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檬
2017年07月03日07:5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這句名言,是在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關鍵時期，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作講演時提出來的，強調的是軍隊必須做好文化教育工作，總結提煉了我軍不斷調整完善的文化教育方針，生動精辟地闡明了軍隊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戰略意義。
這句名言所包含的治軍理念以及我軍的文化教育工作內容，早在紅軍時期就已經開始實行了。毛澤東在1944年從文化角度對人民軍隊提出這樣的訓示，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在提出之前，毛澤東經過了長期的實踐探索和深入思考﹔在提出之后，我軍的文化教育工作更是遵循這樣的要求和方向進一步深化，使我軍真正成為一支高素質的現代化人民軍隊。
“筆杆子跟槍杆子結合起來”
人民軍隊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視軍隊文化教育。井岡山時期就開始設立培訓基層軍官的紅軍教導隊。早在1929年12月，毛澤東在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時，就對紅四軍的文化教育問題提出了明確要求：由“各縱隊政治部負責編制青年士兵識字課本”，在“每個縱隊內設立青年士兵學校一所，分為三班至四班”，“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時為一學期”，對士兵進行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的文化教育。到瑞金時期，還組織了紅軍學校和各式教育機構，對軍隊干部戰士進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承擔著民族解放的歷史重任，如何全面提升軍隊的素質，成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
1938年11月，毛澤東在分析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時明確提出，要“最普遍地發展抗日的文化教育”。
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學習運動，軍隊裡也出現了哲學小組、讀書小組等各種學習小組。同年5月，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解釋了發起學習運動的直接原因，即“我們共產黨要領導革命”。他還毫不避諱地指出了當時隊伍中出現的“本領恐慌”問題。毛澤東是這麼說的：有些老干部，有些營長、連長不但文章不會做，很多東西也不知道，戰士反而比他們高明。逐漸地，“隊伍裡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好像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想開鋪子，就要進貨。干部的“進貨”就是學習本領。
毛澤東點明：“無論黨、政、軍、民、學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識，才能把工作做好。”
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還倡導了一種學習觀念：“學習應該學到底。”他說：學習的最大敵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點，就以為滿足了，不要再學習了，這滿足就是我們學習運動的最大頑敵。我們要克服這個頑敵。
當年的延安，有著名的抗日軍政大學等培養各類軍政干部的學校。除了在抗大這樣的正規軍事政治學校中培訓部隊指戰員外，我黨、我軍及邊區政府還在軍隊內外廣泛開展了掃盲教育活動，如開設延安司令部掃盲班，開展邊區冬學活動、識字活動等，整個延安呈現出濃厚的學習氛圍。
革命形勢的發展，讓廣大的干部戰士越來越意識到文化教育和綜合素質的重要性，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
1939年12月，毛澤東起草並發布了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提出：“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毛澤東希望把“槍杆子”與“筆杆子”結合起來。他甚至形象地提醒各級干部：“如果知識分子跟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結合起來，就是說，筆杆子跟槍杆子結合起來，那麼，事情就好辦了。”
毛澤東的提倡，很快得到落實。這種結合取得了顯著的實效，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和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實現了攜手進、同步走。一方面，有些初到根據地時還以“先生”“小姐”相稱、在思想作風上與勞動群眾距離很大的知識分子，經過學習和鍛煉，逐步變成了與工農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甘心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革命戰士。另一方面，軍隊裡也“切實地鼓勵工農干部加緊學習，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
在這種“筆杆子跟槍杆子結合起來”的基礎上，毛澤東在1940年12月提出了更具體的指示：“應容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應吸收一切較有抗日積極性的知識分子進我們辦的學校，加以短期訓練，令其參加軍隊工作、政府工作和社會工作﹔應該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們。”
