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明鋼
2017年07月19日08:0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毛澤東曾經指出：“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任弼時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一生勤勤懇懇，埋頭苦干，被葉劍英稱為“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不僅如此，他還參與了黨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任弼時勤於思索，足智多謀，思維縝密，講究效率，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面對革命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提出過許多重要建議與解決方案，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切抗日軍隊“必須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
1937年8月25日，中央軍委正式發布紅軍改編命令，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八路軍總指揮部。紅軍總政治部改為八路軍政治部，任弼時任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為了顧全大局，八路軍取消了政委制，採用了與國民黨軍相一致的單一首長制和官階制，原有的政治部改為政訓處，政治工作的地位有所下降。紅軍改編后，任弼時與朱德等率八路軍總部由雲陽鎮出發，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境內。
開赴抗日前線后，任弼時便派黃克誠到一一五師檢查政治工作。黃克誠實地調查后發現，自從取消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並出現軍閥主義的傾向，因此建議恢復政治委員制度。任弼時聽取了黃克誠的匯報，並責成起草一份報告。隨后，任弼時將情況向朱德、彭德懷作了匯報。三人一起研究，覺得是應在八路軍中恢復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於是，任弼時與朱德、彭德懷於10月19日將黃克誠的報告電告中共中央。三天后，中共中央復電同意。24日，八路軍總部正式發出通知。一度取消的紅軍時代的政委制和政治機關制度又得到了恢復。
這是一項具有戰略眼光的建議，對於保持與發揚紅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有著重要的意義。1938年1月2日，任弼時撰寫《山西抗戰的回憶》一文，較為全面地總結了八路軍在山西抗戰半年來的經驗教訓，並特別強調一切抗日軍隊“必須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這是“鞏固和增強戰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戰軍隊的生命線”。該文於1938年1月中旬被武漢的《新華日報》刊載，后來又被《群眾》《前線》《解放》等雜志轉載。
“建立一套有利於我們工作開展的規章制度”
任弼時一貫注重制度建設，講究效率。他經常告誡身邊的同志：“要提高工作效率，沒有一套規章制度是不行的。一定要結合我們的情況，建立一套有利於我們工作開展的規章制度。”
1940年3月，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負責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並主管中央組織部、西北局和工青婦的工作。這時，中共中央搬到延安已有三年多，但各個單位卻沒有得到很好的整合，中央直屬機關，如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西北局均在藍家坪，由中央負責人一人管一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互不統一。中央沒有統一的辦事機構，沒有統一的作息制度﹔供給制度也不健全。總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規，游擊作風很濃。
針對這種情況，任弼時上任伊始，就把調整機構、理順關系、干部定位、建立各種規章制度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首先，他建立起黨中央的辦公機構———中央辦公廳，自兼主任，調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任副主任。李有極強的行政管理能力，是任弼時的左膀右臂。中央辦公廳下設秘書、行政、警衛三個處，各處職責明確。接著，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明確了各個機關之間的相互關系﹔繼而建立了收發制度、會客制度、財會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檔案保管制度、干部供給制度等一系列規章制度。
中央機關走上正軌后，任弼時又開始整頓中央所屬各部委的工作，將中央直屬機關集中到楊家嶺辦公，使各部委的工作很快實現正規化。
任弼時還幫助整頓西北黨組織的領導機構。原來，陝甘寧邊區有個邊區黨委，還有個和邊區黨委平行的西北工作委員會，機構重疊，不利於工作開展。任弼時提議必須改變這種情況，經中央研究決定由他負責領導，將這兩個平行的機構合並為中央西北局。
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結束后，任弼時又根據中共中央精兵簡政的指示精神，考慮中共中央機關的調整與精簡方案。1943年3月16日，他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中央機關的調整與精簡方案的報告，主要內容包括：提議在政治局下設組織與宣傳兩個委員會﹔政治局委員按地區分管工作﹔明確中央書記處的性質和權責﹔書記處主席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中央青委、工委、婦委合並成民眾運動委員會等。
中央政治局認真討論了任弼時提出的方案，於3月20日通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規定：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全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決定的大政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決定》基本採納了任弼時提出的方案。
