊,評述國際間大事。

與此同時,周恩來充分利用當時自共產國際成立后,歐洲各國共產主義運動高漲,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報刊十分流行的條件,結合對英、法等國社會實況和工人運動的考察,先后研讀了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訂閱或購買了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共產黨人》,以及《共產黨人評論》《勞動月刊》等。同時,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思潮、主義,他與覺悟社社員多次通信探討,進行了反復的推敲比較。

經過反復地學習和思索,周恩來終於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從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華全部獻給了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22年3月,周恩來致信國內覺悟社成員湛小岑、李毅韜,敘述自己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經過,說:“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后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認清C.ism(共產主義)確實比你們晚,一來因為天性富於調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極盛,所以直遲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標。”他表示:“覺悟社的信條自然是不夠用,欠明了,但老實說來,用一個Communism(意為共產主義——編者注)也就夠了。”在分析、比較歐洲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后,他強調說:“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參加和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鑒於國內革命運動快速發展,急需大批革命骨干,周恩來和劉伯庄、周子君等人於7月從法國啟程,由海路回國。兩個月后,周恩來到達廣州,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區委宣傳部部長,開始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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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晶、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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