到了1941年4月，中央軍委發布了《關於軍隊中吸收和對待專門家的政策指示》。
實踐的發展，不斷証明著知識分子對於革命事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實踐的發展，也不斷証明著人民軍隊提高文化素質的重要性。
到了1942年，隨著“增長力量，准備反攻”的到來，毛澤東等人對如何提升人民軍隊綜合素質的問題思考得更深。1942年3月4日，毛澤東、朱德和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借給八路軍留守兵團保安部隊寫慰問信之機，對部隊提出了更緊迫的要求。在信中，他們充分肯定了戰士們從全面抗戰以來，“在軍事技術、政治、文化的學習以及內部的工作上，都有了進步”，交代了要在1942年“配合全世界反對法西斯的戰爭准備進攻，要在今后兩三年內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形勢和任務，然后提出：“軍事技術和文化水平還須大大提高”“以大力來組織文化教育，努力克服文盲，克服我軍特別是干部中文化水平低下的弱點。”
“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到了1944年，開展文化教育成為黨和軍隊三大重點工作之一。毛澤東分析說：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的工作重點有3項：“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其次是文化。”
毛澤東反復強調：文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1944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針對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發表了講話，其中提到了邊區的軍隊教育問題。
毛澤東在會上講，當時的邊區環境是“今年比去年好，摩擦仗大概是不會打了”，對於邊區老早就提出來的“戰爭、生產、教育”口號，毛澤東認為，“邊區在沒有戰爭的條件下，直接的任務就是生產和教育兩項”。邊區的生產已經有了進步，教育和文化工作就更應該提出來了。
講到這兒，毛澤東特別指出：“軍隊也有教育，有政治教育、軍事教育、文化教育。”總結過去的經驗，我們黨在內戰時期和抗戰初期學會了打仗，所以在政治、軍事這兩門上比較熟悉。但是，對於文化這一門，毛澤東的評價是：“也不是很有成績。”在不留情面的評價之后，毛澤東繼續說：“過去中央蘇區也搞過文化，比如說有海軍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過的，也有識字組，辦過報，辦過學習，但不能說全黨都學會了”。所以，“文化方面還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識字組，搞唱歌，搞春聯，等等”。
文化的力量有多大？毛澤東給大家舉了個“文化”發揮作用的例子：“有一個秧歌叫《趙富貴》，還有一個秧歌叫《張治國》，聽說在吳起鎮演出后，警三旅有一個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來，跑到連長那裡請求處罰。為什麼要請求處罰？他說‘我想開小差，不但自己想開小差，還想組織別人開小差’，還講出在他棉衣裡縫了多少法幣。他要求處罰，他自己講出來了，當然也就不處罰了。”毛澤東說，這就是我們的文化的力量。
文化和政治、經濟、軍事之間的關系是什麼？毛澤東講：“它是政治、經濟的反映，又指導政治、經濟﹔它反映軍事，又指導軍事。”落實到當時邊區的發展情況，毛澤東分析說：“我看如果不發展文化，我們的經濟、政治、軍事都要受到阻礙。現在我們是被拖住了腳，落后的東西拖住了好的東西，比如不識字、不會算賬，妨礙了我們的經濟、政治、軍事的發展。假如我們都能識字，文化高一點，那我們就會更快地前進。所以我提議，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提出發展文化這個問題，請大家考慮考慮，調查研究一下。”
那麼，文化對於軍事、軍隊有多重要？把文化具體到知識，毛澤東說：“革命軍隊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沒有知識也不行。如果軍隊沒有知識，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麼這個軍隊的質量也不可能提高。”
毛澤東的意思，用大白話表達出來，就是“沒有文化就不行”。這樣的說法，干部戰士們特別容易懂。毛澤東還舉了北伐時期的例子，說新軍隊比舊軍隊好，是同建立黃埔軍校有關系的。因為當時黃埔學生大部分是青年學生，這些青年既有革命熱情，又有知識，他們有了文化，所以其他軍隊也就比不上了。
說到發展文化的方法時，毛澤東又點了“識字組”的名。他說：“邊區過去也搞過識字組，但是失敗了，我想實際上是沒有做。”但是，識字組能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提高文化，消滅文盲，要靠識字組”。
為了推廣識字組，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手巾鼓勵法”：要以自願為原則，“開始不妨組織一兩個組，約一些人識字，識字當然比不識字好，於是識字的人就神氣。再評選幾個模范出來，獎給他們幾塊手巾，字也識了，手巾也有了，搞它兩年就可以搞成一個風氣”。
文化對於軍事、軍隊的重要性，被毛澤東一再闡釋、反復強調。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的講話是這樣結尾的：“20多年以來，我們黨首先學會了政治，后來又學會了軍事，去年學會了經濟建設，今年要學會文化建設。如果文化建設取得偉大的成就，那我們就又學會了一項很大的本領，陝甘寧邊區就可以在全國成為更好的模范！”
1944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又提到了文化教育問題。他在廣大師生面前定下了一個目標：邊區140萬老百姓，10萬黨、政、軍，一共150萬人，都要識字。毛澤東說：我們要有文化，才能學習政治，將來當鄉長、區長、縣長都要有文化。誠然，學習文化是學習政治理論和軍事科學的基礎。沒有文化，其他理論也很難學得進去。
