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2017年07月18日07:1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在革命戰爭年代，鄧小平曾五次踏上過香港這片土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處理香港回歸的歷史重任又落到了鄧小平身上。他以偉人的智慧，提出了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與撒切爾夫人就香港主權問題進行了艱難談判，堅持香港駐軍，主持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7年7月1日，香港順利回到祖國的懷抱。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緊緊聯系在一起。
毛澤東會見希思時說，“香港是割讓的，九龍是租借的”，說著指了指鄧小平等人說：“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他們的事情了。”
鄧小平在謀劃香港回歸時，曾經表達了在中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后，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願望。很多人以為他從未去過香港。其實，他在早期的革命活動中曾經五次來到香港，盡管來去匆匆，可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9月11日，年僅16歲的鄧小平和84名四川籍學生，由上海乘法國郵船，開始赴法勤工儉學的旅程。9月14日，鄧小平和同船的同學抵達香港。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到香港。同行的馮學宗在日記裡這樣寫道：香港“背山面海，樹木陰翳。商旅雲集，街市寬闊，屋宇齊整。此地貿易之人，雖是中國人，但那種種的管轄權完全屬於英國人，英人自得此地后，訂立了許多束縛華人的條例，近已成為沿海最繁華最緊要的商埠了”。這想必也是鄧小平對香港的最初的印象了。
1929年七八月間，鄧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派遣，告別妻子張錫瑗，坐上南下的船，經過香港赴廣西開展革命工作，這是第二次到香港。次年1月，鄧小平因向中央匯報工作，取道香港來到上海，這是第三次到香港。1月底，他取道香港回到廣西，這是他第四次到香港。1931年 2月，鄧小平率領紅七軍到達廣西。他奉命往上海向中共中央請示匯報，由韶關經廣州到香港，再由香港到達上海，這是他第五次到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維持現狀。
1974年5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英國保守黨領袖、前首相希思，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在座。毛澤東以他特有的風格，與客人縱論天下大事。當希思談到英國可以給中國提供技術和技能方面的幫助時，毛澤東說：“你們幫助我們，我們高興。你們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香港是割讓的，九龍是租借的，還有二十四年。”說著，他指了指鄧小平等人說：“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他們的事情了。”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決定，恢復鄧小平因天安門事件被罷免的黨政軍領導職務，他第三次被起用。擺在他面前的工作千頭萬緒，可撥亂反正、恢復經濟才是最緊迫的工作。10月2日，他會見參加國慶活動的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團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銘澤和夫人。他在談話中說：“說什麼‘海外關系’復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系。”鄧小平在這裡明顯地透露出一個強烈的信息，包括港澳台在內的海外關系是正常的人際關系，中國經濟建設離不開海外關系這個“好東西”。
鄧小平恢復工作后，便開始重視香港問題，思考“香港主權”的事情。1978年4月，國務院成立港澳事務辦公室。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籌備和召開第一次港澳問題會議。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月，對一些錯誤的極左的政策，進行正本清源，旨在改善與港澳工商界的關系。廖承志遵照鄧小平的指示，對一批香港客人保証，香港可以長期保留它的現行制度，中國不會在香港搞群眾運動。
1978年12月，外貿部長李強前往香港，主要任務是考察香港怎樣能為中國，尤其是廣東的現代化建設提供幫助。李強在香港首次宣布，中國將接受外商投資，歡迎貸款。李強還經鄧小平同意，正式邀請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他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特殊地位。”
他明確表示不同意麥理浩提出的香港回歸，新界仍由英國管理的意見。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不影響投資者的投資利益，這就是：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變了，也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麥理浩訪問北京和鄧小平的會見，給國際社會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即中國政府已正式把香港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就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問題，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提出著名的九條方針政策，又稱“葉九條”。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把“葉九條”概括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即“一國兩制”。他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能破壞他們那個制度。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我們講大政方針。沒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鄧小平正是以“這樣的氣度”縝密地思考香港回歸的問題。4月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他們之間的對話已經勾勒出“香港回歸”的基本路徑。希思回憶起1974年與毛澤東會見時，毛澤東所談香港回歸的往事，他問：“現在離一九九七年隻有二十四年的時間了，你是如何考慮在這個期間處理香港問題的?因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資，怎樣才能使投資者不要擔心呢？”
