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旭
2017年07月06日08:2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中國是世界上江河湖泊較多的國家之一，也是水患嚴重的國家之一。在舊中國，人民群眾不僅受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也頻遭水患之害。新中國建立后，開國總理周恩來特別關注對水患的治理，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
“蘇北人民在戰爭期間，響應黨的號召，上去那麼多人，流了那麼多血，出了那麼多烈士……我們應該支援他們”
新中國剛剛建立時，毛澤東治理水患，主要倚重的是周恩來。那個時候，長江、淮河發生水災。特別是淮河水災，給淮河流域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
淮河水患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層的重視，擔任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更是十分焦慮，他們都把治理水患當作頭等重大事來辦。
周恩來與時任水利部長傅作義一起，召集水利專家和財政、物資部門的負責同志，一起制定大規模導淮工程的計劃。計劃的輪廓很快就形成了。但是，新中國成立不久，財力、物力還都很缺乏，加上西藏地區還有部分戰事，朝鮮局勢緊張后，中國也在組織軍隊向東北地區移動，也需要大量軍用物資和軍政費用。因此，形成的大規模導淮工程的計劃，雖然有了一個輪廓，但具體方案因財力、物力不濟，一時定不下來。周恩來、傅作義和各位水利專家都很著急。
治淮計劃輪廓已經形成，周恩來正在組織人具體論証，想要盡快研究、敲定成熟的計劃稿時，毛澤東於1950年8月5日在他看到的一份淮北災情的報告上寫下了治淮批語。毛澤東在這個批語中寫道：“請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導淮計劃，送我一閱。此計劃八月份務須作好，由政務院通過，秋初即開始動工。”
從毛澤東的文字之間，不難看出他的急切心情，也不難看出他已經下定了治淮的決心。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心情是一樣的。他接到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后，召集有關人員緊急開會，研究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在研究、落實的過程中，政務院把當時的治淮工程與當時的軍事任務放在了等量齊觀的位置，並要求各部門、各地區必須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以戰斗的姿態，不講價錢地落實。這樣一來，在本已緊缺的物資中，調配出了治淮物資，在本已緊張的財政中，擠出了治淮資金。特別是，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在當時都把充分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自己動手，治理淮河，作為治淮的一個重要條件放在治淮計劃當中。這樣，一個治理淮河的計劃草案，終於在8月中旬拿了出來。
8月25日至9月12日，水利部召開治淮會議，研究落實毛澤東此前關於治理淮河的指示的問題。會議確定：一定要高度重視、堅決落實毛澤東關於治理淮河的批示，同時確定：要採用蓄泄兼籌的方針，還制定了治理淮河各方面協同的計劃和治淮步驟。
政務院關於治淮的計劃通過了，水利部關於治淮的工作方針也確定了，但在當時國民經濟尚在恢復時期，人力、物力、財力都很緊張，其他工作也很緊迫的情況下，要把這項具體工作放在中心位置，並相應改變其他工作計劃，調動各方面力量來落實治淮工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得到各地黨政軍組織的支持。9月12日水利部治淮會議結束后，立即用電報把中央的治淮決定下達至安徽、江蘇、河南三省，同時要求三省迅速傳達到縣一級，然后再傳達到農村的黨支部。中央的治淮決定下達后，在蘇、皖、豫三省的干部和群眾中引起極大反響，特別是安徽省的民眾反響更加強烈。這反映在9月16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寫給華東局和黨中央的報告中。曾希聖在報告中提到：安徽省民眾特別是皖北地區的災民，積極擁護中央關於治淮的決定，各項治淮的准備工作，正抓緊進行之中，爭取早日勘測，早日開工。曾希聖在報告中還提出，為了治淮，中央要向安徽、江蘇、河南三省治淮工地緊急調運糧食。
