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福貴
2017年06月23日08:0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回顧紅軍歷史，我們可以震撼地發現，我黨我軍在紅軍時期竟取得了“制信息權”。奪取這個主導權的就是以中革軍委二局“破譯三杰”曾希聖、曹祥仁、鄒畢兆為代表的中共無線電技術偵察英雄。
1935年9月10日，黨中央決定率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脫離川西地區先行北上，毛澤東在下決心時，即交代葉劍英：二局一定要帶上。並囑咐葉劍英叫曾希聖、曹祥仁、鄒畢兆三人先走。
制造“玻璃杯”的紅軍英雄
鄒畢兆寫了一篇回憶錄《玻璃杯》。他第一句話就說：“毛澤東說：‘和蔣介石打仗，我們是玻璃杯押寶，看得准，贏得了。這個玻璃杯就是破譯敵人密碼工作。’”鄒畢兆回憶說：“1932年11月我調到中革軍委二局時，破譯蔣介石密碼的工作正在大力發展中，二局從事技術工作的同志都在全神貫注地工作。破譯出蔣介石的密碼電報，本身就是個大動力，自然大家的情緒非常高。我也積極地投入到破譯工作中去。”“我與曾（希聖）局長、曹祥仁他們一起破密碼，因而得到經驗和啟發，進而能夠獨立破密碼。”“自從第四次反‘圍剿’以后，蔣介石用的密碼，大為改進，幾乎完全不用明碼電報本做底本，而是另行自編密碼本，我們叫它‘特別本’。自編本花樣多變，這樣就大大增加了破譯的困難和工作量。破譯人員再不能有別的時間了，曹祥仁同志和我也就不再擔任報務了，領導要我倆專門搞破譯（軍委二局單獨設立一科——破譯科。科長曹祥仁，副科長鄒畢兆）。”
1933年2月，曹祥仁和鄒畢兆破譯蔣介石第一個特別本密碼，及時配合了紅軍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到長征前夕，電台偵察已達到了得心應手的高峰階段。盡管條件十分困難，但能做到“敵發我收、敵通我通”的驚人水平，主控方向的抄報率經常保持在百分之百，譯通率經常達到“來一個通一個”，在許多關鍵時刻，創造了不少“邊抄邊通”的奇跡。
鄒畢兆在回憶錄中說：“破譯了敵人密電碼，蔣介石軍隊的部署、調動、企圖、裝備、補給、處境乃至口令、信號，紅軍全部掌握了。”“1933年1月，紅軍由黎川向金溪北進，看准了孤立於黃獅渡的敵人，將該敵第五師十三旅消滅，活捉旅長周士達，威脅撫州。蔣介石派吳奇偉九十師由撫州進到滸灣，要向金溪北進犯，紅軍總司令部決心殲滅該敵。1月8日我軍部隊拂曉出發，但是吳奇偉幾時前進的電報尚未收到。周副主席、朱總司令、各軍團首長都在等待二局的情報。二局的同志更是全神貫注地緊緊抓住吳奇偉電台的通報，大概8點過后，才收到吳奇偉師出發前進的電報。我們破譯科立即破譯出來。有了這個電報，紅軍各部便分頭向指定的陣地開進，經過激烈的戰斗，吳奇偉的第九十師在行進途中遭紅軍痛擊，損失慘重，狼狽敗回。紅軍得勝后，緊接著回軍進攻南豐。在紅軍攻城時，蔣介石調動大軍分3路進攻，企圖斷我后路。於是我軍放棄攻取南豐，而向宜黃方向迎擊西路敵人，結果於2月27日、28日在東黃坡將正在集結的敵五十二師、五十九師一舉消滅。蔣介石仍不甘心，再以十一師、九師，從中路再向廣州前進。我軍又於3月21日在草台岡將陳誠的王牌第十一師基本殲滅。敵‘圍剿’軍總指揮陳誠聽到第十一師被殲的消息，急得吐血。蔣介石也十分痛心，在給陳誠的手諭中說：‘此次挫失，慘淒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就這樣，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於1933年二三月時，就在我根據地邊緣，在其調動部署之際，被粉碎了。”