這次中央機構的變動，是中共中央在組織機構上進行的一次重大調整。它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核心地位，同時，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的書記處，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雛形。
任弼時這些具有開拓性的建樹，確保了黨中央工作正常、科學、高效的運轉。他的秘書師哲如此評價：“工作正規化，克服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拖拉疲塌現象，改變了自由散漫、各自為政、無人負責、本位主義、游擊習氣等作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九條方針的公布，將審干運動拉回到正確的軌道
1943年，全黨整風運動尚未結束，延安就開始了審查干部的運動。由於對敵情估計得過於嚴重，也由於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的康生大搞“逼供信”，這場運動后來發展成為“搶救失足者”運動，並出現嚴重的擴大化錯誤。在延安，僅僅半個月的“搶救失足者運動”就挖出了所謂特嫌分子1400多人。有的縣外來的知識分子干部，幾乎全被打成“特務”。比如子長縣39個外來知識分子干部，有37個被打成“特務”，並被組成“國民黨縣黨部”。許多重要的領導干部也被“搶救”，如陶鑄、孔原、錢瑛等。河南、四川、甘肅、浙江、湖北、貴州等十多個省的地下黨被打成“紅旗黨”。在“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重壓之下，許多干部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紛紛向任弼時反映情況。
任弼時先到西北公學，又到關押人犯的后溝，詢問被審查、被關押的人，了解他們被審查、被關押的原因，個個都很荒謬。任弼時表示：“我們的革命隊伍，哪能反革命越來越多呢？我不信。應該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
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任弼時幾次向毛澤東報告，提出必須馬上剎車，迅速糾正。毛澤東接受了他的意見，兩人商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針，隨后，黨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針對審干工作中出現的擴大化錯誤，做出了《關於審查干部的決議》（即九條方針）。《決議》強調，“首長負責，自己動手……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決議》特別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禁止主觀主義的逼供信方法”。九條方針的公布，將審干運動拉回到正確的軌道。
任弼時提出的方案實事求是，切實可行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極為猖狂，中國敵后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為克服敵后抗戰的嚴重困難，中國共產黨採取多種有力的政策措施，進一步加強抗日根據地建設。
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任弼時十分強調制定正確政策的重要性。在大生產運動中，除了自己帶頭以外，他考慮最多的是如何通過調整政策來調動廣大干部、戰士的生產積極性。
一天，有個外號叫“小胖子”的勤務員，在公務之余，割草賣給機關，用賺來的錢給自己添置了衣物。有人將這事向任弼時報告，並要求處分這位勤務員。任弼時問：“為什麼？”
“為什麼？參加革命就是為了解放天下的窮苦人，怎麼能為自己撈好處？況且，整個延安的軍隊與機關，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撈外快！”
任弼時沒有馬上回答，心裡卻想，這倒是個好辦法。如果把延安的機關工作人員、戰士都組織起來，利用工余時間搞些副業，既可以增加社會財富，又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何樂而不為呢？
根據任弼時的提議，中央作出決定，發動機關、學校、部隊開展多門路的副業生產，如種菜、養豬、紡線、織布、搞運輸等等，生產所得提成一部分歸各單位所有，其余自由支配。這個政策的出台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的生產積極性，機關、學校、部隊都行動起來，千方百計地組織生產活動。當時，楊家嶺的中直機關在大生產運動中也起了表率作用，除種菜、紡紗外，還搞運輸，利用機關的騾馬、車輛組織運輸合作社，中央領導同志也把自己的馬讓出來搞運輸。中直機關生產搞得好，收入也不少，伙食有很大改善，大灶每餐三個菜，小灶每餐八個菜。每人還發了一條毛毯和一件毛衣。
任弼時還抽時間聽取邊區政府有關方面負責人的匯報，並與他們一起研究加強經濟建設的有關措施。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40年10月初，任弼時向政治局常委匯報了經濟建設的初步方案：一是邊區中央局設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領導中央軍委和中央直屬機關財經委員會的工作。二是留守部隊用官督民運的辦法，統一負責鹽的產運銷工作，實行經濟自給。三是三五九旅實行“屯田政策”，生產自給，撥給資金40萬元。四是加強邊區政府的民政和建設兩廳，撥款70萬元，用於邊區工農業建設和發放農貸。
任弼時提出的方案實事求是，切實可行。政治局批准了這個方案。
經過兩三年的艱苦奮斗，邊區各部門的經費自給率已達到一半以上，取之於己的部分已超過取之於民的部分，敵后抗日根據地勝利地渡過最困難的時期。對此，毛澤東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
“劉胡蘭英勇就義的事跡是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
1947年初，為了激勵前線戰士英勇殺敵，徹底粉碎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大舉進攻，延安各界組織慰勞團，其中張仲實副團長帶隊來到了山西省文水縣進行慰問。在縣委會議上，有同志匯報了雲周西村15歲的中共候補黨員劉胡蘭大義凜然、壯烈犧牲的英雄事跡。張仲實聽了很受感動，認為劉胡蘭同志的事跡是我們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材料。在實地調查后，張仲實向任弼時作了匯報。其時，毛澤東、任弼時、周恩來等正率部轉戰陝北，任弼時擔任中央支隊司令，日理萬機，但他仍然認真地聽取了張仲實的匯報。
