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北游”——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諸細節

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后，在周恩來的親自部署下，中共香港分局成立由方方、潘漢年、夏衍、連貫、饒彰風組成的五人領導小組，負責護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籌建新政協。民主人士“北上”的過程歷時一年左右，共分大小20余批次，“知北游”即其中歷時最長並留下不少傳說的一批。

本文是中國政協文史館“民主人士北上，新政協籌備會及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文史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之一。發表時有刪節。

華中輪的乘客

1949年2月28日中午，一艘挂著葡萄牙國旗的英國商船———“華中號”離開香港，駛向北方。

華中號是一艘排水量約2000噸的貨輪，但此行並非運貨，而是另有特殊使命——送20多位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乘客葉聖陶在開船次日的晚會上出了個謎語，謎面為“我們一批人乘此輪趕路”，打《庄子》一篇名，另一位乘客宋雲彬猜中謎底，是為《知北游》。葉聖陶當天在日記中寫道：“‘知’，蓋指知識分子之簡稱也。”

華中輪的乘客不多，但在北上各陣容裡，算是“龐大”的一隊。葉聖陶記為“總計男女老幼27人”。宋雲彬后來在一次船中座談會上擔任記錄，將同行者一一列名：“出席者陳叔通、王芸生、馬寅初、包達三、傅彬然、張綗伯、趙超構、柳亞子、徐鑄成、曹禺、鄭佩宜、鄭振鐸、郭繡瑩、馮光灌、葉聖陶、鄧裕志、胡墨林、劉尊棋、沈體蘭、張志讓、吳全衡及余凡22人。此次同舟者僅鄭振鐸之女公子鄭小箴、曹禺夫人方瑞及包小姐未出席耳。”這幾乎是一個完整名單，但與葉聖陶“總計男女老幼27人”的說法尚有出入。查葉聖陶日記，有“吳全衡攜其二子”的記載，吳全衡時年31歲，兩個孩子尚幼，故為宋雲彬忽略，葉所謂“男女老幼”之“幼”，顯然也是指這兩個孩子。華中輪的乘客年紀參差，名氣不一，職業各異，但從某種意義上看，具有同一個社會身份———民主人士及其家眷，唯一例外者即吳全衡，宋雲彬在日記中用逗號將她與其他乘客作區別，不是沒有緣由的。吳全衡系胡繩夫人，也是這條船上唯一的中共黨員，負有護送和照管民主人士的職責。

自2月27日下午起，華中輪的乘客分批登船。因華中輪系貨船，又須隱秘行事，為避免麻煩，且遮人耳目，所有乘客都喬裝打扮一番。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柳亞子等年長者扮作商人，女士扮作搭客，其余乘客則以船員身份上船，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張志讓等雖年過半百，也概不例外。宋雲彬扮作庶務員，張志讓扮作副會計員，鄭振鐸和傅彬然扮作押貨員，葉聖陶、曹禺、劉尊棋扮作管艙員，徐鑄成等人也都扮作各種名目的船員。本來葉聖陶一行除他和宋雲彬穿長衫外，男客一律西裝革履，此時身份搖身一變，穿著也須跟著變。“庶務員”宋雲彬仍穿長衫，其他“船員”一概中式對襟“短打扮”，不免顯得有幾分滑稽。宋雲彬日記說：“彼等皆改服短裝，殊不相稱。”葉聖陶也記：“此時皆改裝，相視而笑。”

晚9點，葉聖陶一行在李實導引下上船，雖已入夜，還是遇上點麻煩，所幸有驚無險。宋雲彬日記記錄了這個過程：

余與彬然、尊棋、家寶、超構先下汽艇，則有兩警士躍下，以手電筒照余面者再，余銜煙斗徐吸之，故示鎮定。警士指余身旁之帆布袋問是中為何物，余謂汝可檢視之，彼等遂逐一檢視而去。蓋警士視余等服裝不稱，神色慌張，疑為走私或別有圖謀者。聖陶、振鐸、芸生、鑄成在后，見有警士下船，則趔趄不敢前，尊棋復登岸覓之，未幾相率下艇。

