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灣改編組新軍

反映三灣改編歷史的油畫

三灣改編紀念碑

三灣毛澤東舊居協盛和雜貨鋪

1927年9月，秋收起義失敗。僅僅一周，原有5000多人的起義部隊，隻剩下不足1000人和48匹馬。為了躲避敵人的圍追堵截，毛澤東率領軍隊從文家市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轉移。為什麼會遭遇接二連三的失敗？一路上，毛澤東陷入了沉思。

9月29日，起義軍翻越大山來到一個群山環抱，沒有地方反動武裝的山坳——永新縣三灣村。次日，毛澤東在協盛和雜貨鋪裡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有三個：一、整編部隊﹔二、黨支部建立在連上﹔三、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平等。

“支部建在連上”確立了黨組織和軍隊的關系，將一支成分復雜的舊軍隊改造成了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子弟兵。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總結：“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神秘的兩天

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本打算帶領起義軍向湘南退卻，但中途他改變計劃，決定率隊進入羅霄山脈的井岡山。這才有了后來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可以說，從集兵文家市到轉向井岡山的十幾天時間，毛澤東每一天的活動和所思所想，都影響著中國革命下一步的發展。因此黨史專家非常重視對這十幾天的研究。

不過9月27日、28日這兩天，毛澤東有過什麼活動和他的所思所想，史料上語焉不詳。黨史學者劉浩林研究發現，27日早上，部隊從蓮花縣城出發，日落時分來到九陂村。這次，毛澤東沒有住在師部，而是在村民劉日九家住下。

秋收起義失敗后，敵軍圍追堵截，軍中瘧疾流行，缺醫少藥，許多戰士對革命喪失了信心，部隊中逃跑成風。新中國后被授予中將軍銜的賴毅將軍回憶：

部隊中彌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一營一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機會全部逃跑了，並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時，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准備上哪兒去？”這真是一次嚴重的考驗。

面對這種局面，毛澤東感到有必要靜下來認真思考一下，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住在劉日九家的兩天中，毛澤東不停的找人聊天，交換意見。他找得最多的是第一團連指導員何挺穎。

何挺穎曾在北伐軍中擔任過團指導員，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強，他所在的連隊政治氣氛濃，連隊沒有一個逃兵。短短兩天中，毛澤東三次找何挺穎談話，聽取他對如何帶軍的看法。何挺穎認為：“部隊接連打了一些敗仗，軍力銳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支隊伍失去黨的領導，最重要的問題是黨對隊伍的領導權問題。”“要從軍隊的黨組織去考慮。現在部隊中黨的組織太少，黨員人數也不多，這樣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隊。要把黨組織建到每一個連隊。”

何挺穎的想法與毛澤東不謀而合。這些天他心中一直盤桓著一個想法：把黨組織建到連上去。

之后，毛澤東又與宛希先、張子清、陳浩等干部交流了意見。當他了解到，北伐軍隻在團一級建立了黨組織，營、連一級並沒有建立黨組織，更加堅定了要打造一支新型革命軍隊的決心。

通過一天多的思考，毛澤東厘清了部隊中亟待解決的三個問題：一、建制零亂，人員成分復雜，革命動機不純﹔二、沒有富有戰斗力的基層黨組織﹔三、內部不民主，一些軍官帶有舊軍隊的不良習氣，對士兵經常打罵，士兵缺乏基本權利，官兵不平等。

毛澤東決定，抵達永新縣三灣村后，要對隊伍進行一次大刀闊斧的改編。

前委擴大會議

9月29日，部隊來到三灣村，毛澤東在協盛和雜貨鋪住下。第二天，他在雜貨鋪裡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

會上，毛澤東談到三項意見：一、縮小編制，將原來的一個師縮為一個團，即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陳浩，黨代表何挺穎。二、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班、排設黨小組，連建黨支部，連以上設黨代表，同級黨組織的書記由黨代表擔任，擁有與軍事長官同等的權力，負責黨務，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三、連隊建立士兵委員會的民主制度，實行官兵平等，經濟公平，破除舊軍雇佣關系。

在與會人員中，毛澤東最擔心的是師長余洒度。余洒度原是總指揮盧德銘的部下，盧德銘在時尚能轄制住他，自從盧德銘在蘆溪犧牲后，他對毛澤東就越來越不尊重了。

果然，當毛澤東說完改編軍隊的想法后，余洒度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問，把一個師改編成一個團，剩下好多軍官往哪兒擺呢？毛澤東說，凡是沒有安排職務的軍官，全部編為一個軍官隊，以后擴大隊伍用得上。一個棘手的現實問題，輕輕鬆鬆就被毛澤東解決了，余洒度隻好少數服從多數。

10月1日清早，師長余洒度召集部隊在楓樹坪下集合，對大家說：“現在人員減少了，部隊要縮編，從一個師改編為一個團，一個團還不足，改編為兩個營……”聽到這裡，戰士們心裡說不出的難過。

這時，新任團長介紹毛澤東出來講話。當時還是小戰士的譚政回憶：“人叢中走出一個又高又大的人來，頭上蓄著長久未剪的頭發，身上穿著一件老百姓的舊棉襖，腿上卻打上一雙綁腿，腳上套著一雙草鞋。他以和藹的態度、含笑的臉色，走到部隊前面，登時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來。”