鄧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中國要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響外國人在那裡的投資，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包括在香港的外國人管理香港。我們新憲法有規定，允許建立特別行政區，由香港人自己組成政府，不管是華人、英國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參加，可以做政府雇員嘛，甚至成為香港政府的成員都可以考慮。香港的各種制度也不變，對外可用‘中國香港’的名字發展民間關系，如貿易、商業關系。……如果中國那時（1997年）不把香港收回來，我們這些人誰也交不了賬。新界的租讓，香港島、九龍半島的割讓，是過去不平等條約定的，現在實際上是廢除條約的問題。”
鄧小平在會見國慶35周年港澳同胞觀禮團時說：“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
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也就是著名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這是鄧小平恢復工作后會見的第一個香港同胞。金庸一直是鄧小平的仰慕者，他為鄧小平1976年的不公鳴不平。鄧小平復出后撥亂反正，推行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經濟。金庸又通過《明報》予以報道，使海內外更真實地知道改革開放后的中國。
金庸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見到鄧小平時，躬身行禮，謙恭地說：“我一直對您很仰慕，今天能見到您，感到榮幸。”鄧小平迎上前去，握著他的手說：“歡迎査先生。我們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歷練磨難才成大事，這是人生規律。”鄧小平和金庸暢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形勢， “重出江湖”的鄧小平對未來中國充滿信心，給金庸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金庸作為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雖身在香港卻對祖國統一充滿熱切的希望。早在1981年2月，他就在《明報》撰寫了《關於香港未來的一個建議》，表示：有關香港的未來，中英雙方的想法相當一致，維護香港現狀，對各方都有利。他提出三點建議：一、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二、香港的現狀保持不變﹔三、中國如決定收回香港，應在15年之前通知英國政府。金庸所反映的意見和建議，體現出居住在香港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良知和底線，自然也為中國政府所接受。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草簽了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金庸立即作出反應，稱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是“天才的設想”，超越了英國人的預測，並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之為“一言可為天下法，一語而為百世師”。
1982年3月20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查濟民，向他介紹了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他指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這件事已經定了。一切文章都在這個前提下做。現在，主要是研究這個文章怎麼做的問題。”在查濟民談到香港一百多年來都是英國人統治，香港人沒有機會參政，香港回歸后培養管理香港的人才是個很大的問題，建議成立幾個政治性團體，以便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時，鄧小平指出：“這個建議很重要，為了培養治港人才，需要建立一些政治性團體。”
同年4月27日，鄧小平訪問朝鮮，他在與金日成談到香港問題時說：“現在我們定的方針是，到一九九七年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整個收回。英國的盤子是放在繼續維持英國的統治這一點上的。這不行。在中國，不管哪個人當政都不會同意新界延長租期。……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中國全收回。在這個前提下，維持香港自由島、國際金融分中心的地位。我們設想，那時香港收回，維持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組織地方政府，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挂中國國旗，也可能有個地方的旗幟，這可以商量，因為它也有些外事活動和國際交往。保留這樣一個香港對我們益處比較大。”
在這裡，鄧小平把香港回歸的時間、主權回歸的范圍和回歸后的香港的未來，提出了一個明晰的構想。可是，來自各方面的阻力仍然很大，目的隻有一個，給香港順利回歸設置障礙。霍英東撰文回憶說：
