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抗戰 對日主動出擊第一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不久，北平與天津相繼淪陷。與日軍未遇抵抗而佔領北平城情況不同，天津的中國軍隊曾主動出擊，奮起抵抗：先是在市內與日激戰15小時，隨后又於津郊縣繼續抗戰一個多月。這次轟轟烈烈的守土自衛戰役，又被稱為“天津大出擊”或“天津抗戰”，不僅是天津歷史上光輝的一頁，更被歷史學家列為“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之一。擔任這次天津抗戰的總指揮與副總指揮是愛國抗日將領李文田與劉家鸞。

◆危機四伏 戰局緊迫

在1933年長城抗戰之后，宋哲元領導的第29軍進駐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負責華北地區主要防務。當時軍政關系密切，地方行政長官多由軍事首長兼任，因此軍長宋哲元又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而天津方面，最初由蕭振瀛擔任市長。但是，由於蕭振瀛奉行宋哲元“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對日表面友善而實則敷衍推脫，在“五·二八”學生反日運動時，更以市長身份與學生和談。日方對此極為不滿，於是強力迫使他辭職，並提名親日派齊燮元為市長。宋哲元對此無法接受，而向南京國民政府舉薦了第38師師長張自忠。1936年6月18日，張自忠被批准任命為天津市市長，並帶領第38師駐軍天津。

不過，在日方處心積慮的圍困之下，天津的形勢依然危機四伏。日方特務機關不僅唆使漢奸宵小不停地尋舋滋事，而且還採用威逼利誘等多種手段，對第29軍將領進行分化瓦解，拉攏不成，就直接進行暗殺。就軍事而言，最為甚者是，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在天津周圍20裡內不得駐扎中國軍隊”，負責天津防務的中國第29軍第38師隻能分布在天津外圍市郊。相反，外國軍隊卻可以駐守天津市區。日本的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就設在海光寺，天津也因此成為了華北日軍的大本營。尤其在七七事變之后，為避免兩國開戰，駐守在平津的第29軍處處忍讓，但是日方卻變本加厲，日日運兵，處處挑舋，平津局勢日益緊張。這時，東北的日軍通過北寧鐵路不斷運兵入津，同時又有大批日軍自塘沽登陸，而熱河省的日兵也經古北口開至北平。空軍方面，日本則在天津東局子飛機場集結了大量飛機，還在塘沽附近加緊修建空軍基地。在日軍肆無忌憚的進攻之下，中國軍隊忍無可忍的反擊開始增多，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相繼爆發。駐津日軍更是不斷演習，加緊進行攻擊天津的准備。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時任天津軍事與行政最高長官的張自忠，於25日赴北平開會，但是會后卻滯留未歸，天津的軍政事務因此暫時由李文田負責。當時任第38師副師長兼天津市警察局局長的李文田，感於形勢急迫，積極調整第38師，重新進行了布防，命令分駐在塘沽、漢沽、廊坊、小站、東大沽、馬廠、韓家墅等處的各部隊，適時向天津市區靠攏，隨時聽候命令，以備不虞。

◆召集會議 周密部署

7月27日，第29軍軍長宋哲元拒絕了日本最后通牒，發出“自衛守土”通電。李文田在當日接到電報后，便馬上進行作戰准備。

上午10時，他召集在天津的主要軍政負責人到自己家中（今北安道20號）開會，共同商議對日作戰問題。當時除李文田之外，參加會議者還有第112旅旅長黃維綱、獨立第26旅代理旅長李致遠（時旅長李九思赴南京陸大學習）、第38師手槍團團長祁光遠、天津保安司令劉家鸞、天津保安總隊總隊長寧殿武以及天津市政府秘書長馬彥翀等七人，史稱“七人會議”。