至當晚11時，最后一批乘客入船。或許是幾經折騰，上船后心情終於平靜下來，大家雖客居輪上，卻睡眠不錯，鼾聲四起。葉聖陶日記記：“余夜眠甚酣。”宋雲彬日記記：“昨宵睡頗酣暢。”

28日中午11時50分（據葉聖陶日記），華中輪啟錨離港……

在海上

華中輪航行6天，於3月5日下午停靠煙台碼頭。照常理，這類長途海上旅行，多少有些乏味，對乘客來說是一種心理折磨。華中輪此行卻一反常理。從幾位乘客的日記或回憶錄的字裡行間，能看到不少有意思的實況記錄，大家的心情自然也以悠然、愉悅和對未來的憧憬為基調。

徐鑄成后來在回憶錄中描述：“這艘大約不過兩千噸排水量的貨輪，艙位不過三四十個，而且隻有一個等級﹔在臥鋪上層，有一個可擺四五個圓桌的餐廳和一個不大的甲板。這是我們臨時小集體的活動中心。”葉聖陶、宋雲彬、鄭振鐸等素享“能飲”之名，又是幾十年的酒友，此時自然更不能閑著，葉甚至還擔心酒帶少了，他當天在日記中寫道：

此行大可紀念，而航行須五六日，亦雲長途。全系熟人，如乘專輪，尤為不易得。開行歷一小時，傳言已出香港水警巡查之區域，可以不必戒備。於是登樓而觀之。餐廳頗寬敞，其上層為吸煙室與燕坐間。午餐晚餐四菜一湯，尚可口。余等皆飲洋酒少許，恐所攜不多，不夠消費。

宋雲彬猜中葉聖陶“知北游”的謎底后，向葉索詩以代獎品。葉當晚即成七律一首，題為“應雲彬命賦一律兼呈同舟諸公”，隨后“傳觀於眾，頗承謬贊”，並引發唱和潮。第二天，柳亞子、陳叔通、張志讓、宋雲彬紛紛寫成和詩。葉聖陶詩曰：

南運經時又北游，最欣同氣與同舟。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簣土為山寧肯后，涓泉歸海復何求。不賢識小原其分，言志奚須故自羞。

柳亞子不愧南社先驅，連篇賦詩，一路暢吟,寫了30多首詩詞，尤以開船當天所作最能代表他及同舟人士的心境：“六十三齡萬裡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從啟程的第二天起，華中輪乘客每天開一場晚會。柳亞子3月2日記：

黃昏開晚會，陳叔老講古，述民初議和秘史、英帝國主義者代表朱爾典操縱甚烈，聞所未聞也。鄧女士唱民歌及昆曲，鄭小姐和包小姐唱西洋歌。雲彬、聖陶唱昆曲。徐鑄成講豆皮笑話，有趣之至。王芸生講宋子文，完全洋奴態度，荒唐不成體統了。

由此可見，華中輪上的晚會是一種不拘形式、不拘內容的即席即興式的活動，恰如葉聖陶所言：“亦庄亦諧，討論與娛樂相兼。”因同舟者不乏自民初以來的各界名流，晚會上的述往和漫談頗引人入勝，像柳亞子聞所未聞的“陳叔老講古，述民初議和秘史”。葉聖陶則記下更多的話題，如“包達老談蔣介石瑣事”“陳叔老談民國成立時掌故”“柳亞老談民初革命”“家寶（曹禺）則談戲劇而推及其他”“包達老談上海掌故”“雲彬談民十六后，楊皙子（即楊度———引者）曾贊助中共”……宋雲彬曝料楊度一事，引舉座嘩然。宋曾為早期中共黨員，因知楊度一直與中共有聯系，並於1929年秘密入黨。后來黨史學者考証楊度入黨一事，宋雲彬船中日記成為重要依據之一。葉聖陶和柳亞子一樣，也用了諸如“前所未聞”一類詞句。可惜日記作者對這些話題僅僅一筆帶過，沒能給后人留下實質性的史料。倒是報人徐鑄成憑著敏感的職業嗅覺，在與幾位長者的閑聊中積攢了不少“料”，后來陸續寫進《舊聞雜記》一書。