鄒畢兆的這個回憶，不僅具體生動，而且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五大要素”齊全，言簡意賅。它已經把紅軍痛快淋漓地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過程“全息攝像”般地留給了歷史，留給了后代！
鄒畢兆在回憶錄中說：“我們制造的大玻璃杯，把蔣介石這位委員長也扣在裡面。蔣介石變成了我們日日夜夜監控著的杯中人主角。他對他自己花費心力編的密碼是大有信心的。可是蔣介石到死也不知道他的密碼全部為共產黨破譯了。真可謂，虛空者心安，不悟者無恨。”
鄒畢兆在回憶錄中發出“虛空者心安，不悟者無恨”的歷史性感嘆，是因為他明確地知道當年的歷史事實。其中最為提氣壯膽的一個歷史事實是——由於破譯了密電險些捉住蔣介石！1933年，紅軍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鄒畢兆回憶：“蔣介石遭此慘敗后，親自來到崇仁中路軍指揮部視察。我們從破譯的敵人電報中，確悉蔣介石定於日間取水路回去。周副主席立即派遣了截擊的兵力。可惜蔣介石臨時改乘汽車，僥幸地走脫了，沒有捉到他。”當年如果捉到蔣介石，中國近代史恐怕就要改寫了。
對我軍破譯了敵人的全部密電，不僅蔣介石不知道，就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也一直蒙在鼓裡。1933年，紅軍在登仙橋附近一舉消滅了國民黨兩個師，國民黨名將李默庵心情低落，就給在上海的夫人用密碼發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登仙橋畔登仙去，多少紅顏淚枯干。后來，周恩來在西安見到李默庵時說：“你的詩寫得不錯。”並念出了其上述兩句，讓李默庵目瞪口呆。
鄒畢兆回憶說：“在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后不久，約在1933年4月，中革軍委將二局分成前、后兩部分。曾希聖、曹祥仁同志仍留前方。后方二局由錢壯飛同志任局長，我被分配到后方二局(負責破譯)。原后方偵察台合並到二局來。”
鄒畢兆的加入，使得中革軍委無線電技術偵察工作的局面很快打開，取得成效：“1933年5月6日，鄒畢兆破譯敵人密電，獲悉國民黨軍六十三師由蓮花縣派出4個營和1個騎兵連，經九路沖前往茶陵縣接運軍用物資，立即報告中革軍委。我軍於5月6日進至九路沖待敵，7日殲滅了該敵。敵第六十三師龜縮於蓮花縣城，不敢出動。湘軍第一縱隊司令劉建緒令四十三旅、五十五旅掩護一個運輸營，由茶陵向蓮花押運軍用物資。我軍獲悉此情報后，又於蓮花縣棠市設伏，5月29日殲敵一部，俘敵團長以下官兵1000余人，繳獲步槍500余支、電台一部。紅八軍在一個月內連打兩次勝仗，受到中革軍委的嘉獎。”
榮獲紅軍最高榮譽的“破譯三杰”
1933年7月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決定為在革命斗爭中“極有功勛”的紅軍官兵頒發紅星獎章，紅星獎章是紅軍時期最崇高的榮譽。社會上甚至流傳著“紅星獎章是免死金牌”的說法。這種說法雖然沒有事實依據，但是，1933年的《工農紅軍紀律暫行條例》第16條曾經這樣規定：“凡曾受蘇維埃功勛獎章而犯本條令者，得酌量減輕之。”由此可見這種獎賞的崇高地位。歷史資料顯示，紅星獎章的頒發隻有3次：1933年建軍節、1934年建軍節和1935年7月（頒發給紅四方面軍領導徐向前、陳昌浩）。共計頒發166枚。一等獎章獲得者僅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在80多名二等、三等紅星獎章受獎名單中，多是紅軍初創時期的著名將領和戰斗英雄。而戰斗在隱蔽戰線的中革軍委二局，也受到了最高獎賞。鄒畢兆回憶：“1934年八一節，中央軍委對全軍有功人員頒發紅星獎章。曾希聖局長獲二等紅星獎章，破譯科長曹祥仁同志和我（副科長）獲三等紅星獎章（鄒畢兆獎章號碼為79號）。由周副主席、朱總司令親自到二局頒發，並在會上講話。他們對二局工作給予高度評價，鼓勵我們把情報工作做得更好，還親自動員大家說唱、講故事，熱鬧到了深夜。”