這次會議時間長達12個小時。會上，大家一致同意李文田提出的對即將形成包圍圈的日軍進行主動出擊。但是，因為這時與師長張自忠失去了聯系，所以對於在什麼時間進行出擊，大家產生了分歧：有人說沒有師長的命令不能輕舉妄動﹔有的則說如果錯過戰機，會影響數萬軍隊的生死存亡。一時間僵持不下。這時，劉家鸞建議道：“戰爭已迫在眉睫，時間已不允許我們再猶豫不定。既然意見不一致，可以打破第３８師編制，重新組合，願意參戰的可以推舉領導人，願等張師長命令的可以回駐地等待命令。”此言一出，立即得到與會者的全體擁護。大家於是共同推舉李文田與劉家鸞分別作為部隊臨時正副總指揮，同時確定這次主動出擊的突襲戰時間為29日凌晨2時。

按照李文田在會上的部署：一是，寧殿武指揮保安隊第1中隊，攻取東車站（今天津站），旨在阻止日軍進津。二是，祁光遠指揮手槍團和保安隊第3中隊以及獨立第26旅一個營，攻擊海光寺日本兵營，因為這裡是天津日軍的大本營。三是，李致遠指揮獨立第26旅及保安隊第2中隊攻擊天津總站（今天津北站）和東局子日本飛機場，目的在於燒毀日軍飛機。三是，武裝警察負責各戰場交通指引和疏導。四是，駐地離津較遠的黃維綱旅，作為總預備隊。“七人會議”結束時已是27日夜10時。隨后，大家按照部署很快完成了部隊調集。

◆喋血抗戰 力量懸殊

7月28日晚，秦德純以宋哲元名義自軍部以密碼下命令給李文田：立即集中全部兵力，組織出擊。29日凌晨2時，第38師天津駐軍與保安隊在海光寺日本兵營、火車站、東局子機場以及市區日租界等處，同時向日寇發動攻擊。李文田與劉家鸞則在設於西南角哨口的總指揮部共同指揮戰斗。

拂曉時分，戰事順利：東局子處，攻進機場，燒毀十幾架日機﹔日租界處，日軍被三面包圍，日本僑民被推上戰場﹔海光寺處，日本兵營日軍，龜縮在工事內等待援救﹔火車站處，佔領天津總站，並將東站的日軍逼退到一個倉庫裡。當時日本駐津總領事堀內干城曾在倉皇之中給日本駐北平大使館參事森島守人發出急電驚呼道：“從29日午前2時左右起，由於中國方面的攻擊，我方處於甚為畏懼的狀態。”

29日上午6時，天津《益世報》刊發李文田等人的抗戰通電。電雲：“自盧案發生后，我宋委員長始終為愛護東亞和平維護人類福祉一再容忍，乃敵人日日運兵，處處挑舋，除無端分別襲擊我平郊各處外，竟於今晨復強佔我特四分局，分別襲擊我各處。我方為國家民族圖生存，當即分別應戰，誓與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戰，義無反顧。敬祈各長官訊予援助，共殲役（彼）虜。臨電神馳，無任慌悚。”

下午2時半，數十架日機對東車站、天津總站、市政府、電話局、郵務總局以及南開大學等處，施行狂轟濫炸。中國軍隊傷亡慘重，天津市民罹難者達兩千多人。到29日晚，由於敵我力量愈加懸殊，中國軍隊被迫撤出市區。

7月30日，天津淪陷。

不過，在李文田的帶領之下，這支由第38師和保安隊組成的抗日力量，且戰且退，經獨流、靜海，轉移到滄縣、唐官屯一帶，繼續與日軍作戰。后又到馬廠（今河北省青縣），向軍長宋哲元報到。宋哲元在28日晚撤至保定后，次日便到馬廠收攏部隊。報到后，李文田被宋哲元任命為第38師代理師長，又繼續率領部隊轉往華北抗日前線。不久，《大公報》刊文評論李文田與劉家鸞領導的這場發生在市區與郊縣並持續近50天的天津抗戰，稱：“后來李即率隊集中馬廠，在津浦線上與敵周旋，一個半月以來，因器械不逮敵軍精利，但敵軍不能順利南下，須知是三十八師一部忠勇將士抗戰的結果。”

