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先驅

何立波

2017年06月27日07:5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在革命斗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提出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黨的群眾路線。方志敏就是黨的群眾路線的積極倡導者和杰出踐行者之一。方志敏是贛東北蘇區（1932年11月改稱閩浙皖贛蘇區）的主要締造者，他情系群眾，在斗爭實踐中形成了具有濃厚鄉土氣息的群眾觀的理論和實踐，成為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先驅。

一切為了人民群眾

方志敏出生在江西弋陽縣漆工鎮湖塘村一個農民家庭。他從小感受到農村生活的艱難，具有強烈的平民意識。他同情農民，憎恨土豪劣紳，內心深處自小萌發了憐農愛民的思想和追求光明的渴望。“我是一個黑暗的憎惡者，我是一個光明的渴求者”。方志敏領導贛東北人民建立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公開宣布：“蘇維埃政府，是工農群眾自己的政府，非常親近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忠實的為群眾謀利益。”他明確地提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三個不同層次的革命奮斗目標，並特別強調現實的中國革命是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全中國的蘇維埃政府。方志敏把當時中國革命的前途目標定位在隻有發展蘇維埃才能救中國這個層面上，反映了方志敏把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有機地統一了起來，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方志敏提出反映人民利益與要求的奮斗目標，領導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創造新生活，同時兼顧群眾內部各方面的利益，始終關心群眾生活，調動群眾革命、建設的積極性。他指出：“凡能為群眾謀利益，得到群眾擁護的革命軍隊，雖然物質條件較差，仍能勝利。”1927年底，方志敏等領導了弋（陽）橫（峰）兩縣農民暴動。他在弋陽主持召開了五縣黨員會議，提出了武裝起義的綱領：“劫殺豪紳地主，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勞農政府，平債均分田地。如果中途變心，刀斬彈穿不赦。”這一綱領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成為弋橫起義的有力驅動力。為保障貧雇農的利益，1928年11月，方志敏領導頒布了《臨時土地分配法》，將豪紳地主和一切封建祠堂廟宇的土地全部沒收，以村為單位按人口平均進行分配且歸農民所有，規定“雇農、貧農及紅軍家屬分好田，豪紳地主分壞田，中小地主保留口糧田，抽多補少，抽肥補瘦”，還頒發土地証確權。這一舉措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要求，維護了農民的切身利益，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貧困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蘇區內農副產品產量迅速提高，物價下降，“四塊錢一擔米，一塊錢八斤肉”。群眾興高採烈地唱道：“談談蘇區景呀，同志們聽一聽呀，蘇區的幸福說不盡呀，工人天天有工做，窮苦農民有田分，生活好得很嘞！”廣大工農群眾切身感受到黨和蘇維埃是真心實意地為他們謀利益的，他們對蘇維埃的信仰和擁護日益提高。

方志敏很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把他們的生活記在心頭。在敵人對贛東北蘇區實行封鎖的惡劣環境下，他時刻在想著如何去改善群眾生活。如農民購買農具、耕牛或做小生意缺少資金的問題，食鹽及各種日用品缺乏問題，還有婚姻、孩子上學、開辦俱樂部、清潔衛生、白區遷入群眾的安置、老弱病殘救濟直至橋船路等等問題，蘇維埃都列入議程，想法設法妥善解決，成效卓著。在方志敏的倡導下，蘇區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贛東北蘇維埃省會葛源辦有省屬列寧小學，各鄉有列寧完小，各村有列寧勞動小學。15歲以下兒童能夠入學學習，各級列寧小學均實行免費義務教育。蘇維埃政府實行掃除文盲教育，廣泛開辦工農夜校和識字班。1930年底，贛東北蘇區創辦了婦女職業學校——省三八女子職業學校，走在了全國蘇區的前列。蘇區非常重視發展群眾文藝，積極創辦群眾文化娛樂場所——紅色俱樂部。以鄉或較大的自然村為單位，共建有俱樂部400余個。經常開展讀報活動、教唱革命歌曲、演文明戲等。1931年10月，省蘇維埃還組建了工農劇團，演員從機關、學校、鄉村、軍隊中抽調，深入到各個鄉村、部隊、醫院進行慰問演出。方志敏親自登台出演由自己創作的話劇《年關斗爭》，深受觀眾歡迎，在贛東北蘇區傳為美談。

