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歷史的必然

編者按：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6周年，本報推出“名家訪談”欄目，邀請黨史黨建領域知名專家學者，對黨史黨建研究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探討。本期接受採訪的是著名黨史專家邵維正，他著重從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背景、中國近代革命斗爭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方面，深入詮釋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

本報記者：中國共產黨誕生至今，已經走過96年艱辛而又輝煌的歷程。不忘初心，才能繼續前進。人們在回望中共創建那段歷史的時候，往往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歷史的必然？請您先談談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背景。

邵維正：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既有學術價值，更有現實意義。要認清這個問題，從建黨過程本身來講，還不太容易看得清楚，必須拓寬視野，把中共的創建擺到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必然性的問題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現象，也不是人為促成，而是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

中國原本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強大帝國，一直到清朝初期社會生產力仍處於世界的前列。由於封建王朝對內實行專制統治，對外採取閉關自守政策，逐步衰落下來。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不是自己改變的，而是資本殖民主義的鐵艦洋炮轟開的。從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間，西方列強先后發動了包括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在內的5次大規模戰爭。5次侵華戰爭前后持續了10年，也就是說當時中國有六分之一的時間在挨打。戰敗的結果是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100多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口岸、喪失主權。中華民族經受了西方列強侵略的深重災難和屈辱，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的主要矛盾。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面對外患內憂、民族危機的境遇，中國人民是不會甘願長期忍受外敵侵略、亡國滅種的。中國的志士仁人和各階層民眾先后發起了一系列救亡圖存的斗爭。但是，這些努力都一一失敗了，億萬人民仍在水深火熱中掙扎。

本報記者：能不能請您扼要介紹一下中國近代這些救亡圖存斗爭的概況，以及失敗的主要原因和教訓？

邵維正：好的，近代中國的一系列斗爭概括起來大體有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農民運動，包括太平天國、義和團等。太平天國運動是近代中國規模空前、影響巨大的農民運動，從1851年金田起義到1864年天京陷落，前后堅持了14年之久。太平軍勢力一度擴展到18個省份，打下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並在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國政權，沉重打擊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清朝的統治。由於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發生內訌，加之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最終失敗了。太平天國的失敗說明了農民的階級局限性，農民有強烈的革命要求，但它終究是封建私有制下的小生產者，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生產關系，也提不出正確的革命綱領，一旦取得政權也會走向封建化，擔當不起領導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

第二類是改良運動，包括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洋務運動是清朝統治階層中的部分開明人士發起的“求富、自強”活動。他們主張興辦近代工業，建立新式海陸軍，創辦新型學堂，“師夷長技以制夷”，通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挽救清政府的統治危機。雖然經過30多年的努力，建立起一些近代企業，培養了一批人才，而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1898年發動的戊戌變法，更是曇花一現，僅僅103天就被封建守舊勢力鎮壓下去，付出了血的代價。改良派共同特點是不觸動封建統治的秩序和制度，希圖依靠開明君主推動社會進步，事實証明是不可能成功的。近代中國改良運動的失敗告訴我們，在中外統治勢力十分強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

第三類是資產階級革命斗爭。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整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自1905年成立中國同盟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實行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經過多次武裝起義都遭失敗，終於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取得成功。一個月內，當時全國24個省就有14個省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加入革命陣營。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布成立，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結束了持續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勝利，也是孫中山和革命黨人作出的一個歷史性貢獻。

令人惋惜的是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沒有得到鞏固，被袁世凱所篡奪。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雙方力量懸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長期在海外活動，國內的基礎較為薄弱。而當時的實力派袁世凱控制著軍隊和經濟資源，使革命派沒有還手之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袁世凱大耍兩面派手腕，對革命派表示“擁護共和”，對清皇室則逼其退位交權。孫中山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乘勢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中國由此進入北洋軍閥統治時期。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把持政權之后，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依賴封建勢力，種種倒行逆施尤其是復辟帝制，引起了革命派和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孫中山團結一大批愛國志士展開了頑強不懈的斗爭，先后發起了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但都遭受失敗，未能挽回國勢衰敗的命運。北洋勢力統治期間，軍閥混戰連綿不斷，民不聊生，中國社會存在的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不僅沒有解決，某些方面還更為激化，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痛苦，成了人們最迫切的期待。

在此前后，還出現了一段政黨政治的鬧劇。隨著封建帝制的崩潰，受西方政治體制的影響，中國政壇也興起了一股議會競選、政黨組閣的熱潮。各派政治勢力為了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席位，爭取在權力分配時得到更多利益，紛紛組建各自的政黨，使中國一度呈現出政黨林立的局面。1912年前后的幾年間，涌現出大大小小的政黨幾百個，爭權奪利，喧囂一時。大多數政黨思想龐雜，組織渙散，有的政見不一，多次改組﹔有的根基淺薄，轉瞬即逝﹔也有的內部對立，不歡而散。即使少數堅持下來的政黨，也在紛繁復雜的斗爭中束手無策。這股熱鬧了一陣的政黨政治，不久也就銷聲匿跡了。

中國進入近代以來，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尋找救國救民的出路，各個階級和政治力量紛紛登上歷史舞台，結果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迅即成了過眼雲煙﹔種種救國方案也各顯身手，但都化為泡影，沒有找到救世良方。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裡？許多先進的中國人在沉悶、彷徨中尋找新的社會力量和前進道路。幾經失敗之后，人們把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希望寄托到新興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背景，是歷史必然性的依據所在。