毛澤東對大家說：“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后面放冷槍，這有什麼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他兩隻腳，我們也有兩隻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止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干不起來嗎……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參加革命，完全是自願。現在，願留者留，不願留者，根據路途遠近，發3至5元路費……”

講完話后，毛澤東讓部下搬來一張桌子，桌子上放著一堆大洋。一上午，隻有幾十人選擇離隊，大多數人還是心向革命。

拉不走的隊伍

“支部建在連上”到底有沒有用？在1928年8月發生的“八月失敗”中，便見了分曉。

1928年6月，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時，中共湖南省委派人給毛澤東和朱德帶來兩封信，催紅軍攻打湘南。朱德、陳毅隻得率軍出擊，結果29團全部損失，28團也搖搖欲墜。此時，28團二營營長袁崇全露出叛變跡象。

部隊攻打郴州時，袁崇全按兵不動。開會時，第一營黨代表熊壽祺根據戰士的反映，提出袁崇全有叛變嫌疑。袁崇全氣得當場就要拔槍打死熊壽祺，幸虧朱德等人及時制止才沒有釀成慘劇。熊壽祺毫不畏懼，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我們營裡的同志們反映的，不是我個人講的。”

其實，陳毅也早發現袁崇全不對勁。他曾主張將袁槍斃，但宅心仁厚的朱德沒有同意。后來，袁崇全主動向朱德表示了悔意，朱德仍派他率領先遣隊。誰知道出發不久，袁崇全就派人送信回來說：“不殺朱德、陳毅，不回來了。”

其實，袁崇全一直在尋找機會把自己手下的6個連拉走，去投靠贛南獨立七師劉士毅。二營機槍連黨代表何篤才、六連黨代表趙爾陸和四連連長粟裕等人發現，隊伍走的方向不對。天黑宿營后，一些連、排干部也紛紛向何篤才提出這個疑問，何篤才等人決定當面質問袁崇全。正在以打麻將為名跟同伙商量叛變細節的袁崇全，面對質疑顯得十分緊張，但他還是以團部有通知為名掩飾過去了。

回來的路上，何篤才等人發現所有路口都被營部換了崗哨。直覺告訴他們，袁崇全可能就要在今晚行動。於是，何篤才、粟裕等人連夜將袁崇全不能完全掌握的4個連，悄悄帶回軍部。

28團團長王爾琢跟袁崇全既是同學又是老鄉，平時關系很好。當得知袁崇全帶著兩個連的隊伍逃跑了之后，王爾琢痛心疾首，堅持要親自把他追回來。跟他一同去的人說，一進村，王爾琢便大聲喊：“我是王團長，是來接你們的！”袁崇全聽出是他的聲音，拿著槍走出屋。王爾琢讓他回去，他不回，倆人吵起來，吵著吵著，袁崇全揪住王爾琢的脖子就開了槍。王爾琢犧牲的時候年僅25歲。

28團是從南昌起義走過來的主力團，如果被袁崇全帶走四個步兵連、團部機炮連和迫擊炮連，那損失可就大了，但袁崇全最后隻將放哨的一個排騙走了。

正是因為有“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基層士兵才在最危急時刻選擇了站在黨一邊。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黨代表制度，經驗証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黨的支部書記。事實証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

支部建在連隊上，基層就有了核心。各連通過組建黨支部，積極培養發展新黨員，使黨在部隊裡迅速扎根。后來羅榮桓元帥在《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一文中總結說：“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如果不是這樣，紅軍“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隻能變成流寇”。

支部建在連上

共產黨人對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重視，可以上溯到馬克思、恩格斯時代。1848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在成立共產主義同盟時就提出，要建立一套從支部、區部、總區部到中央委員會、代表大會的組織系統，把黨連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2個月后，馬克思、恩格斯在布魯塞爾親身實踐了自己的理論，他們直接領導和參加了布魯塞爾支部和區部的組建工作，馬克思還親自擔任了支部書記一職。從此，黨組織從上至下一直深入到基層，就成為共產黨的優秀傳統。

俄國革命時期，列寧把黨組織從地方轉入了軍隊。1920年，俄共（布）中央專門頒布了《紅軍基層支部細則》，明確規定紅軍的黨組織均以連的黨支部為基本單位。基層黨組織在深入連隊后，不論部隊人數增加，還是在行軍千裡之外，黨中央的精神都可以落實到基層連隊中去。部隊的凝聚力大大加強。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蘇聯紅軍的成功經驗傳到了中國。當時，共產黨員都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人仿照蘇聯共產黨的做法，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建起了黨組織。當時，周恩來就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師黨代表。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學會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

南昌起義時，黨在起義軍中成立了最高領導機構——前敵委員會。前委會下，各軍、各師都建立黨委，在團上建立黨總支。黨總支的主要任務是“管理支部生活，執行黨的政策，監督軍人的行動”。但是，當時黨組織都設立在團一級，連隊一級沒有黨組織，黨的指示和意圖不能貫徹到每一個士兵。

后來，葉劍英將軍總結：“南昌起義的部隊當中沒有把黨支部建在連上，而是把黨支部建在團上。這樣，黨的領導就沒有達到士兵，沒有達到全部隊，所以經不起嚴重的考驗。”

“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確立后，軍隊面貌大為改變。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明確規定：“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

（黃加佳）