方志敏對廣大群眾的衛生和健康非常關注，他提出要給勞苦群眾普及衛生常識，提出經常組織衛生運動，開展衛生檢查，散發衛生宣傳單。他指示蘇區各地積極開辦工農藥店，要求紅軍醫院盡可能免費為當地群眾看病。為增強人民體質，方志敏發出了“要盡量發動群眾的體育運動”的號召，接連幾年春季和秋季，省蘇維埃都舉辦了規模盛大的全省、全軍或兒童體育運動會，充分顯示了蘇區軍民朝氣蓬勃、勇往直前的精神風貌。方志敏還在百忙中親自設計和籌劃修建了供地方干部群眾休閑的列寧公園、游泳池和紅色廣場，努力營造歡樂和諧的氛圍。贛東北的群眾過上了從來沒有過的物質、精神上的好生活。

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

方志敏曾對大革命的失敗進行了思考：“下層廣大工農群眾，對於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觀，沒有廣泛的發動起來參加革命。革命方面，沒有雄厚的群眾力量的幫助，當然是不能有力的完成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肅清封建勢力偉大的革命事業。”方志敏高度評價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我們蘇維埃政府，處於敵人四面圍攻和封鎖之中，又是在經濟落后的農村，擺在它的面前是有不少巨大的困難﹔在其他任何政府，都是沒有方法解決的。然而工農的政府具有新興階級極大的創造力量，能想出許多有效的新方法來解決困難，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創的新方法去解決的，表現出蘇維埃驚人的創造精神。”蘇維埃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遇到難題時，方志敏給他們的回答通常是：“先問問群眾，他們會有好主意的。”一個個難題，就是在群眾集思廣益的基礎上迎刃而解了，方針政策和法律條例隨之出台。方志敏與新任命的領導干部談話時，總是勉勵有畏難情緒的干部：“我們是魚，群眾是水，群眾工作做得好，我們就如魚得水，什麼困難都可以克服。”

解決財政經濟問題上，方志敏充分依靠群眾，取得明顯成效。根據地建立后，如何解決財政問題，是各個根據地面臨的共同難題。一開始普遍採取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但這只是權宜之計，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根本之計還是毛澤東1934年1月所指出的“要通過發展經濟來解決財政問題”。較早實現這一轉變的，就是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根據地。1930年冬，贛東北根據地的土豪打光了，財政問題非常嚴峻。1931年初，方志敏開始轉變經濟政策，比中央蘇區早了兩年。鑒於敵人對蘇區實行殘酷的經濟封鎖，方志敏先讓省蘇財經部向群眾廣泛征求建議，聽取群眾意見，廣開財源，打破敵人封鎖。當時縣區鄉都設財經機構，從革命群眾中挑選政治可靠並“有點本事”的人為工作人員，其中不乏“智多星”型的人物，提出了許多對策：立足本地資源開辦工廠（造紙、紡織、被服、織襪、制棺等）﹔發展土特產（香菇、茶葉、皮毛、紅蓮子等）﹔創建消費合作社、合作商店，辦工農藥店﹔設物資檢查處、對外貿易處、船舶檢查處，征稅﹔開放集市貿易，疏通物資交流，等等。其中不少辦法屬“新招”，有的還與‘左’的規定相悖。方志敏毅然決定採納這些富有建設性的意見並形成政策，指示各部門積極配合。方志敏率先在蘇區和白區交界的邊境村鎮設立了19個貿易處，以農副土特產品從白區商人那裡換取蘇區需要的各種物資，這在當時是需要很大膽識的。這項舉措1931年當年即大見成效，下半年贛東北蘇區的財政就比較充裕了。國庫保管銀元最多時達七八十萬元，除供給軍需和地方行政外，還供應閩北，支援中央蘇區。1933年春，方志敏創建的贛東北蘇區主力部隊紅十軍奉命調中央蘇區參加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從贛東北給中央蘇區帶來了2000兩黃金、100余萬元銀元和40余箱藥品。周恩來、朱德非常高興，稱贊不已，“方志敏同志不簡單，你們為中央解決了大問題啊”。