晚會的另一主題是即興表演，葉聖陶所記甚為細致，尤其是前兩場晚會，有羅列節目單的意思，如3月1日：“曹禺唱《李陵碑》《打漁殺家》，鄧小姐唱《貴妃醉酒》，張季龍（張志讓———引者）唱青衣，徐鑄成唱老生。”3月2日：“余與雲彬合唱‘天淡雲間’，此在余為破天荒，自然不合腔拍。鄧小姐唱《刺虎》，頗不惡。”葉又記，當日晚會結束時，“謀全體合唱，無他歌可唱，仍唱《義勇軍進行曲》，此猶是抗戰時間之作也。”半年后，這首歌曲被一屆政協確定為代國歌，船上出席政協會議的十幾位民主人士想必都投了贊成票。3月4日是華中輪靠岸前的最后一晚，晚會照常，葉聖陶在日記中寫道：“七時起開晚會，至十時而止。船上人員均來參加，兼以志別，興致極好，甚為難得。歌唱甚多，不悉記。墨亦唱《唱春調》四句，則破天荒也。”至此，葉聖陶夫婦都“破天荒”地表演了節目，可見船上晚會的氣氛和感染力。葉聖陶還在日記中感慨：“今夕晚會，人各自忘，情已交融，良不可多得。”言語間含著幾分不舍。

集體活動之外，乘客間免不了還有不少私下交流。葉聖陶日記3月2日記：“早餐后坐頂艙中與諸友閑談，意至舒適。”3月3日：“叔老為余談袁世凱稱帝，英國公使朱爾典實慫恿之。”此事陳叔通在前一天晚會上已經述及，大約葉尚有深究之意，私下再細討教，並在日記中寫道：“余因謂叔老，此等事宜筆記之，流傳於世，以見其真。”而陳叔通所述如真“筆記之”，倒很適合刊登在十年后創辦的《文史資料選輯》上。“(午)飯罷，與亞老閑談頗久……”3月4日記：“叔老錄示舊作二首，皆極渾成……”

到了山東

3月5日下午，華中輪在煙台靠岸。登陸后，“華中輪的乘客”便化為“民主人士一行”。此后，他們交錯乘坐汽車、火車等交通工具，一路顛簸﹔住宿、飲食等更難免因陋就簡或不對口味，實為對解放區生活的一次切身體驗。

民主人士一行登陸后，即分乘汽車進入煙台市區，會晤市長徐中夫和膠東軍區參謀長賈若瑜。葉聖陶記：“晤徐市長及賈參謀長……徐賈二君態度極自然，無官僚風，初入解放區，即覺印象甚佳。”兩位“軍政首腦”當日設晚宴，並用當地特產張裕葡萄酒待客，宋雲彬一句“余飲十余觴”，不僅展示了他的豪飲做派，也道出了酒桌的熱烈氣氛。

第二天（3月6日），中共華東局和華東軍區舉行正式宴會和晚會，歡迎民主人士一行。當天一早，華東局秘書長郭子化和宣傳部副部長匡亞明專程從青州趕到煙台。徐鑄成回憶：“正式歡宴，席設合記貿易公司，菜肴豐盛，佐以煙台美酒，賓主盡歡。”晚6點，煙台黨政軍民“歡迎來煙民主人士大會”在勝利劇院舉行，這是民主人士參加的頭一場歡迎儀式，葉聖陶記下了這個場面：

全院滿座。我輩居池座，為被歡迎者。先由徐中夫市長、郭子化秘書長致詞，我人由叔老、亞老、綗老三位演說。於是開戲，演《四杰村》《群英會》兩出，唱做皆不惡。演員一部為戲班中人，一部為部隊中戰士，有此成績，可稱難得。