黨史研究專家稱曾希聖、曹祥仁、鄒畢兆3位紅星獎章獲得者是中央紅軍第一代密碼破譯專家。是中央紅軍當之無愧的“破譯三杰”。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曾希聖、曹祥仁、鄒畢兆等人忍著病痛，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夜以繼日地頑強破譯了國民黨軍352本密碼，幾乎是每天破一本。但是，中革軍委二局制造的這個大“玻璃杯”，掌握軍事大權的李德卻棄之不用。
鄒畢兆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李德不用二局破譯的情報，形象地形容為“玉變為石”！鄒畢兆說：“在第五次反‘圍剿’時，雖然二局提供了最清楚的情報，但還打不好仗，連我們也很著急。蔣介石的首腦機關和凡配有電台的師旅以上的司令部，他們干什麼，隻要通過電報，我們也就知道什麼。但是，自從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以后，紅軍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依靠德國人李德當顧問並將他捧成國際代表，實際由李德指揮一切，最后逼得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根據地，突圍長征。”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中共中央機關代號紅章縱隊，中革軍委機關代號紅星縱隊，其中的軍委二局稱第四分隊，為黨中央、中革軍委做情報保障工作。長征途中，為了確保每天24小時工作不停頓，第四分隊採取兩梯隊工作制。
這時，中革軍委二局組成人員有：局長曾希聖、副局長錢壯飛﹔一科（破譯）科長曹祥仁、副科長鄒畢兆﹔二科（校譯）科長李作鵬，譯電員戴鏡元、段連紹等六七人﹔三科（偵收）科長胡立教，偵收員李力田、賀俊偵等10余人。此外，還有技術人員30多人及警衛分隊、運輸隊、炊事班。長征初期，中央紅軍連續突破了3道封鎖線，於11月中旬進入湘南。1934年11月23日，湖南軍閥何鍵下達命令，緊急布置兩個兵團向湘江上游集結。這個密電當天就被中革軍委二局破譯，於24日向各軍團做了通報。但是，此時紅軍8萬多人的大部隊距離湘江還有80多公裡，中間還有一條瀟水。毛澤東當時就提出不要過瀟水的建議。博古和李德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頑固堅持去湘西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不顧一切地硬往敵人的口袋裡鑽，結果受到很大損失。紅軍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之戰中損失5萬余人，佔中央紅軍總兵力的58％以上。紅軍鮮血讓江水變色。“三年不食湘江魚，十年不飲湘江水”的民謠開始在當地流傳。
毛澤東在老山界看到破譯密電后力主通道轉兵
蔣介石得知紅軍搶渡湘江后，立即緊急部署圍堵。在紅軍到達湖南通道之前，中革軍委二局破譯了國民黨軍多份密電。湖南軍閥何鍵密電稱：“判斷匪尋蕭匪故道西竄已甚明顯。”何鍵電令修筑4道封鎖線，15個師張網以待。面對如此嚴重的敵情，博古、李德仍然固守其事先制訂的計劃，於12月3日命令紅軍北上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