在第二次反“圍剿”戰斗中，方志敏依靠人民群眾首創了一整套頗具特色的戰略戰術。為應對敵人的堡壘主義，贛東北蘇區建造了許多堡壘。人民群眾沒有建造堡壘的經驗，從沒學過軍事和建筑技術，但他們發揮聰明才智，創造性地建造了堅固的堡壘。石堡在中心，堡外是有掩體的蓋壕，壕外有鐵絲網，網外有木城，木城外又是蓋壕，蓋壕外又是土城。方志敏對此感慨道：“這些近乎現代式的堅壘的筑城，真不能不令我們驚嘆著群眾力量的偉大！”上饒老鴉尖的赤堡就是紅色堡壘的范例。敵人“圍剿”時向赤堡發射了1000余發炮彈，赤堡的上層被打了一個一丈寬闊的大洞，但赤堡卻沒有倒塌，守備隊仍固若磐石。方志敏自豪地說：“總計敵人攻我這個赤堡，打了一千余炮。我十五枝槍的守備隊，竟堅持抵抗了五天，最后以身殉堡，比較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濟南城和沈陽城，還沒有打幾十炮，而十幾萬大軍，即無抵抗的潰竄，我覺得我們是可以無愧的了。”

地雷戰也是贛東北蘇區群眾智慧的結晶。地雷戰在很多人印象中，是抗日時期的產物。實際上，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地雷戰已在贛東北蘇區廣泛應用，是贛東北蘇區人民的偉大創舉。1928年10月，敵人重兵分四路進行“圍剿”。崇安（當時屬贛東北蘇區范圍）縣委書記徐履峻率領暴動民眾在敵人必經之路上埋設了一種最原始的地雷“挨絲炮”。這種炮用鐵鑄成球形，裝上火藥，擊火裝置用鐵絲控制，隻要一碰到鐵絲，擊火裝置就會引爆。此次戰斗敵人損兵折將百余人，第一次顯示了地雷這種土武器的威力。此后，挨絲炮逐漸在贛東北蘇區推廣使用。1930年12月，方志敏率紅軍在弋陽七星尖大擺地雷陣。當敵人一個團鑽進我伏擊圈時，頓時山崩地裂，敵傷亡500余人，粉碎了敵人對贛東北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方志敏為推廣地雷戰，於1931年春在橫峰密坑創辦了地雷廠。同時，省蘇維埃還設立了地雷部，各縣、區也成立了地雷部和地雷隊，使造雷和用雷走向專業化、正規化。方志敏在談到省蘇維埃地雷部部長余漢朝時興奮之情溢於言表：“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的地雷部長，他是個撐船工人，他每月隻用大洋三千元，能造出大小地雷一萬五千個，頂小的地雷，六斤重一個，頂大的地雷，是一百二十斤重一個，二三十斤和四五十斤重的是中等的地雷。每個地雷，平均計算，隻合大洋二角。他能夠做出這樣的成績，就是他能夠鼓勵工人工作的積極性，提高工人的戰爭熱情，故所費小而獲效大。”有一次，余漢朝試制了一種瓦罐雷埋在田畈中間，在一定距離內做了一道木板牆，然后拉導火線。木板牆被炸得粉碎，地面炸了一個大窟窿。方志敏高興地握著余漢朝的手說：“你真是個名副其實的地雷部長，這種雷殺傷力很大，可以推廣。”贛東北蘇區廣泛開展地雷戰的經驗，受到黨中央的表揚。1934年5月，中央號召各地蘇維埃“利用贛東北蘇區的經驗，充分使用挨絲炮並各種各式的地雷轟炸進攻的敵軍”。

為提高做群眾工作的水平，方志敏經常深入基層調查，掌握一手資料，作為決策依據。為研究分配好土地的問題，他曾多次到農村調查，對土地政策作了修正。1930年秋，方志敏率軍從景德鎮返葛源，沿途做調查，發現形勢好轉以后某些地方政權強迫命令、打罵群眾，有脫離群眾傾向，甚至貪污腐化，喪失階級立場。方志敏馬上寫了《蘇維埃與群眾關系問答》的通俗小冊子，教育干部要密切聯系群眾，防止和克服各種錯誤傾向。各縣以此小冊子為教材辦了干部訓練班，各級新生的紅色政權作風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在親自做調查研究的同時，方志敏特別關注發揚民主，把群眾路線貫徹到革命政權的建設和領導工作中去，並逐步制度化。1933年春，為開好省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作為省蘇維埃主席的方志敏，提前兩個多月寫出了省執委會《對全省選民工作報告書》公布於眾，廣泛征求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同時規定了縣、區、鄉蘇維埃定期向選民報告工作的制度。方志敏說：“蘇維埃政府，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高的德謨克西（即民主）的政府，也是最得群眾的擁護和愛戴的強有力的政府。”“它能不用一點威力和強迫，領導群眾向敵人作斗爭，作各種建設事業。”