然而，要讓部隊全面提高文化素質，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此，毛澤東始終堅持不懈地反復提醒和教育大家。
1944年10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干脆使用了更為直接明了的語言來提醒部隊干部戰士重視文化教育工作：“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在此之后，毛澤東關於軍隊文化教育工作重要作用和戰略意義的思想，更加地深入人心。
在1944年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講到軍事教育時，毛澤東曾說：“今冬要來一個大練兵。”到這年的12月，毛澤東在布置1945年的任務時再次強調：“為著戰勝日本侵略者，於充分注意軍事、政治、經濟之外，還要注意文教工作。”
1945年4月，毛澤東又提出：必須發展解放區的文化教育事業。
我軍的文化教育事業，伴隨著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蓬勃發展。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又有了新的局面。
1947年，時值五四運動28周年紀念，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社論時寫上了自己對於革命文化事業的期許：“它為現在的革命戰爭與將來的革命建設而服務，沒有它，革命戰爭與革命建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面前還有強大的敵人與艱苦的戰斗，因此，我們十分需要廣大有力的革命文化事業，為戰勝敵人克服困難之共同目標而奮斗，為獨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義中國而奮斗。”
對於如何在軍隊開展文化教育工作，毛澤東的考慮是很細致、很實用的。舉個例子，毛澤東認為在部隊進行地理常識教育極為重要，他提供了具體的操作辦法：“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制印長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簡明地圖一張，圖上有大的河流、山脈，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稱。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邊注明該省該市的人口總數。在各野戰軍自己擔任佔領和工作的區域內，標注重要縣鎮的名稱。圖幅不要太大，以縱橫一公尺左右為適宜。除發給營部以上各級機關每處一張外，如能每個連隊有一張，使一切識字的連排長及戰士都能閱看，則極為有益。我們認為，此種地圖常識的教育，將使指戰員們增加勇氣和對於任務的明確性。”
1949年7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給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賀電中寫道：“我們中國是處在經濟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況中。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
“使軍隊形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全方位、正規
化和大規模的文化教育計劃全面展開。
1950年8月1日，在八一建軍節之際，毛澤東以軍委主席名義發布了《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示》的第一項，提出了梯次遞進、逐步提高的目標任務：“全軍規模的文化教育，自1951年1月正式開始。務求在三年之內，使一般戰士及初級小學程度以下的干部達到高級小學的水平，使一般相當於高級小學程度的干部達到初級中學的水平，然后再繼續提高。”
毛澤東還要求，要把軍隊辦成“一個巨大的學校”：“全軍除執行規定的作戰任務和生產任務外，必須在今后一個相當時期內著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形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組織廣大指揮員和戰斗員，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參加文化學習。”
“使軍隊形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出於多方面的考慮：一是革命歷史原因。人民解放軍是以農民為主體發展起來的﹔二是部隊現實情況。當時官兵文化水平普遍比較低﹔三是國防建設任務。為使我軍適應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毛澤東的這篇著名的“八一指示”，對文化教育的規模、時間、目標以及教學、考試、經費等各個方面，作出了相當具體的規定和相當詳細的安排，比如：連隊教育。“暫規定以60%的時間進行文化教育，以30%的時間進行軍事教育，以10%的時間進行政治教育”﹔在職教育。“各部隊應按在職教育與離職教育銜接並進的方法，而以在職教育為重點，舉辦各種文化學校”﹔干部教育。“各級干部，首先是經歷多年斗爭而文化水平甚低的工農出身的干部，凡能離職學習者，均應由各級領導機關有計劃地分批或輪流抽調，經過考試，送入速成小學，或速成中學，或高級干部的文化補習班去學習。一部分優秀的青年戰士，也可選調入學”。
這份指示，為全軍規范教育制度和提高教育水平，為全體指戰員全面提升素質，提出了系統的規劃。同年10月，軍委總政治部提出教育實施方案，強調文化建設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我軍建設中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