12月1日下午，毛澤東隨軍委縱隊走浮橋渡過湘江，然后於12月上旬爬上湘桂邊界的越城嶺。城步縣抄錄了陸定一的長征日記，陸定一在12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紅軍總部勝利翻過老山界。九軍團到達社水、茶元（今城步五團鎮的行政村）軍委二縱隊隨三軍團后跟進。”城步縣在南山上立有一塊隨紅軍中央縱隊過境的陸定一手書的“老山界”石碑，刻著“中國工農紅軍於1934年12月8日經過此地”……正是在渡過湘江之后，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在一起行軍中醞釀了必須向中央提出討論軍事失敗的問題和避開敵人陷阱改道貴州繼續西進的問題。特別是翻越老山界之后，開始有建議權的毛澤東，就是根據中革軍委二局的情報來判斷紅軍應該西進貴州的，從而躲過了蔣介石在湘西設下的口袋陣。中革軍委作戰參謀呂黎平回憶：12月11日晚到12日凌晨，中革軍委二局破譯了國民黨軍第一兵團總指揮劉建緒部署截擊紅軍的密電，內容為在通道以北的綏寧地區構筑封鎖線，防止紅軍北竄。毛澤東看到中革軍委二局送給他的情報和我軍次日行動的計劃后，非常生氣，立即來到一局，找到周恩來、博古，激動地說：“我軍如繼續北出湘西，正中敵人下懷，不是往死洞裡鑽嗎？”當晚，應毛澤東的要求，中革軍委召開了緊急碰頭會，在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的支持下，博古、李德被迫同意毛澤東的主張，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黎平方向進軍，避免了自投羅網被殲滅的命運。
1935年1月3日9時，紅軍在烏江界河渡口發起猛攻，擊潰黔軍第三旅林秀生部，強渡烏江成功。中革軍委二局破譯敵軍的往來密電獲悉：貴州軍閥王家烈向蔣介石密電哀求蔣介石派兵圍堵。而蔣介石卻捉襟見肘：他派劉湘第三旅廖澤為援黔部隊，原擬進到綏陽、湄潭，因怕孤軍深入，隻進到鬆坎。薛岳的8個師，正乘機攫取王家烈的貴州地盤，留駐貴陽、清鎮，無力北渡烏江。湘軍要對付紅二、紅六軍團，難以入黔。蔣介石急忙從鄂豫調上官雲相的第九軍，進入川、黔。中革軍委從這些頻繁來往密電中分析出，蔣介石在貴州和遵義周圍的兵力非常空虛。這一態勢，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和中央紅軍的休整爭取到了時間，1月7日，中央紅軍智取遵義。中共中央決定利用這個寶貴時間召開遵義會議，同時休整和擴大紅軍。而中革軍委二局的同志繼續日夜守候在電台旁，密切注意敵人的動向，保障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直到1月19日紅軍離開遵義。
毛澤東后來對中革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說：“沒有你的情報，博古可能隻會‘博古’不會‘通今’，不會同意改變行軍方向﹔不去貴州，何談遵義，遑論遵義會議了！進軍貴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毛澤東點名帶走的人
無線電部隊不僅及時監聽破譯了國民黨軍的電文，還能把這項特長用得出神入化。1935年3月，紅軍主力第四次渡過赤水河，准備南渡烏江。這時中革軍委二局破譯密電得知，國民黨的周渾元、吳奇偉6個師轉往東南方向逼近中央紅軍主力，同時在烏江南岸還有國民黨軍3個師的部隊。如果兩股敵軍形成合圍之勢，中央紅軍將面臨一場惡戰。於是曾希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假冒蔣介石的密電，令這6個師偏離東南方向前進。假電報發出后，周渾元、吳奇偉深信不疑，其部隊果然按中革軍委二局的指揮去往了打鼓新場。中央紅軍避免了一場血戰，3天后順利渡過烏江。