曾希聖的這份報告很快就轉到了毛澤東的手上。毛澤東看完這份報告之后，於9月21日把這份報告批給周恩來，同時在報告上批道：“現已九月底，治淮開工期不宜久拖，請督促早日勘測，早日作好計劃，早日開工。”
周恩來連夜召開治淮會議，親自主持淮河流域規劃工作。他深知制訂一條河流的流域規劃，必須首先搞清楚該河流的水文情況。周恩來在同工程師們討論淮河的水文特征時發現，上下游的水文資料相互矛盾。他一面追問原因，一面引導工程師們探討一個怎樣查補的辦法。經過反復討論，終於找到了一個整編水文資料的好辦法，把一條河流不完整的水文記錄資料整理成比較完整的水文資料系列。周恩來抓緊時間，集中各地的意見，然后對治淮計劃進行了修改、充實，再組織專家進行反復研究。1950年10月14日，周恩來主持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會議，作出了《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並於當天發布。在這個決定中，周恩來運用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提出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針和“三省共保，三省一齊動手”的團結治淮的原則，解決了治淮事業中蓄洪與泄洪、上游與下游、近期與遠期、除害與興利等一系列的關系問題。
決定做出了，下一步就是落實的問題。為了落實治淮第一仗的打法，周恩來還專門召開會議，聽取了蘇北行署主任惠浴宇、水利局副局長熊梯雲、總工程師王元頤的匯報，並認真做了記錄。蘇北選准開挖灌溉總渠作為治淮第一仗。對此會上產生了不同意見。當時，正值志願軍入朝作戰，財政和物資異常緊張。按當時的國力，解決防災抗洪解脫人民的痛苦就已勉為其難了，要興辦灌溉水利工程是否早了點？有人提出看法。總理最后拍板說：“蘇北人民在戰爭期間，響應黨的號召，上去那麼多人，流了那麼多血，出了那麼多烈士……我們應該支援他們。”周恩來又對蘇北同志說：“今天晚上就批准灌溉總渠，你們要像搞新沂河那樣搞好這條河。”隨后當即批給大米一億斤，支持灌溉總渠的興建。
1950年冬季，治淮工程開始全面實施。在那個缺糧的年代，糧食是最關鍵的物質條件。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主要是靠投入人力。隻要有了糧食，就能動員和組織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治淮就能順利進行。因此，可以說，足夠的糧食是治淮的關鍵點。周恩來抓住了這個關鍵點。在他主持下，政務院召開專門會議，做出決定，於當年11月撥出治淮工程款原糧4.5億萬斤，小麥2000萬斤。大批糧食的調入，保証了治淮工程按時開工。
治淮工程開始后，周恩來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治淮上，可以說，做到了殫精竭慮。他在一次和水利專家的談話中說了這樣的話：“大禹治水，為中華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一定會比大禹創造出更大的功績。”“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
周恩來正是用“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的高標准來治理水患的。他深入到治理淮河工程第一線，對每個細節都認真了解，聽工程師們的匯報非常細心，每當發現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問。他還要求工程師們把水文資料加以整編，並且經常過問整編進度。不久，工程師們把水文資料整理出來。一位當年跟隨周恩來治水患的同志說：由於水文資料有了整編的成果，就給制訂淮河流域的防洪與水資源開發計劃打下了基礎，當時的淮河流域規劃，雖說只是建國初期的治河初步方略，但也堪稱大型統一規劃。它關系豫、魯、蘇、皖四省的水利工程總體布局。在這一規劃的指導下，在以后的若干年內淮河各支流山谷地區都修建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例如：安徽境內的佛子嶺、梅山水庫，河南境內的板橋、石漫灘水庫，山東沂沭河改道工程等。這些山區的開發工程及后來繼續興建的同類工程，都曾為該流域內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在淮河平原規劃中，注意充分利用河水發展灌溉事業，如蘇北灌溉工程，對於淮河流域農業大發展，也發揮了巨大作用。
此后幾十年，淮河流域沒有再發生大規模水患。
“好，我來管”