自3月7日起，民主人士一行開始陸路之旅，並臨時自發組團，柳亞子日記這樣記載：“在客廳開會，推定叔老為臨時團長，雲彬為秘書長，體蘭、尊棋、郭秀瑩女士為干事。”午飯后成行，行李裝卡車，人則分乘不同汽車。當晚9點，民主人士一行抵達距萊陽30裡的三裡庄，分別被安排到村民家借宿。此行人士中除王芸生和曹禺外，都是南方人，以江浙一帶為多，在山東解放區的老鄉家過夜，自然別有一番新鮮感。柳亞子記：“宿於三裡庄軍屬馬大姐家，其夫李正滋，參軍已五載矣。馬略識字，能言擁護毛主席八項條件，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文化水准之高，可以想見。”馬大姐實名馬俊英。2017年4月24日，中國政協文史館“北上”項目工作組重走68年前的“知北游”之路，在萊西市三裡庄見到97歲高齡的馬俊英老人，老人思維清晰、記憶准確，項目組給老人看用手機搜索出的柳亞子照片，老人一眼便認出，並對當年接待柳亞子夫婦的情景作了詳細的口述回憶。

第二天是三八節，葉聖陶參加了兩場集會。中午，他和劉尊棋、沈體蘭及此行人士中的女性被邀至一裡外的另一村庄出席紀念三八節婦女大會。葉在日記中記下會場情景及觀感：

十二時半開會，在一院子中，婦女200多人，多數為公務員，皆席地而坐。男子參加者不過十之一。余被拉致辭，略述蔣管區婦女近況。同來之鄧女士亦發言，較余切實多多。繼之為出席華東婦女大會之代表作報告，甚長，運用新詞語已頗純熟。察聽眾神色有興者不少，皆疾書作筆記。但木然枯坐者亦多。解放區開會多，聞一般人頗苦之，不知當前諸婦女中有以為苦者否。

晚上，當地黨政軍民集會歡迎民主人士一行。會場設在田間，前列擺著炕桌，有煙茶瓜子之類招待，民主人士就地坐褥子上。對於長期在大城市生活的知識分子，如此儀式顯得別開生面。“歡迎會僅郭老（郭子化———引者）略說數語，無他嚕蘇。”（葉聖陶日記）隨后演了四出反映解放區生活及軍隊優良傳統的節目。柳亞子觀后甚為感慨，主動申請登台發言，宋雲彬記：“柳亞老自請講話，頗慷慨而得體。”3月初的北方，並不適於夜晚戶外活動，但民主人士們為解放區的氣氛所感染，已不覺其冷。徐鑄成也有同感：“連日所見、所聞，意識到我們已由舊世界、舊時代開始走進一新天地、新社會矣。”

3月9日，一行人整天都在路上。早8點出發，從三裡庄到濰坊不過240裡，今天一兩個小時的車程，他們當年卻走了11個小時。“公路較前益壞，顛簸殊甚。”（葉聖陶日記）一行人晚上9點終於抵達濰坊市一個四合院式的招待所，吃完晚飯已是半夜了。當地接待他們的一個副市長姓臧，是此行不少人的熟人———臧克家的本家。

第二天（3月10日）下午，一行人將乘火車往青州，在濰坊有大半天閑暇。市政府招待客人到電影院看了場蘇聯電影，葉聖陶感覺“殊不見佳”，宋雲彬則直言“自始至終余不知其演為何本事，詢之萬家寶（曹禺———引者），亦搖頭答不知”。散場后眾分兩路，一路登城牆，聽解放軍實地介紹攻城經過﹔另一路去參觀一個開辦不久的一圖書館。下午3點后，一行人抵濰坊火車站，當地鐵路部門專門加挂兩節車廂。晚6點10分，車發濰坊，宋雲彬、葉聖陶、徐鑄成等在車中大談京劇與昆曲，“興致甚好”（宋雲彬日記）。