十五年過渡的歷史是艱巨的，英國的某些人是不甘心讓統治香港的《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退出歷史舞台的。他們打出了“經濟牌”“民主牌”和“國際牌”等，妄圖繼續控制和影響香港的事務。人們不會忘記1983年港元匯價狂跌的“九月風暴”引起香港市民經濟生活的大動蕩﹔人們也不會忘記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總督后拋出的“政改方案”引起的政治上的軒然大波。他們還刻意培植和支持一些反華亂港的力量，極力抹黑香港，唱衰香港，鼓動外國勢力插手干涉香港事務。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正是從香港的歷史和現實出發，其根本點在於尊重香港人民，相信香港人民，一切為了香港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如鄧小平所說這“不是一時感情沖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現實出發的”。他反復向世界尤其是香港同胞闡述“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以期得到更多香港人的理解、支持和執行。1984年6月22日、23日，鄧小平在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等時，重點闡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指出這是中國政府的堅定不移的立場、方針和政策。他說：“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復對香港的主權后，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系。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干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話是算數的。”
鄧小平利用一切機會，反復向香港各界人士說，香港平穩回歸祖國，實現“一國兩制”。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香港仍搞資本主義。10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由200人組成的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鄭重地再次承諾，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他針對一些人擔心中央政府的干預時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現在看來，香港人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會有秩序地度過十三年，十三年后，會有秩序地度過五十年。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拒絕？應該歡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分析。”
香港回歸進程中出現的大多問題都被鄧小平預測而言中，可見其思想的遠見和謀劃的縝密。在談到港人治港參與者條件時，鄧小平果斷地說：“參與者的條件隻有一個，就是愛國者，也就是愛祖國愛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執政的人還是搞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不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些。”
他還以極為包容的胸懷談到了在香港的國民黨的一些機構。他說：“一九九七年以后，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但是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他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相信，他們會站在我們民族的立場，維護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嚴。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他們的活動，進行他們的宣傳，在香港這種情況下是允許的。”
鄧小平對撒切爾夫人說：“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香港回歸所要直接面對的就是英國政府，鄧小平為此多次會見英國政要。最早是1979年3月29日，他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后來又陸續會見了英國前首相希思、英國外交大臣杰弗裡·豪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而和撒切爾夫人的會見更是香港回歸談判中的“濃墨重彩”。這位在英國在歐洲乃至世界聞名的政治人物，雖然是位女性，由於其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被前蘇聯媒體稱為“鐵娘子”。她在外交上更是力主強勢外交，故而“鐵娘子”的稱謂可是名實相符。
1982年4月，阿根廷軍隊發動突襲，一舉奪去英國守備力量單薄的馬爾維納斯島（簡稱馬島）。當時，英國朝野震驚，包括軍方在內，都認為孤懸萬公裡以外的馬島無法恢復，隻有從未當過兵的撒切爾夫人力排眾議，堅持不惜一些代價，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最終，英國軍隊遠涉二萬多公裡，越過南大西洋，從4月2日至6月14日，打敗阿根廷軍隊，奪回了馬島。從而在以后英阿爭端中，英國一直佔據強勢地位。馬島戰爭使撒切爾夫人名聲大噪，也使她更平添了驕橫傲慢之氣。
9月22日，撒切爾夫人帶著馬島戰爭勝利的驕矜之色來到了北京，以為隻要手段強硬，香港問題的解決便會如馬島一樣。他的顧問尤德等對此有點擔心，憑借他們對鄧小平的了解，撒切爾夫人把香港等同於馬島，是多麼的不切實際。他們作為專家，在來中國前做了大量的功課，十分清楚中英最高層次的對話所面對的不是別人，而是具有傳奇色彩，在中國政壇“三落三起”的鄧小平。他們知道鄧小平也有一雅號：“鋼鐵公司”，這一雅號還是毛澤東所賜，毛澤東稱他是“柔中寓鋼，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
撒切爾夫人來北京之前，中國國務院總理就曾對香港記者說，中國當然要收回主權，主權交接不會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撒切爾夫人恰恰在這個最本質的問題上判斷錯誤，沒有在意中國政府有關國家主權的原則和立場。尤德曾提醒過撒切爾夫人注意中國政府向香港媒體透露的有關主權的信息，可她根本沒有注意這一重大的信息，仍然堅持“有關香港三個條約在國際上仍然有效”的觀點，以回應中國政府關於香港主權的立場。
與之形成反差的是，鄧小平對於與撒切爾夫人的會談，之前已對她了解透徹了。會談前，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香港不是馬爾維納斯，中國也不是阿根廷。”9月24日上午9時，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撒切爾夫人，兩人先是一番寒暄。撒切爾夫人說：“我作為現任英國首相訪華，看到您很高興。”鄧小平嘴角一抿，微笑著答道：“是呀，英國首相我認識好幾個，但我認識的都下了台。歡迎您來呀！”