1949年長江發生大水，險些造成荊江大堤決口、長江改道的毀滅性災害。鑒於此，周恩來考慮到，要有一個使長江長期不發生水害的辦法。新中國成立后的20多年裡，對長江水患的治理，他一是組織領導了荊江大堤的建設﹔二是指示水利部門制訂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設計規劃。
1949年長江大水后，一些水利專家考慮搞一個荊江分法工程，從根本上防止再發生大水災。荊江大堤是荊江分流工程的主體。當年跟隨周恩來參與領導這個工程的水利部領導同志回憶：由於荊江大堤規模浩大，要使達到防御較大洪水標准，其工程量非短期內所能完成。為了解決長江防洪這個要害問題，我們從1950年2月開始就進行現場查勘，研究方案。荊江分洪工程方案提出后，經中南局報送了黨中央。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在當年國慶期間聽取了鄧子恢、薄一波匯報后，當即作出批准興建的決定。決定作出后，周恩來就十分關心，並且作為一件大事，嚴格督促。由於種種原因，這項工程耽誤一年動工，為此，周恩來對有關單位提出了嚴厲批評，並要求中南局務必於1952年開工興建。在工程正式動工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親自揮筆題詞。毛澤東的題詞是：“為廣大人民的利益，爭取荊江分洪工程的勝利！”周恩來則題詞：“要使江湖都對人民有利。”工程剛開工不久，周恩來就打電話給從北京來到武漢的水利部黨組書記李葆華，詢問為什麼中央沒有聽到荊江分洪工程有什麼困難的反映，並說：“如有困難不及時提出，我就無法負責了。”在周恩來的關懷與督促下，荊江分洪工程總指揮部所提出的各項要求，都得到中央及時解決。因而，一個驚人的奇跡發生了，在中南局的領導下，過洪能力共約每秒1萬立方米的兩個泄水大閘，以及相應的堤防工程，總共用了不到4個月的時間就全部竣工了。
竣工后，周恩來並沒有鬆一口氣。他認為，荊江河段系長江防洪的關鍵所在，完成荊江分洪工程，就要擴大戰果，進一步搞好其他配套工程。他要求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再研究種種徹底解決長江水患的方案。周恩來提出，你們除了堅持歲修工程以不斷加強荊江大堤的防洪能力外，還要將荊江防洪治本工程作為三峽工程規劃方案的組成部分，先於三峽工程完成。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的同志按照周恩來這個意見，提出了具有獨立功能的荊江防洪工程方案。這個方案在研究和制訂的過程中，得到了周恩來多次關懷。1958年3月初周恩來冒雪察勘了荊江大堤。之后，又數次聽取了荊江北岸分洪放淤工程的匯報，並在1970年正式批准立即興建該工程的計劃。雖然周恩來生前沒有看到這個計劃的具體落實，但他為此計劃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1954年，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設計規劃兩個規劃出台。這年冬，周恩來請毛澤東、劉少奇和他一起聽取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設計工作匯報。聽匯報后，三人有了在蘇聯援助下治理長江的想法。之后，周恩來立即以中國政府名義照會蘇聯政府，請蘇聯派專家幫助長江流域規劃工作。據當年在水利部擔任領導職務的同志回憶：蘇聯專家組來華后，就上述兩個規劃，提出了與中方不同的意見。周恩來得知后，立即接見了蘇聯專家組，並要科學家竺可楨一起聽取水利部領導同志和蘇聯專家組陳述各自的觀點。周恩來聽完了雙方不同意見以后，耐心地從技術上，也從思想政治上向蘇聯專家闡明了毛主席關於長江流域規劃與三峽工程的意圖。之后，周恩來又在長江流域規劃的實際工作中，從許多方面幫助解決問題，使我們與蘇聯專家的合作，在各個階段都能順利地提前完成規劃設計任務。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巡視長江時，形成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南水北調”引漢江水補黃河水的設想。這個設想是科學的，可行的，周恩來十分贊同，大力支持。在他親自過問下，1956年，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就作出了以興建丹江口水利樞紐為控制工程的治理漢江、開發漢江、引漢濟黃乃至引水至華北的漢江流域規劃（簡稱漢流規劃）。周恩來看到這個規劃后，很滿意，把這個規劃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也很滿意。這個規劃又經兩年醞釀充實，形成了治理長江、南水北調工程的藍圖。這是當年中共中央抓的最大水利工程，牽動國家許多部門和幾個大省。