之后，中央紅軍進入雲南，對昆明虛晃一槍后，馬上抓緊時間去渡金沙江。但是，蔣介石派飛機偵察，發現中央紅軍有北上可能。立即命令國民黨軍隊“星夜兼程圍追堵截”。其中國民黨第十三師距離中央紅軍后衛部隊隻有一天半的路程。中革軍委一局呂黎平回憶：“1935年5月4日，軍委總司令部在雲南的皎平渡渡口，軍委二局又破譯敵報，得知國民黨第十三師師長萬耀煌為了保存實力，不願孤軍深入尾追我軍，便向蔣介石謊報，在其前進的方向上，沒有發現共軍的形跡，故決定在團街原地休整一天，然后再沿原路返回，協同友軍從其他方向‘圍剿’共軍。毛澤東據此密電認為可以利用這一矛盾，贏得四五天時間。他用紅鉛筆指著地圖對我們幾個參謀說：你們知道三國時代諸葛亮借東風的故事嗎？我們現在借用蔣介石與萬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隊調到這裡來渡江。將來也要后人寫個故事吧！於是，在5月5日電令因無船不能渡江的紅一、紅三軍團沿小道兼程向皎平渡匯集。部隊按時趕到，依次渡江，於5月9日到達北岸。當萬耀煌師按蔣介石的手令，於10日趕到江邊時，紅軍已全部渡過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燒毀。”這使蔣介石讓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的企圖成了泡影。1981年8月，鄒畢兆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了一篇名為《渡江》的紀實體分幕式劇本，對這段歷史進行了細致、生動的描寫。
1935年6月14日，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小金縣勝利會師。鄒畢兆回憶：“與四方面軍會合后，駐入地時間長的是毛兒蓋。四方面軍的破譯工作，從1933年開始，一台、二台、三台都是既搞通訊報務，又做破譯工作。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兩個破譯單位的關系很融洽，他們支持我們一批汽油。”但是，兩個方面軍勝利會師的喜悅沒有持續多久，紅軍領導層就出了問題。張國燾自恃兵強馬壯，要地位，鬧分裂。
鄒畢兆回憶：“過草地到巴西時，軍委二局駐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大約在9月10日黃昏時分，葉參謀長通知我們立即回中央軍委駐地，並要曾希聖、曹祥仁和我先走，二局單位隨后趕來。我們到軍委駐地時首先見到彭德懷軍團長，他見我們來到高興極了，像是鬆了口氣。這時才知道張國燾擅自命令北上紅軍部隊返回，再過草地南下，中央決定率第一、第三軍團繼續北上。氣氛很緊張，部隊正在加強戒備，以防萬一。”
鄒畢兆回憶錄裡說的“中央決定”是1935年9月10日，中央決定率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脫離川西險境先行北上。“由於行動倉促、秘密，連身邊的一些作戰參謀都沒有通知。但毛澤東在下決心時，即交代葉劍英參謀長：二局一定要帶上。並囑咐叫曾希聖、曹祥仁、鄒畢兆三人先走。從這段史實中可以看到二局的重要性以及從事破譯工作的曾、曹、鄒三人在二局的核心作用”。
鄒畢兆曾詳細記錄了中革軍委二局破譯工作的成果，取名為《心血的貢獻》。
“冊中記載：從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軍委二局共破譯蔣、湘、粵、川、桂、黔、滇、馬鴻逵、張學良等中央軍和地方軍的各種密碼達1050多個，平均每月17個。尤其是在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的近4個月時間裡，軍委二局在軍情緊迫、敵重兵圍追堵截的險惡環境中，相繼突破了蔣、湘、桂、滇、川當面之敵的密碼94個，及時准確地偵悉了敵人兵力部署等大量密息情報，為黨中央、中革軍委正確指揮紅軍實施兩佔遵義、四渡赤水、突破烏江、巧渡金沙江等作戰行動，勝利完成二萬五千裡長征，實現會師陝北，提供了有力的情報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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