友好氣氛中的閑談結束了，記者被請離場，會談轉入正題。會談一開始，撒切爾夫人就提出“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仍然有效”的主張。顯而易見，這是對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公然挑戰。鄧小平寸步不讓，毫不含糊地回應道：“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裡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
接下來，鄧小平逐一解答三個問題。他強調指出：“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他又說：“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如果不收回，“人民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
鄧小平說：“中英兩國應該合作，但這不是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必須在英國的管轄之下才能實現。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后，在中國管轄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當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堅持。”
在撒切爾夫人提出，有人說一旦中國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發生波動時，鄧小平回答：“我的看法是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中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中國政府在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做考慮。”
這個“另做考慮”的回應斬釘截鐵，是中國政府應對過渡期內的大的變故的嚴正態度。作為一個戰略家，鄧小平當然清楚撒切爾夫人的內心深處，剛剛取得馬島戰爭的勝利，“鐵娘子”志得意滿，神採飛揚，她的思維仍然沒有跳出香港類比於馬島的錯誤的邏輯。在撒切爾夫人訪華前，鄧小平曾對李先念說，中國要准備把使用武力作為保衛香港的最后手段。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准備，當撒切爾夫人提出以主權換治權，提出香港將會因此而出現“嚴重的波動”相要挾時，鄧小平才做出如上鏗鏘有力的回答。
鄧小平接著說：“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我相信我們會制定出收回香港后應該實行的、能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擔心這一點。我擔心的是今后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制造混亂是很容易的，我們進行磋商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鄧小平建議雙方達成這樣一個協議，即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開始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有理有利有節，對方這時才領略了鄧小平“柔中寓鋼，綿裡藏針”的風採，再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撒切爾夫人同意了鄧小平建議。
會談結束后，“鐵娘子”十分落寞，懷揣一肚子的喪氣，臉色凝重地從福建廳走出。噔噔作響的高跟鞋在與石階接觸時，不幸被絆了一下，以致身體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階下，皮鞋和手袋也被摔在一邊。幸虧身旁工作人員眼疾手快，及時把她扶起，才不致摔得過重。這一幕被敏感的記者捕捉到，並被媒體傳播。盡管撒切爾夫人受丘吉爾首相影響極深，堅持“鮮明的傳統保守主義哲學和強硬的經濟政策”，但在鄧的面前，她畢竟還年輕。
鄧小平對著記者們說：“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領土！”
1984年4月，英國外交大臣豪德訪問北京。鄧小平於18日會見了他，在介紹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后，便直奔主題香港問題。他說：“一九九七年后，我們派一支小部隊去香港。這不僅象征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對香港來說，更大的好處是一個穩定的因素。”會見結束后，外交部整理成《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他在審閱時，特意在駐軍問題的一旁批示：“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可就是在這個十分敏感也特別為中外關注的問題上，一位高層領導人的一句話，引發了不大不小的風波。
時任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周南回憶：“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傳媒派了一些女孩子來當記者。這些女孩子很難纏，有的還是奉命來摸底的。”時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黃華也說：“被邀請來的香港記者極想捕捉到一點有關中央對香港回歸問題談判的信息，其中焦點之一就是回歸后人民解放軍是否進駐香港問題。香港記者趁人大會議期間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國高層人士聚焦的時機，見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劈頭蓋臉地提問。”
正是在這種連珠炮似的提問下，一位高層領導回答不慎，被傳到了香港的媒體上，說香港回歸后，中國政府將不會駐軍。鄧小平在聽取匯報后激動地說：“他有什麼資格對記者說那樣的話？”時值全國兩會，5月25日，鄧小平會見兩個會議的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要借這個機會講清楚在香港駐軍的問題。周南回憶說：“本來按照規定，鄧小平接見各界人士，前邊拉著一條紅線，記者站在那裡拍照，也不許說話，拍完了就退場，然后賓主就談話了。這次他們拍了照，正退場的時候，鄧小平把他們叫住了。”鄧小平對著記者們說：“趁這個機會，我要對記者們說幾句話。”“你們給我辟個謠。”他說：“關於‘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講話，不是中央的意見。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英國外相也說，希望不要駐軍，但承認我們恢復行使主權后有權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利，還叫什麼中國領土！”