任弼時認為，在解放戰爭最嚴峻的時刻，大力宣傳劉胡蘭，宣傳她的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革命、勇於獻身的英雄事跡，對於堅定廣大群眾的必勝信念，激勵我軍將士和解放區人民發揚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具有重大的意義。任弼時說：“劉胡蘭同志英勇就義的事跡，對全黨、全軍，對全體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都是一個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報告，要大力宣傳。”
第二天，任弼時就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聽罷，深為感動，當即揮筆寫下“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隨即，新華社廣播了劉胡蘭烈士的英勇事跡和毛澤東的題詞。一個學習英雄劉胡蘭的熱潮迅速在各個解放區興起。從此，劉胡蘭的名字和事跡很快傳遍大江南北，在各個解放區產生了巨大影響。
糾正土改中的“左”傾錯誤，強調在“區別”上建立政策
1947年9月，中央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其后，各根據地的土地改革運動更加深入。但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有些地區也發生了“左”的錯誤傾向。因此，毛澤東委托任弼時進行實地調查，並研究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
從1945年11月起，任弼時的血壓就開始升高。艱苦的轉戰，緊張的工作，使他的血壓越來越高了。中央決定讓他在楊家溝附近暫時休養一段時間。任弼時住下來后，說是在休息，實際上天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到楊家溝周圍的村子做調查，一共調查了30多個村子。他深入農民群眾之中，詢問生產、生活情況，征求對土改工作的意見，甚至還親自參加一些村子斗地主的大會，實際感受土改運動。在調查中，任弼時發現“左”傾錯誤十分嚴重，心急如焚。他不斷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所了解的問題，並提出糾正錯誤的意見和辦法。對於任弼時的報告，毛澤東閱后批示：“照辦。”隨即中共中央根據任弼時的建議，重新印發了1933年有關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兩個文件，即《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於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些問題的決定》。
此后不久，在著名的十二月會議上，任弼時就土改和整黨問題作了重要發言。他明確指出了當前土地改革中“左”的錯誤的具體表現。他特別強調在“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指出：地主要分大中小，惡與不惡﹔富農在經濟上要與地主有區別﹔知識分子應區別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類。他還特別注意政策的可操作性。比如，他不但提出要將地主與開明紳士加以區別，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區別的政策界限，開明的條件是：過去擁護抗日，現在擁護反蔣和土改，願意把土地財產拿出來分配。
任弼時的發言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支持和肯定。
十二月會議后，毛澤東又委托任弼時向有關領導講一講有關土改的政策問題。任弼時受命后，將幾個月來調查研究得來的材料和在此過程中形成的一些看法進行歸納、總結和提高，寫出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發言稿，並於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演講。他根據毛澤東關於土地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堅定的原則性和充分的說服力，對土改運動中所發生的主要問題給予了正確的闡述。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非常贊賞並高度重視任弼時的這個講話。當天，毛澤東就批示：“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紙上公布發表，並印成小冊子”，“爭取兩天或三天發完”。不久，任弼時的這個講話經毛澤東修改，作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並轉發全黨。
中央文件下發各解放區后，中農情緒逐漸穩定，生產積極性顯著增高﹔破壞工商業的行為得到制止，經濟的正常發展得到保証﹔亂打亂殺現象得到遏止，農村過度緊張的階級關系有所緩和，社會秩序漸趨穩定。總而言之，這個文件對於提高全黨各級干部的政策水平，糾正種種“左”傾做法，保証土地改革的正確進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建議對二局身體病弱的工作人員實行休息制度和發給健康補助費”
延安時期，軍委二局主要負責對國民黨電台的監聽與破譯，是中央的耳目。任弼時高度評價二局工作，對二局局長戴鏡元說：“你們住在安塞，雖然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少，但與你們的工作是天天見面的。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在前線打仗的同志也常常夸獎你們，這是你們的光榮。”
任弼時十分關心二局的技術人員，特別是體弱有病的同志。
1947年11月14日，任弼時專函中央后委書記葉劍英，建議對二局身體病弱的工作人員實行休息制度和發給健康補助費。信中說：戴鏡元同志來談，二局一部身體病弱之人員，“須實行一種休息制度以利長期工作，除每年能給以一定時間（如一個月分兩次）之休息外，對少數體弱者決由中央及軍委給以特別健康補助費，受補助者確以身體最弱，確須特加照顧方能保持長期工作下去的同志。並不機械以職位為標准，打破二局傳統的平均主義。經與戴同志初步商定在三交約有四十五名左右（河西除外），擬每月每人補助三斤小秤的豬肉，從本年十二月份起，每月上旬按市價由特會科付款。四十五人名單附上，是否還應有變更，要戴同志回三交后再與二局幾個負責同志交換意見，並最后取得你們同意作最后的決定。至於休息制度與辦法如何規定為妥，請你們考慮。”
據戴鏡元回憶，他當時確實反映了二局有一部分同志體弱多病，但由此而建立休息制度與給予特殊補助的辦法，則是任弼時自己的想法。任弼時對同志們的關心、愛護真是無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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