1958年2月，毛澤東把治理長江、南水北調的重任交給周恩來。他對周恩來說：恩來，這些問題今后就由你來管吧！毛澤東邊說邊伸出四個手指頭比劃說：“一年抓四次。”周恩來爽快地答道：“好，我來管。” 周恩來不負毛澤東的重托，就在毛澤東交給他這項任務的當月（即2月）底，周恩來出訪朝鮮剛剛回國，來不及休息，就趕到湖北，視察長江三峽。周恩來在視察長江的“江峽”號輪船上，聽取了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關於丹江口水利工程的情況匯報。當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的同志問，是否確定搞丹江口水利工程時，周恩來果斷回答：“同意建設丹江口水利工程，現在就應積極准備，列入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工。”
周恩來管這個工程，費盡了心血。僅僅舉他聽取匯報為例，即可看出他在治水中花費了多少心血。周恩來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湖北，都經常聽地方和中央的水文專家和水利專家的匯報。在聽匯報中，周恩來得知，舊中國的長江水文資料很不全。特別是國民黨時期的水文人員，常常不按時觀測、記錄，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無記錄資料。周恩來考慮后，提出，可以將水文記錄資料畫成一條洪水過程線，亦稱洪峰曲線，分析上下游各個洪峰之間的矛盾，找出產生矛盾的原因，針對資料誤差的緣由，做出合理修正的假定。例如，對缺少資料的支流，就以該支流應有的來水量去修補相關洪峰的形狀。據當年一些參與治理長江的同志回憶，水文專家按此辦法做，在長江水文資料整編中收到很好的效果。這種人工修改洪峰記錄的辦法，比某些原來不完整的洪峰記錄更為合理。重量達一噸多記錄100余年的長江水文資料，經過整編成冊，成為建設長江的寶貴財富。
毛澤東要周恩來一年抓四次，實際上，周恩來抓的比四次多得多。據當年一位在周恩來領導下做水利工作的領導同志說，每次他到北京，總理都要他去匯報工作。1958年初，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起研究決定把這位同志起草的《長江流域規劃報告》拿到3月在成都召開的專門會議上，以便中央對長江流域規劃與三峽工程做出正式決定。周恩來為了使這個報告和其他材料更充分，使中央政治局成都擴大會議研究時便於下決心，2月下旬親自查勘了三峽壩址。周恩來這次查勘活動由李富春、李先念陪同，中央各有關部委、各有關省市負責人以及各方面專家和蘇聯專家等約100多人參加。他們從武漢乘“江峽”輪溯江而上。在船上，周恩來聽取匯報，主持討論，仔細研究長江規劃和三峽問題。在三斗坪還實地看了三峽壩址，並將壩址岩芯帶給毛澤東去看。周恩來沿途經歷十多天的勞累，顧不上休息，又於3月7日晚連夜乘火車由重慶趕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會議。在成都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作了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專題報告。根據周恩來的報告，中央正式作出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的決議。這個決議，成為指導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的重要文獻。
中央成都會議同時決定漢江丹江口水利工程開工。為了迅速執行這一決定，成都會議一結束，周恩來就在湖北召開了有關興建丹江口水利樞紐的會議，確定由王任重主持該項工程，對中央負責，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負責設計，湖北省政府組織施工。當年跟隨周恩來參加領導這項工程的領導同志回憶：丹江口第一期工程在興建過程中，曾經遇到過不少困難與干擾，但所有這些都在周恩來的關懷下，一一得到妥善解決。對於工程本身發生的嚴重質量問題，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研究解決辦法，並決定工程停工進行加固補強。經過採取補強加固措施，使工程質量達到設計標准以后，又產生了是否復工的新問題，也就是繼續把工程做完還是下馬的問題。后來由於湖北省提出合理建議，利用丹江口已澆100萬方混凝土的有利基礎，提前發揮工程效益，才使丹江口工程有了復工的可能。自1966年2月復工以來，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丹江口第一期工程雖然也受到“文化大革命”動亂的影響，但還是勝利建成了。丹江口水利樞紐雖然完成的只是第一期工程，但其效益卻非常顯著。尤其是防洪，幾乎改變了原來江漢平原三年兩淹的局面。其他如發電、灌溉、航運和水產養殖的效益也十分顯著。所以周恩來指示，要將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作為防洪、發電、灌溉、航運、水產養殖“五利”俱全的典型，在國內外展出模型。