3月10日早8點，民主人士一行抵達青州。青州時為中共華東局和華東軍區所在地，黨政軍不少負責人都到車站迎候民主人士。一行人出站后，驅車至一教堂改成的招待所，“屋頗寬暢，作憩之頃，有如歸之感”（葉聖陶日記）。民主人士一行在青州停留三天，這也是他們此行陸路逗留時間最長的地方。不必匆忙趕路，他們可以騰出精力，細品解放區的面貌與風情。

在青州的三天，民主人士一行出席了中共華東局的歡迎宴會和晚會，參觀了當地的保育院和解放軍官教導團，還與羈押於此的杜聿明進行了談話。柳亞子抽空詩書一體地擺開架勢創作，遍送華東局負責人，12日記：“下午，寫字九幅，分贈舒同、彭康、袁仲賢、劉貫一、宋裕和、鄭文卿、郭子化、匡亞明及康生，人系一詩，構思尚捷，康不在坐，他人轉請，余則均朝夕見面之首長也。”

3月11日下午，民主人士一行驅車25裡，來到華東黨政軍機關所在地——閔家庄。先開了一個簡短的茶話會，柳亞子記：“與舒同先生傾談極暢。”下午4點開宴，宋雲彬記：“有白酒，余飲五六杯，微有醉意矣。”晚6點，一行人被導入一個由十間草屋改成的帶舞台的大會堂，出席中共華東局和華東軍區為他們舉行的正式歡迎大會，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主持大會，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致歡迎辭。宋雲彬在日記中寫道：“有一司令官名許世友者，發聲宏大，措辭簡捷，余笑語同座者，此莽張飛也。”民主人士一行中的陳叔通、柳亞子、曹禺、葉聖陶等八人應邀登台發言。賓主致辭后，照例演戲———評劇四出：《空城計》《三岔口》《御碑亭》《蘆花蕩》。柳亞子、葉聖陶、宋雲彬、徐鑄成都給予“唱做俱佳”的評價，馬寅初則中途退場。葉聖陶記：“馬寅老見王有道休妻，惡其思想荒謬，不尊重女性，不欲復觀，先行返寓。此老看戲而認真，亦復有趣。”待眾人散場后回到住處，已是第二天凌晨兩點。

3月12日下午，民主人士一行由舒同陪同，來到青州城北40裡外的蕭庄，參觀解放軍官教導團———即收容國民黨被俘高級軍官的場所。《徐鑄成回憶錄》所記甚詳，尤其是穿插憶及抗戰期間，徐鑄成作為記者在桂林與王耀武有過幾次接觸，並曾是王公館的座上客，也算有舊，幾年后再見面，王卻成了階下囚，這多少有幾分戲劇性。以下是徐氏對蕭庄之行的回憶：

六年前，我在桂林工作時，與王耀武曾見過兩三面……有一次，文彬告我：“王耀武想見見你，后天特在其公館宴請。”屆時，我與誠夫、李俠文、馬廷棟、黎秀石等赴約。室內外陳設和那天宴會的豐盛，在那時的桂林，都屬罕見。最有趣的，主人曾不斷問我們：“照外國規矩，此時應酌什麼酒？照國際慣例，此時是否應遞上手巾？”可以說，主人很謙虛，“每事問”。也可見那時他已有雄心，抗戰勝利后升任方面大員了（那時，他已是蔣的王牌軍之一，1945年奉派接收山東，被任山東省主席兼綏靖區司令，直至濟南圍城被俘）。

這次我去“軍官團”時，身著一件舊棉袍。他大概俯首未加注意。等到舒同依次介紹到我時，他抬頭注視，並對我微笑點頭。舒同在旁邊看得清楚，輕聲問我：“你和王耀武認識？”“是的，六年前在桂林交往過。”“那好，等一會兒參觀他們宿舍時，你找他個別談談，了解他目前的思想情況。”會晤后，柳亞老對他們“訓話”，勸他們“回頭是岸”。