◆重創日軍 成功突圍

這次天津抗戰，是平津淪陷之前的最后一戰，也是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后，面對日軍的咄咄逼人之勢而發起的唯一一次主動的進攻戰斗。參加天津抗戰的主力由兩部分組成。除了市外的第29軍第38師的愛國官兵外，還有就是市內的天津保安隊。這支保安隊原屬東北軍於學忠部，《何梅協定》簽訂后，東北軍被迫撤出河北、天津。但是，於學忠心有不甘，便將一部約2000人，改為保安隊，由劉家鸞負責留守天津，然后托付給接防的宋哲元指揮，並由宋哲元撥付軍費。由於不屬於29軍系統，所以劉家鸞所率保安隊，可以駐扎在天津城區內，作為了當時維持天津治安的重要力量。這些保安隊成員多為身負國仇家恨的東北軍，有著強烈的愛國情緒，所以戰斗力很強。李文田在擔任天津警察局局長后，又大力整頓警政，對保安隊進行了人事調整，並將員額擴充到3000多人。在抗戰中，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和熱血，主動出擊，沉重打擊了日軍侵略者，同時，也向全國、全世界人民表達了不畏法西斯暴虐而誓死抵抗的決心。

作為這次抗戰的指揮者，李文田與劉家鸞雖是臨危受命，卻能沉著指揮，對強大的日軍進行有效進攻，頗受世人贊譽。其中，總指揮李文田（1894—1951），字燦軒，河南浚縣人。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第6期步兵科。結業后，入馮玉祥部，為見習軍官。先后參加了直奉戰爭、北伐戰爭等，雖因勤奮實干不斷擢升為西北軍中尉參謀、上尉教官、少將參謀長等職。第29軍創建后，任第38師副師長等職。宋哲元曾提出：槍口不對中國人，要以保衛國家和領土之完整為軍人天職。李文田對此深表贊同，不僅把這一主張作為了個人准則，由此確立了保衛國家和爭取民族獨立的終身信條，而且還積極投身戰場，用英勇抗擊日寇的實際行動努力踐行之。他先后參加了長城抗戰、淮北之戰、武漢會戰、豫鄂會戰、石牌保衛戰等著名戰役。后因抗日有功，晉升陸軍中將。抗戰勝利后，因不願打內戰，退出軍界。副總指揮劉家鸞（1894—1982），字幼生，天津東麗人，畢業於陸軍大學。歷任東北第三、四方面軍團部參謀處長及東北第2軍參謀長等。1930年任平津衛戍司令部參謀長。1935年升任天津保安司令。天津陷落之后，劉家鸞隨李文田一起參加了由29軍升格的第1集團軍抗戰。之后，擢升為第59軍參謀長，又參加襄樊會戰等戰役，並任第33集團軍司令部副官處長。1940年改任第33集團軍駐渝代表。抗戰勝利后，則任華北“剿總”中將高參。1949年隨傅作義在北平起義。解放后歷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專員、北平市人民委員會專員等，后被聘為北京市政府參事室參事、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1982年病逝。

為國家和民族圖生存，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李文田等人遵照宋哲元的命令，將分散駐扎天津郊縣八處的軍隊迅速集結起來，並與保安隊合並，重新組成了一支新的抗日勁旅，不僅重創日軍，打亂其部署，阻滯其南下。而且，在日軍增援部隊的重壓之下完成了有序撤退，成功突圍，粉碎了日軍妄圖瓦解第29軍的陰謀。1937年8月6日，宋哲元的第29軍升格為第1集團軍后，第38師也升為第59軍，李文田則被擢為代理軍長，而由他保存下的這支部隊，則成為了第59軍的主力和日后第33集團軍的基本力量。

（羅海燕，天津社會科學院天津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惠蘭，天津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