本報記者：通過您對近代中國社會大背景和救亡運動、革命斗爭的簡要分析，加深了我們對創建中國共產黨必要性的認識。那麼，怎麼看無產階級政黨在中國建立的可能性呢？

邵維正：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生與發展，都是必要性和可能性辯証統一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不例外。隻有既具備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無產階級政黨才能脫穎而出，站立到救國救民的前列。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五四運動前后建黨要素的緣起、積累和形成作些概略的回顧。

一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理論武器，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而真正意義上的傳播是在五四時期。《新青年》是當時弘揚新思潮的主陣地，1919年5月李大釗把六卷五號編輯為“馬克思研究”專刊，尤其是他親自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基本觀點，成為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標志。同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101周年，北京《晨報》副刊在李大釗指導下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刊載馬克思的原著或主要觀點，一直堅持到11月11日，前后達6個月之久。

此外，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團體，使傳播馬克思主義進入了有組織的狀態。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1920年3月北京大學進步學生在李大釗支持下建立起來的，隨后上海、武漢、長沙、濟南也先后建立，展開了多樣化的學習宣傳活動。為了讓不能直接閱讀外文原著的人們能夠學習馬克思主義，陳望道在陳獨秀的幫助下於1920年8月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全譯本，上海、北京、廣州等地也先后印發了許多通俗的有關馬克思、列寧的小冊子。隨著新思潮涌起，百家爭鳴、異說競起，難免良莠不齊、泥沙俱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建黨骨干與形形色色的錯誤傾向展開了三次論爭，批駁了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謬論，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確立起建黨的指導思想。

二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和工人運動的興起，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階級基礎。中國工人階級是隨著外資企業、官辦資本和民族工業的建立而逐步成長發展起來的。到五四運動前后，產業工人達到200萬左右，而且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形成了新興的社會力量，另外還有1000多萬手工業工人。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工人數量不算多，而與俄國建黨時的270多萬和印度尼西亞建黨時的50萬工人相比，也不算少。更重要的是中國工人階級身受外國資本、封建勢力和資本家三重壓迫剝削，有很強的革命性與斗爭精神。

中國工人階級反抗剝削壓迫的罷工運動起始較早，而且連續不斷、日趨增強。據統計，從1870年至1911年的41年間，發生罷工106起，平均每年2.6起﹔而從1912年至1920年的9年間，發生罷工226起，平均每年25起以上，比前一個時期增加9倍多。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運動已經開始由經濟斗爭發展到政治斗爭，1916年10月天津老西開的罷工、1919年6月上海反帝愛國同盟大罷工，都具有明顯的政治性質，反映出中國工人階級已從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覺悟不斷增強的中國工人階級，必然要尋求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表，迫切期待著致力於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解放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

三是革命知識分子隊伍和早期地方組織的形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提供了組織基礎。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而這一結合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是通過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橋梁作用實現的。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一批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先進知識分子成長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其中不僅有李大釗、陳獨秀這樣的領袖人物，也有毛澤東、李達、鄧中夏、張太雷、周恩來、蔡和森、彭湃等杰出代表。他們熱情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又深入到工農群眾聯絡發動，正是在這個實踐的過程中逐步促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作為這一結合的標志是1920年下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后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早期地方組織。有了一大批建黨骨干，又有建黨組織活動的實踐，一個全國集中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就順理成章了。

綜上所述，在災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開展革命斗爭迫切需要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到20世紀20年代初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已基本成熟，正是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時具備，才構成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的艱巨使命，歷史地落在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是總結近代中國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所得出的基本結論。

當然，中共建黨活動是在秘密狀態下展開的，加上缺乏經驗，中共一大的召開稍顯倉促，但還是完成了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歷史使命。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並制定出《中國共產黨章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圓滿完成。

本報記者：9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再來討論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有哪些現實意義？

邵維正：溫故而知新。我們回望和梳理一百多年近代中國的遭際和屈辱，抗爭和挫折，奮斗和崛起，會給人們以諸多的啟示，引發深層的思考，具有針對性與現實性。

說起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海外曾有一些責難和非議，不少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早產兒”“舶來品”，甚至是“盧布黨”。這些論調至今還有市場，一言以蔽之，實質上是否定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誠然，共產國際與列寧對中國建黨十分關心和支持，共產國際代表也給予很多的幫助和指導，但是中國共產黨畢竟植根於中國社會，是近現代中國革命斗爭發展的客觀需要，是中國先進分子的自覺追求。1920年2月，李大釗與陳獨秀開始了建黨的醞釀，當時第一位共產國際代表還未來到中國。后來，吳玉章在四川建立中國青年共產黨，惲代英在湖北建立共存社（亦稱波社，取布爾什維克組織之意），既沒有與李、陳聯系，更與共產國際代表沒有什麼關聯。這都可以說明這一時期中國的建黨活動已經開啟，是內因在起主要作用。共產國際對中國建黨起到了促進作用，而建黨的各種要素還是生長於中國社會。我們論証並強調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就是對西方長期存在的片面觀念作出認真的回答。

時至今日，我們重提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是為喚起中國共產黨人以及一切愛國之士牢記歷史，不忘初心。任何時候都要記住我們從哪裡出發的，為什麼出發的﹔要到哪裡去，干什麼去？隻有不忘初心，才能繼續前進。革命前輩和先烈，從探索救國救民道路，反帝反封建，建立人民政權，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再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盡管形勢和任務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一直沒有變。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肩負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任重而道遠。這是歷史必然性的延續，是理想信念的體現。我們要永遠保持建黨時的崇高追求和奮斗精神，面向未來，不畏艱難，挺身而出，勇於擔當，經受各種艱難考驗，向歷史和人民交出優異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