做群眾工作要採取群眾能夠接受的形式

方志敏認為，不去團結群眾，斗爭是不會成功的。為做好群眾工作，他要求黨員干部要更加深入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十分艱苦耐勞地教育群眾，堅決地站在群眾面前，領導群眾斗爭”。方志敏是從做基層群眾工作起家的，組織暴動期間吃住在農家，與農民朝夕相聚。他曾批評在南昌成立的江西改造社的解散是因為不會做工農群眾工作的緣故，“隻靠改造社內十幾個搖擺游移的學生，做不出什麼有力的革命運動來”。方志敏曾在《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中寫道：“在吉安一帶兩個月的工作中，我才算真實地實習了群眾工作，我學得了怎樣去宣傳、組織、領導群眾斗爭的方法﹔回憶在省農民協會批批公文的工作，不過是官僚的工作而已，真沒有什麼意思。”后來當了贛東北蘇維埃主要領導，方志敏仍然堅持深入基層，地方到鄉、村，軍隊到連、排，經濟部門到工廠、合作社。方志敏長期接觸基層，摸到社會最深處的脈搏，掌握最終落腳點。

針對有些同志不會做群眾工作、不知道怎樣去開會說話的情況，方志敏就帶他們去開會，叫他們坐在旁邊聽。如此幾次之后，他們也學會了宣傳、組織群眾的辦法，在各地發動農民建立了眾多的農民革命團體。1927年底，由於方志敏等在橫峰做了卓有成效的群眾動員工作，隻用了25天時間，就發動了5萬群眾參加暴動。

方志敏飽嘗基層實際工作的艱苦，反復提倡“刻苦耐煩”四字。他說：“不向困難投降，不怕艱苦生活，不怕工農群眾文化知識的低下，不厭其煩去說服，去教育，用這樣的精神去工作，群眾哪有不被我們說服爭取過來之理！”方志敏自己就是艱苦工作、不厭其煩的榜樣。他長期強忍病痛不分晝夜拼命工作，通常每日工作14小時，在山村歇腳時總是和群眾談家常，了解群眾生活和情緒。方志敏在《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中寫道：“我們當時的群眾工作，是做得很充分的。我們是親密的與群眾聯系在一起，大家都是家人兄弟一般。群眾不怕受著白軍怎樣的摧殘（這種摧殘是異常毒辣的，要敘述出來，是要寫一大篇），仍然斗爭不懈。群眾的房屋被燒毀了，飯鍋被打破了，隻剩個半口鍋，用三個石頭擱起來弄飯。我問他們：‘同志們，很苦吧！’他們總是這樣答復:‘不要緊，革命成功了，就有好日子過了。’群眾既如此堅決的參加革命，擁護我們，白軍當然不奈我們何。”

在大力提倡好作風的同時，方志敏非常尊重群眾的主體地位，堅決反對違背群眾路線的不良作風。他嚴肅批評“僅僅拿我們的駁殼和手槍，去將某個地主、債主或國民黨委員打死”，“群眾卻在旁冷觀”，“不相信群眾力量，過低的估計群眾的力量，而過分重視駁殼槍和其它手槍”的駁殼主義。他尖銳地指出：“要對付敵人，隻要駁殼和手槍，群眾的力量好像是無足輕重，這是根本的錯誤。”方志敏把上橫南區委書記作為“官僚主義的標本”，來教育干部官僚主義是“一個最有害的現象”。

方志敏諳熟農民心理和農村風俗習慣，執行黨的任務時堅持與具體實際相結合。他在組織弋橫暴動之始，考慮到農民對革命動員的接受水平，就使用了結義、“上名字”、喝雞血酒等舊形式，帶有秘密會社的某種色彩。在贛東北革命史中流傳的方志敏、邵式平化名裝扮成游醫、商人等與貧苦農民閑聊生活苦楚的故事，也反映了這種組織方式的有效性。

方志敏平易近人，走村串戶，一口農家話，懂得農民心，與農民交朋友，傾聽民聲。他起草的下發文件和編寫的教材，語言通俗，把馬列主義真理和黨的方針政策通俗化，有的還用問答式，工人農民好懂好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內務部部長謝覺哉就曾公開稱贊：方志敏撰寫的文件“都是用農民易懂的字句，寫出人們的情緒和確實可行的辦法，以解決當前的困難問題，指出奮斗的光明的遠景”，“是整工作人員官僚主義的一副聖藥”。