宋雲彬當天日記：“王耀武被俘后送入軍官團，忽有所悟，自撰一聯雲：‘早進來，晚進來，早晚要進來。先出去，后出去，先后都出去。’又寫一橫額：‘你也來了！’”

3月13日下午，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原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被解放軍用卡車送至招待所，諸民主人士與其談話。杜因名列戰犯，加戴腳鐐，與王耀武等不同。據葉聖陶觀察，杜“顏色紅潤，服裝整潔，殊不類階下囚”。民主人士紛紛歷數並質問其罪，杜則“皆言不知其詳”。葉聖陶在日記中分析：“一般印象，渠或亦知必將判罪，故態度與王耀武不同，王因希望能得安然釋放也。”十年后，上列被俘將領如杜聿明、王耀武、牟中珩等，都陸續成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余生以文史資料工作為職業，后來又陸續成為全國政協委員，與此行民主人士中的許多人同堂開會，共商國是。這自然是雙方當時都沒有料到的后話。

3月14日一早，民主人士一行抵濟南，市委書記劉順元、市長姚仲明等到車站迎接。他們在濟南游覽了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諸景，參觀了圖書館、博物館、華東大學（齊魯大學舊址），並與當地黨政負責人座談。葉聖陶記：“飯后開座談會，各人問攻下濟南經過，及接收濟南后之處理方法，由黨政各位答復甚詳。”宋雲彬記：“余提出詢問：在此情況下能容許私人辦報紙否？惲逸群作答，謂日前私人辦報，事實上甚為困難雲雲。”

民主人士一行未在濟南過夜，座談會后直奔火車站。下午4點車發濟南，但這恐怕是他們近20天旅程中最難忘的一宿。一行人先乘火車到桑梓店，時天已擦黑，然后是一夜的苦樂兼程，途中還遇見南下參加渡江戰役的四野部隊。葉聖陶所記甚細：

四時登火車，徐徐開行，經數小站而至桑梓店，已入暮矣。自此至滄州四百余裡，鐵路尚未修復，須至下月初方能通車。一路見路旁積儲糧秣甚多，又見南行火車載炮車及馬匹，雲是東北方面入關者。此皆渡江之准備也。我人火車上所攜汽車悉落地，分配乘載，夜八時始開行。一路顛簸殊甚，手足並須用力，乃大疲勞。初嘗迷路，找不到公路，走冤枉路不少。然月色甚佳，空氣不太寒，夜行經驗亦復有趣。在臨邑打尖，已過十二時。復開車到德州，天方微明。

德州是民主人士一行在山東解放區經過的最后一站。3月16日早8點，一行人乘汽車繼續北行。當晚8點，一行人抵河北滄州。17日晚，鄧穎超、楊之華等從石家庄到滄州迎接民主人士一行，葉聖陶記：“之華已二十余年不見，漸漸老矣。”葉聖陶印象中的楊之華，還是上世紀20年代末瞿秋白夫婦去蘇區前在上海生活時的少婦形象。晚10點，車發滄州。

3月18日上午10點，民主人士一行經過近20天的海陸兼程，抵達北上目的地———北平。先期北上的沈鈞儒、郭沫若、馬敘倫等幾十位民主人士及北平市長葉劍英、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到車站迎接。隨后，民主人士一行被接入北平六國飯店，“知北游”行程至此結束。

值得一提的是，華中輪的乘客中的絕大多數民主人士，作為各界代表，出席了半年后在北平召開的一屆政協會議。他們是：柳亞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馬寅初（無黨派民主人士）、宋雲彬（中國人民救國會）、曹禺（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陳叔通、包達三、張綗伯（全國工商界）、沈體蘭（上海各人民團體）、鄭振鐸（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葉聖陶（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張志讓（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劉尊棋、王芸生、趙超構、徐鑄成（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鄧裕志（宗教界民主人士）。（本文作者劉仰東為中國政協文史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