鄧小平顯得很激動，似有不吐不快的感覺。在記者退場后，他又以平和的態度說：“我們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國政府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以后，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象征，是國家主權的象征，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証。”后來，他在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時，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在會見由200人組成的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再談駐軍問題，他說：“除了在香港駐軍外，中國還有什麼能夠體現對香港行使主權呢？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
鄧小平關於在香港駐軍的講話，當天就被中央媒體播出了。26日，香港各報均以《鄧公宣布在香港駐軍》的通欄大標題，重點發布了這一消息，挽回關於這個問題的不實報道的負面影響。英方談判團首席代表、駐華大使伊文思緊急約見中方談判團團長周南，再次試探中國政府的態度。周南回憶說：“伊文思那天表現得很緊張，說話都有點磕巴。伊文斯說，聽說昨天鄧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說某某先生胡說八道，英方很關注。伊文思不敢講出具體人的名字。他說，鄧主任的講話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動。港英當局還是很害怕這個問題，希望你們中國政府慎重考慮，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駐軍。我說：你不要再講了，我們講了已經多次，這是恢復行使主權。國防要中央管，就必須在香港駐軍。鄧主任已經發了脾氣，你還講什麼？他說：我是奉政府之命來表示這個態度。我說：你回去就說，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正式簽署。簽字儀式后，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並進行了會談。他告訴撒切爾夫人：“中國是信守自己的諾言的。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沖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如果說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麼在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
1989年2月2日，被鄧小平稱之為“富有創造性的杰作”———《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公之於世。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有序而正常地進行。4個月后，北京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又使英國政府改變了香港問題談判的合作態度，對中英聯合聲明的有效性產生懷疑，甚至利用港人的“信心牌”和“民意牌”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90年1月18日上午，鄧小平會見來京的李嘉誠。他先和李嘉誠談論穩定對中國的重要性，然后話鋒一轉，談到香港問題，他說：“幾年前我講過，從一九九〇年起，香港人就要參與行政、司法、經濟、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權怎麼能一下子接過去。動亂平息后，英國參加對中國的制裁，在香港問題上也放出觸角，試探中國，要從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來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爭取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利益，使得它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仍然管理香港，保持部分宗主國的權力。英國放出這樣的空氣，要價要得很高，起碼比過去高了。這種訛詐的方式和主張，是難不倒中國人的。”
鄧小平講到這兒，加重語氣說：“我跟撒切爾夫人談過，在主權問題上沒有回旋的余地。在考慮制定香港基本法時，我就講不能使中央政府無所作為。如果把香港變成反社會主義、反大陸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預，不干預會越搞越大。”
1990年4月4日，七屆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其三個附件。1995年12月28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經過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這標志著中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進入具體實施階段。1996年1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組建完成。12月11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董建華當選為特區首任行政長官。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選擇的最高行政長官。19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零秒，高懸在中國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國國旗頹然降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冉冉升起。自此，中國正式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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