為防止出現脫離群眾的情況，方志敏創造性地推行了“巡視制度”，規定各級蘇維埃僅留三分之一的人負責機關日常事務，其他三分之二的人都必須經常出去巡視。以德興縣為例，縣蘇維埃共有13名干部，經常隻有一兩個人留守機關，其余都深入到一線區鄉工作。工作一段時間，全部回到縣裡匯報工作開展情況，研究解決工作中的困難，討論決定下一步工作計劃，然后又都回到各自聯系的地方繼續工作。通過這種“巡視制度”，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蘇維埃的方針政策緊密聯系在一起，蘇維埃工作人員和人民群眾也血肉相融在一起，群眾主動積極地執行蘇維埃的方針政策，蘇維埃根本不需要“用一點威力和強迫”。

感情上與群眾同甘苦共患難

方志敏通過做群眾工作，對群眾路線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方志敏曾回憶說：“有時，我們受著白軍的追逐，飛快的爬山越嶺﹔一旦脫離白軍追逐時，我們又唱起革命歌來了，又找到群眾開會談話了。”“患難成至交”，方志敏與廣大革命群眾結成了骨肉至親。

方志敏全力以赴地做動員群眾的工作，除了吃飯走路外的全部時間都是開會演說，與群眾談話寫文件，總要弄到極度疲倦的時候才去睡覺。有一次區委辦訓練班，連開了3天，他每天都講課12小時。在方志敏的帶領下，其他黨員干部也都充滿激情地忘我工作。群眾在黨員干部的感召下，紛紛投入革命。方志敏說：“用這樣的精神來工作，所謂‘至誠感人，金石為開’，群眾哪有不被我們說服爭取過來之理！成千成萬的群眾，都跑向我們這邊來了。”

方志敏對群眾總是無微不至的關懷。他把一名即將調赴閩贛蘇區工作的貴溪女青年的父親請到葛源，耐心做思想工作，解除顧慮。他見一位負傷戰士吃飯艱難，就找來一支調羹。在奉命北上之際，方志敏還想起有一批在“肅反”中無辜受審的紅軍指戰員仍被關在勞動感化院，馬上下令釋放並調回部隊。他在百忙中對各單位的遣散工作妥善布置，走訪群眾，叮囑他們迅速疏散，防止敵人報復。

方志敏認為，蘇維埃處在殘酷的國內戰爭的環境中，一切物質和一切力量都付與戰爭，“蘇維埃的領導自應以身作則，節衣縮食，刻苦耐勞，為著戰爭”。他還告訴群眾，讓繆敏（方志敏妻子）同幾個孩子也留在蘇區，和大家在一起戰斗。方志敏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很嚴格，經常教育他們：“工農紅軍是人民的武裝，是革命的隊伍，我們和群眾之間的關系是魚和水的關系，是血和肉的關系。紅軍指戰員任何人都必須遵守群眾紀律，不准做侵害老百姓的事情，不然戰爭就不能勝利，軍隊就不能發展，革命就不能成功。”

在方志敏言傳身教大力倡導下，贛東北黨政軍領導機關和各級干部走群眾路線蔚然成風。早在1931年3月28日，贛東北特委在批判“立三路線”的基礎上通過決議案，明確提出：“今后的一切工作，應該採取真正的群眾路線。要改變形式主義的、國民黨的工作方式，依靠群眾斗爭，在斗爭中組織群眾，並且要刻苦耐勞的做群眾工作，自下而上做群眾工作，要肅清命令主義，要反對工作人員腐化。”贛東北省蘇維埃明確規定：“蘇維埃的領導方式，必須是具體的實際的群眾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義的方式。”方志敏、邵式平等領導干部堅持下去巡視和參加群眾勞動的制度，長期深入基層與群眾打成一片。謝覺哉曾對贛東北蘇區干部密切聯系群眾的制度和作風大加稱贊：“這樣，人民的意見和政府的決定交織在一起，政府工作人員和人民也交織在一起，工作的效率很高，不僅在敵人的殘酷進攻下能打勝仗，而且在極艱難的情況下能把人民的生活提高。”

在方志敏的帶領下，贛東北蘇區的黨群、干群、軍民關系非常和諧，群眾把共產黨、蘇維埃和紅軍看成是“命根子”。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解放與幸福，盡心盡責地為黨的崇高事業而艱苦地工作，勇敢地堅持對敵斗爭，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是方志敏革命一生的真實寫照。方志敏在贛東北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民群眾觀，包含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表達體系，折射出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情懷，具有積極的教育功能。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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