“我們不能隻求治標，一定要治本”
周恩來治水患，是有戰略眼光的，他把治水患與水利建設緊密結合在一起，他有一句名言：“要使江河都對人民有利。”這句話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高標准，即，我們治水，不光是防止水害，更重要的是要讓江河湖海對人民有利。為此，周恩來特別著力於制定水利建設的基本方針和任務。
新中國剛剛建立不久的1949年11 月，周恩來在接見以水利部長傅作義、副部長李藻華為首的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的代表時，對他們說，戰爭還沒有結束，國家正在草創，我們用大禹治水的精神，為人民除害造福。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親自確定了新中國水利建設的基本方針和任務。水利建設的方針是：防止水患，興修水利，以達到發展生產的目的。水利建設的任務是：依據國家經濟建設計劃和人民的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和人力、物力及技術等條件，分輕重緩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發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以及疏浚河流、興修運河等工程。
為了貫徹水利建設方針，完成水利建設任務，周恩來特別強調的是“治本”。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都在搞土改。此時，有遠見的周恩來就提出，配合土改，我們要著手做幾件工作，第一件就是“興修水利”。他說：“我們不能隻求治標，一定要治本，要把幾條主要河流，如淮河、漢水、黃河、長江等修治好。華北的永定河，實際上是‘無定’的，清朝皇帝封它為‘永定’， 它還是時常泛濫。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麼用？”“我們今天必須用大力來治水。”
1949 年到 1952 年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正在進行抗美援朝，國家的財政經濟十分困難。就是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仍然拿出了盡可能多的資金來從事水利建設。1950 年，政務院用在水利建設上的經費相當於國民黨政府時期水利經費最多的那一年的18倍，1951 年增至42倍，1952 年增至52倍。之后，在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家政府，每年都增加水利建設經費。
他經常深入到水利工程第一線，調查研究，與技術人員一起研究治水患的辦法。他曾經親自到治淮第一線與技術人員一起研究治淮方案﹔他冒著風雪嚴寒視察荊江大堤﹔他三到三門峽，在水庫工地上度過八個日夜﹔他親自勘選三峽壩址﹔他三次到十三陵水庫勞動，六次到密雲水庫工地解決問題。北到東北，南到海南島，大部分水利工地都留下了周恩來的足跡。即使是在外地視察或者開其他重要會議，隻要聽說有水利工程，他就要到現場看看。
原任鐵道部長的呂正操將軍回憶過這樣一件事：“1958 年，黃河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洪峰。7 月17 日夜，黃河鐵橋十一號橋墩被沖毀，京廣線受阻。周總理知道后，次日下午就帶著我們乘飛機趕到鄭州。在飛行途中，總理和我們談論到西晉時杜預曾在孟津架過浮橋。一下飛機，總理就叫人去圖書館查找有關資料，同時聽取匯報，了解實情。接著，又到大橋上視察，一直忙到夜間十一點半。為了盡快恢復南北運輸，總理不顧疲勞，又要求連夜召集群眾開會，動員搶修。這時，職工已經入睡，聽見鐘聲，都趕到宿舍球場。大家見總理精神抖擻地站在前面，情緒十分激動。總理說：‘歷史上一千多年以前能架浮橋，我們現在一定能夠架一座更加牢固的浮橋。’他號召大家獻計獻策，同心同德， 早日把橋修好。開會期間，下了一陣雨，有人要給總理打傘，他婉言謝絕了，一直冒雨把話講完。聽了總理的講話，群眾的熱情很高，會上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見。經過十四晝夜奮戰，大橋很快修復了。8 月 5 日下午，周總理再次來到大橋工地，同工人、戰士、社員會面。”“回到住地，又聽到濟南黃河鐵橋也出現了險情的消息，總理不顧勞累，次日又飛抵濟南視察。”
“我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