這次計劃詳盡的文化教育運動，盡管因為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在一些方面沒能按原計劃全面落實，但各部隊抓教育的任務並沒有耽誤。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我軍戰士在1951年初期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佔80%，其中識500字以下者在30%左右﹔干部中的文化程度不及高小者約佔68%，其中達到初小者僅30%左右。到1953年中期，從原來官兵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數佔八成左右，已經變為超過八成達到初小以上文化水平。
從20世紀50年代起，我軍除了在部隊開辦文化夜校、文化補習班、文化訓練隊、速成小學、速成中學等，還逐步建立起軍事學院、總高級步兵學校、后勤學院、軍事工程學院以及各軍、兵種各專業院校。部隊的文化教育，也由突擊式教育轉入長期性和正規化教育。軍隊文化建設，逐步實現由文化掃盲、識字向正規文化教育的跨越，進入了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新階段。
在新的歷史階段，毛澤東對軍隊學習和掌握科學技術，提升科技水平，形成學科學、愛科學、用科學的濃厚氛圍，傾注了許多心血。
1953年8月，毛澤東在給軍事工程學院的訓詞中明確提出：“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並使我們的技術能夠得到不斷的改善和進步。”
毛澤東認為，隻有掌握科學技術，軍隊才能走向現代化，才能形成新的戰斗力。為此，他要求全黨全軍同志，要適應新情況，努力學習，刻苦鑽研，使自己成為內行。
20世紀50年代中期，針對原子能時代到來的一些特點，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要來一個技術革命，要向科學進軍，要鑽研原子能時代。
1955年3月，毛澤東向全黨提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研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研社會主義改造，鑽研現代化國防，並且開始要鑽研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
他明確要求部隊要加強原子能方面的理論研究，要發展現代化的國防力量，特別是要發展尖端科學技術。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又指出：目前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這就要求技術革命。他說：“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這些指示對於全軍的科學文化學習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1954年到1959年，經毛澤東批准，中央軍委根據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對全軍院校進行調整，建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高等軍事學院和軍事科學院，並按軍兵種分別建立海軍、空軍、炮兵和裝甲兵等軍兵種的高等院校。為提高部隊官兵整體文化素質，還開辦了各種形式的文化學校，培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全軍院校達到120余所，形成了初、中、高三級院校體系，建立了干部院校培訓制度，全軍60%以上的軍官經過本級院校培訓，全部經過院校短期培訓。通過院校學習，一批又一批具有現代戰爭知識、會指揮諸兵種協同作戰的軍事指揮員走上了軍隊的領導崗位。
1959年1月14日，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要求以10年為期，在全軍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全軍再次掀起向文化進軍的熱潮。
新中國成立至1959年這10年間，經過各種形式的教育和持續不斷的努力，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文化素質和綜合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提高。1959年1月的《指示》進一步提出“以十年為期”的教育目標，是對軍隊現代化的更高要求。在整個過程中，毛澤東對軍隊文化教育和軍人綜合素質的提高，始終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1964年6月，借軍隊“大練兵”之機，毛澤東在檢閱北京、濟南軍區部隊時，不僅對部隊軍事訓練作出重要指示，還著重強調了部隊的文化教育。毛澤東用精練易懂的語言，這樣向部隊提要求：“練武還要練文，注意學文化。”
“文化”這一概念，正是毛澤東創建人民軍隊，領導和推進部隊建設的一個核心概念。文化，凝聚著人民軍隊的精氣神，從根基上影響著革命軍人尤其是現代軍隊的綜合素質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質。正是在毛澤東持續不斷的教育和倡導下，人民軍隊中誕生了一系列不朽的精神，如戰爭年代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雷鋒精神”“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災精神”等。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講到軍隊的帶頭作用時，曾經以自己的深切體會說：“歷來樹立毛主席培養的好作風是軍隊帶頭的。不是叫‘宣傳隊’‘播種機’嗎？是軍隊把好作風帶到地方，從長征開始以后就遍及全國。毛主席培養的好作風是由軍隊、根據地的干部帶到全國去的。現在要發揚這些作風，這是保証實現四個現代化很重要的問題。”
鄧小平的這些話，恰恰說明了我們這支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精神文化優勢以及她之所以偉大的深刻內涵，同時也印証了毛澤東那句偉大的名言：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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