周恩來在1972年11月21日聽取葛洲壩工程匯報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解放后二十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導彈、衛星）。”這兩件事都是大事。但是，做好這兩件大事，又談何容易！周恩來知難而進，在做這兩件大事上都投入了很多心血。特別是對水利事業，他投入的精力相當大。凡是水利方面的大事，周恩來都親自出面處理。
周恩來在領導人民治水患中曾講過一句話：“我最擔心的，一個是治水治錯了，一個是林木砍多了。”治水治錯了，好理解，如果一個大的水利工程發生失誤，不僅勞民傷財，還會造成更大的隱患，因此，周恩來治水患，如履薄冰，特別精心，特別細致，他幾乎了解每個大的水利工程的細節。
但是，周恩來為什麼擔心林木砍多了呢？原來，周恩來治水患，特別看重治本。他深深了解，許多地方發生水災，是由於林木砍多了，水土流失嚴重。他說：“樹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說你。”基於這個認識，周恩來在指導每個大的水利工程時，都特別強調要在周圍多種樹。在修建十三陵水庫時，周恩來就總是強調，要在庫區的山上多種樹。當地遵照周恩來的這個意見，在庫區周圍山上種了許多樹。北京許多單位也長年組織人到十三陵水庫周圍山上種樹。這個種樹的傳統一直堅持到今天。
周恩來經常說，我國的林木是不夠的，應該有計劃地採伐，如果亂砍濫伐，就是“吃祖宗飯，造子孫孽”。周恩來說，我們還要有計劃地造林，經營林業。“林業的經營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續作業。”我國的林業工作搞好了，樹木多了，我國的水土就能保持得好，就能減少水災的發生。
在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治理了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修建了荊江分洪工程，培修和加固了4萬多裡的堤防，修建了官廳水庫、引黃濟衛工程，初步解決了歷史上水災嚴重的幾條河流域的水災隱患。20世紀50年代后期，周恩來領導研究了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壩址、三門峽設計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雲水庫壩址和設計方案等重大水利設施的決策。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領導制定了三門峽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決策。20世紀70年代，周恩來為葛洲壩工程的修建及其領導機構、設計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保証了長江第一壩的勝利建成。正如水利部原部長錢正英說的：“敬愛的周總理在任的 27 年中，他親自領導我國的水利事業，指揮我們治水。他的足跡，遍及我國的江河。每一個時期水利工作的方針任務，每一條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總理親自主持審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經濟發展計劃時，他都要另外安排時間，聽取水利工作的匯報。他說：‘水利計劃很復雜，要專門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樣艱難的歲月，許多重大的水利水電工程，在周總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時作出正確決策。由於他的領導和支持，我們才有條件克服各種干擾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誤。現在，我國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備一定標准的防洪體系， 灌溉面積從解放初的兩億多畝發展到七億畝，水力發電從解放初的十六點三萬千瓦發展到二千七百多萬千瓦，機電排灌設備從解放初的九萬多馬力發展到八千多萬馬力。可以說，江河面貌和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根本改觀。人民政府確實解決了百余年來歷屆中國政府所未能解決的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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